#中国车市[超话]#据悉，M品牌将作为独立公司运作，首款车型东风民用版猛士纯电版，预售约60-70万。在越野领域，东风在民用车市场的知名度和车型都不太多，但在军用车领域，东风还是有很强的技术积累的，如东风猛士这款车型，所以东风在纯电领域推出越野车型还是值得期待的，毕竟这块市场，目前国内还是空白的。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雕塑点缀珠江碧道，彰显滨水人文之美】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曾言：“艺术之始，雕塑为先”。在广州塔至阅江路的6.6公里长碧道上，可以观见艺术之滥觞——这里新坐落14件享誉海内外的雕塑。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近年来，海珠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建成“广州塔—阅江路”新时代驿站6个，由东至西分别是会展东、会展中心码头、新时尚、广州琶洲、财富码头、新风尚。随着驿站群一同与市民游客见面的，还有来自海珠三代雕塑家潘鹤、梁明诚、许鸿飞的雕塑作品。
这些雕塑不仅反映了中国现当代雕塑的发展脉络，体现海珠区艺术薪火生生不息，还与驿站群、碧道组成有机整体，成为构建生态、文化、幸福海珠的重要一环，点亮群众生活。
近日，记者专访两位海珠雕塑家及一位雕塑家的后人，了解他们的创作经历和对碧道雕塑的思考。
“20”后潘鹤：造物寄意，见证历史
《虎门销烟》《怒吼吧！睡狮》《得了土地》《艰苦岁月》《广州解放纪念像》《开荒牛》《和平少女》……出自潘鹤之手的7件雕塑，时间跨度从虎门销烟到改革开放，在广州琶洲·新时代驿站和新时代驿站·会展中心码头之间的碧道上一字排开，向市民游客生动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
潘鹤生卒于广州，享年95岁，70多年艺术生涯中留下数百件作品，分布在全国60余座城市。其作品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如同史诗般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正如中国美协的评语，“他始终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但不失浪漫主义形式特征，其大批为国家而作、为人民造像的经典力作，是革命岁月和改革时代的见证，为现当代雕塑史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记忆。”
经历战乱与改革，决心为时代作注
1925年，潘鹤出生于广州。从童年到少年，社会的战乱与变革给他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后来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潘鹤回忆道，自己一共经历了16场战争，看到了曾经的民不聊生，艺术成了他宣泄苦闷情感的途径。
潘鹤一开始师从岭南派画家学国画，创作了《数米犹堪充半腹》《饿殍途中剩一堆》等作品。后来，他的兴趣转移到西方油画雕塑上。随着新中国成立，国家逐渐安定繁荣，潘鹤创作出《艰苦岁月》《省港大罢工》《得了土地》等作品。
上世纪80年代，潘鹤提出“雕塑的主要出路在室外”，大力推动城市雕塑在中国的发展。如今，安放在深圳的《开荒牛》、珠海的《珠海渔女》、日本长崎的《和平少女》、北京的《怒吼吧！睡狮》等，均是他创作的大型城市雕塑作品。
然而，城市雕塑不仅是凝聚艺术家思想的实物，还受到城市规划定位的制约。潘鹤之子、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馆长潘奋对记者笑言，潘鹤尤擅“夹带私货”，即在满足城市规划和官方需求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自己的思想。比如在创作《开荒牛》时，潘鹤经过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牛”这个意象，一只前脚跪着，寓意为人民鞠躬尽瘁，后面拉着盘根错节的老树根，象征将阻碍改革开放的一切旧观念连根拔起。
兴建雕塑艺术园，打造红色教育基地
如果将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那潘鹤雕塑艺术园的建成，就是将潘鹤这分散在60余座城市的孩子重现在自己的故乡，让它们“承欢膝下”。2007年，广州市和海珠区两级财政共投入7000万元，在海珠区后滘西大街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园区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园内按照“求生存”“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求和谐”五个主题进行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位置都是我父亲当时一个个亲自确定的。兴建潘鹤雕塑艺术园时，我们就梳理发现，父亲一生所创作的这些作品正代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所以就按照这五个主题来设计。”潘奋说道。
潘奋表示，自己和父亲都在海珠区成长，这里是文化的聚宝盆，拥有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等知名学校，人才辈出，感谢政府让父亲的作品在潘鹤雕塑艺术园得到集中展示。今年年初，海珠区更是选择了7件潘鹤雕塑，矗立在碧道之上。“父亲认为，城市雕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它不像别的绘画艺术需要到博物馆、美术馆去观看，城市的公共空间就是城市雕塑的舞台，只要路过就能看见，在引导价值观、提高人文修养、彰显城市形象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海珠区一和我提出在碧道放置雕塑的建议时，我就同意了。”
潘奋还告诉记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碧道的潘鹤雕塑是开展红色教育的生动素材，引起强烈反响，甚至促成了海珠区启动“潘鹤雕塑艺术园综合提升项目”。7月1日，潘鹤雕塑艺术园改造后重新开放，园区陈列更加清晰全面地介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并新增多媒体设备，升级园区广播系统，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开放约13年的潘鹤雕塑艺术园被注入新活力。
“30”后梁明诚：中西交融，承前启后
夜幕低垂，新时代驿站·会展东灯光“啪”一下亮起，显出与白日完全不同的柔美来：建筑的光带如同缓缓流动的江水，屋面坡道上的数千盏芦苇灯点缀夜空。旁边梁明诚的《钢琴》《小提琴》雕塑，在灯光的映衬下，线条感更为强烈，与驿站一道给予人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
在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进程中，梁明诚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上世纪80年代前，梁明诚的创作风格深受潘鹤影响，两人一起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等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后，梁明诚在西方现代艺术观念影响下，开始对抽象变形雕塑语言的摸索和探讨，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中外交流转观念，写实写意两开花
1959年，20岁的梁明诚入读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由潘鹤担任他的雕塑任课老师，“他（潘鹤）对我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梁明诚直言，那时他深受潘鹤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熏陶和影响，在校期间就创作了《女生产队长》《新娘》等作品。毕业后，梁明诚从潘鹤的学生转变为潘鹤的合作伙伴，陆续合作了《广州解放纪念像》《大刀进行曲》《铜墙铁壁》等。
改革开放春风起，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打开了梁明诚的眼界。1980年-1982年，梁明诚由文化部选派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到了意大利后，我看到了流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一下子我的观念就开放了，雕塑除了写实的、红色的，还可以这样。”
于是，他将这种风格大胆运用到雕塑中，在意大利创作的《海风》被认为是他整个艺术生涯风格转变的关键节点。此后，他相继创作了《海天》《钢琴》《大提琴》等艺术作品，冲击了当时的雕塑界。
以置于新时代驿站·会展东旁的《钢琴》《大提琴》为例。梁明诚介绍，两者以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两名正在演奏的如痴如醉的音乐家，表现音乐的韵律美，“钢琴的旋律是轻松的、丰富的，因此我用线条描出钢琴和人像，摒弃钢琴本身的沉重感，显得通透高扬。大提琴的旋律则是深沉悠远，因此雕塑显得敦实和谐。”
然而，梁明诚并没有一味转向现代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风格作品并行。他认为，雕塑艺术是宽广的、不设限的，只要是好作品，群众都会喜欢。
艺术氛围海珠生，耄耋之年醉创作
如今，漫步在海珠区土华村梁明诚工作室内，每走几步就能遇见他风格不同的作品，令人大饱眼福。梁明诚表示，作为雕塑家，他的创作灵感、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区域，但海珠区毋庸置疑是养育他的地方，为他提供良好的创作氛围。
事实上，研究梁明诚的经历可以发现，他在青少年时期漂泊无定，却又在兜兜转转中与海珠联系紧密。1939年12月，梁明诚在广东省南雄县一个普通家庭呱呱坠地。1944年，南雄沦陷，年仅5岁的梁明诚与家人逃难至粤东平远县。1949年，梁明诚一家搬迁至广州，梁明诚入读位于海珠区南村路的广州市第五中学。1955年，梁明诚初中毕业后，赴湖北武昌入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附属中等美术学校（广州美术学院附中前身）。1958年，随校回广州。次年，被学院保送升入位于海珠区昌岗东路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1978年开始留校任教。退休后将工作室选址定在土华村。“我就是海珠人，10岁开始我就在海珠各条河涌游泳，这里水美景美，是养人的好地方。”82岁的梁明诚回忆道。
从垂髫至耄耋，梁明诚在海珠待了大半生。他表示，他将在工作室内尽己所能再做些雕塑。他认为雕塑是时代与艺术的交响、形体和心灵的碰撞，不论是在驿站外矗立的雕塑，还是他分布在各个城市的作品，只要路过的人看到了，有体悟，就是雕塑的全部作用。
“60”后许鸿飞：探索多元，走向世界
新时代驿站·财富码头距离广州塔并不远，平日接待大量游客。为了让游客感受快乐生活，海珠区选择在该驿站外，从西往东依次放置许鸿飞的《花城六月天》《吻》《三弹音乐》《童趣》《肥年肥舞》，逗趣的“肥女”形象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海珠形象，成了不少游客的“打卡点”。
中国雕塑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孙振华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雕塑文化从单一走向多元，一部分雕塑家开始创作或世俗或谐趣的作品，强调与大众的交流。199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许鸿飞正是这种世俗、谐趣、亲民风格的探索者。
毕业初期觉迷茫，肥女系列辟新路
许鸿飞出生于广东阳江。1990年从位于海珠区的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他有好几年找不到创作的感觉。“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广东到处是建设的热潮，我就接了许多城市雕塑来做。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大的艺术创作，后来却发现不少的城市雕塑是工程，还不是我想追求的东西。”许鸿飞说。
几年的城市雕塑经历，让许鸿飞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艺术的创作，“肥女”便是在此情况下诞生。1998年，许鸿飞在位于海珠区的工作室——石磨坊，创作出人生第一个“肥女”。一开始，许鸿飞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件作品。1999年，著名艺术家黄永玉来到许鸿飞工作室，一眼相中“肥女”，并提议许鸿飞可以做“肥女”系列。当时的许鸿飞还担心不主流，不好拿奖、评职称，但黄永玉却表示，艺术家要有自己的特点，跳出学院的套套。就是这句话，让本还踟蹰的许鸿飞下定决心。
其实，肥女人的形象并非许鸿飞首创，但如今在雕塑界，说起“肥女”，就能想到许鸿飞，这是为什么？许鸿飞将此归结为“坚持”二字。20多年来，许鸿飞坚持以“肥女”为主人公，不断丰富她（们）的形象：她（们）时而奔跑，时而骑车，时而与情人拥吻，时而与孩子玩闹，不曾改变的是她（们）身上鲜活欢乐的神态，“‘肥女’就像我们的街坊邻居、我们遇到的路人，那种肢体上的亲切感使得她（们）更加容易将快乐传递给人们。”许鸿飞表示，海珠区这次将他的五件作品放在广州塔旁碧道上，正是希望将广州的快乐和艺术传递更远。
泥巴刻刀不离手，带领作品走世界
自2013年以来，许鸿飞带着他的“肥女”从海珠奔向世界五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个人巡展42场，其作品还被古巴哈瓦那市政府、俄罗斯列宾美术馆、法国卢万河畔莫雷市政府、意大利米兰市政府等30多个机构永久收藏。许鸿飞认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讲好中国故事”。“在巡展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外国友人，在看到‘肥女’雕塑来自中国雕塑家后，不约而同大吃一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严肃死板的，无法创作幽默的雕塑。当看见这些雕塑后，他们也明白在中国生活充满了快乐幸福，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作品。”
成长于中国繁荣富强的时代，许鸿飞代表的是新一代雕塑家不拘一格、灵活多元的创作特点，但他认为“与时代同频共振”是所有雕塑家不能忘却的初心。在展现积极向上中国形象的“肥女”之外，近年来许鸿飞还创作了《白天黑夜》《山高人为峰》等“抗疫”系列作品和《不忘初心》《马克思》《西岛女民兵》等主旋律作品。如今他仍日日浸淫在海珠的工作室内，以时代进程为灵感缪斯，用泥巴和刻刀，将脑海中喷涌的灵感一一成型。
记者观察发现，经过约一年的精心打造，广州塔—阅江路碧道成为高品质的公共空间：水道、漫步道、慢跑道、骑行道、有轨电车道的“五道”贯通，让群众感受生态活力；融党群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惠民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时代驿站群的建成，让群众拥有休息休闲的舒适环境；艺术风格多元的雕塑群的矗立，美化和装点了城市，丰富群众的视觉和精神享受……
实际上，广州塔—阅江路碧道的精心打造只是海珠区谋划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塑造更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复合功能和文化魅力的开端。记者了解到，海珠区将聚焦打造世界一流滨水活力区的目标，按照优于5A级景区的标准打造广州塔景区品牌，努力建设成为世界级滨水城市客厅；在珠江沿岸29.2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推进12个贯通提升单元建设，串珠成链打造高端产业带、科技创新带、历史文化带、都市景观带、滨江休闲带、公共服务带，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人文效益相统一；在沿江空间按照公共活动空间、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的梯次布局，把最好的岸线资源留给市民，打造幸福海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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