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鉴评】漫谈西周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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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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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器的发展进程与人类社会同步。从远古到近现代，人类社会是在不断进步发展的，这种进步也同时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趋于完善，西周玉器的发展比商代玉器更完美。引领玉器在西周进一步走向完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发动了“武王革命”，推翻殷纣王的残暴统治，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直到幽王，共传11世12王，历时260多年。因镐京在洛邑的西面，故称西周。
西周玉器在两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渐趋完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周从商代那里获得大批奴隶玉匠及玉器，为西周玉器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玉器有一部分是继承先周传统，但从商朝那里获得了大批商代手工业奴隶及大量商代玉器，其中不乏琢玉名匠。鉴于淫酒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代社会实行禁酒令，对饮酒者格杀勿论，唯对手工业奴隶违禁者免除。据文献记载，周武王俘商旧玉共“亿有百万”，清代学者校为“一万四千”，均可说明周从商获得的玉器数量是相当多的。西周皇室获得商代旧玉，亦为西周玉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也说明了早周玉器接近晚商玉器风格的原因。
在西周手工业方面，设立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西周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西周开始。《考工记》载，西周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西周不仅皇室有琢玉工场，连分封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玉作业。各地玉器的广泛琢制，共同繁荣了西周玉器。
西周既有专门的琢玉工场，也有专门的管理用玉的机构及官员。这些机构的设立，使西周玉器制作更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周礼》规定，“玉府”是西周直接为王权政治服务的专职管玉、用玉机构，隶属于天官，是天官的一个下属机构，内有各种官员78人，其中还有明确分工。“玉府”的管理范围相当广，仅管理的玉器就有礼器、瑞器、丧葬器、服饰器和符节器等。
西周另一个主管玉器的机构是“典瑞”，隶属于春官，专门管理瑞玉和礼仪玉。按《周礼》记载，“典瑞”中有17个管玉人员，他们负责王公大臣所执的瑞玉及礼仪玉的保管、提用、发放等。“典瑞”与“玉府”的区别，在于它们分管的玉器属于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当时两者有明确的分工，即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货贿之玉“玉府”掌之。
西周玉器趋于完善的另一个因素，是君臣的道德品行开始与和田玉联系在一起，加速了西周用玉制度的完善。据《竹书纪年》载，周穆王于公元前998年，曾至产和田玉的昆仑山。又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到昆仑山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车，戴玉万只。明高濂《遵生八笺》记载“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西周和田玉的采掘和用玉的广泛，使人们把和田玉当作修身的标准和个人的品德象征，成为一种具有社会道德含义的特殊物品，为东周玉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及及卿士，权力、土地和人民一级一级分配到这些统治者手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等级制度更加森严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西周实行分封制和宗法制，普天之下的土地和臣民，都归在周天子的名下。周武王逝世后，商代遗民曾发动叛乱，武王之弟周公大举东征，灭了50多个小国，征服了商朝在东方的残余势力，西周的势力扩张到整个黄河流域。为了便于巩固周朝的统治，加强管理，也为了权力利益的分配，周公将新征服的土地与人民分封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即所谓“授民与授疆土”。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儿子们和其他同姓的人多受封为大小诸侯，封地在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湖北等省境内。据古史记载，周公共封了71个诸侯，此外还有许多小国被西周征服，以附属国的名义服从西周的命令并向周王纳贡赋。西周的宗法制度确立了长子的继承权。在西周，贵族的政治地位和财产由嫡出的长子继承。已经继承父亲政治地位和财产的长子称为宗子。周王是天下的宗子，诸侯是一国的宗子，大夫是一家的宗子。
西周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度，对西周的玉器制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对玉器采取强有力的管理措施外，还对玉器的使用等级等作出了严格的规定。
西周由于分封制需要，对玉器进一步加以调整，使之系列化和规范化，正如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云：“既联合璧琮冲牙组为杂佩，复抽绎玉之属性，赋予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比玉之尺寸，赋以等级思想而政治化;分别上下四方，赋以五行思想而迷信化。”
由于分封制度的需要，周代的用玉制度在《周礼》中规定得很明确。按当时制度，王、公、侯、伯、子、男用圭、璧“六瑞”玉器。王、公、侯、伯、子、男所执的玉圭、玉璧，依爵位的高低而有别，名称不同，大小不同，形式不同，等级森严。
物随人贵。周代镇圭、桓圭、信圭、躬圭，代表君臣之间不同的等级，其玉圭实物的等级之差，除名称不同外，还表现在尺寸大小上。《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可能是五寸之误），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
（节选）
【关注商业价值】
要素3 关注公司的未来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芝加哥埃里尔基准资本管理公司的总裁约翰·罗杰斯说："巴菲特常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
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预期中的现金收入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正被低价出售的公司。华尔街(即市场)常常在巴菲特介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注商业价值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能有意识地辨别出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巴菲特不会像有些投资者那么冲动,他会全神贯注于商业价值的三个方面。
（1）首先是公司必须简单且易于理解；
（2）公司必须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
（3）公司必须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巴菲特在考虑投资时,与其说他在购买股票,不如说他是在购买公司。因为他会彻底地了解他将要投资的公司。巴菲特从来不相信市场理论、宏观经济概念以及扇形趋势这类学院派的做法。他作投资决策的唯一基础就是商业运作状况。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是出于肤浅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商业基础,那么他们一旦遇到麻烦很可能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自从巴菲特投身于股市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拥有了大量的、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由他自己亲自控制；还有一些公司,他仅仅是拥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但是,不论哪个公司,他都非常关心公司的商业价值。就如他了解伯克希尔所有持股公司的利润、费用支出、现金流、劳动关系、价格波动以及资金分配等情况一样。
巴菲特能够这样深入地了解伯克希尔下属公司的情况,是因为他有意把自己的投资限制于那些他在财务上易于理解的公司。他的投资逻辑是强制性的：如果你在自己并不了解的行业内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公司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投资。
华尔街评论巴菲特的自我投资限制时说："这使得他不能涉足潜力最大的行业,从而失去许多有利的投资机会。"巴菲特对此的回应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并不是你懂得多少,而在于你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即只要投资者能避免犯大的投资错误,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他认为,取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成绩,并不需要你整天在股市里进进出出,只要把投资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或者说只要能把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做得格外好,你就一定能实现理想的收益。
例如喜诗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巧克力企业,也是巴菲特收购的第一家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巴菲特这次收购的巨大成功是他从购买"雪茄烟蒂"式的便宜企业转向投资于优秀企业的开始。
巴菲特经常以喜诗巧克力作为企业经济特许权的例子。"假设你跑到一家商店打算买一块喜诗巧克力来满足一下口腹之娱,可是那的售货员却告诉你喜诗的好时巧克力刚好卖完了,她热情地推荐一种无品牌的巧克力给你,而你,作为喜诗的忠实发烧友,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宁愿再步行穿越一条街,也一定要买到喜诗巧克力……。或者也可以这样假设,同样是巧克力,喜诗要比其他品牌的巧克力贵上5美分,但你仍愿意买喜诗的话,这就意味着喜诗有着价值很高的经济特许权。"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3年的年报中以收购喜诗糖果公司为例,对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的巨大商业价值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喜诗糖果正好代表了巴菲特寻找的优秀企业典范：对有形资本需要很小、惊人的无形资产(商业价值)、拥有强大的经济特许权、较强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说："相对来说,在1972年只有很少几家企业预计会像喜诗那样持续保持25％的有形资产净值税后收益率,而且是在保守的会计政策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存货、应收账款或固定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等因素产生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其根本原因是无形资产,也就是品牌的力量。特别是消费者在与产品和雇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次愉快体验,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这种声誉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特许权,它使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售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消费者特许权是商业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他来源包括不受利润管制影响的政府特许权(例如电视台)以及在一个行业中持续保持低成本生产者的地位。"
1982年,喜诗公司仅凭大约2 0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1 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种业绩表明,事实上公司具有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会计商誉的原始总成本。换言之,在会计商誉从收购之时起就有规律地减少的同时,商业价值则以不规律但却非常坚实的步伐在前进。当然,喜诗公司的商业价值有可能消失殆尽,但它不会在平稳的消耗中缩水。更有可能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即使按名义美元来衡量,这种价值也将不断增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因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义价值会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任何一家需要具有一些有形资产净值进行经营的无财务杠杆的企业都肯定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只不过对有形资产需求小的公司受的损害最小。
在谈到收购一家企业时,巴菲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每一位投资人深思："无论如何,企业的买家还要看看卖家准备好的收购前景预测,这一现象始终让我困惑不解。查理和我从未看过它们一眼,相反却谨记'一匹病马'的故事。
"在看兽医的时候,病马的主人说：'您能帮助我吗？我的马有时勉强能走,但有时却一瘸一拐。'兽医的回答是：'没问题--在它勉强能走的时候,卖了它。'
"在伯克希尔,我们在对所收购的公司进行预测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也面对一个固有的问题,即企业的卖家对企业的了解远胜于买家,而且可以挑选出售的时机--通常可能是在公司'勉强能走'的时候。
"即使这样,我们也有一些优势,也许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战略规划。因此,我们感觉没有必要朝一个制订好的方向(一个几乎肯定导致愚蠢收购价格的航向)前进,而是可以简单地决定什么对我们的所有者来说更有意义。"
谈到企业的商业价值,巴菲特非常自豪地认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内在价值大大超过其账面价值",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
（1）标准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的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在我们的账簿上以市场价值表示,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
1983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场价值超过账面记录的价值达到税前7 000万美元,或者约税后5 000万美元。这部分超额属于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但不计入账面价值的计算。
（2）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几家企业的经济商誉远大于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在账面价值中反映出来的会计商誉。
在公司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方面,巴菲特不仅回避那些复杂的公司,还决不购买那些正处于困难时期、面临难题的公司,或那些因为从前的计划无法得到顺利实施而进行根本性转变的公司。巴菲特认为,不断转向的公司很少能获得长期的成功。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投资经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生产同种产品,或提供同项服务的公司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而对公司业务进行大的变动常常会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
"公司巨变和超额回报通常不会同时发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会把巴菲特的这句话当做耳边风,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有时候,投资者们深受迅速变化的行业的吸引,争相投资那些还处于重组过程中的公司。巴菲特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些投资者都对"这些股票明天将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想法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清公司的现状。
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资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首先得确定该公司是特许企业,还是一家普通的商品公司。在他看来：与其以便宜的价格投资面临困难的公司,不如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运营良好的公司。他承认,"我和查理还没学会怎样解决公司的难题,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难题。"
巴菲特会把经济社会中的特许企业和众多的商品公司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那些商品公司大部分并不值得购买。他把特许企业定义为：这种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首先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第二,其产品或服务没有类似的替代品；最后是其产品或服务不受控制。这些特点使得特许企业可以定期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必担心丢失市场份额,影响销售量。一家特许企业甚至会在市场中需求平稳,在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完全满足时提高价格。可以说,价格弹性是特许企业的根本特征,这保证了特许企业能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资金收益。除此之外,特许企业还拥有更多的经济信誉,所以能承受得了通货膨胀的冲击。
而一家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商品公司通常都是低回报公司,因为一家商品公司要获得利润,只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唯一的方法是降低成本,使自身成为一个低成本公司。这种竞争会严重减少其利润边际。在其他时间,商品公司要想获得利润,也只有在供应紧缩时期才会有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时期是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的现代社会是难得一现的。巴菲特认为,商品公司要想长期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是"供应紧缩年份"与"供应充足年份"之比。同样,这个比率通常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分析完公司的经济特点之后,巴菲特会进一步研究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即判断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弱点。巴菲特说："我所喜欢的,是公司在一个领域里有竞争实力,在这个领域内我理解这家公司,并且相信它会继续保持这种竞争实力。"
投资者在有特许权的企业中,可以经常发现巴菲特所说的这种竞争实力。巴菲特认为,特许权公司一定不能缺少的一种竞争实力就是公司可以随意提高价格并获得高资金回报率的能力；另外一种是公司在经济混乱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一直经营的能力。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在经营一家拥有特许权的公司时犯了决策性的错误,那么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企业仍然可以凭借特许权的优势而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回报。理由是："特许企业可以承受住经营失误。不称职的经理可能会减少这家企业的利润,但是不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损害。"
但是,特许企业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价值不能长久。特许企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企业,随之而来的竞争在所难免。替代产品很快会被生产出来,产品间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在竞争时期,特许企业会逐渐蜕化成巴菲特所说的"虚弱的特许企业",最后,这家曾一度辉煌的特许企业就会慢慢地演变成一家商品公司。
从中,巴菲特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企业间竞争、兼并的演变,出色管理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成指数级增长。一家特许企业在管理不称职的时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一家商品公司却不能。
要素3 关注公司的未来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是有意识地去辨别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能不能在今后25年里继续保持成功。芝加哥埃里尔基准资本管理公司的总裁约翰·罗杰斯说："巴菲特常常说,要透过窗户向前看,不能看后视镜。"
预测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办法是计算公司预期中的现金收入在今天值多少钱。这是巴菲特评估公司内在价值的办法。然后他会寻找那些严重偏离这一价值、正被低价出售的公司。华尔街(即市场)常常在巴菲特介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注商业价值
人们把巴菲特称为"奥马哈的先知",因为巴菲特总能有意识地辨别出公司是否有好的发展前途。巴菲特不会像有些投资者那么冲动,他会全神贯注于商业价值的三个方面。
（1）首先是公司必须简单且易于理解；
（2）公司必须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
（3）公司必须有良好的长期发展前景。
巴菲特在考虑投资时,与其说他在购买股票,不如说他是在购买公司。因为他会彻底地了解他将要投资的公司。巴菲特从来不相信市场理论、宏观经济概念以及扇形趋势这类学院派的做法。他作投资决策的唯一基础就是商业运作状况。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者进行股票投资是出于肤浅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商业基础,那么他们一旦遇到麻烦很可能会损失大笔的金钱。
自从巴菲特投身于股市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拥有了大量的、涉及许多不同行业的公司。其中一些公司由他自己亲自控制；还有一些公司,他仅仅是拥有少数股份的股东。但是,不论哪个公司,他都非常关心公司的商业价值。就如他了解伯克希尔所有持股公司的利润、费用支出、现金流、劳动关系、价格波动以及资金分配等情况一样。
巴菲特能够这样深入地了解伯克希尔下属公司的情况,是因为他有意把自己的投资限制于那些他在财务上易于理解的公司。他的投资逻辑是强制性的：如果你在自己并不了解的行业内拥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不可能正确地解释公司的发展、作出明智的投资决策。他始终坚持的原则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投资。
华尔街评论巴菲特的自我投资限制时说："这使得他不能涉足潜力最大的行业,从而失去许多有利的投资机会。"巴菲特对此的回应是--投资成功的关键在于：并不是你懂得多少,而在于你正确地认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即只要投资者能避免犯大的投资错误,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他认为,取得高于一般水平的成绩,并不需要你整天在股市里进进出出,只要把投资中最简单最基本的事情做好了,或者说只要能把投资这种简单的事情做得格外好,你就一定能实现理想的收益。
例如喜诗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巧克力企业,也是巴菲特收购的第一家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企业,巴菲特这次收购的巨大成功是他从购买"雪茄烟蒂"式的便宜企业转向投资于优秀企业的开始。
巴菲特经常以喜诗巧克力作为企业经济特许权的例子。"假设你跑到一家商店打算买一块喜诗巧克力来满足一下口腹之娱,可是那的售货员却告诉你喜诗的好时巧克力刚好卖完了,她热情地推荐一种无品牌的巧克力给你,而你,作为喜诗的忠实发烧友,二话不说,掉头就走,宁愿再步行穿越一条街,也一定要买到喜诗巧克力……。或者也可以这样假设,同样是巧克力,喜诗要比其他品牌的巧克力贵上5美分,但你仍愿意买喜诗的话,这就意味着喜诗有着价值很高的经济特许权。"
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1983年的年报中以收购喜诗糖果公司为例,对具有持续竞争优势企业的巨大商业价值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喜诗糖果正好代表了巴菲特寻找的优秀企业典范：对有形资本需要很小、惊人的无形资产(商业价值)、拥有强大的经济特许权、较强的盈利能力。
巴菲特说："相对来说,在1972年只有很少几家企业预计会像喜诗那样持续保持25％的有形资产净值税后收益率,而且是在保守的会计政策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存货、应收账款或固定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等因素产生如此之高的超额回报率,其根本原因是无形资产,也就是品牌的力量。特别是消费者在与产品和雇员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无数次愉快体验,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这种声誉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特许权,它使产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售价的主要决定因素。消费者特许权是商业价值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他来源包括不受利润管制影响的政府特许权(例如电视台)以及在一个行业中持续保持低成本生产者的地位。"
1982年,喜诗公司仅凭大约2 0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1 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种业绩表明,事实上公司具有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会计商誉的原始总成本。换言之,在会计商誉从收购之时起就有规律地减少的同时,商业价值则以不规律但却非常坚实的步伐在前进。当然,喜诗公司的商业价值有可能消失殆尽,但它不会在平稳的消耗中缩水。更有可能的是,由于通货膨胀,即使按名义美元来衡量,这种价值也将不断增加。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因为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义价值会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任何一家需要具有一些有形资产净值进行经营的无财务杠杆的企业都肯定受到通货膨胀的损害,只不过对有形资产需求小的公司受的损害最小。
在谈到收购一家企业时,巴菲特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值得每一位投资人深思："无论如何,企业的买家还要看看卖家准备好的收购前景预测,这一现象始终让我困惑不解。查理和我从未看过它们一眼,相反却谨记'一匹病马'的故事。
"在看兽医的时候,病马的主人说：'您能帮助我吗？我的马有时勉强能走,但有时却一瘸一拐。'兽医的回答是：'没问题--在它勉强能走的时候,卖了它。'
"在伯克希尔,我们在对所收购的公司进行预测时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就像他们一样,我们也面对一个固有的问题,即企业的卖家对企业的了解远胜于买家,而且可以挑选出售的时机--通常可能是在公司'勉强能走'的时候。
"即使这样,我们也有一些优势,也许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没有一个战略规划。因此,我们感觉没有必要朝一个制订好的方向(一个几乎肯定导致愚蠢收购价格的航向)前进,而是可以简单地决定什么对我们的所有者来说更有意义。"
谈到企业的商业价值,巴菲特非常自豪地认为他领导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内在价值大大超过其账面价值",并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
（1）标准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的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在我们的账簿上以市场价值表示,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
1983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场价值超过账面记录的价值达到税前7 000万美元,或者约税后5 000万美元。这部分超额属于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但不计入账面价值的计算。
（2）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几家企业的经济商誉远大于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在账面价值中反映出来的会计商誉。
在公司保持一贯的经营方针方面,巴菲特不仅回避那些复杂的公司,还决不购买那些正处于困难时期、面临难题的公司,或那些因为从前的计划无法得到顺利实施而进行根本性转变的公司。巴菲特认为,不断转向的公司很少能获得长期的成功。他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投资经验得出结论：只有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生产同种产品,或提供同项服务的公司才能获得最好的回报。而对公司业务进行大的变动常常会增加犯错误的可能性。
"公司巨变和超额回报通常不会同时发生。"但是,大多数投资者会把巴菲特的这句话当做耳边风,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有时候,投资者们深受迅速变化的行业的吸引,争相投资那些还处于重组过程中的公司。巴菲特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些投资者都对"这些股票明天将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想法深信不疑,以至于看不清公司的现状。
巴菲特一再提醒投资者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首先得确定该公司是特许企业,还是一家普通的商品公司。在他看来：与其以便宜的价格投资面临困难的公司,不如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运营良好的公司。他承认,"我和查理还没学会怎样解决公司的难题,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难题。"
巴菲特会把经济社会中的特许企业和众多的商品公司严格区分开来,并认为那些商品公司大部分并不值得购买。他把特许企业定义为：这种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首先是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第二,其产品或服务没有类似的替代品；最后是其产品或服务不受控制。这些特点使得特许企业可以定期提高其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必担心丢失市场份额,影响销售量。一家特许企业甚至会在市场中需求平稳,在生产能力尚未得到完全满足时提高价格。可以说,价格弹性是特许企业的根本特征,这保证了特许企业能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资金收益。除此之外,特许企业还拥有更多的经济信誉,所以能承受得了通货膨胀的冲击。
而一家商品公司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与其竞争对手所提供的内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商品公司通常都是低回报公司,因为一家商品公司要获得利润,只能在价格上进行竞争,唯一的方法是降低成本,使自身成为一个低成本公司。这种竞争会严重减少其利润边际。在其他时间,商品公司要想获得利润,也只有在供应紧缩时期才会有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时期是物质产品越来越丰富的现代社会是难得一现的。巴菲特认为,商品公司要想长期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是"供应紧缩年份"与"供应充足年份"之比。同样,这个比率通常很难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分析完公司的经济特点之后,巴菲特会进一步研究公司的长期发展前景的问题,即判断公司的竞争实力和弱点。巴菲特说："我所喜欢的,是公司在一个领域里有竞争实力,在这个领域内我理解这家公司,并且相信它会继续保持这种竞争实力。"
投资者在有特许权的企业中,可以经常发现巴菲特所说的这种竞争实力。巴菲特认为,特许权公司一定不能缺少的一种竞争实力就是公司可以随意提高价格并获得高资金回报率的能力；另外一种是公司在经济混乱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一直经营的能力。在巴菲特看来,如果你在经营一家拥有特许权的公司时犯了决策性的错误,那么也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企业仍然可以凭借特许权的优势而获得高于一般水平的回报。理由是："特许企业可以承受住经营失误。不称职的经理可能会减少这家企业的利润,但是不会给企业带来致命的损害。"
但是,特许企业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它们的价值不能长久。特许企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会吸引其他企业,随之而来的竞争在所难免。替代产品很快会被生产出来,产品间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在竞争时期,特许企业会逐渐蜕化成巴菲特所说的"虚弱的特许企业",最后,这家曾一度辉煌的特许企业就会慢慢地演变成一家商品公司。
从中,巴菲特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随着企业间竞争、兼并的演变,出色管理的价值和重要性也成指数级增长。一家特许企业在管理不称职的时候仍然可以生存下去,而一家商品公司却不能。
【党史上的今天—10月2日】1890年10月2日 中共创始人之一李达诞生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
“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 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1949年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
1949年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同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广东战役开始
1949年10月2日，广东战役开始。
进军广东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广东人民地方武装配合下，以一部分兵力由和平、龙川沿东江向广州以南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力由桂东、南雄、信丰沿粤汉铁路两侧南进，先后攻克曲江、英德等城，歼敌一部，14日解放广州。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
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战役至29日结束。共歼敌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2000多人，除沿海岛屿及雷州半岛外，广东全境解放。
1952年10月2日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征求斯大林意见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作了说明。其要点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居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预计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公私经济比重中私人工业将不到10%，而且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成品。到那时，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收归国家经营。至于国有化的时机及具体方式，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准备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估计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这封信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会上，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表示赞成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建议。结论指出：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的一面。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六）互助合作。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征购、搞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他还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1964年10月2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
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
《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完成的。
《东方红》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
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4年10月2日 邓小平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
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指出：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199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0月2日生。
“五四”运动时期在日本留学开始撰写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与欧洲工人运动的文章。1920年8月归国在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
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
1922年底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后在湖南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1926年出版哲学著作《现代社会学》。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担任教授，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1929年出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35年出版《经济学大纲》， 1937年出版《社会学大纲》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推选为第一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著述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和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1958年曾同毛泽东就主观能动性问题发生争论，直言批评大跃进中的唯心论，对六十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于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攻击、诬陷，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达的冤案得到昭雪。
1949年10月2日 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
1949年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中国外长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同日，苏联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3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并互派大使。
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1月，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至1951年底，新中国与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瑞典、丹麦、瑞士、列支敦士登、芬兰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0月2日 广东战役开始
1949年10月2日，广东战役开始。
进军广东的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在广东人民地方武装配合下，以一部分兵力由和平、龙川沿东江向广州以南进攻，解放了东江两岸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主力由桂东、南雄、信丰沿粤汉铁路两侧南进，先后攻克曲江、英德等城，歼敌一部，14日解放广州。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
第四兵团分路穷追，将逃敌围歼于阳江、阳春地区。潮州、汕头之敌由海上逃跑。战役至29日结束。共歼敌两个兵团及其他残部62000多人，除沿海岛屿及雷州半岛外，广东全境解放。
1952年10月2日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征求斯大林意见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向斯大林征求意见。
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作了说明。其要点是：在中国现实的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已经占居明显的优势，这是中国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预计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在公私经济比重中私人工业将不到10%，而且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成品。到那时，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收归国家经营。至于国有化的时机及具体方式，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准备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估计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时间可能需要更长。
这封信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中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195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195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国家与商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会上，邓小平建议将农业税秋征推迟一个月，征与购同时进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表示赞成陈云的报告和邓小平的建议。结论指出：农民有自发性、盲目性的一面。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们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有两个翅膀，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一）小农经济。（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六）互助合作。我国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第六条。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关于配售问题。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征购、搞私商、统一管理势在必行，配售问题看来也势在必行。他还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
1964年10月2日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
1964年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3500多名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参加演出。
《东方红》是在周恩来的倡议和指导下，集中了全国音乐、舞蹈、诗歌、美术等各方面著名艺术家的智慧集体创作完成的。
《东方红》是一首高昂激越的中国革命颂歌。它以史诗般的宏伟风格和波澜壮阔的音乐舞蹈场面，生动形象地概括和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程，开创了歌唱、舞蹈和戏剧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歌舞表演的新形式、新道路。
1965年10月，《东方红》由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成彩色宽银幕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84年10月2日 邓小平希望海外亲人和朋友提供更多的知识和劳动
1984年10月2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国庆活动的杨振宁等六十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时谈到城市改革问题指出：不久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城市改革。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改革是很迫切的。因为农村政策见效，农民好起来了，如果城市不进行改革，就会妨碍农村继续前进，城市也满足不了占我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需要。城市改革要有更大的勇气。农村改革说明，城市改革不但必要，而且相信会成功。这就可以保证我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目标。
1993年10月2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1993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用公费变相出国(境)旅游的通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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