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和第二个特点弥补了酥梨风味的不足，第三个特点则拉长了砀山产区梨的销售期，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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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代：一颗砀山梨背后的产业竞争格局，砀山水果如何突围】就像一条大河，砀山的水果产业总能在竞争的落差中找到奔流的动能。
　　166年前黄河改道北徙，在砀山县境内留下一条46.6公里的废河道。黄河流经砀山期间，有记载的决口和泛滥多达五十余次。
　　黄河走了，结束了长期洪涝灾害，留下了漫天黄沙，“张嘴沙打牙，庄稼被打瞎”。在这片270平方公里的独特沙土地上，诞生了世界最大的梨园和著名的砀山水果产业。
　　第一次产业红利
　　砀山酥梨大发展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为了治理风沙，砀山动员全县在黄河故道载种耐盐碱、耐旱涝的梨树。几年后，黄河故道上游170公里的兰考县，也是为了治沙，焦裕禄选择了速生的泡桐。当年的选择，为兰考留下了一座绿色银行。
　　焦裕禄去世几十年后，桐木成材。兰考木匠将泡桐木制成灶台风箱，贩卖到上海。老师傅发现桐木声音通透、传导性不错，加上抗腐耐热、不易变形，于是便找到兰考当地木匠制作音板。
　　生长在兰考沙土中的泡桐，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成就了质地疏密适度、纹理天然美观等特点。现在兰考制作的乐器，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地。近期网上爆火的山东曹县，出口到日本的棺材，用的也是兰考的泡桐。
　　相比兰考泡桐，砀山酥梨成名更早，已有两千多年栽培史。明万历、清乾隆时还被列为贡品。
　　“砀山酥梨最大的特点，就是历经多年，它还是它。”砀山县副县长陈新启介绍，两千多年中历经各种灾害，每次都可能导致品种进化或退化，但其酥脆浓甜的特征，被稳定地保留下来。
　　“酥脆浓甜”，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非常稀缺，全国水果商人汇集砀山抢梨，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地头收购价每斤接近2元，一亩梨园就是一个万元户。
　　尾随水果商人到来的是各地的梨苗商人，他们把砀山酥梨引种到了江苏、陕西、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新疆等地。到2004年，除砀山本地有50万亩连片种植的砀山酥梨外，全国各地引种面积近500万亩，几乎占到当时全国梨树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加之砀山酥梨丰产的特性，其产量更是占到全国梨产量的48％。
　　产量的激增让产品的势能快速耗散，2003年和2004年，产地批发价降到了90年代的五分之一。
　　砀山必须找到新的竞争落差。
　　第二次产业升级
　　第一次砀山水果产业红利，是有和无的竞争。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水果市场从供给短缺向供给过剩转变，很难再出现一个爆品通吃的机会。第二次产业升级，应该比什么?
　　砀山县政府于2001年制定了“4111”计划，三年后又修订为“3211”计划，即保留优质砀山酥梨30万亩，通过高接换头发展优质新品种及加工品种20万亩，发展优质黄桃等杂果10万亩，更新苹果新品种，稳定面积10万亩。
　　“高接换头”是果树的一种快速迭代技术，保留原来果树，在树冠部位换接其他品种。好处是能节省从树苗到成年的时间，代价是无法改变树型、树间距，从而给第三次产业升级埋下了伏笔。
　　砍结果的树，嫁接新树苗，是一次巨大的冒险。谁也不敢保证新产品一定成功，果农动力不足，有人喊出了“不换思想就换头”的口号，鼓励把酥梨的头换成黄冠梨和翠玉梨的头。
　　黄冠梨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于1977年以雪花梨为母本、日本砂梨“新世纪”为父本杂交培育而成。黄冠梨有三个特点最让当时砀山水果产业的决策者心动，第一残渣少，第二酸甜适口，第三成熟时间早，比酥梨早了一个月。
　　第一和第二个特点弥补了酥梨风味的不足，第三个特点则拉长了砀山产区梨的销售期，避免集中上市。
　　除了河北黄冠梨，还从山东引进了日韩梨和其它国内外较先进的梨、苹果等名特优新果树16种，品种上百个。
　　梨的品种多了，总产量还要降下来，替代梨的产品是黄桃。目前砀山是世界第三大黄桃产区，种植面积15万亩，年产30万吨。
　　黄桃最常见的吃法是做成罐头，特别在西北省份，黄桃罐头是很多人童年的小确幸。西北人更偏爱黄桃罐头的味道吗?
　　砀山虹桥食品公司负责人徐奥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砀山本地水果罐头厂，早期并不做水果罐头，而是蔬菜罐头，西北和东北冬季缺少蔬菜，是罐头的主要销售地。吃菜难解决后，工厂更新产品，黄桃罐头取代蔬菜罐头，在成熟渠道的北方市场继续销售。
　　稳定的供给和成熟的销售渠道，才催生出了特定区域的口味偏好。
　　罐头把砀山的水果产业从农业升级到了工业，不仅消化了非商品果，还提高了产品附加值。2020年全县水果加工产值190亿元, 黄桃罐头产量国内第一。
　　控产量，引进新品种，调整种植结构，发展水果加工业，一套组合拳，砀山水果产业完成第二次升级。
　　第三次产业竞争
　　第三次升级最难，因为正在进行中。
　　很难说，第三次产业升级始于何时，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电商入场后，传统水果销售中的一些旧壁垒被推平，取而代之，新的规则建立起来。
　　第一个被打破的旧壁垒是靠信息差赚钱。
　　水果商人纪宗文经营皖北最大的冷库已11年，滚动投资8000万元，建成2万吨库。各地水果商人把收购的果子存放在冷库中，等待最好的销售时机。2017年，纪宗文和妹妹纪盼在拼多多开店，做起了电商。
　　“以前给各地供货，报价都不一样，南京的价格和上海的肯定不一样。”纪宗文说，经过层层中间商，消费者在每一个水果摊上买的价格也不一样。
　　电商入局后，价格透明，中间商很难再靠信息不对称赚钱。
　　第二个被打破的是品类壁垒。砀山的水果不仅要与其它产区水果竞争，甚至还要和全世界优势产区的水果竞争。
　　砀山不仅要和河北、山东的梨产区竞争，全国1400万亩的梨，还要和3000万亩的苹果，3700万亩的柑橘，2200万亩的西瓜，1300万亩的桃，1000万亩的葡萄等大宗水果竞争。
　　近年来拼多多上不断出现新品爆款水果，会理软籽石榴，丹东99草莓，四川爱媛果冻橙，福建涫溪蜜柚，云南石林人参果，这些水果单价高，抢走了一大批爱尝鲜的年轻人。进口的智利车厘子、新西兰猕猴桃、泰国榴莲、越南芒果等水果，给消费者提供了来自全世界的选择。
　　世界变平了，竞争再次升级。
　　竞争不再是某几个批发商之间的博弈，而是产区和产区间的比赛。一颗小小的水果，越来越成为从育种、标准化种植、现代产业链、销售通道、快速获取市场信息、准确决策到打造品牌的全方位比拼。
　　2019年砀山县政府选择3000亩集中连片优质梨园，建设集“智能化管理、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农旅相结合”为一体的“一号梨园”，代表了砀山梨种植的最高水平。
　　一号梨园使用了大量传感器、自动杀虫装置、水肥一体化等设施，砀山县梨树研究中心主任田娟希望这个高标准梨园不仅用于示范，还要解决普通梨农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此开设了辅导班，免费向种植户介绍标准化生产。
　　然而梨农年纪偏大，很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对设施投入的账算不清，加上梨树历史悠久，很难改变树型、树间距，机械化潜力有限。
　　砀山的黄桃罐头产业也面临类似问题。徐奥自2015年接手家族罐头厂后，每年都改造生产线，但挖桃核只能靠双手，占用全厂40％的工人。招人成了徐奥的一件大事。
　　另一家1.5万吨的玄庙镇冷链物流产业园里的水果，30％的量走线上，“其中99％通过拼多多销售”，冷库负责人蒋松林计划今年再扩建5000吨厂房。除了这两家规模最大的冷库，砀山还建设了140多座中小型冷库，总容量20万吨。冷库能把砀山梨的销售周期拉长三个月。
　　砀山水果产业的参与者，正用各自的方式加入第三次产业升级，寻找或制造新的“竞争落差”。
　　新的变量
　　在第三次产业升级中，电商是一个新增重要变量。
　　砀山重视发展农产品电商，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电商销售额从2015年的10.4亿元，增长为2020年的60亿元，年均增长率41.7％。目前有十多万人从事电商、物流、包材相关产业。
　　除了能看到的拓阔销路，增加就业，拼多多还以产业安全阀的功能，更深入地参与到了砀山水果产业的机理中。
　　纪宗文和妹妹纪盼合理利用线上可以快速大量走货的特点，发明了新的商业模式，为冷库客户提供“仓储+垫资+代销”服务。
　　商家缺乏资金收购水果，纪宗文提供1∶1垫资，商家把收购的水果存在冷库，纪宗文收取冷藏费。如果行情好，商家出货获利，皆大欢喜。如果行情不好，纪宗文可以通过自己的拼多多店铺快速出货，按止损价“平仓”。
　　通过这种创新，纪宗文为十几个合作商家，既提供了贷款又规避了风险。
　　徐奥创新了另一种模式，他为代工的贴牌商提供“代工+兜底销售”服务，让合作伙伴放心下单，如果行情不好，他用自己的拼多多网店帮客户销售，快速回款。徐奥得到代工费，还能让生产线稳定开机，保持最大产能，降低了生产边际成本。
　　通过电商，徐奥还能更敏锐感知市场变化。年轻人误解水果罐头有防腐剂，不爱买，他就开发新品，发现酸奶西米露水果罐头卖得不错，立即上新品，现在销售额已超过了传统水果罐头。
　　拼多多自2019年推出新品牌计划，帮助有产品能力的代工厂了解目标消费群体，给出产品建议，帮助中国制造业建立自己的品牌。截至2020年，已有1500余家企业参与定制化生产，产生4000多款定制化产品、4.6亿笔定制化订单。
　　2019年砀山在建设一号梨园的同时，还申请了商标，却发现已被河北的一家企业注册，无奈改为“梨园一号”。“坐高铁有可能看到我们的广告，‘梨，还是砀山的好’。”砀山县农业局副局长曹爱平希望砀山水果不仅要做响区域公共品牌，还要打造几个著名的企业品牌，但这件事政府只能帮忙，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家。
　　43岁的退伍军人王小辉经营的“吾家吾村”拼多多店铺，去年卖出了6000万元砀山水果，今年目标是1个亿。王小辉的策略是严控发货品质，自建发货标准，对果形、成熟度、颜色、大小都有要求，希望在线上建立自己的品牌。
　　截至2021年3月底，在拼多多上，已有2645款农(副)产品销量超过10万+，越来越多的产区利用“新农具”找到竞争落差。
　　“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全球领先，农产品上行是所有电商中最困难的。平台与商家长期合作，形成了很好的产业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华认为，新电商不仅是一次机会，更越来越成为农产品流通的“基础公共设施”。把销量暴增的短期红利，转化为产区综合优势的长期红利，将是未来竞争的重点。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农村合村并居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乡愁再浓，也没权利阻挡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山东近来正大规模推进合村并居工程，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理解政府部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急切心情和现实努力，我们也认为按照山东省的发展规划，对于一些生态脆弱、人口流失严重的村庄实行撤并，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作为从山东农村走出来的学者，我们对人口散居状态下公共产品供应的成本高昂与困难有过切身感受，理解绝大多数的农民其实都渴望有一个更干净、更便利的居住环境。而且，只有集中居住才有更多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我们也认识到，即使我们的乡愁再浓，我们也没权利阻挡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此次合村并居之前，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选择在城镇买房，足资证明。

对政府和村集体来说，通过合村并居将节省的宅基地复垦成耕地换取建设用地指标，或者将其转变成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使用权以获取出让金，乃至以之作价出资兴办企业，这都是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筹措公共资金，推进城乡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我们不怀疑合村并居的正当性，但却希望能对其方式和途径，提出有益的建议。顺利实施合村并居，应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必须保障合村并居是建立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之上；要充分保障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承认农民的土地开发权，允许农户复垦宅基地，并出售因此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获利；鼓励农民转让宅基地使用权，逐步到新的居住区集中居住。

简言之，要加大农民宅基地的物权化和市场化，借助市场力量自动实现集中居住和宅基地的复耕。如果我们忽视合村并居中的农民意愿，不尊重农民对宅基地的财产权，一个造福城乡人民的工程，可能会演变成民怨沸腾并且造成巨大资源浪费的一场危机。

要坚持合村并居的农民自愿。一项对大多数人有利的工程，可能因为少数人承担了改革成本而存在不公；一项对所有人有利的工程，可能因为获益大小的不同而面临批评；一个目前公平受益的工程，可能在未来面临困难时招致非议；即使是政府为农民创造了利益，也可能因为利益激发了农民的更高期望而成为不满的来源。政府千万不要以自己的判断来代替群众的判断，也千万不要因为合村并居对大多数群众有利就忽略相应的决议程序。实际上，此前颁布实施的《山东省村庄编制规划编制导则》明确强调，村庄规划的编制应体现村民的主体地位，并且规定了基本的程序要求。按照该规则，哪些村庄能够被撤并，要由相应群众做出决议。规划的编制要充分地征求群众的意见，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规划的成果，在公示前必须经过相关集体村民会议的决议，规划结果要在村委会、村民小组公共活动区域采取多渠道方式进行公示，公示的期限不能少于30日。而经过公示之后，乡镇人民政府要指导村委会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规划成果进行审议。审议通过以后，要经过县自然资源局审查同意，然后由乡镇政府报上一级政府审批。报批时并且要附上村民委员会的意见和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决议。批准后公示应不少于30日。严格遵守这一决议程序，就能够保证村庄的并撤乃是村民的自愿选择，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意志强加。面对目前的负面舆情，建议山东有关政府部门，就推进工作中涉及到的程序问题，进行检查，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坚决避免推进工作中的粗暴和专断。

要坚持对被收回宅基地村民的充分、及时、有效补偿。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多数决议通过，可以证明强制收回宅基地合村并居的正当性，意味着政府或者村集体，可以依法对少数不同意搬迁的村民强制收回宅基地，这一行为的本质是公权力对农民个人财产的征收，因此要给予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所谓充分，意味着宅基地和地上物要参照市场价格进行补偿。由于宅基地的私下转让已经极为普遍，存在这样一个准市场，宅基地和地上物的价格，是可以借助于市场予以发现的。补偿不仅包括对被征收财产的价值补偿，还应包括搬迁费用、生产损失费用等。如果被收回宅基地的村民，个人的经济条件无法购买最低面积要求的房屋，政府还要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满足其基本的居住条件。所谓“有效”和“及时”，是指补偿必须在收回宅基地之前予以支付，不得打白条。在未支付补偿之前，村民有权继续保持对宅基地和房屋的占有。部分基层政府担心集中居住房屋建成后农民仍拒绝搬迁，为此先拆后建。这不是不可以，但前提应该是首先把货币补偿支付给农民，然后可以要求农民支付部分预付款，以约束村民在未来能及时入住。

坚持按照市场价格标准对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进行充分补偿，也意味着要坚决反对少数人的漫天要价。网上曾有人质疑，收回农民的宅基地上房屋，每平米补偿的金额远远小于集中居住地的房屋购置价格。实际上，这可能恰恰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因为房屋的区位价值不同，集中居住的房屋，因为公共设施配套服务更加完善，相应地价格高也是市场机制的反映。有人要求被拆除的房屋面积必须置换为等面积的在集中居住区域的住房，恰恰是违反市场机制的。在收回宅基地的补偿中，我们既要反对低价补偿对农民的剥夺，也要反对少数人的漫天要价，避免全体纳税人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建设承担不合理的补偿成本，避免征收或者收回宅基地补偿成为向个别农民的利益输送。因此，核心问题是要坚持市场定价，只有被征收或者收回宅基地的农户，符合社会保障的条件时，才可以财政补贴的形式给与社会救济。

要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开发权，赋予农民对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自由，从政府或集体收回宅基地后复垦获得建设用地指标，转变为农户自行复垦，由此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归农户享有，农户可以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借助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逐步实现合村并居。强制收回宅基地时的补偿，即使参照市场价格予以充分补偿，但由于面对宅基地收回的紧迫性，个别农民趁机要价的行为仍将难以避免，长久以来征地补偿中甚至存在着“能闹者多得”的情形。这再次说明了允许农民事先转让宅基地使用权，通过权利机制和市场机制逐步引导村民实现集中居住的必要性。如果政府事先做好规划，将现有的分散居住区域的宅基地规划为耕地，同时，允许宅基地使用权人将该土地复垦成耕地，并可以将因此增加的建设用地指标予以出售，那些宅基地上房屋闲置的村民，就有激励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出售土地指标以获利。也会有社会资本愿意购置分散的宅基地，进行整治后实现规模化的土地复垦，并出售土地指标获利。这样，通过政府把控规划，通过尊重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的开发权，鼓励农民在规划限制开发的背景下，通过宅基地复垦，将开发权以及因此形成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获利，就可以不断地引导农民集中到城镇居住，减少政府强制收回和搬迁的适用。但很遗憾，目前的做法仍然是不承认农民个人的土地开发权，基层政府或集体收回宅基地复垦成耕地，增加的土地指标却不属于占有该宅基地的农民，而是由地方政府出售获利。宅基地补偿和土地建设指标售价的巨大差额，也就很容易引起农民的反对。

要改变政府的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建立政府借助税收机制分享农村土地收益的新发展模式。国家不允许农户自己复垦成耕地后转让建设用地指标以及该指标所代表的土地开发权，而只能由地方政府或村集体收回宅基地后复垦，相应地指标转让收益在政府和村集体之间分割。这是政府传统卖地模式的延续和升级。如果说，政府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将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出让使用权给开发商，政府获得出让金是土地财政的初级版；现在，在耕地越来越紧张，保护越来越严格，从而实行耕地占补平衡的背景下，政府和集体联合，收回村民的宅基地，然后将其复垦成耕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转让获利，就成为政府卖地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升级版。政府和村委会经营土地，以出售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指标形式获利，其和具体占有土地农民的利益冲突，几乎是必然的。

实际上，政府完全可以跳出经营土地的卖地模式，将农民个人从被排斥的主体，变为土地经营的主体，而政府和村集体以税收的形式分享经营利益，筹集公共资金，并利用税收形式，鼓励个体农民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例如，在允许农民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指标所代表的开发权时，基层政府或村集体按照一定的比例，征收增值收益，并将这部分税收明确用于当地集中居住的公共设施建设。同时，对规划为耕地区域内的宅基地及其上的建筑物，征收财产税，而恢复为耕地后，则权利人不但免税还可以享受各类耕地补贴，从而激励农民将宅基地复垦成耕地。由于税收法定，由于取之于本地村民，用之于本地村民，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征收的正当性更能获得村民的认可，政府和集体的征收能力将大大提高。其获取的资金虽然短期内少于卖地所得，但稳健的税收保障不但为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建立了稳定的现金流，还因为税收法定，取消了土地出让时的垄断溢价而降低了企业和居民住房的土地成本，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了良性循环。

因此，合村并居本身无可厚非，但建议采取宅基地物权化和市场化的方式，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基础上，发挥农民合村并居的主体性，借助市场实现人口的集中居住和农村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的复垦。政府和村集体筹资建设也是天经地义，但要摆脱依靠土地经营与民争地的牟利方式，转而借助税收法定实现公共资金的筹集。这应该成为山东当然也是其他地方合村并居的更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