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阳播报# #连线成都# 【满意度全国第一，成都如何做到？】83.72分！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成都位居第一。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通报》，监测结果显示，在全国31个省（区、市）共110个监测城市中，成都市以83.72分位居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第一位。
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成都如何做到？即日起小布邀请市级各部门为您解答，今日专访：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先来看看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如何解读↓↓↓
12个方面68个指标，是什么撑起了成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
最新“出炉”的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成都以83.72高分位居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第一位。“这也是成都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中的最好成绩。”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短短时间内，超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排名跃居全国110个城市之首，成都做了什么？
梳理纳入监测的12个领域，成都在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全国第一，在公共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政务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位居前三。这些领域均与“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民生”息息相关，只有公共服务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需求。例如，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提供具有更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实现充分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等。
成都正在实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正是涵盖公共服务、交通出行、城市更新、创新创业、城市安全、全龄友好等十大领域，每个方面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每项措施都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仔细对照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领域的12个方面68个指标，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至少过半数与所监测的领域直接相关。
事实上，在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成都经济“半年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更直观：在民生投入上，公共服务投资完成369.6亿元、增长41.3%；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分别增长71.9%、126.7%。透过这本“经济账”里，似乎能找到成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排名跃居全国第一的原因。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看来，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决策部署的实施过程中，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为成都持续创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优势做强了公共服务支撑。
四个公共服务领域满意度全国最高分，成都如何巩固长板？
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总分”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人们更关注，成都如何巩固公共服务质量长板优势，又该进一步提升哪些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具体监测指标涉及就医流程(包括入院办理手续)的简便性、医疗费用的合理性 、门诊候诊等候时间等多个方面，成都凭什么在这些领域拿到高分？
答案或许通过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展能窥见一斑。今年1~6月，成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5家医院新晋等级，其中新晋三甲医院15家，三乙医院6家，二甲医院4家，晋级医院数量创历史之最，成都市优质医疗资源总量快速增长，标志着成都医疗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与此同时，成都加强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同时，推进城市医联体国家试点，网格化城市医联体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成都已实现610家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施远程诊疗项目含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会诊、远程PACS、远程肺功能、远程脑电等37项，远程诊疗服务259万余人次，成都网格化城市医联体做法也受到了国家卫健委肯定性评价。此外，成都还实施公共卫生体系提升行动，构建了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监测结果显示，成都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和公共就业三个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排名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还坦言，这三项指标目前在全国110个城市中，分别排名全国第11位、第10位和第5位，“希望在深入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着力提高这些领域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在“总分”跃居全国榜首，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有一些细节更值得关注。
在监测细分领域，成都市在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全国第一，在公共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政务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位居前三。
成都市在创新推动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做了哪些工作？成都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解读↓↓↓
硬件设施持续上新，13个城市文化地标建设密集启动，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新空间批量呈现
首先，围绕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城市音乐厅、露天音乐公园等大型文化设施相继投入使用，同时，天府美术馆、当代艺术馆、金沙演艺综合体等13个地标文化设施正在建设中。
其次，高品质公共文化新空间批量呈现。推动现有基层文化设施“亲民化”改造升级，成都市每年新打造44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并纳入市委市政府民生目标，从空间布局、氛围营造、服务提升等方面着力，让基层服务中心成为居民“乐聚”之地。
便民举措丰富多样，公共图书馆联盟、“文化天府云”APP，一批鲜活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行试点。
一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好与坏，还要看它最终与市民生活的贴近度和对繁荣文化空间的支持度。
据悉，成都市的各大文化馆以市民文化艺术学校为主要模式举办各类培训，2020年举办各类培训4000多个，培训10万人次。
此外，成都图书馆作为中心馆与区（市）县馆共同组成公共图书馆联盟，成都市统一借阅平台，统一构建读者数据库，实现数字资源全域共建共享，市、县、乡、村四级通借通还。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文化部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建设，成都市公共文化基于“文化天府云”线上线下服务内容不断融合。
同时，成都的基层阵地社会化运行管理活跃发展，涌现出了和美社区、沙河街道、二仙桥街道、中和街道等一批鲜活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行试点案例。
品牌活动影响不断提升，去年线上服务项目4万余件，线下文化活动9万余场。
成都市利用数字文化资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服务项目，2020年线上服务项目4万余件，线上参与人数达3500万余人次。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品牌化建设，做强“一县一品牌，一镇一亮点，一村（社区）一特色”，2020年成都市开展“成都文化四季风”“走基层文化惠民演出”等线下文化活动9万余场，线下参与人数达1250万余人次。
关于城市文旅品牌活动也在持续推进，成功举办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第七届成都创意设计周、第八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等大型城市文化活动，积极培育街头艺术表演等本土音乐大奖大赛品牌，引进草莓音乐嘉年华、卧室音乐节等20余个市场音乐节会。
管理评估形成规范，出台首个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建立常态资金绩效评价机制。
去年，成都市出台了这座城市的首个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发布并实施《成都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范》，明确了基层阵地服务条件、服务内容、服务频次、服务管理、服务监督与评价等9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文旅e管家”已实现对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大数据动态监管，同时，建立常态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确保公服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中，发挥成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作用，主动与其它城市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合作机制。
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来给成都点赞。（成都发布）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通报》，监测结果显示，在全国31个省（区、市）共110个监测城市中，成都市以83.72分位居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第一位。
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成都如何做到？即日起小布邀请市级各部门为您解答，今日专访：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先来看看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如何解读↓↓↓
12个方面68个指标，是什么撑起了成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
最新“出炉”的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成都以83.72高分位居2020年度全国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第一位。“这也是成都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中的最好成绩。”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短短时间内，超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排名跃居全国110个城市之首，成都做了什么？
梳理纳入监测的12个领域，成都在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全国第一，在公共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政务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位居前三。这些领域均与“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民生”息息相关，只有公共服务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需求。例如，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提供具有更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实现充分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等等。
成都正在实施的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正是涵盖公共服务、交通出行、城市更新、创新创业、城市安全、全龄友好等十大领域，每个方面都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每项措施都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仔细对照2020年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领域的12个方面68个指标，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至少过半数与所监测的领域直接相关。
事实上，在不久前公布的2021年成都经济“半年报”中，有这样一组数据更直观：在民生投入上，公共服务投资完成369.6亿元、增长41.3%；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投资分别增长71.9%、126.7%。透过这本“经济账”里，似乎能找到成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排名跃居全国第一的原因。在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看来，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决策部署的实施过程中，全市各级各部门坚持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为成都持续创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优势做强了公共服务支撑。
四个公共服务领域满意度全国最高分，成都如何巩固长板？
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总分”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人们更关注，成都如何巩固公共服务质量长板优势，又该进一步提升哪些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具体监测指标涉及就医流程(包括入院办理手续)的简便性、医疗费用的合理性 、门诊候诊等候时间等多个方面，成都凭什么在这些领域拿到高分？
答案或许通过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展能窥见一斑。今年1~6月，成都优质医疗资源扩容，25家医院新晋等级，其中新晋三甲医院15家，三乙医院6家，二甲医院4家，晋级医院数量创历史之最，成都市优质医疗资源总量快速增长，标志着成都医疗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与此同时，成都加强高水平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的同时，推进城市医联体国家试点，网格化城市医联体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成都已实现610家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实施远程诊疗项目含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程会诊、远程PACS、远程肺功能、远程脑电等37项，远程诊疗服务259万余人次，成都网格化城市医联体做法也受到了国家卫健委肯定性评价。此外，成都还实施公共卫生体系提升行动，构建了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监测结果显示，成都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和公共就业三个领域的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排名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还坦言，这三项指标目前在全国110个城市中，分别排名全国第11位、第10位和第5位，“希望在深入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中，着力提高这些领域的公共服务满意度。”
在“总分”跃居全国榜首，取得历史最好成绩的同时，有一些细节更值得关注。
在监测细分领域，成都市在医疗服务、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养老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全国第一，在公共教育、生态环境、公共安全、政务服务领域满意度得分位居前三。
成都市在创新推动文旅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做了哪些工作？成都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解读↓↓↓
硬件设施持续上新，13个城市文化地标建设密集启动，高品质的公共文化新空间批量呈现
首先，围绕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城市音乐厅、露天音乐公园等大型文化设施相继投入使用，同时，天府美术馆、当代艺术馆、金沙演艺综合体等13个地标文化设施正在建设中。
其次，高品质公共文化新空间批量呈现。推动现有基层文化设施“亲民化”改造升级，成都市每年新打造44个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并纳入市委市政府民生目标，从空间布局、氛围营造、服务提升等方面着力，让基层服务中心成为居民“乐聚”之地。
便民举措丰富多样，公共图书馆联盟、“文化天府云”APP，一批鲜活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行试点。
一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好与坏，还要看它最终与市民生活的贴近度和对繁荣文化空间的支持度。
据悉，成都市的各大文化馆以市民文化艺术学校为主要模式举办各类培训，2020年举办各类培训4000多个，培训10万人次。
此外，成都图书馆作为中心馆与区（市）县馆共同组成公共图书馆联盟，成都市统一借阅平台，统一构建读者数据库，实现数字资源全域共建共享，市、县、乡、村四级通借通还。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应用文化部重点实验室实践基地”建设，成都市公共文化基于“文化天府云”线上线下服务内容不断融合。
同时，成都的基层阵地社会化运行管理活跃发展，涌现出了和美社区、沙河街道、二仙桥街道、中和街道等一批鲜活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社会化运行试点案例。
品牌活动影响不断提升，去年线上服务项目4万余件，线下文化活动9万余场。
成都市利用数字文化资源组织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服务项目，2020年线上服务项目4万余件，线上参与人数达3500万余人次。持续推进公共服务品牌化建设，做强“一县一品牌，一镇一亮点，一村（社区）一特色”，2020年成都市开展“成都文化四季风”“走基层文化惠民演出”等线下文化活动9万余场，线下参与人数达1250万余人次。
关于城市文旅品牌活动也在持续推进，成功举办第六届中国诗歌节、第七届成都创意设计周、第八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等大型城市文化活动，积极培育街头艺术表演等本土音乐大奖大赛品牌，引进草莓音乐嘉年华、卧室音乐节等20余个市场音乐节会。
管理评估形成规范，出台首个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建立常态资金绩效评价机制。
去年，成都市出台了这座城市的首个公共文化服务地方标准。发布并实施《成都市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范》，明确了基层阵地服务条件、服务内容、服务频次、服务管理、服务监督与评价等9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文旅e管家”已实现对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开展大数据动态监管，同时，建立常态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确保公服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中，发挥成都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作用，主动与其它城市签定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常态合作机制。
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全国第一，来给成都点赞。（成都发布）
【“芯荒”一年记：供求信息失衡致危机全面爆发 “抢芯”已成常态】
始于去年6月，爆发于去年年底的全球性芯片短缺，至今已持续一年。如何缓解仍在蔓延的“芯荒”，对汽车企业来说依然迫在眉睫。
“为缓解半导体短缺，富士康将协助吉利为其代工。”6月8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过，此消息并未得到吉利官方确认。
此前一天，博世宣布其新建的德累斯顿晶圆厂落成投产，为博世电动工具生产的首批芯片将于7月下线，比预期提前了6个月；车用芯片的生产将于9月启动，也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单车用芯片的约700颗，智能电动汽车单车用芯片数量则则至少达到1100颗。各类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叠加智能化电动化的迅猛转型，最终造成了当前的局面。”有半导体资深从业人士表示，芯片产能全面释放尚需时日及新的供求关系尚未形成前，“自救”仍是车企唯一的出路。
供需信息失衡
“中国区域半导体企业销售对于产能不足的问题，在去年6月开始就已有认知。”前述半导体业内人士回顾了这轮全球性“芯荒”的整个历程。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问题，这一轮汽车芯片短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6月，海外地区的疫情是半导体厂商产能规划的一个转折，彼时国内汽车企业的需求还可以从上半年为海外生产的芯片中进行调配，而随着OEM（定点生产）陆续发现芯片产能保供不足的状态，从10月开始出现了中国区芯片个别型号短缺；12月，在半导体企业进行下一年度生产安排期间，中国的企业及 Tier1并没给予明确的需求预测和订单，也造成了其给对中国区域的产能安排较少；且海外方面，欧美对于 2021 年展望不好，订单也减少。最关键的是，今年2月，车企需求集中式爆发，导致半导体厂商没有办法承受。
“预测失误所导致的备货不足，再加上去年下半年中国企业需求的增加，拉扯着本身就紧张的供需关系。”该人士认为。
据高盛最新研究报告，全球有多达169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影响，从钢铁产品、混凝土生产到空调制造，甚至包括肥皂制造业。
以博世为例，2016年，全球每辆新车平均搭载了9颗以上的博世芯片，应用于安全气囊控制单元、制动系统和泊车辅助系统等。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7个以上。也就是说，芯片数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已经翻倍。
“芯片，作为车企采购周期最长的关键部件，往往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时间下发订单，如此长的供货周期无疑让车企承受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供需信息失衡，也是造成汽车行业‘芯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前述半导体业内人士看来，由于车企需求预测一般不超过6个月，而Tier1则是根据经验判断车企需求下单给半导体厂商，其也就只能根据每笔订单大的大小来备货、排产，自己并不能有效判定市场供需的真实情况。“根据过往需求波动，Tier 1 会根据车企订单主动去调减订单，导致下单给半导体厂商的量小于车厂订单。（厂商）一直不知道中国区到底需要多少，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或没有订单，波动比较大。”
“寻芯”各显身手
“我们估计，整个行业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建造一个装配线或晶圆厂需要一段时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格尔辛格预计，全球芯片短缺的状况或将再持续两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5月，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投资者会议上透露，公司正在选择新的微控制器，绕开目前短缺的芯片品类，重新设计相关的软件使其与其他芯片兼容。与此同时，福特汽车也表示，公司正重新设计汽车零部件，以便采用更多的可得芯片，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
“未来芯片问题可能会改变车企的设计思路。”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鹿文亮认为，零部件的改进和更新本来就是在持续更新的，利用可得芯片重新设计零部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不过，重新设计零部件会提升车辆的研发成本，是否重新开发零部件，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车企这个平台车型的销量以及这款车的利润。”
除“重新设计”，在供小于求的市场环境下，“抢芯”大战已开始上演。近日，特斯拉为确保芯片供应，不仅可能采取对供应商预先付款的方式预定产能，甚至有意收购中国台湾地区的存储器厂商旺宏的6英寸厂，来解决车用芯片短缺问题。此外，据日经新闻报道，大众、戴姆勒、丰田等跨国车企正在考虑除增加芯片库存外，也考虑祭出长约，来获取稳定的供货。其中，大众将首先改变过去惯用的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使供应链保有比以前更多的库存，降低发生天灾等情况带来的暂时性零部件不足影响。
“市场业绩下滑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国内车企高管轮流在芯片制造商门口蹲点，以便抢先对手将新生产出来的芯片拿到手。”前述相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已处在“抢”货模式，有的主机厂已经不考虑成本问题了，只要能供上货就行。
据德国电气和电子制造商协会（ZVEI）的数据，一辆新车中微电子的平均价值在1998年时仅为120欧元。到2018年，这个数字攀升至500欧元，预计到2023年将超过600欧元。
市场调研机构AutoForecast Solutions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汽车因缺芯累计停产数量已达299万辆，而最终可能会造成全球汽车停产达409万辆。#投资# #股票#
始于去年6月，爆发于去年年底的全球性芯片短缺，至今已持续一年。如何缓解仍在蔓延的“芯荒”，对汽车企业来说依然迫在眉睫。
“为缓解半导体短缺，富士康将协助吉利为其代工。”6月8日，有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不过，此消息并未得到吉利官方确认。
此前一天，博世宣布其新建的德累斯顿晶圆厂落成投产，为博世电动工具生产的首批芯片将于7月下线，比预期提前了6个月；车用芯片的生产将于9月启动，也比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单车用芯片的约700颗，智能电动汽车单车用芯片数量则则至少达到1100颗。各类内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叠加智能化电动化的迅猛转型，最终造成了当前的局面。”有半导体资深从业人士表示，芯片产能全面释放尚需时日及新的供求关系尚未形成前，“自救”仍是车企唯一的出路。
供需信息失衡
“中国区域半导体企业销售对于产能不足的问题，在去年6月开始就已有认知。”前述半导体业内人士回顾了这轮全球性“芯荒”的整个历程。
在其看来，作为全球性问题，这一轮汽车芯片短缺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6月，海外地区的疫情是半导体厂商产能规划的一个转折，彼时国内汽车企业的需求还可以从上半年为海外生产的芯片中进行调配，而随着OEM（定点生产）陆续发现芯片产能保供不足的状态，从10月开始出现了中国区芯片个别型号短缺；12月，在半导体企业进行下一年度生产安排期间，中国的企业及 Tier1并没给予明确的需求预测和订单，也造成了其给对中国区域的产能安排较少；且海外方面，欧美对于 2021 年展望不好，订单也减少。最关键的是，今年2月，车企需求集中式爆发，导致半导体厂商没有办法承受。
“预测失误所导致的备货不足，再加上去年下半年中国企业需求的增加，拉扯着本身就紧张的供需关系。”该人士认为。
据高盛最新研究报告，全球有多达169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芯片短缺影响，从钢铁产品、混凝土生产到空调制造，甚至包括肥皂制造业。
以博世为例，2016年，全球每辆新车平均搭载了9颗以上的博世芯片，应用于安全气囊控制单元、制动系统和泊车辅助系统等。到2019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17个以上。也就是说，芯片数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已经翻倍。
“芯片，作为车企采购周期最长的关键部件，往往需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时间下发订单，如此长的供货周期无疑让车企承受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但供需信息失衡，也是造成汽车行业‘芯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前述半导体业内人士看来，由于车企需求预测一般不超过6个月，而Tier1则是根据经验判断车企需求下单给半导体厂商，其也就只能根据每笔订单大的大小来备货、排产，自己并不能有效判定市场供需的真实情况。“根据过往需求波动，Tier 1 会根据车企订单主动去调减订单，导致下单给半导体厂商的量小于车厂订单。（厂商）一直不知道中国区到底需要多少，有时突然增加有时突然减少或没有订单，波动比较大。”
“寻芯”各显身手
“我们估计，整个行业可能需要两年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建造一个装配线或晶圆厂需要一段时间。”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格尔辛格预计，全球芯片短缺的状况或将再持续两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5月，特斯拉CEO马斯克在投资者会议上透露，公司正在选择新的微控制器，绕开目前短缺的芯片品类，重新设计相关的软件使其与其他芯片兼容。与此同时，福特汽车也表示，公司正重新设计汽车零部件，以便采用更多的可得芯片，应对全球半导体短缺。
“未来芯片问题可能会改变车企的设计思路。”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鹿文亮认为，零部件的改进和更新本来就是在持续更新的，利用可得芯片重新设计零部件，这种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不过，重新设计零部件会提升车辆的研发成本，是否重新开发零部件，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车企这个平台车型的销量以及这款车的利润。”
除“重新设计”，在供小于求的市场环境下，“抢芯”大战已开始上演。近日，特斯拉为确保芯片供应，不仅可能采取对供应商预先付款的方式预定产能，甚至有意收购中国台湾地区的存储器厂商旺宏的6英寸厂，来解决车用芯片短缺问题。此外，据日经新闻报道，大众、戴姆勒、丰田等跨国车企正在考虑除增加芯片库存外，也考虑祭出长约，来获取稳定的供货。其中，大众将首先改变过去惯用的准时制生产方式（Just In Time），使供应链保有比以前更多的库存，降低发生天灾等情况带来的暂时性零部件不足影响。
“市场业绩下滑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些国内车企高管轮流在芯片制造商门口蹲点，以便抢先对手将新生产出来的芯片拿到手。”前述相关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已处在“抢”货模式，有的主机厂已经不考虑成本问题了，只要能供上货就行。
据德国电气和电子制造商协会（ZVEI）的数据，一辆新车中微电子的平均价值在1998年时仅为120欧元。到2018年，这个数字攀升至500欧元，预计到2023年将超过600欧元。
市场调研机构AutoForecast Solutions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汽车因缺芯累计停产数量已达299万辆，而最终可能会造成全球汽车停产达409万辆。#投资# #股票#
【“不产一滴油”却是全国“加油”领跑者 舟山边检站为长三角“金南翼”增羽添辉】
在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里，有一个特殊窗口，即使夜幕降临，整栋楼都暗下来，这里也依旧亮着灯，随时等待需要办理手续的船舶代理员。
这里，就是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舟山边检站）的边检手续办理窗口——一个提供24小时“零等候”通关服务的窗口。它确保着国际航行船舶入出境、入出港手续随到随办，确保加油船舶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舟山边检站作为我国点位最分散、业务种类最齐全的海港边检站，肩负着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舟山口岸1300多平方公里开放区域、234个执勤点的边检任务。不仅如此，该站还承担着办理出入境（港）船舶及人员通关手续，对船舶、口岸限定区域等进行监管等工作。
服务、措施、监管的多重保障，使舟山跃升为全国第一、全球第八大加油港，加快建设东北亚保税燃料油加注中心。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同时，该站持续促进口岸经济蓬勃发展，为浙江所致力打造的长三角“金南翼”增羽添辉。
简化手续 助力燃油加注便捷畅通
与航运企业打交道的舟山边检站民警深知，对于企业船舶来说，在海上航行的每一公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费用的损耗。尽可能简化通关手续，减少待在海上的时间，是不少船舶代理员们的心声。
2020年12月14日，国家移民局制定了《关于服务促进长三角航运枢纽建设十项新举措》，对自国内港口出发的国际航行船舶、在长三角地区加注保税燃料油且不上下人员的船舶，只需船方申报的信息无误，边检机关将不再收取纸质申报单证、不再进行登轮检查、不再查验出入境证件原件。这意味着通关时间将缩短至原来的一半。而这项政策落地的背后，是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统筹谋划，是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积极参与。
“在过去，长三角地区加注保税燃料油的驳船，需船舶代理员在锚地和窗口间往返办理手续，我们民警也要去锚地登轮检查。但现在，省去相应流程后，我们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审核相关申报信息，确认无误后即可第一时间办妥相关手续。”舟山边检站执勤三队民警孙越彤介绍。
对于新举措的利好，船舶代理员们也深有感触。边检站工作范围覆盖178个泊位、44座船坞、12个锚地，分散在25个大小岛屿上，过去往来窗口和锚地的时间长则8小时以上，而在新措施的便利下，不仅节省下了时间，仅交通费一项就能为船舶代理节省经费3万元以上。
据统计，自《十项举措》实施以来，舟山边检站累计为1517艘次加注保税燃料油船舶简化出入境边检手续，累积减少船方4551小时时间成本以及610万元运营成本。
一个电话实现“零跑腿”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面对在全国海港中位居前列的执勤任务，如何妥善处理服务与管控的关系，实现口岸船舶航行“四通八达”，是舟山边检站优先考虑的问题。
近日，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艘名为“冠军”的新加坡籍散货船，就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新举措的便利。这艘停靠舟山老塘山三期码头卸货的10万吨级船舶，下一港为江苏镇江。以往，业务员会在船舶靠妥码头后办理入境手续，并等该轮作业完毕再办理出港手续，但《十项举措》实施后，由于舟山和镇江均属长三角地区范畴，出港手续只需一个电话就可办妥。而在港停泊不超过24小时的船舶，还可以申请在办妥船舶入境（港）手续后，一次性办理出境（港）手续。
对于新举措，已经有12年船舶代理经验的船舶代理员顾和洁深有感触，“以往我们要提前制单，待船舶到达后，还需在锚地和窗口间往返，收集船员的相应证件，用以办理手续。”顾和洁简单算了算，如此用时至少需要4小时，“而且有时候海上风浪较大，我们没法出海，也会影响手续的办理。”
“现在好了，我们不用再去锚地；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船只，我们船舶代理连窗口都不用来，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就全办妥了。”顾和洁说，举措不仅方便船舶代理，对于船东来说，船只因手续原因滞留或延误的几率大幅下降。
如何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确保有效监管？孙越彤介绍，执勤民警会依据站内发布的《船情动态》，严格核查相关申报信息，结果一致的，才会直接为其办理出入港手续。同时，执勤民警还将通过锚地预警管控系统、口岸监管协作平台，动态监管船舶至下一港，防止其擅自改变航线非法出境。
自《十项举措》实施以来，舟山边检站共为716艘次外籍船舶在长三角地区港口间移泊免办边检手续，缩短船舶在港停泊时间约1575个小时，帮助船方降低运营成本约537万。
智能监管护国门
舟山口岸边检执勤线长、面广且高度分散，广袤的海上，登上外轮并非易事——得先乘车前往码头，再乘坐边检艇靠近外轮，这样一次执勤任务，往往要大半天。这不仅需要良好的业务素质，更是对民警身体素质的考验。
据统计，目前舟山边检站年检查出入境（港）船舶超1.2万艘次，出入境人员达20万人次。“海上与陆地完全不同，如果遇到有船舶违规搭靠，我们接到警情再赶到现场，违法船舶很可能就跑了。”孙越彤说，舟山点多面广，且执法点分散，给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
为此，舟山边检站依托“锚地系统+PC端”实现锚地作业远程动态监管。船舶代理通过互联网在线实时更新船舶搭靠、离泊及供油作业信息，边检民警通过船舶监控系统及锚地光电监控系统实时视频监管船舶的供油情况。在不登轮的情况下，实现船舶加注期间的有效监管，并提升了保税油作业的效率。
既要服务保税油加注的常态化运作，又要保证锚地保税油加注的安全管控，严防疫情海上输入风险，该站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模式。近年来，舟山边检不断总结经验，优化工作方法：组建辐射所有执勤片区的7个基层执法办案中心；结合锚地船舶生产作业规律，建立海上移动警务室和“执法办案一体化、一站式”半小时海岛办案圈；打造锚地智能预警平台、海上监管一体化平台和信息综合研判平台。（浙江法制报 记者 胡宗昊）
在浙江舟山大宗商品交易所里，有一个特殊窗口，即使夜幕降临，整栋楼都暗下来，这里也依旧亮着灯，随时等待需要办理手续的船舶代理员。
这里，就是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以下简称舟山边检站）的边检手续办理窗口——一个提供24小时“零等候”通关服务的窗口。它确保着国际航行船舶入出境、入出港手续随到随办，确保加油船舶到港“零等待”、离港“零延时”。
舟山边检站作为我国点位最分散、业务种类最齐全的海港边检站，肩负着世界货物吞吐量第一的宁波舟山港舟山口岸1300多平方公里开放区域、234个执勤点的边检任务。不仅如此，该站还承担着办理出入境（港）船舶及人员通关手续，对船舶、口岸限定区域等进行监管等工作。
服务、措施、监管的多重保障，使舟山跃升为全国第一、全球第八大加油港，加快建设东北亚保税燃料油加注中心。在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同时，该站持续促进口岸经济蓬勃发展，为浙江所致力打造的长三角“金南翼”增羽添辉。
简化手续 助力燃油加注便捷畅通
与航运企业打交道的舟山边检站民警深知，对于企业船舶来说，在海上航行的每一公里、停留的每一分钟，都意味着费用的损耗。尽可能简化通关手续，减少待在海上的时间，是不少船舶代理员们的心声。
2020年12月14日，国家移民局制定了《关于服务促进长三角航运枢纽建设十项新举措》，对自国内港口出发的国际航行船舶、在长三角地区加注保税燃料油且不上下人员的船舶，只需船方申报的信息无误，边检机关将不再收取纸质申报单证、不再进行登轮检查、不再查验出入境证件原件。这意味着通关时间将缩短至原来的一半。而这项政策落地的背后，是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的统筹谋划，是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积极参与。
“在过去，长三角地区加注保税燃料油的驳船，需船舶代理员在锚地和窗口间往返办理手续，我们民警也要去锚地登轮检查。但现在，省去相应流程后，我们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审核相关申报信息，确认无误后即可第一时间办妥相关手续。”舟山边检站执勤三队民警孙越彤介绍。
对于新举措的利好，船舶代理员们也深有感触。边检站工作范围覆盖178个泊位、44座船坞、12个锚地，分散在25个大小岛屿上，过去往来窗口和锚地的时间长则8小时以上，而在新措施的便利下，不仅节省下了时间，仅交通费一项就能为船舶代理节省经费3万元以上。
据统计，自《十项举措》实施以来，舟山边检站累计为1517艘次加注保税燃料油船舶简化出入境边检手续，累积减少船方4551小时时间成本以及610万元运营成本。
一个电话实现“零跑腿”
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面对在全国海港中位居前列的执勤任务，如何妥善处理服务与管控的关系，实现口岸船舶航行“四通八达”，是舟山边检站优先考虑的问题。
近日，舟山外轮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的，一艘名为“冠军”的新加坡籍散货船，就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新举措的便利。这艘停靠舟山老塘山三期码头卸货的10万吨级船舶，下一港为江苏镇江。以往，业务员会在船舶靠妥码头后办理入境手续，并等该轮作业完毕再办理出港手续，但《十项举措》实施后，由于舟山和镇江均属长三角地区范畴，出港手续只需一个电话就可办妥。而在港停泊不超过24小时的船舶，还可以申请在办妥船舶入境（港）手续后，一次性办理出境（港）手续。
对于新举措，已经有12年船舶代理经验的船舶代理员顾和洁深有感触，“以往我们要提前制单，待船舶到达后，还需在锚地和窗口间往返，收集船员的相应证件，用以办理手续。”顾和洁简单算了算，如此用时至少需要4小时，“而且有时候海上风浪较大，我们没法出海，也会影响手续的办理。”
“现在好了，我们不用再去锚地；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船只，我们船舶代理连窗口都不用来，一个电话、两三分钟就全办妥了。”顾和洁说，举措不仅方便船舶代理，对于船东来说，船只因手续原因滞留或延误的几率大幅下降。
如何在提升通关效率的同时，确保有效监管？孙越彤介绍，执勤民警会依据站内发布的《船情动态》，严格核查相关申报信息，结果一致的，才会直接为其办理出入港手续。同时，执勤民警还将通过锚地预警管控系统、口岸监管协作平台，动态监管船舶至下一港，防止其擅自改变航线非法出境。
自《十项举措》实施以来，舟山边检站共为716艘次外籍船舶在长三角地区港口间移泊免办边检手续，缩短船舶在港停泊时间约1575个小时，帮助船方降低运营成本约537万。
智能监管护国门
舟山口岸边检执勤线长、面广且高度分散，广袤的海上，登上外轮并非易事——得先乘车前往码头，再乘坐边检艇靠近外轮，这样一次执勤任务，往往要大半天。这不仅需要良好的业务素质，更是对民警身体素质的考验。
据统计，目前舟山边检站年检查出入境（港）船舶超1.2万艘次，出入境人员达20万人次。“海上与陆地完全不同，如果遇到有船舶违规搭靠，我们接到警情再赶到现场，违法船舶很可能就跑了。”孙越彤说，舟山点多面广，且执法点分散，给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不便。
为此，舟山边检站依托“锚地系统+PC端”实现锚地作业远程动态监管。船舶代理通过互联网在线实时更新船舶搭靠、离泊及供油作业信息，边检民警通过船舶监控系统及锚地光电监控系统实时视频监管船舶的供油情况。在不登轮的情况下，实现船舶加注期间的有效监管，并提升了保税油作业的效率。
既要服务保税油加注的常态化运作，又要保证锚地保税油加注的安全管控，严防疫情海上输入风险，该站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模式。近年来，舟山边检不断总结经验，优化工作方法：组建辐射所有执勤片区的7个基层执法办案中心；结合锚地船舶生产作业规律，建立海上移动警务室和“执法办案一体化、一站式”半小时海岛办案圈；打造锚地智能预警平台、海上监管一体化平台和信息综合研判平台。（浙江法制报 记者 胡宗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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