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命理解读空亡在命运中的吉凶
空亡在四柱预测中，既不能归于正五行中，又不能归于神煞之中。其作用力，比一切神煞的作用都大。吉空不吉，凶空亡也不凶。在没有其他的神煞组合的情况下，通常趋向于凶的成份多一些。
“空”对实而言；“亡”对有而言。“空亡”就是没有，不存在，或者时间未到。因为天干是十个；而地支是十二个，在干支组合中，会有两个地支轮空。例如甲子旬中“戌、亥”空。甲戌旬中“申、酉”空；在六个旬中，每个旬，总会有两个轮空。
在命理上，对空亡是有说道的。①比如甲子旬中，戌亥空。到了戌、亥这两天，就叫“出空”，“出空”则不空。②四柱虽有空亡，但有冲、有合、有刑不为空。反之，才是真空。③吉神空而喜见合；凶神空而忌见合。
对“空亡”，可查命书“六甲空亡”。知空亡日在何旬。或所指旬中，何日空亡，书中有表可见。
一般命学爱好者，对空亡的认识多半集中在四句话“年柱空亡，祖宗无缘；月柱空亡，父母无缘；日柱空亡，夫妇无缘；时柱空亡，子女无缘”。就这四句简单的断语，在批命时也常能撞出点神断来，可见空亡在断命体系中的确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体系的爱好者对这几句口诀，难窥玄奥。这里所说的“犯元辰”即“犯空亡”。指的是一个人所依托的财官空亡了，就是你所追逐的“名利”“财官”是空物，没了。这解释还只解释了一半，另一层意思是，财官并不空，但追逐财官的力量空了，即所谓的制神空了，也得不到。金山银山摆那，你却没有手段，同样干瞪眼。
空亡就彻底完蛋了吗？不是的。口诀告诉我们“元辰局中冲刑穿，遇空不空细详察”。是说如果财官空了，制神空了，这只是表象，一旦原局、大运和流年和这空物发生了“冲刑穿”关系，这空物将不再空，也就是会由空变“实”。由空而变实，有四种方式，“填空则实、冲空则实、穿空则实、刑空则实”。由空而实。空亡之物虽然不再空，但力量打折减半。
这也是有关于空亡的口诀。“天中”即空亡。闻喜不喜就是喜神空亡了，当忧不忧不用说也是凶神空亡了，这无论从什么派别论命，都能理解。但在李学秋大师所传体系中这口诀主要是针对原神说的。原神空亡，护佑失力；害原神之物空亡，不成伤害。
“伤落空亡先有儿，食落天中见女儿”这是男命断先生男生女的，如果命主食伤透干，以食伤为子女，谁坐空亡第一胎就出不来。
在论空亡时，更进一步提出“四柱中，如果财星坐空亡，必是父先亡。如果是印星坐空亡，必是母先亡。注意与年月柱宫位结合起来看会更准。譬如时柱见空亡。必有损子或流产的现象，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小孩。因为时柱是子女宫，会损子仅是从时柱落空亡这个角度来讲的。并没有考虑十神”。“如果时柱的纳音是火或金。则不会有此现象。因为火空则明，金空则响，反而生聪明伶俐之小孩。如果官空。一生虚名虚利，郁郁不得志。其他的就可以以此类推了。”
对女命而言，财官印食4吉落空亡了，就等于一切成了虚花。官空无官贵无夫，印空无则无名缺爱，财空则贫贱呆滞，食空则少子无福。从这句口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师体系里也分四吉神四凶神的。作为四吉神不能空。
比劫叠叠克父，这断语谁都见过也熟悉。印逢空，是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了着落。这里的空亡指的是“无着落，漂泊居无定所”。那么空亡的意向中还有无所依托的意思，什么空了，这空物本身就靠不住。
空亡论命，有一柱论命法，把空亡作为论命的一大不可忽略的因素来对待，更是把空亡运用达到了极至。几乎命局一出，从日柱找出空亡地支，然后看空的是何者之长生、禄、旺、贵人等，由此便可随口批断出几条惊人的断语来。
比如我们举甲子旬中10个干支，甲子旬中空戌亥。你死死盯住这戌亥是什么东西。看下面：
甲木长生在亥，亥空就是甲的长生空亡，亥为水，水空则流，所以这人一生居无定所，漂泊。（长生空亡）
空亡在五行中各有特性：水空则流、金空则鸣、火空则明、木空则折、土空则陷。五行空亡的意象完全不一样，要区别对待之。
壬为乙之印，为母，壬之禄在亥，空亡，就是母之禄空亡了，水空则流，是母亲居无定所，或出走，和母亲没有缘分。（禄空亡）
丙之官杀为水，传统以官杀论子女，壬为杀为子，壬禄在亥，是儿子的禄空了，儿子少年夭折或不肖不成器。“丙丁猪鸡位”，丙日主的天乙贵人亥空亡了，一生多难无人帮助，缺贵人。（禄空亡、贵人空亡）
子禄空，禄即身，子女难养，不成器。禄空之人是难以依靠的，他本身不行，或身体不行，或不成气候。
戊之偏财为壬，即父亲，禄亲的禄亥空了，父子无缘分，父水空则流，出走也。（禄空亡）
父亲的禄空了，就和父亲无缘分。如果父亲是水就漂泊，是火明朗，是金有些名气，是木、土就可能早亡。
空亡在四柱预测中，既不能归于正五行中，又不能归于神煞之中。其作用力，比一切神煞的作用都大。吉空不吉，凶空亡也不凶。在没有其他的神煞组合的情况下，通常趋向于凶的成份多一些。
“空”对实而言；“亡”对有而言。“空亡”就是没有，不存在，或者时间未到。因为天干是十个；而地支是十二个，在干支组合中，会有两个地支轮空。例如甲子旬中“戌、亥”空。甲戌旬中“申、酉”空；在六个旬中，每个旬，总会有两个轮空。
在命理上，对空亡是有说道的。①比如甲子旬中，戌亥空。到了戌、亥这两天，就叫“出空”，“出空”则不空。②四柱虽有空亡，但有冲、有合、有刑不为空。反之，才是真空。③吉神空而喜见合；凶神空而忌见合。
对“空亡”，可查命书“六甲空亡”。知空亡日在何旬。或所指旬中，何日空亡，书中有表可见。
一般命学爱好者，对空亡的认识多半集中在四句话“年柱空亡，祖宗无缘；月柱空亡，父母无缘；日柱空亡，夫妇无缘；时柱空亡，子女无缘”。就这四句简单的断语，在批命时也常能撞出点神断来，可见空亡在断命体系中的确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体系的爱好者对这几句口诀，难窥玄奥。这里所说的“犯元辰”即“犯空亡”。指的是一个人所依托的财官空亡了，就是你所追逐的“名利”“财官”是空物，没了。这解释还只解释了一半，另一层意思是，财官并不空，但追逐财官的力量空了，即所谓的制神空了，也得不到。金山银山摆那，你却没有手段，同样干瞪眼。
空亡就彻底完蛋了吗？不是的。口诀告诉我们“元辰局中冲刑穿，遇空不空细详察”。是说如果财官空了，制神空了，这只是表象，一旦原局、大运和流年和这空物发生了“冲刑穿”关系，这空物将不再空，也就是会由空变“实”。由空而变实，有四种方式，“填空则实、冲空则实、穿空则实、刑空则实”。由空而实。空亡之物虽然不再空，但力量打折减半。
这也是有关于空亡的口诀。“天中”即空亡。闻喜不喜就是喜神空亡了，当忧不忧不用说也是凶神空亡了，这无论从什么派别论命，都能理解。但在李学秋大师所传体系中这口诀主要是针对原神说的。原神空亡，护佑失力；害原神之物空亡，不成伤害。
“伤落空亡先有儿，食落天中见女儿”这是男命断先生男生女的，如果命主食伤透干，以食伤为子女，谁坐空亡第一胎就出不来。
在论空亡时，更进一步提出“四柱中，如果财星坐空亡，必是父先亡。如果是印星坐空亡，必是母先亡。注意与年月柱宫位结合起来看会更准。譬如时柱见空亡。必有损子或流产的现象，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小孩。因为时柱是子女宫，会损子仅是从时柱落空亡这个角度来讲的。并没有考虑十神”。“如果时柱的纳音是火或金。则不会有此现象。因为火空则明，金空则响，反而生聪明伶俐之小孩。如果官空。一生虚名虚利，郁郁不得志。其他的就可以以此类推了。”
对女命而言，财官印食4吉落空亡了，就等于一切成了虚花。官空无官贵无夫，印空无则无名缺爱，财空则贫贱呆滞，食空则少子无福。从这句口诀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师体系里也分四吉神四凶神的。作为四吉神不能空。
比劫叠叠克父，这断语谁都见过也熟悉。印逢空，是父亲死了，母亲没有了着落。这里的空亡指的是“无着落，漂泊居无定所”。那么空亡的意向中还有无所依托的意思，什么空了，这空物本身就靠不住。
空亡论命，有一柱论命法，把空亡作为论命的一大不可忽略的因素来对待，更是把空亡运用达到了极至。几乎命局一出，从日柱找出空亡地支，然后看空的是何者之长生、禄、旺、贵人等，由此便可随口批断出几条惊人的断语来。
比如我们举甲子旬中10个干支，甲子旬中空戌亥。你死死盯住这戌亥是什么东西。看下面：
甲木长生在亥，亥空就是甲的长生空亡，亥为水，水空则流，所以这人一生居无定所，漂泊。（长生空亡）
空亡在五行中各有特性：水空则流、金空则鸣、火空则明、木空则折、土空则陷。五行空亡的意象完全不一样，要区别对待之。
壬为乙之印，为母，壬之禄在亥，空亡，就是母之禄空亡了，水空则流，是母亲居无定所，或出走，和母亲没有缘分。（禄空亡）
丙之官杀为水，传统以官杀论子女，壬为杀为子，壬禄在亥，是儿子的禄空了，儿子少年夭折或不肖不成器。“丙丁猪鸡位”，丙日主的天乙贵人亥空亡了，一生多难无人帮助，缺贵人。（禄空亡、贵人空亡）
子禄空，禄即身，子女难养，不成器。禄空之人是难以依靠的，他本身不行，或身体不行，或不成气候。
戊之偏财为壬，即父亲，禄亲的禄亥空了，父子无缘分，父水空则流，出走也。（禄空亡）
父亲的禄空了，就和父亲无缘分。如果父亲是水就漂泊，是火明朗，是金有些名气，是木、土就可能早亡。
首批出城的武汉人去哪了？上海是热门目的地？别慌，武汉和上海都做足了准备
封城76天的武汉正式解封，武汉铁路、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恢复办理业务，首批客流也分别通过民航、铁路、公路客运及自驾等方式离开武汉。
解封一周内，离汉客流流向了哪里？多家在线旅游网站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了跟踪。
来自12306的官方数据显示，4月8日解封当天，有276列旅客列车从武汉地区各站开往全国各地，其中武汉地区始发54列。从同程艺龙平台上相关交通业务恢复情况来看，解封一周内，武汉铁路出发客流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之后呈下滑趋势，出发抵达城市主要有广州、深圳、上海、长沙、西安等。
此前，湖北省境内除武汉市17个铁路客站外的到达和出发业务，于3月25日零时起率先恢复。同程艺龙交通大数据显示，3月25日至今，除武汉外湖北地区各铁路站点发出的车次开行方向主要有广州、南昌、深圳、长沙、上海等；民航方面，4月8日武汉天河机场复飞首日，从武汉出发抵达城市中航班量较多的城市主要有成都、海口、兰州、杭州、福州、深圳、宁波等；从其他地方出发抵达武汉航班量较多的城市，主要有温州、成都、海口、三亚、昆明、兰州等。
来自携程机票平台的数据显示，4月7日和8日，湖北机场的关注度达到近期峰值。最近一周，以武汉为出发地的搜索数据环比增长超过100%，以武汉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增长近7成，搜索目的地为武汉的用户数增长五成以上，其中，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成都排名前列。这样的双向数据也意味着，武汉解封后出城的客流量不少，外省市回流进武汉的客流量近期也将大幅上升。
在全国为武汉“重启”高兴之际
一些谣言竟然“伺机而动”
比如“武汉解封后会给上海带来什么影响”
短短一天之内
竟然翻了3个版本
归纳一下这3则传言，中心思想便是：4月8日起多日的武汉来沪车票已售罄，每天几千武汉人来到上海。他们中，不乏夹杂着“无症状感染者”“复阳者”，这使得上海面临着巨大的防控压力。“上海成全国最危险地方”“饭馆下不得、公共汽车坐不得”等说法，传递出的“焦虑”跃然纸上。
而在第3版的传言中，更传出“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之说，让人看后紧张不已。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核实发现：上海防控压力大不假，“解禁并不意味着放松”也确实是正确的心态。但传言中诸多说法不乏添油加醋、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整体来看更像是在传播谣言。
上海有这么危险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查证了火车票购买APP，发现4月8日以后来沪的火车票确实比较紧张，但“全部抢光”显然夸大其实。记者4月8日下午4时搜索发现，就4月9日的来沪车票来说，上海8时的G1722、中午11时25分的D3048以及下午3时41分以后的多个班次均有余票。而从4月11日起，几乎全天的车次都仍有余票。
并且，就武汉和上海来说，对于解封带来的防疫压力都做足了准备。
先看武汉，解封不解防，汉口站拿出了硬核的防疫措施。据报道，4月8日起，武汉地区武昌站、武汉站、汉口站等火车站将重新开启进站通道，旅客持健康码“绿码”经测量体温、身份核验后，即可乘车出行！不过，车站的防疫工作依旧不放松，旅客要经过严格测温后才能上车，消杀人员也严阵以待。车上还预留了隔离席位，让旅客能够分散就座。
再看上海，四项防控措施正进一步强化：
一是发挥发热门诊对重点人群的监测预警作用。全市117个发热门诊和182个社区发热哨点诊室要成为社区发热筛查的网底；二是加大各级医疗机构的筛查力度。对可疑症状就诊患者，严格做好流行病学调查，一经发现有相关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一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三是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根据复工复产需要对来自部分地区新到岗（返岗）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可向所在区卫健委提出申请，由各区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采样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四是在做好健康码互认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本市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确保健康码的有效性和持码通行的便利性。
时下，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上海有着群防群治的优势，市民在工作、生活中只要做到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做好自我防护，“饭馆下不得”“公共汽车坐不得”“防同事”“防路人”完全没有必要。
医疗费用自己承担了？
至于传言中的“自3月25日零点起，中国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隔离14天期间，全国的基本隔离费用8000元，要自行承担。确诊后的费用40至71万自行承担”说法，上海辟谣平台早在3月底就已进行辟谣，证实该说法为谣言。
当时，传言称“40万治疗费由武汉市民自行承担”，对比发现，造谣者把原本谣言中的“武汉”被改成了“中国国家”，借着“4月8日武汉离汉通道解封”的热点，再次发布到网上以“收割流量”。
事实上，网传谣言有多处错误：第一，直到今日，不存在“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的情况；第二，治疗费用的数据也和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第三，关于隔离费用，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稍有不同，没有“一刀切”收费8000元的情况。
早在1月22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就明确提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的“两个确保”要求。为了打消患者的后顾之忧，让患者放心就诊，医保部门要求对于确诊和疑似患者全部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据报道，截至3月15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费用1.7万元，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财政进行补助）。
可见，这3版谣言乍看挺像那么回事，但细看实则站不住脚，是制造焦虑的不实传言。武汉“解封”不易，武汉打开城门，上海也要为武汉打开大门，每一个上海市民都应该带着敬意、带着善意、带着诚意欢迎武汉同胞来到上海，而不是人还没来，谣言和焦虑先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
作者：毛锦伟 郑子愚 李宝花
封城76天的武汉正式解封，武汉铁路、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恢复办理业务，首批客流也分别通过民航、铁路、公路客运及自驾等方式离开武汉。
解封一周内，离汉客流流向了哪里？多家在线旅游网站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了跟踪。
来自12306的官方数据显示，4月8日解封当天，有276列旅客列车从武汉地区各站开往全国各地，其中武汉地区始发54列。从同程艺龙平台上相关交通业务恢复情况来看，解封一周内，武汉铁路出发客流主要集中在今明两天，之后呈下滑趋势，出发抵达城市主要有广州、深圳、上海、长沙、西安等。
此前，湖北省境内除武汉市17个铁路客站外的到达和出发业务，于3月25日零时起率先恢复。同程艺龙交通大数据显示，3月25日至今，除武汉外湖北地区各铁路站点发出的车次开行方向主要有广州、南昌、深圳、长沙、上海等；民航方面，4月8日武汉天河机场复飞首日，从武汉出发抵达城市中航班量较多的城市主要有成都、海口、兰州、杭州、福州、深圳、宁波等；从其他地方出发抵达武汉航班量较多的城市，主要有温州、成都、海口、三亚、昆明、兰州等。
来自携程机票平台的数据显示，4月7日和8日，湖北机场的关注度达到近期峰值。最近一周，以武汉为出发地的搜索数据环比增长超过100%，以武汉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增长近7成，搜索目的地为武汉的用户数增长五成以上，其中，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成都排名前列。这样的双向数据也意味着，武汉解封后出城的客流量不少，外省市回流进武汉的客流量近期也将大幅上升。
在全国为武汉“重启”高兴之际
一些谣言竟然“伺机而动”
比如“武汉解封后会给上海带来什么影响”
短短一天之内
竟然翻了3个版本
归纳一下这3则传言，中心思想便是：4月8日起多日的武汉来沪车票已售罄，每天几千武汉人来到上海。他们中，不乏夹杂着“无症状感染者”“复阳者”，这使得上海面临着巨大的防控压力。“上海成全国最危险地方”“饭馆下不得、公共汽车坐不得”等说法，传递出的“焦虑”跃然纸上。
而在第3版的传言中，更传出“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之说，让人看后紧张不已。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核实发现：上海防控压力大不假，“解禁并不意味着放松”也确实是正确的心态。但传言中诸多说法不乏添油加醋、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整体来看更像是在传播谣言。
上海有这么危险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查证了火车票购买APP，发现4月8日以后来沪的火车票确实比较紧张，但“全部抢光”显然夸大其实。记者4月8日下午4时搜索发现，就4月9日的来沪车票来说，上海8时的G1722、中午11时25分的D3048以及下午3时41分以后的多个班次均有余票。而从4月11日起，几乎全天的车次都仍有余票。
并且，就武汉和上海来说，对于解封带来的防疫压力都做足了准备。
先看武汉，解封不解防，汉口站拿出了硬核的防疫措施。据报道，4月8日起，武汉地区武昌站、武汉站、汉口站等火车站将重新开启进站通道，旅客持健康码“绿码”经测量体温、身份核验后，即可乘车出行！不过，车站的防疫工作依旧不放松，旅客要经过严格测温后才能上车，消杀人员也严阵以待。车上还预留了隔离席位，让旅客能够分散就座。
再看上海，四项防控措施正进一步强化：
一是发挥发热门诊对重点人群的监测预警作用。全市117个发热门诊和182个社区发热哨点诊室要成为社区发热筛查的网底；二是加大各级医疗机构的筛查力度。对可疑症状就诊患者，严格做好流行病学调查，一经发现有相关旅居史、接触史的人员，一律进行新冠病毒检测；三是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根据复工复产需要对来自部分地区新到岗（返岗）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可向所在区卫健委提出申请，由各区卫健委指定医疗机构采样并委托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四是在做好健康码互认的基础上，继续加强本市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确保健康码的有效性和持码通行的便利性。
时下，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上海有着群防群治的优势，市民在工作、生活中只要做到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做好自我防护，“饭馆下不得”“公共汽车坐不得”“防同事”“防路人”完全没有必要。
医疗费用自己承担了？
至于传言中的“自3月25日零点起，中国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型）冠状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隔离14天期间，全国的基本隔离费用8000元，要自行承担。确诊后的费用40至71万自行承担”说法，上海辟谣平台早在3月底就已进行辟谣，证实该说法为谣言。
当时，传言称“40万治疗费由武汉市民自行承担”，对比发现，造谣者把原本谣言中的“武汉”被改成了“中国国家”，借着“4月8日武汉离汉通道解封”的热点，再次发布到网上以“收割流量”。
事实上，网传谣言有多处错误：第一，直到今日，不存在“国家不再承担新增加的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的情况；第二，治疗费用的数据也和真实情况大相径庭；第三，关于隔离费用，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稍有不同，没有“一刀切”收费8000元的情况。
早在1月22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就明确提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疗机构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的“两个确保”要求。为了打消患者的后顾之忧，让患者放心就诊，医保部门要求对于确诊和疑似患者全部实行先救治、后结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
据报道，截至3月15日，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费用1.7万元，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财政进行补助）。
可见，这3版谣言乍看挺像那么回事，但细看实则站不住脚，是制造焦虑的不实传言。武汉“解封”不易，武汉打开城门，上海也要为武汉打开大门，每一个上海市民都应该带着敬意、带着善意、带着诚意欢迎武汉同胞来到上海，而不是人还没来，谣言和焦虑先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
作者：毛锦伟 郑子愚 李宝花
#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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