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谁？“我为杨振宁先生塑像”】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了为中华杰出人物塑像的文化工程。杨振宁先生是我十分希望要塑的对象。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真巧，1997年5月25日，“杨振宁星”命名大会在南京举行，我应邀参加。当时，我向杨先生介绍了我部分作品的图片，他极敏锐地看到我受红山文化、罗丹、贾科梅迪的影响，并写下“吴为山的雕塑极有创建性”。之后，他在来信中评价了我所塑造的鲁迅像、费孝通像、吴作人像。先生对雕塑艺术形与神，以及像与艺术性的问题的阐释的深刻性使我对科学大师深厚广博的人文底蕴和对艺术的直觉感悟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关于我为他塑像的问题，先生表示：等我们熟识后再塑。不久，他寄来了他的著作《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论文《美与物理学》。
熟识，我的理解是相知。而人之相知，贵心相知。要能知杨先生，对于我这个高考物理只得69分的人而言，是不可及的。然而，令我好奇与兴趣的是，杨先生谈美。在《美与物理学》文中，先生剖析了科学家论文的风格，谈科学实验中产生的美，以及物理方程与诗的共同点。他认为对美的准确规律的把握增加了实验室工作者对自然现象的美的认识；学物理的人了解了像诗一样的方程意义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又十分复杂的。在谈论科学家的论文风格时，他通过狄拉克（P. Dirac, 1902—1984）的论文就像“秋水文章不染尘”，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与海森伯（W.Heisenberg,1901—1976）朦胧，不清楚，有渣滓，有时似乎茫然探索的特点进行比较，从中感悟到杨先生对风格与研究方式，对结构的美和妙的不同认识，对美与创造性的内在联系的洞见。在杨先生看来，每个创造性活动都表现为一种风格，风格的强烈决定了创造者的贡献。
杨先生精辟的论述也适用于对美术家的艺术风格之理解，从很大意义上道破艺术表现的天机。我所力倡与不断实践的写意雕塑便是在模糊中、在光影浮动中、在形体的隐显凹凸中塑造生命的内在结构，与海森伯阐释世界的方法与文风颇有相似之处。
所以，我确信杨先生对我雕塑的看法是入骨的。果然，他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其核心内容为：“吴为山一次又一次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义。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
杨先生如此“熟识”我，他以平衡二字妙释了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量转化与守恒的关系，他的点化使我在对着这位“知音”塑像时，充满自信。因为我已知，他懂我，他对我是满有信心的。
我想，他所讲的“熟识”乃指彼此之间的熟识吧。
记得第一次是在南京大学我的工作室，我面对面塑他。熊秉明先生在场，他建议“你要把杨振宁的数理性做进去”。我汗流浃背。杨先生一会儿微笑，一会儿严肃，一会儿沉思，他甚至说，“你可以摸我的头，你可以感受”，他很懂艺术家的心。等泥塑稿出来后，杨先生拿着照片一点一点地琢磨，像是发现科学真理。他让熊秉明看，又特意请他的弟弟看，他说：“秉明虽是我的老友，但他是哲学家、雕塑家，他可以从远处看，我弟弟是近距离看的，从生活方面更了解我。”
时隔十年，在北京我的工作室，同样是面对面塑他。翁帆和我夫人在场，杨先生泰然自若，也许他从翁帆的眼神中得到肯定。二小时后，面对塑就的胸像，杨先生对待已熟识的自己，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询问在场的任何人。他已超然。正如他所言：“塑像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东西，是一个静止的，可是一个雕塑家要把它制作出来，成为一个超越时空，而且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可以想象是非常困难的。……当然我知道这雕像还有一个特点，再过几十年以后，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杨振宁应该的样子。”
以客观自然规律和历史逻辑看待自己的人生，评价雕塑的价值，在艺术与现实之间，在塑者与被塑者之间，杨先生以豁达的态度，以诗化的哲学，在宏宽的多向维度，品味着艺术与艺术作品，人生与人生境界……
自1997年至今，我先后为杨先生塑过头像、胸像、全身像。有青铜铸就的，也有汉白玉雕琢的，分别立于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塑像中那脸型，饱满的天庭，富有数理逻辑的方正脸型，一丝不苟的发型，儒雅内敛的嘴角，永远向世界发出疑问又获得肯定的敏锐而深情、仁厚的双眼……或立于图书馆的大厅，或伫立于大学绿色草坪，或在博物馆展厅，在灯光或自然光的照耀下，单纯、清晰，雕塑的线条和块面，受光面与投影，构成利落大方，客观本然的艺术形体。随着光线的移动，产生无数的韵律，它还原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手指与刀痕的节奏变化，时浅时深，时捷时缓，时曲时直，十指连心，大拇指顺着形体结构的滑动，推压所形成的轨迹。在微妙的神情中，展示了科学家认识世界的无限可能，仿佛宇宙万象也在光的晃耀中进入科学家探索真理的心灵。其实，这心灵在融通有形与无形，连接客观与主观世界中，表现为“性灵”，正像杨振宁先生所喜欢的高适（700年-765年）的诗句：“性灵出万象”。它包涵了儒家关注现实的人世之道，也包涵了道家超然出世的“逸”境，这是中华人文精神所在，在杨先生的气象里，还辉映着科学理性之光。这性灵遥接中国古圣贤思想智慧。杨先生在评述我创作的孔子像时这样写道：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遵循孔子的教导，创建了世界上最悠久持续，最多人口，最有坚韧生命力的和谐文化传统，所以中国人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可见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之魂渗入其脉。因此，拳拳赤子心，殷殷家国情在他的精神深处，且时时流露。在他的塑像落成清华大学时，他说：“我出生在中国，生长在旧中国，现在定居在清华大学，我对新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不能想象的变迁，而且这个变化还在继续进行着。我自己觉得能够在晚年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变迁而感到非常幸运。当然，这个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朋友的促成，这个雕像放在这里也就是许多促成当中的一个……”。
由此可知，雕像在杨先生心中的份量。因为，从雕像可以看到立体的自己，可以看到他人的评价，不仅可以“吾日三省吾身”，还可让历史、未来“三省”其身。记得，2001年，杨先生看我为他所作的泥塑像时，曾意味深长地对他的老友熊秉明先生说：“我想，如果把每个人看自己塑像之前的心理状态作一番记载，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其实，塑像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真的塑像是自我塑造。正如我曾给杨先生的信件中所写：“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您用自己的人品、学识自塑了一尊雕像……因此我想底座上还是只写‘杨振宁’三个字，不要任何后缀（头衔），且最好你自己来写”。
回顾与杨振宁先生的交往，1998年他第一次到我工作室便题写“艺术与科学的灵魂同是创新”；2002年为熊秉明先生的《孺子牛》题写“秉明塑造出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在谈到他一生的成就，他说：“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这些近乎于公理、定律的思想精粹折射了他的学养、道德、修为。令我十分崇敬的是他将珍藏的熊秉明三件代表作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变家宝为国宝。近二十年来，我时常去清华园杨先生家中，聆听其真切、睿智的预言和真理。所感动者，近百岁的大哲思路清晰，语言流畅，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与期待。
写到这里，敬仰之情，由内而外。
我们将真性可以比喻成天空，云之上，一片澄明。杨先生，一个世纪走过来了，这是无数次吐故纳新的生命历程。他在自己的汉白玉像前伫立，凝神，那微笑可算是这世界上返璞归真的最纯真、最灿烂的笑！#杨振宁# https://t.cn/A6MVLUHj
王通作品集
止学 原文
智卷一
智极则愚。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位尊实危，智者不就也。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穷哉。谋人者成于智，亦丧于智也。谋身者恃其智，亦舍其智也。智有所缺，深存其敌，慎之少祸焉。智不及而谋大者毁，智无竭而谋远者逆。智者言智，愚者言愚，以愚饰智，以智力制智，智也。
用势卷二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伏凶也，仁者勿衿。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君子势不于力，力尽而势亡焉。小人势不惠人也，趋之必祸也。
众成其势，一人堪毁。强者凌弱，人怨乃弃。势极无让者疑，位尊弗恭者忌。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利卷三
惑人者无逾利也。利无求弗获，德无施不积。
众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择之宜慎也。天贵于时，人贵于明，动之有戒也。
众见其利者，非利也。众见其害者，或利也。君子重义轻利，小人嗜利远信，利御小人而莫御君子矣。
利无尽处，命有尽时，不怠可焉。利无独据，远有兴衰，存畏警焉。
辩卷四
物朴乃存，器功招损。言拙意隐，辞尽锋出。
识不逾人者，莫言断也。势不及人者。休言讳也。力不胜人者，勿言强也。
王者不辩，辩则少威焉。智者讷言，讷则惑敌也焉。勇者无语，语则怯行焉。
忠臣不表其功，窃功者必奸也。君子堪隐，人恶，谤贤者固小人也矣。
誉卷五
好誉者多辱也。誉满主惊，名高众之所惧焉。
誉存其伪，谄者以誉欺人。名不由己，明者不自赞。贪巧之功，天不佑也。
赏名勿轻，轻则誉贱，誉贱则无功也。受誉知辞，辞则得显，显则释疑也。上下无争，誉之不废焉。
人无誉堪存，誉非正当灭。求誉不得，或为福也。
情卷六
情滥无行，欲多失矩。其色如一，鬼神莫测。
上无度失威，下无忍莫立。上下知离，其位自安。君臣殊密，其臣自殃。小人之荣，情不可攀也。
情存疏也，近不过已，智者无痴焉。情难追也，逝者不返，明者无悔焉。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艰。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蹇卷七
人困乃正，命顺乃奇。以正化奇，止为枢也。
事变非智勿晓，事本非止勿存。天灾示警，逆之必亡;人祸告诫，省之固益。躁生百端，困出妄念，非止阻害之蔓焉。
视己勿重者重，视人为轻者轻。患以心生，以蹇为乐，蹇不为蹇矣。
穷不言富，贱不趋贵。忍辱为重，不怒为尊。蹇非敌也，敌乃乱焉。
释怨卷八
世之不公，人怨难止。穷富为仇，祢祸不消。
君子不念旧恶，旧恶害德也。小人存隙必报，必报自毁也。和而弗争，谋之首也。
名不正而谤兴，正名者必自屈也焉。惑不解而恨重，释惑者固自罪焉。私念不生，仇怨不结焉。
宽不足以悦人，严堪补也。敬无助于劝善，诤堪教矣。
心卷九
欲无止也，其心堪制。惑无尽也，其行乃解。不求于人，其尊弗伤。无嗜之病，其身靡失。自弃者人莫救也。苦乐无形，成于心焉。荣辱存异，贤者同焉。事之未济，志之非达，心无怨而忧患弗加矣。仁者好礼，不欺其心也。智者示愚，不显其心哉。
修身卷十
服人者德也。德之不修，其才必曲，其人非善矣。
纳言无失，不辍亡废。小处容疵，大节堪毁。
敬人敬心，德之厚也。
诚非致虚，君子不行诡道。祸由己生，小人难于胜己。谤言无惧，强者不纵，堪验其德焉。
不察其德，非识人也。识而勿用，非大德也。
止学 原文
智卷一
智极则愚。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位尊实危，智者不就也。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穷哉。谋人者成于智，亦丧于智也。谋身者恃其智，亦舍其智也。智有所缺，深存其敌，慎之少祸焉。智不及而谋大者毁，智无竭而谋远者逆。智者言智，愚者言愚，以愚饰智，以智力制智，智也。
用势卷二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伏凶也，仁者勿衿。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君子势不于力，力尽而势亡焉。小人势不惠人也，趋之必祸也。
众成其势，一人堪毁。强者凌弱，人怨乃弃。势极无让者疑，位尊弗恭者忌。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利卷三
惑人者无逾利也。利无求弗获，德无施不积。
众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择之宜慎也。天贵于时，人贵于明，动之有戒也。
众见其利者，非利也。众见其害者，或利也。君子重义轻利，小人嗜利远信，利御小人而莫御君子矣。
利无尽处，命有尽时，不怠可焉。利无独据，远有兴衰，存畏警焉。
辩卷四
物朴乃存，器功招损。言拙意隐，辞尽锋出。
识不逾人者，莫言断也。势不及人者。休言讳也。力不胜人者，勿言强也。
王者不辩，辩则少威焉。智者讷言，讷则惑敌也焉。勇者无语，语则怯行焉。
忠臣不表其功，窃功者必奸也。君子堪隐，人恶，谤贤者固小人也矣。
誉卷五
好誉者多辱也。誉满主惊，名高众之所惧焉。
誉存其伪，谄者以誉欺人。名不由己，明者不自赞。贪巧之功，天不佑也。
赏名勿轻，轻则誉贱，誉贱则无功也。受誉知辞，辞则得显，显则释疑也。上下无争，誉之不废焉。
人无誉堪存，誉非正当灭。求誉不得，或为福也。
情卷六
情滥无行，欲多失矩。其色如一，鬼神莫测。
上无度失威，下无忍莫立。上下知离，其位自安。君臣殊密，其臣自殃。小人之荣，情不可攀也。
情存疏也，近不过已，智者无痴焉。情难追也，逝者不返，明者无悔焉。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艰。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蹇卷七
人困乃正，命顺乃奇。以正化奇，止为枢也。
事变非智勿晓，事本非止勿存。天灾示警，逆之必亡;人祸告诫，省之固益。躁生百端，困出妄念，非止阻害之蔓焉。
视己勿重者重，视人为轻者轻。患以心生，以蹇为乐，蹇不为蹇矣。
穷不言富，贱不趋贵。忍辱为重，不怒为尊。蹇非敌也，敌乃乱焉。
释怨卷八
世之不公，人怨难止。穷富为仇，祢祸不消。
君子不念旧恶，旧恶害德也。小人存隙必报，必报自毁也。和而弗争，谋之首也。
名不正而谤兴，正名者必自屈也焉。惑不解而恨重，释惑者固自罪焉。私念不生，仇怨不结焉。
宽不足以悦人，严堪补也。敬无助于劝善，诤堪教矣。
心卷九
欲无止也，其心堪制。惑无尽也，其行乃解。不求于人，其尊弗伤。无嗜之病，其身靡失。自弃者人莫救也。苦乐无形，成于心焉。荣辱存异，贤者同焉。事之未济，志之非达，心无怨而忧患弗加矣。仁者好礼，不欺其心也。智者示愚，不显其心哉。
修身卷十
服人者德也。德之不修，其才必曲，其人非善矣。
纳言无失，不辍亡废。小处容疵，大节堪毁。
敬人敬心，德之厚也。
诚非致虚，君子不行诡道。祸由己生，小人难于胜己。谤言无惧，强者不纵，堪验其德焉。
不察其德，非识人也。识而勿用，非大德也。
从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湖南《泉口尹氏族谱》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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