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互联互通的小心思，都藏在这则官方声明里
据新媒科技评论报道:
近日，工信部宣布推进即时通信软件解除对网站链接的不合理屏蔽。
网友千呼万唤之后，9月17日下午，腾讯官方微信公众号“鹅厂黑板报”终于公布了微信开放外链的措施。
一时间，不少自媒体文章打出了“腾讯带头开放外链”“微信大门已经打开”“微信突然放开限制”等标题，但有媒体在测试后发现，腾讯所谓的互联互通仍然存在“分层分级”现象，不同主体、不同应用位于微信流量金字塔的不同层级，享受不同待遇。
具体来说，金字塔的顶端是腾讯自家产品，拥有最高级的访问权限。以王者荣耀、视频号等产品为代表，不论是在一对一场景还是群聊、朋友圈等多人场景中，用户在分享后均可以直接访问。此类产品获取用户好友关系链也最为强硬，用户如果不同意分享好友关系，根本无法使用应用。
金字塔的第二层是接受了腾讯投资的所谓“腾讯系产品”，和腾讯自家产品一样，这些应用可以通过app内的分享按钮将相关内容便捷地分享给单个好友、群聊或朋友圈。只是，在复制链接分享后用户需要跳转中间页才能打开。
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端，则是淘宝、抖音等与腾讯存在竞争关系的产品。他们在“开放外链”后仍然享受“下等公民”待遇。通过复制链接进行分享时，一对一场景下需要跳转中间页才能访问，群聊或者朋友圈则提示“需要复制链接到浏览器”。而通过app分享按钮跳转至微信，不论是一对一、群聊还是朋友圈，都只能显示一堆乱码。
快手可以直接访问，抖音则呈现出一堆乱码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从腾讯9月17日的官方声明中就能找到端倪。有人把腾讯这份声明概括为“4个原则，3项举措”。
4个原则为：
防止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防止出现过度获取用户隐私、危害网络信息安全与数据安全的行为；防止出现过度营销、诱导分享等有损用户利益的行为；坚持用户为本，将更多选择权交给用户。
初看这几个原则可能会觉得挺有道理，毕竟微信用户超过10亿，营销和导流必然存在。但结合微信“分层分级”的外链分享测试结果，却能发现，这几个原则其实和此前“放开外链必然导致营销泛滥”的说法并无二致。
互联互通是反垄断背景下事关公平竞争的问题，而网络信息安全和外链营销是微信平台治理的问题，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换言之，有没有“互联互通”，微信都要保证平台的网络信息安全，都要打击营销信息泛滥，微信平台治理不会因为放开外链而面临新的技术问题。考虑到微信的体量和技术实力，即使有，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
从此前的完全封禁到现在的“跳转中间页”，微信在放开外链上迈开了一小步，但也仅仅是一小步，并没有改变微信“亲疏有别”的外链管理方式。
即使没有互联互通，微信里的导流和营销信息泛滥问题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微信刻意放纵的结果。
要知道，很多利用微信导流的app恰恰是腾讯系公司产品，但一直以来，腾讯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竞争对手产品猛下杀手，对自家产品轻轻放过，比如著名的“砍一刀”。
再看“3项举措”：
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用户升级最新版本微信后，可以在一对一聊天场景中访问外部链接。
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权。群链接因涉及广大接收方用户，我们将继续开发功能便于用户自主个性化选择。
设立外链投诉入口，用户可以举报违法违规外链。平台将按照相应规则处理，并对外链提供平台的管理有效性设立信用分级。
相比“4个原则”，这几项举措争议更大。
首先，腾讯微信并没有定义安全的统一标准。目前看来，微信对于哪些属于可以直接访问的安全网址和应用，哪些属于需要跳转中间页访问的网址和应用，也没有一个可以公开展示的名单。
如果微信自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则很容易陷入“不能一碗水端平”的指责——互联互通最后仍会回到“选择性执法”的尴尬。
其次，如果一些长期合法运营的网站，在其他场景下可以正常访问，在微信内部却被各种横加阻拦，则可能引发新的混乱：用户不知道该相信监管标准，还是微信的管理标准。
最后，微信首先放开一对一聊天场景下的外链访问，却限制群聊，也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果一些外链属于“不安全”“过度营销”“诱导分享”的范畴，那么无论这些链接被分享给一人还是多人，都应该被加以限制。
用过微信群聊的人都知道，为了保障正常的交流和沟通，很多聊天群都有群规或者管理公告，管理员也会随时介入对滥发广告的用户施以惩罚或直接将用户踢出聊天群。与其动辄封禁一些外链，倒不如关注如何管理用户，限制他们发布营销或不安全信息，这才是真正的“为用户提供自主选择权”。
说到底，推进互联互通，既需要有统一的标准，也必须一视同仁，容不得平台自己玩小心思、搞“小九九”。
老金:必须重拳打击阳奉阴违，保证中央精神畅通无阻！维护中央决定的不折不扣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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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原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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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是反垄断背景下事关公平竞争的问题，而网络信息安全和外链营销是微信平台治理的问题，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换言之，有没有“互联互通”，微信都要保证平台的网络信息安全，都要打击营销信息泛滥，微信平台治理不会因为放开外链而面临新的技术问题。考虑到微信的体量和技术实力，即使有，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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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互联互通，微信里的导流和营销信息泛滥问题从来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微信刻意放纵的结果。
要知道，很多利用微信导流的app恰恰是腾讯系公司产品，但一直以来，腾讯都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竞争对手产品猛下杀手，对自家产品轻轻放过，比如著名的“砍一刀”。
再看“3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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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一些长期合法运营的网站，在其他场景下可以正常访问，在微信内部却被各种横加阻拦，则可能引发新的混乱：用户不知道该相信监管标准，还是微信的管理标准。
最后，微信首先放开一对一聊天场景下的外链访问，却限制群聊，也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如果一些外链属于“不安全”“过度营销”“诱导分享”的范畴，那么无论这些链接被分享给一人还是多人，都应该被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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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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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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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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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定州一小区入住7年才拿到房产证！
“证终于办下来了，悬了7年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8月31日，定州市昱馨家园小区5号楼居民王国辉拿到房子的不动产权证后，心情非常激动。
原来，他家所在的这个小区2014年便已入住。可由于容积率、公共配建设施不达标等问题不能验收，居民的不动产权证一直无法办理。今年5月初，定州市把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办证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拿出实招推动问题解决，让许多居民顺利拿到期盼多年的不动产权证。
办理不动产权证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由于因开发企业不履责、项目手续不完善以及未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和用地条件开发建设等历史原因，造成一些合法买卖并实际交付入住的房屋办证难。定州市以引发问题久拖不决的成因为导向，主动组织开展项目排查，研究制定处理方案，按照先易后难、分类处置的原则，切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处理。
先行登记，违法必究。在具体问题处理中实行“两个分开”：一是将完善不动产登记前置审批手续与办理不动产登记分开，对现状基本符合规划的历史遗留项目，除涉及安全使用的质量、消防验收外，不再将其他审批、验收等作为不动产登记的前置条件。二是坚持“证缴分离”原则，将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造成欠缴各种税费、罚款等问题处理与办理不动产登记分开，在依法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不影响不动产登记。
明确责任主体，分类办理。定州市梳理出存在办证难的9大类、15个方面具体问题，针对每个问题分别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该市建立了历史遗留问题项目不动产登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将街道办事处作为所辖行政区范围内的责任主体，选派精干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具体负责摸底调查本辖区内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情况，收集、处理这些项目申请，提出处理意见及时上报联席会议办公室议定，协助群众查询、完善相应手续，统计汇总项目办证信息等工作。处理过程中，对因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灭失，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由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没有承继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可以由市政府指定机构或组织代为申请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灭失的，首次登记与转移登记可一并办理，并在登记簿中对权利主体灭失情况予以记载；已办理首次登记，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已经灭失的，购房人可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为9000多户群众解决了办证难问题。
来源：河北日报
“证终于办下来了，悬了7年的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8月31日，定州市昱馨家园小区5号楼居民王国辉拿到房子的不动产权证后，心情非常激动。
原来，他家所在的这个小区2014年便已入住。可由于容积率、公共配建设施不达标等问题不能验收，居民的不动产权证一直无法办理。今年5月初，定州市把解决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产办证难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拿出实招推动问题解决，让许多居民顺利拿到期盼多年的不动产权证。
办理不动产权证是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由于因开发企业不履责、项目手续不完善以及未严格按照批准的规划和用地条件开发建设等历史原因，造成一些合法买卖并实际交付入住的房屋办证难。定州市以引发问题久拖不决的成因为导向，主动组织开展项目排查，研究制定处理方案，按照先易后难、分类处置的原则，切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项目处理。
先行登记，违法必究。在具体问题处理中实行“两个分开”：一是将完善不动产登记前置审批手续与办理不动产登记分开，对现状基本符合规划的历史遗留项目，除涉及安全使用的质量、消防验收外，不再将其他审批、验收等作为不动产登记的前置条件。二是坚持“证缴分离”原则，将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造成欠缴各种税费、罚款等问题处理与办理不动产登记分开，在依法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不影响不动产登记。
明确责任主体，分类办理。定州市梳理出存在办证难的9大类、15个方面具体问题，针对每个问题分别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该市建立了历史遗留问题项目不动产登记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将街道办事处作为所辖行政区范围内的责任主体，选派精干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具体负责摸底调查本辖区内历史遗留问题项目情况，收集、处理这些项目申请，提出处理意见及时上报联席会议办公室议定，协助群众查询、完善相应手续，统计汇总项目办证信息等工作。处理过程中，对因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灭失，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的，由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没有承继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可以由市政府指定机构或组织代为申请办理；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灭失的，首次登记与转移登记可一并办理，并在登记簿中对权利主体灭失情况予以记载；已办理首次登记，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有关单位已经灭失的，购房人可单方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截至目前，定州市已为9000多户群众解决了办证难问题。
来源：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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