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产业体系强基 “5333”双创模式驱动 一流营商环境聚能 江岸区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
9月26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搬迁武汉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回迁到湖北，搬迁至武汉市江岸区。
三峡集团总部“相中”江岸区，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江岸区高质量发展的厚积薄发。
江岸区先后入选全国主城区竞争力百强区、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区域百强榜，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江岸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04.4亿元，同比增长24.3%。1月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309.92亿元，同比增长64%，增幅居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一；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38.9亿元，排名中心城区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6%，排名中心城区第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起点，江岸区高位求进。今年以来，江岸区扎实落实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汉口之心、美好江岸”总体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三中心一基地”（汉口历史文化中心、武汉现代商贸中心、中部金融保险中心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发展定位，着力构建以金融保险、创意设计、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生态环保五大产业为主导，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为支撑的“531”产业体系，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31”产业体系壮大发展“源动力”
在江岸区布局的“531”产业体系中，生态环保产业是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江岸区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精准布局、精准招商、精准服务。下一步，该区将抢抓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三峡集团回迁的战略机遇，加快引进生态环保产业上下游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环保产业集群。
生态环保产业迸发出的强劲动力，是江岸区构建“531”产业体系的缩影。
眼下，江岸区正以优势金融板块为主导、新型金融业态为特色，构筑金融保险产业链；做大做强以工程设计为核心，工业设计、测绘地理、时尚创意设计等多元发展的创意设计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新品名品首发地、时尚消费目的地、潮流品牌集聚地、线上消费结算地，强化商贸物流业辐射功能，形成商贸物流产业链；依托滨江优势、优秀历史建筑资源和商贸基础，精心开发“五色”旅游线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
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展现出突破性发展势头。江岸区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金融、医疗器械等产业，打造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壮大数字创意、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业态，积极打造线上经济平台；加速发展智能制造，推动激光应用、高铁装备、无人船等优势领域做大做强。
以产业体系为“根脉”，江岸区打造“四区一带”战略空间布局，大力“建链、稳链、补链、强链”，引导资本、人才和技术向重点产业领域聚焦、向重点区域集聚。
目前，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一至五期供地完成，滨江国际金融中心、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利用进度加快，成功升级改造黎黄陂路、兰陵路、中山大道、江汉路步行街，积极推动华发外滩荟、平和坊等项目建设和巴公房子等一批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长江新城起步区落址谌家矶片，“两路一厂”等项目启动实施，大健康、大消费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加速拓展，华润万象城等项目推进顺利，一个未来的金融企业总部集群呼之欲出。
“总部经济”跃升产业“引领力”
数据显示，目前，在江岸区落户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逾百家，辖区内的纳税亿元以上楼宇达17栋。
总部企业的加速集聚，楼宇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江岸区不断刷新产业链“天际线”，产业高端化进程明显加快。
江岸区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头部企业招引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招大引强带动产业链集群，重点围绕重大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等，引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全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为此，江岸区提升楼宇“3568”服务体系，梳理整合全区地块、楼宇、园区等载体资源，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重点打造“三位一体”楼宇经济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楚商大厦、武汉天地A1、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华讯科技金融城、泰康在线总部大厦、华润置地大厦、设计之心等重点项目进展。实施智慧楼宇、生态楼宇、节能楼宇建设，满足入驻总部企业的各方面需求。
与此同时，江岸区筛选业态模式新、发展潜力好的成长型企业，建立总部企业储备库，加大在库企业培育力度。引导辖区内外金融机构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信贷投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江岸区形成了武汉天地国际商务集群、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集群、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创集群、长江左岸创意设计集群、汉口滨江商务区国际总部集群等五大特色楼宇集群。
江岸区多个部门正联合重点街道，加强对25栋纳税4000万元以上重点楼宇的走访联系，进一步孵育楼宇经济“后备梯队”。
“5333”双创模式迸发创新“驱动力”
9月27日，江岸区透露，今年底，该区预计将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25亿元。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江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后，探索出独具特色的“5333”双创模式（即探索5种双创模式，搭建3类服务平台，提供3种财政支持，培育引进3类双创主体），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百佳案例》。
在优化提升双创平台方面，江岸区完善“老街区+双创”“城中村改造+双创”“社区+双创”“院校+双创”“楼宇+双创”等模式，新建、改造一批创新楼宇、创新园区、创新街区。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投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双创建设，打造一大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进岱家山科创城、黄浦创立方、工科院孵化器、平和坊等平台向专业化、精细化升级发展。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发展“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
与此同时，培育壮大双创主体。江岸区设立1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及高成长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催生一批后劲足的小微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建设院士（博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正在江岸区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构建，全链条、全区域、全社会创新的氛围愈发浓郁。目前，江岸区成功创建了一个国家级孵化器，全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达65万平方米，岱家山科技创业城成为全省首家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一流营商环境聚合服务“助推力”
产业高度的攀升，发展质效的跃升，离不开优良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
江岸区坚持以市场评价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成立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调度，搭建多部门联动服务平台。
在新村街道，江岸区成立了武汉市首个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这里地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核心区，聚集着泰康在线总部大厦、武建光彩国际城、中诚信征信大厦等一批重大项目。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专设4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
服务的形式各具特色，服务的意识始终不变。
江岸区持续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活动，对重点企业采取“1+1”包保服务方式主动介入项目立项、规划、环评等前期环节，建立“绿色通道”协调办理各类前期手续。对全区纳税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推行容缺审批、并联审批，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落实开办企业“210”标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照后减证”，探索“一业一证”。
江岸区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发展。先后出台留商招商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奖励办法、新民营经济“钻石12条”，近年来，累计减税72.84亿元，兑现企业扶持资金4.48亿元，举办“融商会”银企对接系列活动。
优质服务催生“江岸速度”。
今年以来，江岸区17个市级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市级重大项目华润二七南片建设项目，从土地摘牌到开工，仅用时不到4个月。
9月26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部搬迁武汉大会召开，标志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从北京回迁到湖北，搬迁至武汉市江岸区。
三峡集团总部“相中”江岸区，绝非偶然，这背后是江岸区高质量发展的厚积薄发。
江岸区先后入选全国主城区竞争力百强区、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区域百强榜，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江岸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704.4亿元，同比增长24.3%。1月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309.92亿元，同比增长64%，增幅居武汉市中心城区第一；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538.9亿元，排名中心城区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2.6%，排名中心城区第一。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站在新起点，江岸区高位求进。今年以来，江岸区扎实落实湖北省、武汉市相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汉口之心、美好江岸”总体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明确“三中心一基地”（汉口历史文化中心、武汉现代商贸中心、中部金融保险中心和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发展定位，着力构建以金融保险、创意设计、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生态环保五大产业为主导，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楼宇经济、总部经济为支撑的“531”产业体系，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31”产业体系壮大发展“源动力”
在江岸区布局的“531”产业体系中，生态环保产业是五大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江岸区集中优势资源，开展精准布局、精准招商、精准服务。下一步，该区将抢抓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和三峡集团回迁的战略机遇，加快引进生态环保产业上下游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生态环保产业集群。
生态环保产业迸发出的强劲动力，是江岸区构建“531”产业体系的缩影。
眼下，江岸区正以优势金融板块为主导、新型金融业态为特色，构筑金融保险产业链；做大做强以工程设计为核心，工业设计、测绘地理、时尚创意设计等多元发展的创意设计产业集群；打造全国新品名品首发地、时尚消费目的地、潮流品牌集聚地、线上消费结算地，强化商贸物流业辐射功能，形成商贸物流产业链；依托滨江优势、优秀历史建筑资源和商贸基础，精心开发“五色”旅游线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链。
生命健康、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展现出突破性发展势头。江岸区大力发展医疗服务、健康管理、健康养老、健康金融、医疗器械等产业，打造大健康产业新高地；壮大数字创意、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教育、数字医疗等业态，积极打造线上经济平台；加速发展智能制造，推动激光应用、高铁装备、无人船等优势领域做大做强。
以产业体系为“根脉”，江岸区打造“四区一带”战略空间布局，大力“建链、稳链、补链、强链”，引导资本、人才和技术向重点产业领域聚焦、向重点区域集聚。
目前，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一至五期供地完成，滨江国际金融中心、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等一批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利用进度加快，成功升级改造黎黄陂路、兰陵路、中山大道、江汉路步行街，积极推动华发外滩荟、平和坊等项目建设和巴公房子等一批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长江新城起步区落址谌家矶片，“两路一厂”等项目启动实施，大健康、大消费等新兴产业加速集聚。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加速拓展，华润万象城等项目推进顺利，一个未来的金融企业总部集群呼之欲出。
“总部经济”跃升产业“引领力”
数据显示，目前，在江岸区落户的总部企业（或区域性总部）逾百家，辖区内的纳税亿元以上楼宇达17栋。
总部企业的加速集聚，楼宇经济的蓬勃发展，助力江岸区不断刷新产业链“天际线”，产业高端化进程明显加快。
江岸区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头部企业招引三年行动计划”，坚持招大引强带动产业链集群，重点围绕重大项目、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等，引入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推动全区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为此，江岸区提升楼宇“3568”服务体系，梳理整合全区地块、楼宇、园区等载体资源，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重点打造“三位一体”楼宇经济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推进楚商大厦、武汉天地A1、中信泰富滨江金融城、华讯科技金融城、泰康在线总部大厦、华润置地大厦、设计之心等重点项目进展。实施智慧楼宇、生态楼宇、节能楼宇建设，满足入驻总部企业的各方面需求。
与此同时，江岸区筛选业态模式新、发展潜力好的成长型企业，建立总部企业储备库，加大在库企业培育力度。引导辖区内外金融机构加大对总部企业的信贷投放，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产品和服务创新。鼓励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目前，江岸区形成了武汉天地国际商务集群、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集群、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文创集群、长江左岸创意设计集群、汉口滨江商务区国际总部集群等五大特色楼宇集群。
江岸区多个部门正联合重点街道，加强对25栋纳税4000万元以上重点楼宇的走访联系，进一步孵育楼宇经济“后备梯队”。
“5333”双创模式迸发创新“驱动力”
9月27日，江岸区透露，今年底，该区预计将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25亿元。
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是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江岸区入选第二批“国家区域双创示范基地”后，探索出独具特色的“5333”双创模式（即探索5种双创模式，搭建3类服务平台，提供3种财政支持，培育引进3类双创主体），入选《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业百佳案例》。
在优化提升双创平台方面，江岸区完善“老街区+双创”“城中村改造+双创”“社区+双创”“院校+双创”“楼宇+双创”等模式，新建、改造一批创新楼宇、创新园区、创新街区。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创投机构和社会力量参与双创建设，打造一大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推进岱家山科创城、黄浦创立方、工科院孵化器、平和坊等平台向专业化、精细化升级发展。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大型企业集团合作，发展“四不像”新型研发机构。
与此同时，培育壮大双创主体。江岸区设立1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完善企业全生命周期培育链条，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引领行业发展的龙头企业，以及高成长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催生一批后劲足的小微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建设院士（博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等，鼓励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
“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正在江岸区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构建，全链条、全区域、全社会创新的氛围愈发浓郁。目前，江岸区成功创建了一个国家级孵化器，全区科技企业孵化器面积达65万平方米，岱家山科技创业城成为全省首家知识产权特色小镇。
一流营商环境聚合服务“助推力”
产业高度的攀升，发展质效的跃升，离不开优良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
江岸区坚持以市场评价为第一评价，企业感受为第一感受，成立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开展专题调度，搭建多部门联动服务平台。
在新村街道，江岸区成立了武汉市首个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这里地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核心区，聚集着泰康在线总部大厦、武建光彩国际城、中诚信征信大厦等一批重大项目。街道重大项目帮办中心专设4名工作人员，为企业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政策咨询等服务。
服务的形式各具特色，服务的意识始终不变。
江岸区持续开展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活动，对重点企业采取“1+1”包保服务方式主动介入项目立项、规划、环评等前期环节，建立“绿色通道”协调办理各类前期手续。对全区纳税超过100万元的企业，实现走访全覆盖，着力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深化行政审批流程再造，推行容缺审批、并联审批，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一事联办”。落实开办企业“210”标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照后减证”，探索“一业一证”。
江岸区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企业发展。先后出台留商招商奖励办法及实施细则、促进楼宇经济发展奖励办法、新民营经济“钻石12条”，近年来，累计减税72.84亿元，兑现企业扶持资金4.48亿元，举办“融商会”银企对接系列活动。
优质服务催生“江岸速度”。
今年以来，江岸区17个市级重大项目稳步推进，市级重大项目华润二七南片建设项目，从土地摘牌到开工，仅用时不到4个月。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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