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风采 | 张春青：做乡亲身边的知心人 用“五心”化解邻里矛盾做好法院基层调解
“您好！我是满城法院调解员张春青......”满城法院方顺桥法庭调解室内电话响起，一场因拆迁而导致兄弟阋墙的纠纷正在被远程化解之中。主持电话沟通进行远程调解的是满城法院特邀调解员张春青，经过他将近二十天的耐心调解以及十余次上门走访的不懈努力后，产生纠纷的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签署了调解协议。
案件的起因要还从一间老房子说起。二十年前，大哥在分家时分得了一套房子。但善良的大哥因为要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就让弟弟居住在这间房子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随着京车项目在保定市满城区如火如荼地建设开展，需要拆迁此间老房子。于是弟弟动了歪脑筋，把房屋重新装修，并以自己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为由要求得到拆迁款。于是兄弟二人对簿公堂。
对特邀调解员张春青来说，这只是他处理的众多矛盾纠纷中较为典型且又复杂的一件。大哥由于手中只有一个当年办理宅基地证费用的收据，而导致自己根本无法证明房屋是自己的，加之弟弟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周围邻居也认为弟弟就是房屋的主人。
张春青为了给事实以真相，开始锲而不舍地在村里走街串巷，寻找当年和这家人较为熟悉还将在的老人，从他们口中探寻事实真相。经过一周多的走访，张春青终于从几位还健在的老人那里还原了事情的原委——房屋就是分给大哥的，只是大哥出于好心让弟弟居住。
知道真相后，张春青对案件开始调解，出于内心的正义感，张春青想要为同样善良但没有任何证据的大哥争取最大利益，于是开始了波折的调解之路。
在弟弟知道张春青来意后，对张春青反感有加，但在张春青的多次走访和法理与情理交织的有力话语下逐渐改变了态度，愿意一起坐下来调解。张春青趁热打铁，找来了了解当年情况的老人作为事情见证者，一起进行调解，并劝解弟弟“做人应有感恩之心，做事也要念及手足之情，如果在天的父母知道你们如此手足相争又有何感想呢？”
最终通过多次上门走访和电话调解，纠纷得到了化解，哥哥向弟弟支付了全部装修费并补偿了少量钱款后，弟弟让出了房屋。
张春青除了满城法院方顺桥法庭的特邀调解员这一个身份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扎根基层三十年的乡村教师，在面对法院调解工作中时，他将教师特有的耐心、细致和责任感带入到了新岗位中来，在纷繁复杂的调解工作中以“耐心、真心、热心、诚心、初心”的工作态度成为了当地值得大家信赖的好调解员、懂法讲理的知心人。
责任与群众是张春青内心中最大的牵挂，而他背后自己的家庭更是无条件选择支持，在张春青把精力都放在学校和调解中时，妻子与女儿毫无怨言。张春青是许多人的一个缩影，他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普通人的伟大。正如无数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那样，张春青在工作中时刻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和无私忘我的工作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无惧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之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尽全力守护着当地的安宁祥和。
据了解，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张春青一直活跃在化解矛盾纠纷第一线。他经手调解的案件达700余件，已成功调解案件600余件，是名副其实的调解能手。
当被问及调解案件成功率高的原因时，张春青表示：“调解员自身必须要具备耐心细致的良好品质，要设身处地地为原被告双方着想，让调解员成为原被告双方的沟通桥梁。而原告和被告双方在调解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出现谈不拢的局面，如果此时调解员自己都做不到耐心细致的话，那这个案子就会谈不下去了。”
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经写过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百姓群众而言，“鸡毛蒜皮的小事”恰恰是最为切身关注、事关民生幸福感的事情，也是调解员的工作事业价值所在。
调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从事调解工作十多年来，张春青用自己的耐心、真心、热心、诚心、初心“五心”，换取了百姓群众的舒心、放心、顺心、安心、称心“五心”，他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法庭，及时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您好！我是满城法院调解员张春青......”满城法院方顺桥法庭调解室内电话响起，一场因拆迁而导致兄弟阋墙的纠纷正在被远程化解之中。主持电话沟通进行远程调解的是满城法院特邀调解员张春青，经过他将近二十天的耐心调解以及十余次上门走访的不懈努力后，产生纠纷的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签署了调解协议。
案件的起因要还从一间老房子说起。二十年前，大哥在分家时分得了一套房子。但善良的大哥因为要在县城里工作，所以就让弟弟居住在这间房子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随着京车项目在保定市满城区如火如荼地建设开展，需要拆迁此间老房子。于是弟弟动了歪脑筋，把房屋重新装修，并以自己在这里居住了二十多年为由要求得到拆迁款。于是兄弟二人对簿公堂。
对特邀调解员张春青来说，这只是他处理的众多矛盾纠纷中较为典型且又复杂的一件。大哥由于手中只有一个当年办理宅基地证费用的收据，而导致自己根本无法证明房屋是自己的，加之弟弟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周围邻居也认为弟弟就是房屋的主人。
张春青为了给事实以真相，开始锲而不舍地在村里走街串巷，寻找当年和这家人较为熟悉还将在的老人，从他们口中探寻事实真相。经过一周多的走访，张春青终于从几位还健在的老人那里还原了事情的原委——房屋就是分给大哥的，只是大哥出于好心让弟弟居住。
知道真相后，张春青对案件开始调解，出于内心的正义感，张春青想要为同样善良但没有任何证据的大哥争取最大利益，于是开始了波折的调解之路。
在弟弟知道张春青来意后，对张春青反感有加，但在张春青的多次走访和法理与情理交织的有力话语下逐渐改变了态度，愿意一起坐下来调解。张春青趁热打铁，找来了了解当年情况的老人作为事情见证者，一起进行调解，并劝解弟弟“做人应有感恩之心，做事也要念及手足之情，如果在天的父母知道你们如此手足相争又有何感想呢？”
最终通过多次上门走访和电话调解，纠纷得到了化解，哥哥向弟弟支付了全部装修费并补偿了少量钱款后，弟弟让出了房屋。
张春青除了满城法院方顺桥法庭的特邀调解员这一个身份外，还有个身份——那就是扎根基层三十年的乡村教师，在面对法院调解工作中时，他将教师特有的耐心、细致和责任感带入到了新岗位中来，在纷繁复杂的调解工作中以“耐心、真心、热心、诚心、初心”的工作态度成为了当地值得大家信赖的好调解员、懂法讲理的知心人。
责任与群众是张春青内心中最大的牵挂，而他背后自己的家庭更是无条件选择支持，在张春青把精力都放在学校和调解中时，妻子与女儿毫无怨言。张春青是许多人的一个缩影，他非常的普通，非常的平凡，但却在平凡的岗位上演绎着普通人的伟大。正如无数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那样，张春青在工作中时刻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和无私忘我的工作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无惧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之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竭尽全力守护着当地的安宁祥和。
据了解，从事人民调解工作五年多的时间里，张春青一直活跃在化解矛盾纠纷第一线。他经手调解的案件达700余件，已成功调解案件600余件，是名副其实的调解能手。
当被问及调解案件成功率高的原因时，张春青表示：“调解员自身必须要具备耐心细致的良好品质，要设身处地地为原被告双方着想，让调解员成为原被告双方的沟通桥梁。而原告和被告双方在调解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出现谈不拢的局面，如果此时调解员自己都做不到耐心细致的话，那这个案子就会谈不下去了。”
清代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曾经写过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百姓群众而言，“鸡毛蒜皮的小事”恰恰是最为切身关注、事关民生幸福感的事情，也是调解员的工作事业价值所在。
调解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和承诺。从事调解工作十多年来，张春青用自己的耐心、真心、热心、诚心、初心“五心”，换取了百姓群众的舒心、放心、顺心、安心、称心“五心”，他让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法庭，及时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我们就是厦门厦门就是我们# 【直击抗疫一线 | 党员群众合力，用心守护卡口】在厦港街道鸿山社区，社区党委一方面统筹下沉支援的党员干部、“双报到”党员、群众志愿者等驻守卡口，做好人员、车辆监督登记；一方面充分发动业委会和居民力量，由党员带头在无物业小区外筑起第二道防线，守好小区大门。只要社区有需求，群里的志愿者随叫随到，活跃在社区防控第一线。“有的志愿者白天要上班，晚上一下班就直奔各个卡口。”https://t.cn/A6McpW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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