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甘肃身边事#【祁连冷暖“它”先知——祁连山张掖段生态持续恢复一瞥】“晚上，狼嚎的声音，马鹿的嘶鸣声等，会从西大河水库上游的那片林子里传来，特别清晰。各种野生动物都聚集过来喝水，让人听着心里还有点紧张。这种情形此前已经消失了几十年，近几年又出现了。”在中农发山丹马场一场的大马营草原上，牧马人刘国年告诉记者。
山丹马场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如今的这里，水草丰美，不仅是马群生长繁育的优良牧场，更是各种野生动物生活的理想场所。
而冷龙岭的可喜变化，仅是千里祁连的“青山一角”。
一
2020年4月份，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工作人员回收红外摄像机拍摄数据时，在祁连山张掖段多个区域发现了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其中，在肃南县祁青地区，红外摄像机同时拍摄到4只雪豹在一起悠闲漫步玩耍的场景，几只“大猫”萌翻了众多网友。
2020年11月1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张掖分局祁丰自然保护站祁青资源管护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头道沟巡护中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手机近距离拍摄记录下雪豹攀岩活动的画面。
雪豹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栖息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海拔最高处的猫科动物。作为祁连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雪豹对维持祁连山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至关重要。
雪豹分布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分布密切相关，岩羊活动密度大的地域雪豹活动频繁，反之岩羊分布密度低的区域雪豹活动频次也低。
成群的岩羊，也频频闯入人们视野……
2020年12月中旬，在地处祁连山区的肃南县祁丰藏族乡吊达坂附近，肃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拍摄到成群的岩羊在公路旁的山坡上悠闲觅食。据粗略统计，当时拍到公路旁觅食岩羊约200多只。
不仅是岩羊。
2020年国庆节前夕，几位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肃南县境内洪水坝一带，与近200头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不期而遇。镜头中，白唇鹿群悠闲地在山巅觅食，场面壮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今年1月27日，又有摄影爱好者在肃南县祁丰藏族乡境内拍到200多头特大藏野驴种群……
二
“行踪隐蔽的雪豹如今都能被近距离拍摄到，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200多只的大种群白唇鹿、藏野驴时有发现，昔日几近绝迹的马麝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中，充分说明雪豹、藏野驴、白唇鹿、马麝等在祁连山保护区的栖息地生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种群分布范围呈扩张趋势，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马堆芳说。
近年来，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持续开展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监测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红外相机数据，基本建立和完善了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资源数据库。
马堆芳介绍说，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禁牧和移民搬迁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深入实施，祁连山生态状况持续好转，各类野生动物生存压力明显减小，种群呈快速恢复态势。马鹿、岩羊、狍等大型草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上升，斑尾榛鸡、蓝马鸡、血雉、淡腹雪鸡、暗腹雪鸡等珍禽种群数量恢复较快，在哈溪、寺大隆等自然保护站发现了30多只的大种群蓝马鸡和血雉。以前保护区很难发现的动物，如豺、荒漠猫、兔狲等，目前也能经常发现，保护区新发现的野生动物有风头蜂鹰、红脚隼、毛脚鵟等，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如今，祁连山国家公园已经成为雪豹、白唇鹿等珍稀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土。雪豹、白唇鹿、藏野驴、岩羊、马鹿等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成为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和 “代言人”。
三
地处祁连山深处的寺大隆自然保护站杨哥资源管护站有这样一支队伍——除站长孙京海和副站长何长明之外，其余16人都是从核心区搬迁出的牧民。守山巡山护山，大家尽心尽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场伐木，看到一棵棵大树变成木材被运往山外十分心痛，禁伐后，采矿‘轰隆隆’的声音又开始在山脉之间回响。现在好了，山里静谧得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能常常看到各类野生动物，心里很踏实。”作为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孙京海感慨良多。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是做好现在。我们要一直保护它，守护它，为祁连山的动植物打造一个美丽家园。”孙京海的话语掷地有声。
张掖是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保护和修复的主战场。2017年以来，张掖市举全市之力，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实施了祁连山生态环境集中整治修复攻坚行动。同时，张掖市深入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以重大生态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祁连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截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张掖段179项生态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整改整治，并通过省级验收认定；探采矿项目全部关停，水利水电项目全部整治规范，矿业权、旅游设施项目分类退出和水电站关停退出工作全部完成，核心区农牧民全部搬迁，缓冲区农牧民搬迁有序推进，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再无开发性生产经营活动，整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生态修复治理迈出重大步伐。”张掖市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来源：每日甘肃网
山丹马场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如今的这里，水草丰美，不仅是马群生长繁育的优良牧场，更是各种野生动物生活的理想场所。
而冷龙岭的可喜变化，仅是千里祁连的“青山一角”。
一
2020年4月份，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队工作人员回收红外摄像机拍摄数据时，在祁连山张掖段多个区域发现了雪豹活动的珍贵影像。其中，在肃南县祁青地区，红外摄像机同时拍摄到4只雪豹在一起悠闲漫步玩耍的场景，几只“大猫”萌翻了众多网友。
2020年11月17日，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管理局张掖分局祁丰自然保护站祁青资源管护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头道沟巡护中发现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并用手机近距离拍摄记录下雪豹攀岩活动的画面。
雪豹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栖息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海拔最高处的猫科动物。作为祁连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雪豹对维持祁连山生态系统稳定与健康至关重要。
雪豹分布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分布密切相关，岩羊活动密度大的地域雪豹活动频繁，反之岩羊分布密度低的区域雪豹活动频次也低。
成群的岩羊，也频频闯入人们视野……
2020年12月中旬，在地处祁连山区的肃南县祁丰藏族乡吊达坂附近，肃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拍摄到成群的岩羊在公路旁的山坡上悠闲觅食。据粗略统计，当时拍到公路旁觅食岩羊约200多只。
不仅是岩羊。
2020年国庆节前夕，几位野生动物摄影爱好者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肃南县境内洪水坝一带，与近200头觅食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不期而遇。镜头中，白唇鹿群悠闲地在山巅觅食，场面壮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今年1月27日，又有摄影爱好者在肃南县祁丰藏族乡境内拍到200多头特大藏野驴种群……
二
“行踪隐蔽的雪豹如今都能被近距离拍摄到，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200多只的大种群白唇鹿、藏野驴时有发现，昔日几近绝迹的马麝的身影也频频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中，充分说明雪豹、藏野驴、白唇鹿、马麝等在祁连山保护区的栖息地生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种群分布范围呈扩张趋势，种群数量稳中有升。”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野生动物管理科科长马堆芳说。
近年来，大熊猫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张掖分局持续开展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监测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红外相机数据，基本建立和完善了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资源数据库。
马堆芳介绍说，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封山禁牧和移民搬迁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深入实施，祁连山生态状况持续好转，各类野生动物生存压力明显减小，种群呈快速恢复态势。马鹿、岩羊、狍等大型草食动物种群数量明显上升，斑尾榛鸡、蓝马鸡、血雉、淡腹雪鸡、暗腹雪鸡等珍禽种群数量恢复较快，在哈溪、寺大隆等自然保护站发现了30多只的大种群蓝马鸡和血雉。以前保护区很难发现的动物，如豺、荒漠猫、兔狲等，目前也能经常发现，保护区新发现的野生动物有风头蜂鹰、红脚隼、毛脚鵟等，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如今，祁连山国家公园已经成为雪豹、白唇鹿等珍稀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土。雪豹、白唇鹿、藏野驴、岩羊、马鹿等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频频“现身”，成为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和 “代言人”。
三
地处祁连山深处的寺大隆自然保护站杨哥资源管护站有这样一支队伍——除站长孙京海和副站长何长明之外，其余16人都是从核心区搬迁出的牧民。守山巡山护山，大家尽心尽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林场伐木，看到一棵棵大树变成木材被运往山外十分心痛，禁伐后，采矿‘轰隆隆’的声音又开始在山脉之间回响。现在好了，山里静谧得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也能常常看到各类野生动物，心里很踏实。”作为祁连山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孙京海感慨良多。
“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重要的是做好现在。我们要一直保护它，守护它，为祁连山的动植物打造一个美丽家园。”孙京海的话语掷地有声。
张掖是祁连山生态环境整治、保护和修复的主战场。2017年以来，张掖市举全市之力，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实施了祁连山生态环境集中整治修复攻坚行动。同时，张掖市深入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以重大生态项目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祁连山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截至目前，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张掖段179项生态环境问题全部完成整改整治，并通过省级验收认定；探采矿项目全部关停，水利水电项目全部整治规范，矿业权、旅游设施项目分类退出和水电站关停退出工作全部完成，核心区农牧民全部搬迁，缓冲区农牧民搬迁有序推进，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再无开发性生产经营活动，整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生态修复治理迈出重大步伐。”张掖市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来源：每日甘肃网
谱写民族团结华丽篇章——酒泉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综述
2019年12月,酒泉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根据全省提出“一廊一区一带”行动方案要求,全面启动了“河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走廊”建设。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酒泉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按照“坚持规划先行、强化项目支撑、找准发展路子、落实措施保证”的思路,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扶持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肃北、阿克塞两个自治县牧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建乡较早的省“两西”移民民族乡镇——玉门市小金湾东乡族乡和瓜州县腰站子东乡族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其余4个移民民族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20%。我市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确保了民族地区和全市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党建引领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一条条柏油马路四通八达,一座座别墅让牧民改善了居住条件,一所所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学校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
“十三五”期间,肃北县坚持把基层党建与民族团结协同发展、共同进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突出基层党建在民族团结进步中的引领作用,开创了“党建+民族团结”事业新局面。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肃北县构建了‘党建+统战’工作新格局,使创建工作取得了新成效。”肃北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玛西说。
瓜州县沙河回族乡临河村2组村民强菊花家有5口人,儿子儿媳通过乡上组织的培训掌握了多项技能后,外出打工。强菊花夫妻则在临河村富泰养殖小区搞养殖,全家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生活环境变好了,出门就是柏油马路,开上小轿车去哪里都很方便。”强菊花说。
强菊花家的变化,只是我市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酒泉市民宗委了解到,“十三五”以来,全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亮点表现在五个方面: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大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为切实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做好保障。
让各民族群众过上好日子
曾经,阿克塞县和肃北县的牧农民做饭用的是羊粪,走的是羊肠小道,尤其是到了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他们心有余悸。如今,他们都住进了城里享受政府补贴的房屋,用上了天然气,喝上了纯净水,过上好日子的牧农民对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充满感恩。
2017年,阿克塞县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自建县以来,阿克塞县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大主题,奏响民族团结进步最强音,推动全县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至目前,全县未发生一起涉及民族、宗教的重大矛盾纠纷。阿克塞县探索出了民族团结发展的新路子,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记者从酒泉市民宗委了解到,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我市坚持抓好每年5月份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持续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项目帮扶活动,对民族乡给予重点扶持。其中,每年争取100个以上市直部门、单位参与帮扶,帮扶资金达20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兑现率达100%。市、县党委、政府每5年定期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把我市建设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确保示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大力推进民族乡村脱贫攻坚
多年前,瓜州县双塔镇金河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几百元。为摆脱贫困,金河村大力发展设施种植、特色养殖,全村面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刚来这里时,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房子不到30平方米。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没啥收成,每天都在发愁日子要怎么过。”双塔镇金河村13组村民王玉生说,后来经过土地改良,产出日丰,家庭生活不断改善,日子越过越有希望。
现在,王玉生一家共同经营着152亩耕地,全部用来种植枸杞,仅去年一年来自土地的纯收入有8万元。不仅如此,王玉生和妻子还在网上销售自家生产加工的枸杞,通过电商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现在我住进了抗震的小康房,买了小轿车,有活干,有事忙,生活很充实很满足。我们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王玉生说。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瓜州县以加快各民族脱贫攻坚为创建工作核心,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大力推进民族乡村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县民族乡村顺利完成脱贫“摘帽”。
“十三五”期间,酒泉把玉门市、瓜州县的6个移民民族乡镇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把精准扶贫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起来,多措并举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基本素质,着力落实帮扶政策,整合资金,发展特色现代牧农业,努力建成一批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努力向富民兴陇走前列、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记者周爱玲 通讯员祁林鹏 妥生龙）#酒泉关注# #在这里关注酒泉#
2019年12月,酒泉市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根据全省提出“一廊一区一带”行动方案要求,全面启动了“河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走廊”建设。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酒泉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按照“坚持规划先行、强化项目支撑、找准发展路子、落实措施保证”的思路,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扶持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肃北、阿克塞两个自治县牧农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建乡较早的省“两西”移民民族乡镇——玉门市小金湾东乡族乡和瓜州县腰站子东乡族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5%,其余4个移民民族乡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20%。我市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确保了民族地区和全市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党建引领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一条条柏油马路四通八达,一座座别墅让牧民改善了居住条件,一所所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学校让少数民族地区学生享受到了优质教育……
“十三五”期间,肃北县坚持把基层党建与民族团结协同发展、共同进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突出基层党建在民族团结进步中的引领作用,开创了“党建+民族团结”事业新局面。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肃北县构建了‘党建+统战’工作新格局,使创建工作取得了新成效。”肃北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局长玛西说。
瓜州县沙河回族乡临河村2组村民强菊花家有5口人,儿子儿媳通过乡上组织的培训掌握了多项技能后,外出打工。强菊花夫妻则在临河村富泰养殖小区搞养殖,全家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党的各项惠民政策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生活环境变好了,出门就是柏油马路,开上小轿车去哪里都很方便。”强菊花说。
强菊花家的变化,只是我市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记者从酒泉市民宗委了解到,“十三五”以来,全市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工作亮点表现在五个方面: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加大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大力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为切实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做好保障。
让各民族群众过上好日子
曾经,阿克塞县和肃北县的牧农民做饭用的是羊粪,走的是羊肠小道,尤其是到了冬天,那种刺骨的寒冷至今回想起来依然令他们心有余悸。如今,他们都住进了城里享受政府补贴的房屋,用上了天然气,喝上了纯净水,过上好日子的牧农民对党的各项惠民政策充满感恩。
2017年,阿克塞县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自建县以来,阿克塞县紧紧围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两大主题,奏响民族团结进步最强音,推动全县各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至目前,全县未发生一起涉及民族、宗教的重大矛盾纠纷。阿克塞县探索出了民族团结发展的新路子,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记者从酒泉市民宗委了解到,为做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我市坚持抓好每年5月份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持续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项目帮扶活动,对民族乡给予重点扶持。其中,每年争取100个以上市直部门、单位参与帮扶,帮扶资金达2000万元以上,项目资金兑现率达100%。市、县党委、政府每5年定期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对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把我市建设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确保示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大力推进民族乡村脱贫攻坚
多年前,瓜州县双塔镇金河村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几百元。为摆脱贫困,金河村大力发展设施种植、特色养殖,全村面貌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
“刚来这里时,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房子不到30平方米。由于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没啥收成,每天都在发愁日子要怎么过。”双塔镇金河村13组村民王玉生说,后来经过土地改良,产出日丰,家庭生活不断改善,日子越过越有希望。
现在,王玉生一家共同经营着152亩耕地,全部用来种植枸杞,仅去年一年来自土地的纯收入有8万元。不仅如此,王玉生和妻子还在网上销售自家生产加工的枸杞,通过电商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现在我住进了抗震的小康房,买了小轿车,有活干,有事忙,生活很充实很满足。我们各族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王玉生说。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瓜州县以加快各民族脱贫攻坚为创建工作核心,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活动,大力推进民族乡村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县民族乡村顺利完成脱贫“摘帽”。
“十三五”期间,酒泉把玉门市、瓜州县的6个移民民族乡镇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把精准扶贫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一起来,多措并举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基本素质,着力落实帮扶政策,整合资金,发展特色现代牧农业,努力建成一批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加工基地,努力向富民兴陇走前列、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目标迈进。
（记者周爱玲 通讯员祁林鹏 妥生龙）#酒泉关注# #在这里关注酒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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