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高级钟表品牌“Maurice Lacroix”的代表系列“Pontos”，这是为了英国生活方式杂志《Wallpaper*》的企划而重新设计的限量一款腕表。#产品设计# #设计#
由于想要使原本附在“手臂”上的手表成为内部的一部分，因此变得令人愉悦。
设计手表支架，使其可以用作“挂钟”。
装饰性的古典布谷鸟钟外观使手表更容易在视觉上融入挂钟。
此外，通过排列索引数字以跨越手表的边界，它成为一种更完整的表达方式。
因此，手表本身的特点是有缺陷，只能看到部分数字。
与此同时，一种类似于“剪下挂钟的一部分，取出来”的看角。
主体的饰面为哑光白色，以便与内饰完美融合。
玫瑰金用作指针和字母的点缀。
采用了细节等，不经意地反映了“Maurice Lacroix”的世界观也没有忘记。
by:nendo
由于想要使原本附在“手臂”上的手表成为内部的一部分，因此变得令人愉悦。
设计手表支架，使其可以用作“挂钟”。
装饰性的古典布谷鸟钟外观使手表更容易在视觉上融入挂钟。
此外，通过排列索引数字以跨越手表的边界，它成为一种更完整的表达方式。
因此，手表本身的特点是有缺陷，只能看到部分数字。
与此同时，一种类似于“剪下挂钟的一部分，取出来”的看角。
主体的饰面为哑光白色，以便与内饰完美融合。
玫瑰金用作指针和字母的点缀。
采用了细节等，不经意地反映了“Maurice Lacroix”的世界观也没有忘记。
by:nendo
【他们的工作，告诉你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他们的工作，既能告诉你明天要不要带伞、需不需添衣，有时也决定水库要不要炸坝泄洪、村庄需不需全员撤离、城市该不该暂时“停摆”未雨绸缪。
凌晨4点，中央气象台预报大厅。
此时北京的天空依旧暗沉，离破晓还有一段时间。
电脑前，孙军正在查看雷达回波图，画着降水量预报图，来回对比分析各种天气资料。
作为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他需要指导早间天气公报，审核签发暴雨预警。
电话不停地响，不断有同事拿材料向他询问……
而这仅仅是一天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孙军要准备每天8点“雷打不动”的全国天气会商，与重点地区的预报员会商天气趋势，并审核各种预报产品，向决策服务部门提供预报材料，应对媒体记者采访……同时，他还要时刻关注并调阅各类天气图，组织天气会商，与同事一起分析和判断天气形势。
“每一次天气过程下来，都感觉像打了一场仗。”孙军说。
这是一份特殊的职业。因为天气变化分分秒秒变幻莫测、从不停歇。
偏不得，错不得
2019年8月10日凌晨两点，台风“利奇马”在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预报员向纯怡是当天大夜班的预报员。“那晚整个中央气象台大楼灯火通明，大家紧盯着屏幕，几乎整晚没有休息。”她回忆说。
通宵达旦，对所有预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虽然可以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但他们一直“闻天而动”，随时到岗。尤其在4~9月汛期、7~9月台风活跃时期、重大事件或活动的气象保障期，以及较高灾害性天气预警级别情况下，他们几乎连轴转。预报大厅里的氛围更是紧张凝重。
向纯怡几乎全程参与了“利奇马”的预报工作。她说，那几天承受的压力如泰山压顶般令人窒息。
“我们的每一句预报结论、每一次预报调整都可能影响防灾减灾部署。偏不得、错不得。”
与其他预报不同，台风预报还有一项特殊任务——与国际接轨。“我们需要在每天的8个预报时次，定时向国际发报。”
向纯怡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观测平台上，预报员需要紧盯地面观测数据、雷达数据和卫星云图资料的实时更新。在仔细分析数据的基础上，当值预报员需要每3个小时滚动做一次台风路径、强度预报，并在整时整点对外发报，不得有任何拖沓滞后。
“我的心情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一样。因为向国际发布台风预报，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官方预报水平。”向纯怡说。
没有完美的预报
预报总会存在偏差，偏差小则表示预报做得好。尤其是强天气过程，预报难度非常大，极容易出现偏差。
2005年的台风“麦莎”就因预报失误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时，预报“麦莎”将给北京带来“十年来最大暴雨”，使全城上下枕戈待旦，但最后发现是虚惊一场，甚至成为网上的笑料。
缺乏台风预报经验是预报不准的原因之一。“预报经验极其重要。否则在极端天气事件面前，未经‘世故’的预报员很容易‘心中无数’。”孙军说。
2012年“7·21”北京特大暴雨的预报也出现过比较明显的偏差。作为当时的值班首席，孙军觉得没有做出较准确的降水量级预报，心里十分沉重。
“当时我们报的24小时最大降雨量约为150毫米，但实况监测显示，这个数值已经超过了400毫米。”谈及当时的预报偏差，孙军直言，那时的他们还“不太敢报”。
历史上，北京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么强的极端降雨，超过100毫米的降雨都很少。可想而知，预报员缺乏这类强降雨的预报经验。此外，预报员尚未完全掌握极端暴雨复杂的机理和影响因素。不过，在孙军看来，在当时的预报技术水平下，他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
“毕竟预报经验和水平都有限，我们在预报时非常慎重。即使看到有强暴雨的可能，也不敢贸然做判断，不会轻易报这么大的降雨量。”孙军说，有了多次极端降水预报经验，对于今年北京的几场暴雨预报，他们做到了“心中有数”。
即使“心中有数”，每当遇到较大天气过程时，当值的预报员仍旧吃不好、睡不好。“报了一场大雨，我们预报员其实是希望它能下来的。没下来，我们心里很焦虑。”
半夜睡不着，预报员经常会找把椅子坐在阳台上，仰头望着天，等雨来。
报得准太难了，这让预报员又焦虑又纠结。
2017年7月，吉林永吉县出现极端强降水过程，暴雨引发洪水。紧张的时刻出现了，水库眼看就要满了，需要作出紧急判断，是否进行炸坝分洪。如果炸坝，要提前部署水库下游防御措施及人员疏散转移。
“当时，我们估计如果未来的24小时降雨量超过40毫米，就得炸坝。”面前的路非常清晰，只需要判断降雨量会不会超过40毫米，而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拍板。
“事情变得简单又困难。”这是孙军遇到最难的预报之一，事关重大，他反复分析着各种资料图，“结论必须尽量做到准确”。
经过中央气象台、吉林省气象台、吉林市气象台所有预报员的不断会商，最后，他们作出降雨量不会超过40毫米的预报判断，这也避免了炸坝带来的影响。
今非昔比，“方程”亦难解
“预报明天有大暴雨，到底几点下？”
“水库那边雨会有多大？”
“果园这里会下冰雹吗？”
……
大到国家工程的生产建设，小到百姓的工作生活，人们对天气预警预报水平的提高寄予更多期待。不管是台风预报，还是极端降水预报，预报员身上都扛着压力。这种压力从他们步入这个岗位起就开始了。
“就目前预报技术而言，很难满足需求。”孙军向《中国科学报》坦言，跟过去相比，现在的预报比以前进步了很多。
“天气预报怎么做？就是搜集大量的气象数据，利用数学方法求解未来天气的‘方程式’。”
1989年，孙军参加工作时，全国的气象观测站也就有2000个左右，能获得的观测资料非常有限。就拿卫星资料来说，预报员也仅依靠日本和美国的气象卫星云图分析天气系统，能看的只不过是几张打印的云图照片。数值预报资料更加有限，可参考的数值预报模式很少，而且基本不提供降水预报。
“没有足够的数据资料，我们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军的话语中透出了些许无奈。
现在，我国已拥有世界上在轨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气象卫星，自动气象站达6万多个，数量、密度位居世界首位，气象资料的密集程度非常可观。但这些都无法保证天气预报完全准确。利用数值模式预报产品，结合预报员自身的主观经验，这是当前预报员开展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
“天气预报不是纯确定性的工程技术，不能做到精准预报，预报员需要依靠自身经验修正数值预报的结果，这里存在很强的个体主观性。”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肖天贵表示。
天气预报员需有“科味”
“要鼓励培养科研型天气预报人才！”
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日前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特别提出的建议。
在李泽椿看来，“预报员是战斗在第一线的人，如果他们在面对一手数据时，能针对现实问题即时研究、即时判断，那将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生力军”。
当前，气象预报体系以数值天气预报模式为核心。肖天贵表示，数值模式不可替代，但其也呈现出难以克服的不完整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更加需要气象预报员注重研究性思维。
“尤其在面对一些极端天气的新特征、新形势、新要素时，对预报人员的准确判断和及时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数值模式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副院长陈耀登说。只有对特殊个例进行研究总结，深入理解其中原理机制，才能寻找相应的预报着眼点，不断改进模式预报系统，进而提高预报能力。
从实践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数值模式无法反映的，却为预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比如，孙军等人通过对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的实况诊断和极端性成因分析，提出了通过气象要素的异常表现来诊断和预报极端降雨的方法，并给出了华北暖区暴雨发生发展条件和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为预报员建立极端强降水预报思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值模式作出了订正。
“两张皮”掣肘 改革进行时
专家们坦承，在预报领域，科研与业务“两张皮”的现象还十分严重。
以数值天气预报为例，相关研究显示，中国论文产出量排名全球第5。科研院所和高校是数值天气预报领域的主力军，但论文的影响力普遍偏低，且与国际上主要数值天气预报业务中心相比，中国的全球预报能力和技术尚有差距。
事实上，我国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不乏具有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但多数研究尚未得到应用。谈及原因，陈耀登认为，这和高校和科研院所“重论文”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直接关系。在李泽椿看来，更重要的是缺乏应用平台，导致这些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未能引领并驱动业务发展。
此外，肖天贵介绍，高校气象专业教师多为从学校到学校，博士毕业便就职教师岗位。没有业务实践经历，便很难把握研究的应用性。
另一方面，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室主任张恒德指出，虽然现在大多数预报员都在业务和科研两手抓，但实际上预报员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仍然不足。预报员面临着繁重的预报服务例行任务，预报难度大，他们自觉提炼科学问题的能动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预报员岗位特别辛苦，相对不易出成果，职称晋升压力大，很多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其它相对轻松且易出成果的岗位。”陈耀登表示，这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1年，中国气象局成立了首批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围绕台风、暴雨、强对流3个专业领域分别组建了3支专家团队。
2019年，中国气象局提出“研究型业务”发展思路，计划逐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科技创新驱动业务发展，以业务需求牵引科学技术进步。
同时，气象事业的能力和水平取决于集体的技术累积研究，而不是个人能力。
据中国气象局消息，有关国家级专家型预报员创新团队的相关研究内容正在改革计划中，将增加气候变化等研究方向。除了解决以上预报难题，团队还将加强预报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根据模式偏差和数据产品的实际应用，开发新算法，做出新型预报产品。#天气预报# https://t.cn/A6MVTGR4
碳中和目标提出周年：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意味着什么？#流程工业新闻#
中国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不仅是给中国非化石能源装备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力支持，给它们提供更多成本相对较低的综合解决方案。
去年9月22日，中国首次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历史性目标。
2021年9月2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刚好也是碳中和目标提出的一周年。
截至目前中国投入境外煤电的公共资金超过5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境外煤电投资国之一。
截止2019年4月，中国在海外提供资金的煤电装机高达26789兆瓦，是前一年的1倍有多，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7,344兆瓦）、越南（5,400兆瓦）、南非（4,764兆瓦）、巴基斯坦（1,980兆瓦）、印度（1,320兆瓦）、孟加拉国（1,320兆瓦）、津巴布韦（670兆瓦）、摩洛哥（350兆瓦）、罗马尼亚（350兆瓦）、土库曼斯坦（300兆瓦）、吉尔吉斯斯坦（300兆瓦）、赞比亚（300兆瓦）。
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共投资约1600亿美元在建设境外燃煤电厂上，虽然其中有88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被搁置或取消。在2014年及之后宣布的52个项目里，目前只有一个投入了运营。
中国海外煤电投资持续下降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已经逐步退出海外煤电投资。
据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发表的研究报告，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海外煤电项目投资国。2017年处于规划和许可阶段的中国参与的煤电项目总计138吉瓦，而这些装机量中的近一半（73 吉瓦）在之后已停建或被取消，超过了同期开工建设的 18 吉瓦装机量的4.5倍。在建的中国参与的海外煤电机组总装机量也从 2017 年的 38吉瓦下降到 2021年初的27吉瓦。过去 5 年开工建设的“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是 200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海外煤电投资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则不断增加。2020年，包括太阳能、风能与水电在内的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海外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已达57%，远超煤电投资。
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CUFE）在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中，与可再生能源（光伏、风电、水电）相关的投资首次超过50%，占比57%，而境外煤炭相关投资自2015年以来就不断下降（见下图）。
2013-2020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的种类分布，图标自上而下为：风能/光能，水能，天然气，石油，煤炭。来源：CUFE
而且，中国退出境外煤电项目早有预兆。2020年底，生态环境部支持制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南》，根据环境影响将项目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类，旨在通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减少中国境外投资的环境影响。新修订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等高碳排放项目纳入支持范围，使减碳约束更加严格。
2021年4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明确了国内煤炭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在这以后，中国对境外煤电项目的态度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此次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宣示，不仅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之路的决心，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放弃境外煤电项目影响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路透社称，这促使环保人士预测，主要煤炭出口国将受到直接影响。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能源系统转向可再生能源，中国的承诺是对澳大利亚和印尼煤矿企业的“最新打击”。
印度2019年电力结构 左图占比最大的就是煤电，右图为可再生能源（左图占比23%）细分占比 图表来源：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十多年来，澳大利亚和印尼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煤炭出口国，占全球煤炭出货量的一半以上。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2021年版《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这两个国家的煤炭出口量都超过各自的消耗量：澳大利亚出口的煤炭超过总产量的75%，印尼出口的煤炭约占总产量的60%。
而且全球130多个国家以各种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可见减排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继续在其他国家投资煤电项目可能面临资产搁置等风险。因此，尽管从短期看，煤炭的需求仍在，但从中长期来看，它将逐步转向非化石能源的发展。
而且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近年来全球许多煤电项目被取消，在很多国家，早已出现了煤电的退潮趋势。可以说，中国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是对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重大贡献。
虽然部分煤电项目不得不重新寻找融资方甚至面临无限期叫停，但是现如今无论是工期进度还是材料成本，风光水核四种发电模式，中国都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中国将继续推进海外发电项目，只是将路线转向了可再生能源，让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享受到绿色低碳发电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技术装备水平国际领先，具备很大的竞争优势。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10兆瓦海上风机开始试验运行；光伏产业是中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我国已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最完整光伏产业链，全球70%以上的光伏产品都是中国制造，2020年中国的高纯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分别占到全球总产量的76%、97%、82.5%、76%，
可以说中国企业加强海外新能源布局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
中国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不仅是给中国非化石能源装备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力支持，给它们提供更多成本相对较低的综合解决方案。
去年9月22日，中国首次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历史性目标。
2021年9月21日，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刚好也是碳中和目标提出的一周年。
截至目前中国投入境外煤电的公共资金超过5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境外煤电投资国之一。
截止2019年4月，中国在海外提供资金的煤电装机高达26789兆瓦，是前一年的1倍有多，涉及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7,344兆瓦）、越南（5,400兆瓦）、南非（4,764兆瓦）、巴基斯坦（1,980兆瓦）、印度（1,320兆瓦）、孟加拉国（1,320兆瓦）、津巴布韦（670兆瓦）、摩洛哥（350兆瓦）、罗马尼亚（350兆瓦）、土库曼斯坦（300兆瓦）、吉尔吉斯斯坦（300兆瓦）、赞比亚（300兆瓦）。
从2014年到2020年，中国共投资约1600亿美元在建设境外燃煤电厂上，虽然其中有88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被搁置或取消。在2014年及之后宣布的52个项目里，目前只有一个投入了运营。
中国海外煤电投资持续下降
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已经逐步退出海外煤电投资。
据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and Clean Air （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发表的研究报告，过去10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海外煤电项目投资国。2017年处于规划和许可阶段的中国参与的煤电项目总计138吉瓦，而这些装机量中的近一半（73 吉瓦）在之后已停建或被取消，超过了同期开工建设的 18 吉瓦装机量的4.5倍。在建的中国参与的海外煤电机组总装机量也从 2017 年的 38吉瓦下降到 2021年初的27吉瓦。过去 5 年开工建设的“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是 2008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海外煤电投资在过去几年持续下降，可再生能源投资则不断增加。2020年，包括太阳能、风能与水电在内的中国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海外能源总投资的比例已达57%，远超煤电投资。
据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CUFE）在2021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中，与可再生能源（光伏、风电、水电）相关的投资首次超过50%，占比57%，而境外煤炭相关投资自2015年以来就不断下降（见下图）。
2013-2020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能源投资的种类分布，图标自上而下为：风能/光能，水能，天然气，石油，煤炭。来源：CUFE
而且，中国退出境外煤电项目早有预兆。2020年底，生态环境部支持制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指南》，根据环境影响将项目分为“红灯”“黄灯”“绿灯”三类，旨在通过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减少中国境外投资的环境影响。新修订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不再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等高碳排放项目纳入支持范围，使减碳约束更加严格。
2021年4月《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提出：两国计划采取适当行动，尽可能扩大国际投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从高碳化石能源向绿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转型。
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明确了国内煤炭的发展空间，“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
在这以后，中国对境外煤电项目的态度便备受国际社会关注，此次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宣示，不仅表明了中国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之路的决心，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放弃境外煤电项目影响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路透社称，这促使环保人士预测，主要煤炭出口国将受到直接影响。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能源系统转向可再生能源，中国的承诺是对澳大利亚和印尼煤矿企业的“最新打击”。
印度2019年电力结构 左图占比最大的就是煤电，右图为可再生能源（左图占比23%）细分占比 图表来源：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十多年来，澳大利亚和印尼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煤炭出口国，占全球煤炭出货量的一半以上。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2021年版《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这两个国家的煤炭出口量都超过各自的消耗量：澳大利亚出口的煤炭超过总产量的75%，印尼出口的煤炭约占总产量的60%。
而且全球130多个国家以各种方式提出了碳中和目标，可见减排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继续在其他国家投资煤电项目可能面临资产搁置等风险。因此，尽管从短期看，煤炭的需求仍在，但从中长期来看，它将逐步转向非化石能源的发展。
而且随着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大幅下降，导致近年来全球许多煤电项目被取消，在很多国家，早已出现了煤电的退潮趋势。可以说，中国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是对全球实现碳中和的重大贡献。
虽然部分煤电项目不得不重新寻找融资方甚至面临无限期叫停，但是现如今无论是工期进度还是材料成本，风光水核四种发电模式，中国都占有巨大优势。因此中国将继续推进海外发电项目，只是将路线转向了可再生能源，让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享受到绿色低碳发电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技术装备水平国际领先，具备很大的竞争优势。水电领域具备全球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自主设计制造能力；低风速风电技术位居世界前列，10兆瓦海上风机开始试验运行；光伏产业是中国具有绝对竞争优势，我国已形成了全球领先的最完整光伏产业链，全球70%以上的光伏产品都是中国制造，2020年中国的高纯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产量分别占到全球总产量的76%、97%、82.5%、76%，
可以说中国企业加强海外新能源布局的最好时机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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