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商会报告竟批中国经济自力更生#，专家驳斥】中国背离了改革开放精神？9月23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了《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原意本是给在华欧盟企业提建议，但报告却用了极大的篇幅非议中国的经济政策。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建议书》中称，中国经济重心日益转向“内循环”，中国的“双循环”“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背离了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还“警告”称这将使外国投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中国面临着小题大做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建议书》体现了欧盟商业机构对中国的认识，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欧盟近两年越来越强调“战略自主”，却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中国欧盟商会由51家会员企业于2000年成立，目前拥有1700余家会员公司，并在9个城市设有7个分会，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沈阳、华南（广州和深圳）、西南（成都与重庆）及天津。
中国欧盟商会介绍称，其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独立官方代言机构，得到了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的一致认可，也是在民政部注册的外国商会。
作为在华欧盟企业的官方代言机构，该商会每年都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下称建议书），对欧盟在华企业经营状况作出分析和建议。但今年，该商会却在《建议书》中非议中国“双循环”“自主可控”“自力更生”等经济政策。
“新瓶装旧酒”
《建议书》一开篇，就称中国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内循环”，将引起人们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担心，甚至将中国的“双循环”政策片面解读为背离1970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
另外，《建议书》称，中国正在推行“自力更生”战略，这不仅可能导致外国投资减少，削弱中国创新能力，以及导致中国重复生产国际上已广泛供应的商品，从而引起资源错配，甚至可能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紧张。
2021年初，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及“自主可控”一词，要求“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建议书》称，“自主可控”一词在中欧企业的商业讨论中被愈加频繁提及，还拿出调研数据称，在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中，34%的受访者预计这将对商业产生不利影响。在华欧洲企业抱怨称，在“自主可控”的要求下，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最终可能会被视为“不可靠”企业。
另外，《建议书》提到，尽管“双循环”将会向外资敞开一些大门，并让某些行业的部分外企获得更好的待遇，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关上另一些大门。外资企业无法确定届时自己会被分配在“商务舱”、“经济舱”还是“货舱”，这可能取决于他们处在哪个行业。
因此，《建议书》担心，部分欧盟企业哪怕被允许“登机”，也会有被分配到“货舱”的可能性。
“这个建议书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告诉观察者网，“中国欧盟商会每年都要发报告，近十年以来，报告的总基调其实一直没变，就是不断地抱怨中国的营商环境，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给欧洲在华企业带来的各种不便等等，实际上一直是主基调。”
另外，崔洪建表示，“这个报告主要的结论，还是一如既往地抱怨中国的营商和政策环境，但他加了一些对现在当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走向的理解，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近几年来，欧盟商会对中国的政策环境认识的变化，这和欧洲现在对中国比较质疑的舆论，在调子上是一致的。”
“但是以前它的抱怨，主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具体的政策领域，但是近两年来，实际上是开始质疑中国整个的政治环境。欧盟商会的报告，体现出现在欧盟的一些商业机构，包括行会，他们现在对中国的认识，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政治化的倾向。”
中国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欧洲企业支撑了业务
但与此同时，中国欧盟商会也承认，尽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却实现了快速的复苏，许多在华欧洲企业的业务表现让总部吃下定心丸，也弥补了其他市场的亏损。中国经济预计将长期保持强盛，而欧洲企业在华业务的短期前景也总体向好。
《建议书》预计，到2026年为止的未来五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全球总额中将占五分之一以上。 对众多欧洲企业来说，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面临障碍，但欧洲企业仍然选择坚守中国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说，外国公司为中国的税收、贸易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反过来，中国仍然是欧洲公司的一个关键市场，在疫情期间帮助支撑了业务。
“在许多情况下……是中国的业务稳定了总部，从根本上说也给商会带来了业务。”他说。
因此，《建议书》给欧洲在华企业提建议称，企业可以考虑尽可能多地将生产环节安排在中国，打造尽量本地化的价值链，以及实现研发工作、网络设备和服务本地化。
尽管中国欧盟商会试图在报告中“渲染”不安情绪，但从数据来看，中欧经贸合作依旧保持强劲韧性。欧盟统计局8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继续保持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欧盟货物贸易出口额为10489亿欧元，同比增长13.8%；进口额为9645亿欧元，同比增长13.9%。其中，欧盟向中国出口商品1126亿欧元，同比增长20.2%；从中国进口商品2101亿欧元，同比增长15.5%。
双循环、“自力更生”等政策背离改革开放？
《建议书》多次强调，“坚持‘双循环’，意味着中国将背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坚持的改革开放精神。”“追求经济自给自足与中国自1978年以来坚持的全面改革开放精神背道而驰，如果坚持下去，将直接影响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欧盟商会提出异议的“自主可控”战略，并非针对所有行业，主要关注的是对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产业。《经济日报》此前分析称，若重要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不能自主可控，一旦被发达国家“卡脖子”，就有可能会产生国民经济的“窒息”，那么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例如，今年2月份，首个基于国产指令架构、国产内核的电力专用主控芯片“伏羲”实现量产，标志着我国电力二次设备核心元器件做到了自主可控。南方电网数字电网研究院技术研发中心芯片与智能终端团队技术负责人姚浩说，此前电力行业虽然在低端领域有很多已经是国产芯片了，但其中95%以上都是基于海外的指令架构。假如技术禁运扩大化，打击面是很大的。因此需要走出一条完全国产自主可控的技术领域，从而奠定科技自主自强的关键基础。
另外，“关于双循环是否背离了改革开放，里面也至少有几点，是站不住脚的。“崔洪建表示：“第一个呢，它单方面地去理解，或者说定义双循环，把双循环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实际上在提出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向时候，交代得很清楚，就是双循环这个东西呢，一定程度上，是因应当前国际整体的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一种调整。换句话说，如果全球化还能像以前那样，在障碍比较小的情况下推进的话，我相信中国方面不会去提出这个所谓双循环的这个东西。”
“但是欧盟商会避而不谈当前全球化遇到的阻碍，避而不谈美国，包括欧洲，对中国采取的一些经济限制措施，而单方面的去谈中国的双循环，而且把它和改革开放对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片面，而且非常主观的，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个，关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有什么错呢？任何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是非常必要的。不要说中国，其实近两年以来，欧洲提的最多的也是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他们所谓的战略自主，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就是要去重新调整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然后加强自身的经济安全，同时要确保它的竞争力，所以现在欧盟商会批判中国的‘自力更生’，给人的感觉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就是他们可以公开提出，我们欧洲要加强战略自主，我们要维护经济主权和安全，然后我们要调整供应链，但是告诉中国说你不行啊，你还得向我彻底的开放市场，你还得依赖我，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就是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我觉得改革开放从一开始，本身就是中国政府独立的政治决策，改革开放不需要靠欧洲人来指点，或者说靠欧洲人的要求来做到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基于为中国人民服务，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状况，做出的决策。”
“改革开放，在什么阶段就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比如说双循环阶段，现在中国政府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清理国内的经济环境，让国内经济环境更优化。”
“这个实际上只是去建设双循环格局的第一步，或者说一个阶段，如果说把这个阶段现在的主要任务放大成整个双循环的全貌，这也是非常片面的。因为我们知道饭要一口一口吃，政策落地以后，不是短期内就能建成的，它实际上是基于之前的经济环境，要做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整顿秩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把现阶段出现的一些现象，就把它归纳为，或者上升为双循环的全貌，我觉得这个体现的，是欧盟商会视野的狭隘。”
#正能量#【两只中华鲎海滩搁浅，儋州警方助其回归大海[悲伤]】9月22日，儋州市公安局白马井海岸派出所联合儋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在白马井镇附近海滩，成功救助两只因海水退潮而搁浅的中华鲎。中华鲎属于国家二级水生保护动物，是我国沿海地区的重要生态物种。当天14时许，白马井海岸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有两只中华鲎搁浅在白马井附近的海滩上。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现场。在沙滩上发现两只长度约50厘米的中华鲎正在沙滩上挣扎。经过将近2个小时的努力，确定中华鲎无大碍之后，民警乘坐快艇将两只中华鲎放回大海。#儋州新闻#（记者良子）
【59年前，国家曾出价10万美元购买商鞅文物，却被告知卖给了外国人】
1962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在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的龚氏家族掌门人，直接抛出10万美元的天价试图收购龚氏家族的传家宝，却被告知已经卖给了外国人。
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在听闻此事后急得追问传家宝的下落，只希望能再尽一番努力，留下这个传家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能够惹得馆长亲自出面征集，还许以10万美元的天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五十九年前的1903年说起了。
当时的合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龚氏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在对外交流上颇有影响，而且积累下了雄厚的家族资本，龚氏家族的店铺遍布了当时的合肥城，甚至好几条街都是他们的店铺，家境殷实自不必说。
1903年，作为掌门人的龚心铭酷爱文物，偶然在清晖阁发现了一件外观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铜器。然而，铜器上的铭文却让龚心铭大为吃惊，居然是战国时期的宝物。龚心铭生怕横生枝节，当场就出了高价买下了这件铜器，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商鞅方升。
为了保存好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龚心铭甚至给这个文物安排了专门的房间，还取名为“周爰秦量之室”。不同于一般的收藏者，龚心铭用大量时间对商鞅方升进行了研究，还多次请教行家里手，并发表了专门的著作。
就这样，龚氏家族拥有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民国建立后不久，龚心铭有感于上海的日渐繁华，就带上了整个家族前往上海，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依靠着家族的积淀，在收藏界名气不小。
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声称若龚氏家族的后人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龚心铭的一番临终之言，可就苦了他的子女了。要知道，当时文物界几乎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商鞅方升，乱世中想保全文物太难了。
百般无奈之下，龚家上下统一口径，对外宣传商鞅方升早已被龚心铭卖给了外国人。果不其然，口径才同意没多久，日本人就找上了门，数次以重金诱惑、以权势威压，要求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令龚安东寝食难安。
大概是龚安东确实将商鞅方升藏得太很好了，日本人在数次索要未果后，只能放下狠话后作罢。
1962年，馆长沈之瑜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寻来重磅至宝，也就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宴请龚安东夫妇，甚至直接承诺能够解决住房及子女读书问题，可惜依然被龚家人婉拒了。
再后来的那段岁月里，龚家遭受到了冲击，祖传下来的所有藏品马上都要被拿走了，其中就有商鞅方升。就在这时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了现场，急忙劝阻，最终护住了当时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商鞅方升，转为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后来，尽管龚安东离世了，但在那段岁月过后上海博物馆依然坚守和龚家的“君子之约”，将这些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而龚家后人有感于无力守住传家宝，又觉得国家能妥善保护这个文物，加上对上海博物馆能信守承诺，也就将包括商鞅方升在内的193件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从此，商鞅方升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物？为何能被称之为承载中国历史的国之重宝呢？
商鞅方升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柄容器，通体由铜铸造而成，长约18.7厘米，宽7厘米，重1.38斤，容积则达到了202升左右。在容器外壁的三面和底部均刻着铭文。
更难的是，这些铭文居然是分两次雕刻而成，而且涉及人物均是大名鼎鼎，前者是当时的秦国大良造商鞅负责监制，而后者则是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度量衡而制成。
在方升的左璧，刻着的铭文是：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其实也就是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来访，商鞅造这件容器，约定十六寸五分寸为一升。
而在方升的底部，刻着的铭文则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大概的意思用此容器来界定六国故地的度量衡，希望以此来真正达到天下归一。
商鞅方升的存在，又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2300多年前商鞅那次伟大的变法，价值之大自不必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商鞅身死后，秦国的变法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而到了秦始皇登基后，这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商鞅方升再次被拿了出来，这是对商鞅变法功绩的最大肯定。至于秦始皇将其作为标准容器推广全国，则是真正的华夏一体的开始。
如今，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作为商鞅变法留下来的唯一实物入选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录。最后，也该感谢龚家在日寇面前的不卑不亢，最终将这个国宝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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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在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的龚氏家族掌门人，直接抛出10万美元的天价试图收购龚氏家族的传家宝，却被告知已经卖给了外国人。
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在听闻此事后急得追问传家宝的下落，只希望能再尽一番努力，留下这个传家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能够惹得馆长亲自出面征集，还许以10万美元的天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五十九年前的1903年说起了。
当时的合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龚氏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在对外交流上颇有影响，而且积累下了雄厚的家族资本，龚氏家族的店铺遍布了当时的合肥城，甚至好几条街都是他们的店铺，家境殷实自不必说。
1903年，作为掌门人的龚心铭酷爱文物，偶然在清晖阁发现了一件外观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铜器。然而，铜器上的铭文却让龚心铭大为吃惊，居然是战国时期的宝物。龚心铭生怕横生枝节，当场就出了高价买下了这件铜器，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商鞅方升。
为了保存好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龚心铭甚至给这个文物安排了专门的房间，还取名为“周爰秦量之室”。不同于一般的收藏者，龚心铭用大量时间对商鞅方升进行了研究，还多次请教行家里手，并发表了专门的著作。
就这样，龚氏家族拥有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民国建立后不久，龚心铭有感于上海的日渐繁华，就带上了整个家族前往上海，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依靠着家族的积淀，在收藏界名气不小。
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声称若龚氏家族的后人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龚心铭的一番临终之言，可就苦了他的子女了。要知道，当时文物界几乎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商鞅方升，乱世中想保全文物太难了。
百般无奈之下，龚家上下统一口径，对外宣传商鞅方升早已被龚心铭卖给了外国人。果不其然，口径才同意没多久，日本人就找上了门，数次以重金诱惑、以权势威压，要求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令龚安东寝食难安。
大概是龚安东确实将商鞅方升藏得太很好了，日本人在数次索要未果后，只能放下狠话后作罢。
1962年，馆长沈之瑜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寻来重磅至宝，也就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宴请龚安东夫妇，甚至直接承诺能够解决住房及子女读书问题，可惜依然被龚家人婉拒了。
再后来的那段岁月里，龚家遭受到了冲击，祖传下来的所有藏品马上都要被拿走了，其中就有商鞅方升。就在这时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了现场，急忙劝阻，最终护住了当时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商鞅方升，转为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后来，尽管龚安东离世了，但在那段岁月过后上海博物馆依然坚守和龚家的“君子之约”，将这些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而龚家后人有感于无力守住传家宝，又觉得国家能妥善保护这个文物，加上对上海博物馆能信守承诺，也就将包括商鞅方升在内的193件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从此，商鞅方升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物？为何能被称之为承载中国历史的国之重宝呢？
商鞅方升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柄容器，通体由铜铸造而成，长约18.7厘米，宽7厘米，重1.38斤，容积则达到了202升左右。在容器外壁的三面和底部均刻着铭文。
更难的是，这些铭文居然是分两次雕刻而成，而且涉及人物均是大名鼎鼎，前者是当时的秦国大良造商鞅负责监制，而后者则是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度量衡而制成。
在方升的左璧，刻着的铭文是：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其实也就是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来访，商鞅造这件容器，约定十六寸五分寸为一升。
而在方升的底部，刻着的铭文则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大概的意思用此容器来界定六国故地的度量衡，希望以此来真正达到天下归一。
商鞅方升的存在，又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2300多年前商鞅那次伟大的变法，价值之大自不必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商鞅身死后，秦国的变法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而到了秦始皇登基后，这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商鞅方升再次被拿了出来，这是对商鞅变法功绩的最大肯定。至于秦始皇将其作为标准容器推广全国，则是真正的华夏一体的开始。
如今，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作为商鞅变法留下来的唯一实物入选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录。最后，也该感谢龚家在日寇面前的不卑不亢，最终将这个国宝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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