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道”：略谈今人对“道”的几种解读！#道教知识#
太上老子著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五千多字，却因其提出了众多重要的思想命题，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同时也是道教徒信仰的核心经典和教理源泉所在。
数千年来，不仅历代高道大德留下了大量的注释作品，儒生释子、帝王将相、隐士文人，也纷纷加入解读《道德经》的队伍，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成果。
直至现代，许多哲人思想家依然试图揭开其道论的意蕴，进而汲取其智慧来应对今日人类世界的各种问题。在此有意简介几种当代学者思想家对“道”的解释，其中得失互现处有助于好道之士对经典的理解。
近几十年来，唯物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因而许多人从唯物唯心来看待《道德经》的道论。如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就认为《道德经》一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更倾向唯心主义。
他认为“道在老子书中是义理性的，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因为《道德经》否定了神的至上性，又提出“万物之自然”，“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等观念，是对有神论的一种打击。
而《道德经》所说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说法，也“表现出有关物质存在和发展的道理”。
侯氏将《道德经》的道论分为三类：
一是“道”字用于和万物并在一起形容的时候。如“天之道，其犹张弓欤？”
二是用于和万物的性质相反对的时候，如“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三是用于物质生成之先而和物质背向而行的时候，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他认为在这三种用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是老子道论的主旨。
而“这样看来，道不但在万物之先，而且象帝之先，不但是万物之宗，而且和万物背向而反动，这显然是上帝的别名，也即所谓神秘的力在最初的一击。”
也就是说，老子的“道”并不是“物质”的意思，同时也不是从自然世界、物质存在本身出发去认识世界、探索规律，因此更多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秘论，只是“在其自然哲学中，容纳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而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则比较强调道的唯物色彩。他认为道“有物有象”，有客观实在性，但其无形无状超越感性，又具有精神性。道论否定了上帝和天命，“从老子反对信仰上帝来看，可以说老子的道论具有唯物主义的意义。”
另外，道是无意志的，是运动的并含有一定的次序，这也表达了存在、运动与规律的相互关系。因而老子道论有很深的唯物色彩，不过张氏也认为，老子道论追求脱离感性的神秘体验，认为历史不断倒退，这是唯心主义的。
当代知名内丹学研究者胡孚琛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道论含有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胡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包含了“全息原理”、“生化原理”和“中和原理”。
意味着“宇宙间万事万物据其‘全息原理’皆开端于一；而且万物都是阴阳互补的统一体，遵循阴极生阳、阳极反阴的‘太极原理’。道以其‘生化原理’化生万物；万物以‘中和原理’皆具备道的特征。”
胡孚琛认为“道生一”的“一”即先天一气，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先天状态，是“最初的宇宙蛋，是种子，是原型，是基因，是宇宙万物万物的全息的模本。”因而道包含了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宇宙存在形式。
而这三者正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物的基本构成要素。所以，“三生万物是宇宙大爆炸的起始点，宇宙由此从先天突变为后天，现实世界的万物由信息、能量、物质因缘和合而生。”
也就是说，胡氏认为《道德经》的道论完全是一个具有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概念。
这显然是过度拔高和夸张了《道德经》的内涵，将原本属于哲学、思想领域的经典侵入了要求实证的自然科学领域，而其理论假设也难以论证，缺乏说服力。
相对而言，当代道家思想研究大家陈鼓应先生的解读似显得更贴切。陈先生认为，《道德经》的道论最重要的是从天道的角度推明人道，即“道作为万物的本根意涵对于老庄而言，不只是具有生成之根源义，更意味着道是人事价值的根源。
亦即人间的一切制度、君王的行事作为，皆以道作为价值的依据”。也就是说，《道德经》讨论道，并不仅仅是为了指生成万物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要求将道作为人类世界的价值准则，来指导人类的生存。
如道的创生性正表现为无为，也就意味着道不有意识的主宰、干预人类的生活世界，就能使得人类能够顺其自性的生活，使得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能够充分发扬、完满自己的本性。
这也就是“玄德”，而《道德经》正要求统治者效法这种“玄德”，以保障百姓能够实现其生命的本然。而如何实现这种生命的本然呢？
当然不是如世俗所理解的那种“顺其自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求人取法于道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虚明玄通。这需要生命的不断自我提升和转化。
《道德经》中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的方法论。《南华经》则进一步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期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自得之境。
道家所谈论的“道”并非缥缈玄远不切人世，反而是对人间深切的忧虑和关怀。
综合来说，以唯物唯心来划线，显然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带有批判眼光的立场，其分析不免带有门户之见。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以庸俗的所谓唯物、规律来理解“道”。
以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解释“道”，不免夸张太过，流于玄想而不切实际，自说自话，无从取证。而从人文、人生、人性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关怀、生存进路、智慧观照、修养法门，显然更贴近作为思想巨著、宗教经典的《道德经》。
作者：行苇 腾讯道学 https://t.cn/RLueDN9
太上老子著的《道德经》虽然只有短短五千多字，却因其提出了众多重要的思想命题，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高峰，同时也是道教徒信仰的核心经典和教理源泉所在。
数千年来，不仅历代高道大德留下了大量的注释作品，儒生释子、帝王将相、隐士文人，也纷纷加入解读《道德经》的队伍，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成果。
直至现代，许多哲人思想家依然试图揭开其道论的意蕴，进而汲取其智慧来应对今日人类世界的各种问题。在此有意简介几种当代学者思想家对“道”的解释，其中得失互现处有助于好道之士对经典的理解。
近几十年来，唯物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因而许多人从唯物唯心来看待《道德经》的道论。如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就认为《道德经》一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更倾向唯心主义。
他认为“道在老子书中是义理性的，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的”，因为《道德经》否定了神的至上性，又提出“万物之自然”，“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等观念，是对有神论的一种打击。
而《道德经》所说的“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说法，也“表现出有关物质存在和发展的道理”。
侯氏将《道德经》的道论分为三类：
一是“道”字用于和万物并在一起形容的时候。如“天之道，其犹张弓欤？”
二是用于和万物的性质相反对的时候，如“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三是用于物质生成之先而和物质背向而行的时候，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他认为在这三种用法中，只有最后一种是老子道论的主旨。
而“这样看来，道不但在万物之先，而且象帝之先，不但是万物之宗，而且和万物背向而反动，这显然是上帝的别名，也即所谓神秘的力在最初的一击。”
也就是说，老子的“道”并不是“物质”的意思，同时也不是从自然世界、物质存在本身出发去认识世界、探索规律，因此更多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神秘论，只是“在其自然哲学中，容纳了唯物主义的因素。”
而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则比较强调道的唯物色彩。他认为道“有物有象”，有客观实在性，但其无形无状超越感性，又具有精神性。道论否定了上帝和天命，“从老子反对信仰上帝来看，可以说老子的道论具有唯物主义的意义。”
另外，道是无意志的，是运动的并含有一定的次序，这也表达了存在、运动与规律的相互关系。因而老子道论有很深的唯物色彩，不过张氏也认为，老子道论追求脱离感性的神秘体验，认为历史不断倒退，这是唯心主义的。
当代知名内丹学研究者胡孚琛则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道论含有丰富的自然科学思想。胡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包含了“全息原理”、“生化原理”和“中和原理”。
意味着“宇宙间万事万物据其‘全息原理’皆开端于一；而且万物都是阴阳互补的统一体，遵循阴极生阳、阳极反阴的‘太极原理’。道以其‘生化原理’化生万物；万物以‘中和原理’皆具备道的特征。”
胡孚琛认为“道生一”的“一”即先天一气，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先天状态，是“最初的宇宙蛋，是种子，是原型，是基因，是宇宙万物万物的全息的模本。”因而道包含了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宇宙存在形式。
而这三者正是宇宙间一切存在物的基本构成要素。所以，“三生万物是宇宙大爆炸的起始点，宇宙由此从先天突变为后天，现实世界的万物由信息、能量、物质因缘和合而生。”
也就是说，胡氏认为《道德经》的道论完全是一个具有现代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概念。
这显然是过度拔高和夸张了《道德经》的内涵，将原本属于哲学、思想领域的经典侵入了要求实证的自然科学领域，而其理论假设也难以论证，缺乏说服力。
相对而言，当代道家思想研究大家陈鼓应先生的解读似显得更贴切。陈先生认为，《道德经》的道论最重要的是从天道的角度推明人道，即“道作为万物的本根意涵对于老庄而言，不只是具有生成之根源义，更意味着道是人事价值的根源。
亦即人间的一切制度、君王的行事作为，皆以道作为价值的依据”。也就是说，《道德经》讨论道，并不仅仅是为了指生成万物的根源，更重要的是要求将道作为人类世界的价值准则，来指导人类的生存。
如道的创生性正表现为无为，也就意味着道不有意识的主宰、干预人类的生活世界，就能使得人类能够顺其自性的生活，使得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能够充分发扬、完满自己的本性。
这也就是“玄德”，而《道德经》正要求统治者效法这种“玄德”，以保障百姓能够实现其生命的本然。而如何实现这种生命的本然呢？
当然不是如世俗所理解的那种“顺其自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求人取法于道的清静无为、见素抱朴、虚明玄通。这需要生命的不断自我提升和转化。
《道德经》中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的方法论。《南华经》则进一步提出了“心斋”、“坐忘”的修养方法，以期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自得之境。
道家所谈论的“道”并非缥缈玄远不切人世，反而是对人间深切的忧虑和关怀。
综合来说，以唯物唯心来划线，显然是一种预先设定的带有批判眼光的立场，其分析不免带有门户之见。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以庸俗的所谓唯物、规律来理解“道”。
以现代科学的观念来解释“道”，不免夸张太过，流于玄想而不切实际，自说自话，无从取证。而从人文、人生、人性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种价值关怀、生存进路、智慧观照、修养法门，显然更贴近作为思想巨著、宗教经典的《道德经》。
作者：行苇 腾讯道学 https://t.cn/RLueDN9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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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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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想通了
上半年总在试图想要一个结果，可是一段爱情的结果只能是领证结婚么？只能是在前呼后拥中走入那个精心搭建的“爱”的礼堂么？只能靠生儿育女来证明相爱么？
好像这些都是俗世中的惯常流程，相识结婚生育退休，一辈子就这样过了。你不结婚不生娃就好像不完整似的。
因为跌入这样的闭环里，我会不断质疑我们是否相爱，是否能共度余生类似的种种问题让我会更放大相处时的细节，哪一点没做好，就会怀疑、生气、吵架，这样的模式幸福么？好像不咋地。
本来工作就没办法脱离世俗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伴侣的亲密关系，就想用最舒服最不管别人看法的方式来选择和延续，我不想要斥资给别人搞一些模式化的仪式感，也不想让结果生娃成为恋爱进程里的必选项，真要仪式感，那我希望是在山川下，大海边，草原上，沙漠里……任何一个，任何一处，我向往的风景里，让山川湖海日月星辰作为见证者，也不失为一种最优选项。
人生不长，我只想从心、了愿，不要被现实的条条框框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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