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世界永远有两个女人，第二个才是真爱
不是所有的叔都叫北叔 读文摘精选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写道：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这段经典的话一针见血的道出了男人对感情的“真相”。也就是说，很多男人在娶了一个人以后，慢慢的就会失去对她的感觉，甚至会不再喜欢。
而那个没有娶到、曾经爱过的人，却成了他们心中永远想念的人，难以忘怀的真爱。
01
得到以后，便作寻常
男人选择一个女人共度余生，最初的时候，当然是爱她的。
可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原本的神秘感和距离感，便逐渐丧失了对对方的兴趣。
而恋爱时没有发现的那些缺点，也会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逐渐无所遁形。
两个人不断爆发的矛盾和争吵，也将两个人越推越远，逐渐相看两相厌。
曾经风花雪月的浪漫，就这样消磨在了柴米油盐的平淡与琐碎当中。
就像是《回家的诱惑》中的洪世贤，在追求林品如时，也是百般深情，海誓山盟。
可是结婚后没过多久，她在他的眼中就成了毫无魅力的“黄脸婆”。
而前任艾丽，却成了他心目中的“红玫瑰”，朱砂痣，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轻易就被诱惑出了轨。
可能大部分男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本性，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时候，永远最深情。
可真正得到之后，往往就觉得不过如此，甚至哪儿哪儿都是毛病，远远比不上回忆中的另一个女子。
正如张小娴所说：“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倒爱情。”
很多爱情，就这样败给了时间，输给了岁月。
02
没得到的，最是难忘
在婚姻里逐渐面目全非的妻子，让男人感到厌倦。
而那个存在于回忆当中的前任，在对比之下则显得让人难以忘怀。
因为没有得到，所以那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永远保持着最美好的模样。
看着现在的妻子，脾气不好，就会想起前任的温柔；
看着现在的妻子，人老珠黄，就会怀念前任的美丽。
就像是陈奕迅那句经典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
从爱情心理学上来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得到了反而就索然无味了。
因为没有得到，所以更加念念不忘；因为再难见，所以愈发日思夜想。
就像《甄嬛传》中的纯元之于皇帝。
在皇帝的心中，后来的人再怎么好，都比不过曾经的纯元。
可是正如宜修所言，皇帝之所以对纯元念念不忘，其实怀念的是那个记忆中最美好的存在。
现实中，男人们藏在心底的那个人同样如此。
可能那个人，未必真的比现任要好很多，只是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天边，隔得越远，越觉得珍贵罢了。
让男人念念不忘的，实际上是被回忆无限美化的那个人，和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美好岁月。
03
懂得珍惜，才配拥有
有段话说得很好：
“婚姻犹如久居兰室，故不闻其香。所以，才有了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情人如同四月桃花，娇艳且短暂。所以，才让人心生怜爱、难以割舍。”
对于男人来说，娶了在身边的那个人，永远比不过回忆里的那个人。
甚至会幻想，假如当初自己的选择不一样，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重新选择呢？
倘若他娶的是前任，而现任成了前任，他就会满足于当下吗？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大概并不会有什么差别。
白月光还是饭粘子，朱砂痣还是蚊子血，其实并不取决于女人究竟如何，而是男人总是不满于眼前所得。
可是，想得再多，假设再多，一切都是虚妄的。
真正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从来都是手中握着的那些事，和当下陪着的那个人。
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言：“爱情的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找到‘正确’的人，而在于你能否将自己的内心修炼成‘正确’的。”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真正能够陪伴你一生，在你失意时陪在你身边，在你生病时对你嘘寒问暖的人，是眼前人，而非回忆里的那个人。
在这里，我想说，别对过去过于念念不忘，要把目光放在眼前人身上。
多看看她的付出，多心疼她的不易，好好对待她，认真珍惜她，给她幸福和未来。
毕竟，她才是陪伴你一生，照顾你一世的人。
不是所有的叔都叫北叔 读文摘精选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这样写道：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这段经典的话一针见血的道出了男人对感情的“真相”。也就是说，很多男人在娶了一个人以后，慢慢的就会失去对她的感觉，甚至会不再喜欢。
而那个没有娶到、曾经爱过的人，却成了他们心中永远想念的人，难以忘怀的真爱。
01
得到以后，便作寻常
男人选择一个女人共度余生，最初的时候，当然是爱她的。
可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失去了原本的神秘感和距离感，便逐渐丧失了对对方的兴趣。
而恋爱时没有发现的那些缺点，也会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逐渐无所遁形。
两个人不断爆发的矛盾和争吵，也将两个人越推越远，逐渐相看两相厌。
曾经风花雪月的浪漫，就这样消磨在了柴米油盐的平淡与琐碎当中。
就像是《回家的诱惑》中的洪世贤，在追求林品如时，也是百般深情，海誓山盟。
可是结婚后没过多久，她在他的眼中就成了毫无魅力的“黄脸婆”。
而前任艾丽，却成了他心目中的“红玫瑰”，朱砂痣，念念不忘，以至于后来轻易就被诱惑出了轨。
可能大部分男人骨子里都有这样的本性，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时候，永远最深情。
可真正得到之后，往往就觉得不过如此，甚至哪儿哪儿都是毛病，远远比不上回忆中的另一个女子。
正如张小娴所说：“时间，可以了解爱情，可以证明爱情，也可以推倒爱情。”
很多爱情，就这样败给了时间，输给了岁月。
02
没得到的，最是难忘
在婚姻里逐渐面目全非的妻子，让男人感到厌倦。
而那个存在于回忆当中的前任，在对比之下则显得让人难以忘怀。
因为没有得到，所以那个人在他的心目中，永远保持着最美好的模样。
看着现在的妻子，脾气不好，就会想起前任的温柔；
看着现在的妻子，人老珠黄，就会怀念前任的美丽。
就像是陈奕迅那句经典歌词唱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
从爱情心理学上来说，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得到了反而就索然无味了。
因为没有得到，所以更加念念不忘；因为再难见，所以愈发日思夜想。
就像《甄嬛传》中的纯元之于皇帝。
在皇帝的心中，后来的人再怎么好，都比不过曾经的纯元。
可是正如宜修所言，皇帝之所以对纯元念念不忘，其实怀念的是那个记忆中最美好的存在。
现实中，男人们藏在心底的那个人同样如此。
可能那个人，未必真的比现任要好很多，只是一个在眼前，一个在天边，隔得越远，越觉得珍贵罢了。
让男人念念不忘的，实际上是被回忆无限美化的那个人，和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美好岁月。
03
懂得珍惜，才配拥有
有段话说得很好：
“婚姻犹如久居兰室，故不闻其香。所以，才有了三年之痛、七年之痒；
情人如同四月桃花，娇艳且短暂。所以，才让人心生怜爱、难以割舍。”
对于男人来说，娶了在身边的那个人，永远比不过回忆里的那个人。
甚至会幻想，假如当初自己的选择不一样，现在的生活会是怎样。
可是如果真的可以重新选择呢？
倘若他娶的是前任，而现任成了前任，他就会满足于当下吗？
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大概并不会有什么差别。
白月光还是饭粘子，朱砂痣还是蚊子血，其实并不取决于女人究竟如何，而是男人总是不满于眼前所得。
可是，想得再多，假设再多，一切都是虚妄的。
真正值得我们去珍惜的，从来都是手中握着的那些事，和当下陪着的那个人。
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言：“爱情的正确与否，关键不在于找到‘正确’的人，而在于你能否将自己的内心修炼成‘正确’的。”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
真正能够陪伴你一生，在你失意时陪在你身边，在你生病时对你嘘寒问暖的人，是眼前人，而非回忆里的那个人。
在这里，我想说，别对过去过于念念不忘，要把目光放在眼前人身上。
多看看她的付出，多心疼她的不易，好好对待她，认真珍惜她，给她幸福和未来。
毕竟，她才是陪伴你一生，照顾你一世的人。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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