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筑梦 奏响与民共情的交响乐——“献言党代会，共建新株洲”献智献策活动综述】
“今天，以脚下的这片热土为名，我们真诚地期盼，所有关心支持株洲发展的各界人士，都积极参与到献智献策活动中来……”8月14日，一则中共株洲市委的寄语在各大媒体传开，点燃了金秋的希望与激情。
“献言党代会，共建新株洲”。献智献策活动迅速火热铺开，从院士专家到九旬老者、莘莘学子，从企业到高校、社区乡村，从在外地的株洲人到在株洲的外地人、关心株洲的人……群“音”荟萃、智慧积聚，汇集成一曲勠力同心、群策群力共建现代化新株洲的宏伟交响乐。
一曲引来众人和，点滴真情见初心。截至9月20日，活动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8593条，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言，凝聚着热爱株洲的激情与智慧、建设株洲的意愿和心声，被纳入党代会报告，进入决策视野。
从善如流
每一步发展都是智慧结晶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建市70周年，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如何描绘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加速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株洲，是一篇大文章，也是一个新课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创造者。市委虚怀纳谏、集思广益，开启献智献策活动，以民为师，让民间智慧充分涌流，其言谆谆，其情切切。
“办好株洲的事情，必须始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最广泛地团结起全市人民乃至全省、全国关心支持株洲发展人士的力量。”9月17日晚，神农湖畔和集书店，市委书记曹慧泉邀请9位参与献智献策活动的代表一起茶叙，进一步听取意见建议，畅谈株洲未来发展。一盏清茶话发展，话语投契，交流热烈，一直聊到深夜。末了，曹慧泉希望大家今后继续献智献策，积极参与株洲发展，“美好的愿景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实现。”
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市委高度重视献智献策活动，曹慧泉对活动亲自动员部署，在朋友圈转发献智献策活动寄语。他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人士意见，坦诚问计，悉心交流。市公安局警官宋伟明围绕长株潭一体化战略规划，就株洲的区位优势、与省会长沙的交通衔接、云龙示范区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剖析，写下8000多字的长篇建言。曹慧泉阅读后当即批示给相关领导同志阅，请党代会报告起草组认真阅研吸收有关建议。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恢清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园区和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方红多次来到献智献策活动办，现场指导督促活动开展。
全市一盘棋，发展一条心。献智献策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响应，周密组织，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干部群众畅所欲言表达所思所想所愿所盼，与市委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围绕如何建设更美株洲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出最美同心圆。
民意涌流
每一份建言都是共情流露
株洲的未来发展怎么走？这一考题深深牵动着在株洲、爱株洲的人的心。
献智献策活动信息发布当晚，85岁的老干部王化孚钻进书房，以自己在株洲生活工作63年的经历为源泉，为株洲发展出谋划策。他历时5天，前往市图书馆翻阅资料，找老同事、老部下交流，深入菜市场、安置小区调研，从关注中低收入群体、菜篮子工程、社保医保等方面提出建议，并顶着烈日亲自将建议送到活动办。天元区92岁的陈怀礼老人，手写18000多字的建言，提了23条建议。醴陵籍网友“毅行者”提交31条建言，成为献智献策达人。九方中学高二学生“小六”就公共运动场所放置除颤器进行建言。
老领导对株洲发展极为关切。市委原书记程兴汉就青少年健康问题提出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姜玉泉就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建言；市政协原主席赵占一就领导班子应善于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建言，等等。
开放包容的株洲，受到各方关注。上海坤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刘见春建言株洲应尽快扩建通用机场；归国华侨、湖南斯迈尔特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宪军就推动株洲创新发展提出11条建议；老家在陕西商洛的网民“water”就城市引才聚才等话题多次建言；湖南工业大学学子提交20多篇建言作为送给株洲的礼物。
紧扣主题，致力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就加快打造世界级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建言；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建议打造动力产业人才高地，服务“三高四新”战略落地；市政协周文杰提出株洲发展要切实抓住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市国资委聘请外部董事、华城智汇城市规划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彪建议全面启动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全域存量开发；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专门就株洲产业发展开展调研并提出建议；中车株所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东林建议大力推动城市向北发展，在深化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提高株洲竞争力。这些建言调研扎实、契合实际，操作性和针对性都很强。
归之若流
每一项关注都是心系发展
拳拳赤子心，发展总关情。
为了不让一份建言遗漏，让民意直达决策层，市委献智献策活动办对建言高度重视，组织专班精心分类整理，不辜负每一颗关心株洲发展的拳拳之心。
经归纳整理，这些建言主要内容包括：如何抓好“三高四新”战略在株洲的落地，如何推动株洲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如何加快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如何做好“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文章，如何更好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等等，条条建言紧扣时代脉搏，切中株洲发展要害。
活动办每天编一期简报，每周汇一本合集，并择优在株洲日报刊登。目前已择优编写简报25期，整理合订本4本共685篇建言供领导参阅，不少被纳入党代会报告。
倾听呼声，是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对于群众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活动办转交至有关部门，并跟踪督促解决。活动开展以来，共交办问题323件，回复办理297件，办理率达92%。如网民反映清水塘路与环保大道交叉路口附近道路坑洼、天泰花园安置小区有人在绿化带喂鸡种菜、楼下烧烤摊深夜扰民等问题，相关部门均迅速解决并回复。
“我为株洲献智策，株洲因我更精彩。”献智献策活动开展以来，全市上下赤诚相待、心手相牵，凝心聚力、共谋发展，迸发出强烈的“爱我株洲、奉献株洲”主人翁意识和干事创业热情。相信随着市党代会召开，将这些智慧凝聚成全市人民的发展共识，绘制成株洲未来的宏伟蓝图，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形成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株洲的磅礴伟力，携手共进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新株洲。（来源：株洲日报）
“今天，以脚下的这片热土为名，我们真诚地期盼，所有关心支持株洲发展的各界人士，都积极参与到献智献策活动中来……”8月14日，一则中共株洲市委的寄语在各大媒体传开，点燃了金秋的希望与激情。
“献言党代会，共建新株洲”。献智献策活动迅速火热铺开，从院士专家到九旬老者、莘莘学子，从企业到高校、社区乡村，从在外地的株洲人到在株洲的外地人、关心株洲的人……群“音”荟萃、智慧积聚，汇集成一曲勠力同心、群策群力共建现代化新株洲的宏伟交响乐。
一曲引来众人和，点滴真情见初心。截至9月20日，活动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8593条，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言，凝聚着热爱株洲的激情与智慧、建设株洲的意愿和心声，被纳入党代会报告，进入决策视野。
从善如流
每一步发展都是智慧结晶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建市70周年，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如何描绘未来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加速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株洲，是一篇大文章，也是一个新课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创造者。市委虚怀纳谏、集思广益，开启献智献策活动，以民为师，让民间智慧充分涌流，其言谆谆，其情切切。
“办好株洲的事情，必须始终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最广泛地团结起全市人民乃至全省、全国关心支持株洲发展人士的力量。”9月17日晚，神农湖畔和集书店，市委书记曹慧泉邀请9位参与献智献策活动的代表一起茶叙，进一步听取意见建议，畅谈株洲未来发展。一盏清茶话发展，话语投契，交流热烈，一直聊到深夜。末了，曹慧泉希望大家今后继续献智献策，积极参与株洲发展，“美好的愿景需要靠大家共同努力实现。”
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市委高度重视献智献策活动，曹慧泉对活动亲自动员部署，在朋友圈转发献智献策活动寄语。他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人士意见，坦诚问计，悉心交流。市公安局警官宋伟明围绕长株潭一体化战略规划，就株洲的区位优势、与省会长沙的交通衔接、云龙示范区建设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剖析，写下8000多字的长篇建言。曹慧泉阅读后当即批示给相关领导同志阅，请党代会报告起草组认真阅研吸收有关建议。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恢清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园区和退休老干部的意见建议。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聂方红多次来到献智献策活动办，现场指导督促活动开展。
全市一盘棋，发展一条心。献智献策活动启动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积极响应，周密组织，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广大干部群众畅所欲言表达所思所想所愿所盼，与市委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围绕如何建设更美株洲凝聚最大公约数，画出最美同心圆。
民意涌流
每一份建言都是共情流露
株洲的未来发展怎么走？这一考题深深牵动着在株洲、爱株洲的人的心。
献智献策活动信息发布当晚，85岁的老干部王化孚钻进书房，以自己在株洲生活工作63年的经历为源泉，为株洲发展出谋划策。他历时5天，前往市图书馆翻阅资料，找老同事、老部下交流，深入菜市场、安置小区调研，从关注中低收入群体、菜篮子工程、社保医保等方面提出建议，并顶着烈日亲自将建议送到活动办。天元区92岁的陈怀礼老人，手写18000多字的建言，提了23条建议。醴陵籍网友“毅行者”提交31条建言，成为献智献策达人。九方中学高二学生“小六”就公共运动场所放置除颤器进行建言。
老领导对株洲发展极为关切。市委原书记程兴汉就青少年健康问题提出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姜玉泉就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建言；市政协原主席赵占一就领导班子应善于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建言，等等。
开放包容的株洲，受到各方关注。上海坤聚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的刘见春建言株洲应尽快扩建通用机场；归国华侨、湖南斯迈尔特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宪军就推动株洲创新发展提出11条建议；老家在陕西商洛的网民“water”就城市引才聚才等话题多次建言；湖南工业大学学子提交20多篇建言作为送给株洲的礼物。
紧扣主题，致力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就加快打造世界级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建言；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建议打造动力产业人才高地，服务“三高四新”战略落地；市政协周文杰提出株洲发展要切实抓住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市国资委聘请外部董事、华城智汇城市规划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彪建议全面启动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全域存量开发；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产业互联网研究中心专门就株洲产业发展开展调研并提出建议；中车株所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东林建议大力推动城市向北发展，在深化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不断提高株洲竞争力。这些建言调研扎实、契合实际，操作性和针对性都很强。
归之若流
每一项关注都是心系发展
拳拳赤子心，发展总关情。
为了不让一份建言遗漏，让民意直达决策层，市委献智献策活动办对建言高度重视，组织专班精心分类整理，不辜负每一颗关心株洲发展的拳拳之心。
经归纳整理，这些建言主要内容包括：如何抓好“三高四新”战略在株洲的落地，如何推动株洲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如何加快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如何做好“聚焦、裂变、创新、升级、品牌”文章，如何更好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等等，条条建言紧扣时代脉搏，切中株洲发展要害。
活动办每天编一期简报，每周汇一本合集，并择优在株洲日报刊登。目前已择优编写简报25期，整理合订本4本共685篇建言供领导参阅，不少被纳入党代会报告。
倾听呼声，是为解决问题，促进发展。对于群众反映的一些具体问题，活动办转交至有关部门，并跟踪督促解决。活动开展以来，共交办问题323件，回复办理297件，办理率达92%。如网民反映清水塘路与环保大道交叉路口附近道路坑洼、天泰花园安置小区有人在绿化带喂鸡种菜、楼下烧烤摊深夜扰民等问题，相关部门均迅速解决并回复。
“我为株洲献智策，株洲因我更精彩。”献智献策活动开展以来，全市上下赤诚相待、心手相牵，凝心聚力、共谋发展，迸发出强烈的“爱我株洲、奉献株洲”主人翁意识和干事创业热情。相信随着市党代会召开，将这些智慧凝聚成全市人民的发展共识，绘制成株洲未来的宏伟蓝图，必将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形成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株洲的磅礴伟力，携手共进建设更加幸福美好的新株洲。（来源：株洲日报）
大熊猫小种群面临灭绝风险 栖息地破碎化现状亟待改善
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分布在25个很小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今年7月初，生态环境部宣布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濒危状况进一步缓解。听到这个消息，不少网友开始期待与“滚滚”亲近的美好画面。
但是，近日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发表论文指出，未来100年内，仍有18个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50%、15个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90%，如果种群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灭绝风险还会进一步升高。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立，我国大熊猫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大熊猫孤立小种群仍然面临风险，这一现状需要重点关注。”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种群分散与气候变化增大灭绝风险
中国野生大熊猫的“家底”是多少？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给出了权威结果：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相比于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1596只来看，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但是，单从数量的多寡不足以判断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大熊猫种群的生存现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种群中个体数量多少、种群的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个体的繁殖能力和存活状况等，都会影响种群的长期存活。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令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个体数量少、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都会增加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分布在25个很小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野生大熊猫主要生活于海拔1200米—3800米有大熊猫可食竹分布的森林中。因为耐寒能力较强，大熊猫对气候条件有一定要求，一般不在海拔较低气候炎热的地方生活。
“气候变化可能使大熊猫栖息地向海拔更高处和偏北部移动，这将可能导致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加剧，使得种群隔离状况更加严重。”孔令桥预测：在最不利的假设下，现有的33个孤立种群，到2100年可能会增加到56个，其中41个孤立种群绝灭风险大于50%。
小种群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保护高度重视、举措频出。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该试点方案，全面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17年12月，原国家林业局会同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试点目标要求和任务分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最高级别的保护快速推进。
当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纵横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和秦岭山系，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试点区总面积27134平方公里，生存着来自17个种群的1631只大熊猫，占全部野生大熊猫数量的87.7%。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丰富，分布着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恢复大熊猫栖息地。”欧阳志云表示，“如果大熊猫国家公园能实现破碎栖息地的恢复和连通，孤立小种群的数量将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还有16个大熊猫种群没有被纳入国家公园的保护范畴。其中有12个种群比较小，面临的风险也更加突出。特别是凉山种群和岷山北部的小种群，前景最不明朗。
大熊猫种群的长期生存需要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环境，在当前野生大熊猫种群中，具备足够多的个体数量、较完整和连通的栖息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低的种群灭绝风险也相应较低。
研究表明，在不考虑偷猎、采伐、放牧、竹子开花、自然灾害和其他人类活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大熊猫种群中个体数量如超过60只，则100年内的灭绝风险基本为0。所以，加快将孤立小种群融入保护地体系、增加孤立种群的个体数量成为降低灭绝风险的关键举措。
重点加强栖息地恢复和监测
想要使野生大熊猫种群长期稳定性繁衍复壮，针对每一个高风险种群抢救性保护至关重要。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范围外的小种群野生大熊猫，首先考虑扩建自然保护区或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将其纳入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伞下。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小种群所在栖息地，进行廊道建设，使之与周围的大种群进行连接。”孔令桥说，“对于因天然障碍无法连接的极小种群，则可考虑科学评估后进行重引入，以实现小种群复壮。”
而且，气候变化下的岷山北部小种群所在栖息地可能会增加，为大熊猫的重引入提供了条件。与之相对，凉山、大相岭和小相岭的栖息地则有可能破碎化加剧，需加强这些小种群的追踪和监测，减少人类活动干扰。需科学预测这些区域气候变化对大熊猫栖息地变化的影响，研究野化放归的科学方法。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可以通过国家公园内的栖息地修复和廊道建设，根据造成种群隔离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对森林破坏和农田开垦导致的种群隔离，可以通过森林恢复和竹子恢复提升连通性，同时实施生态补偿，减少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干扰；对道路建设导致的种群隔离，可通过修建隧道重新将栖息地连接起来；此外，还应通过完善的旅游管理降低或避免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的干扰。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对大熊猫的保护和管理需充分考虑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状况及其成因，重点加强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区域的栖息地恢复，加强对孤立小种群的关注，加强栖息地和种群动态的监测。
“几乎所有的大型野生动物都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欧阳志云说，“希望我们这项研究发现的问题与提出的建议，能为其它野生动物的保护提供参考。”
来源：科技日报
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分布在25个很小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今年7月初，生态环境部宣布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濒危状况进一步缓解。听到这个消息，不少网友开始期待与“滚滚”亲近的美好画面。
但是，近日中国科学家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发表论文指出，未来100年内，仍有18个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50%、15个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高于90%，如果种群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灭绝风险还会进一步升高。
“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规划与建立，我国大熊猫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大熊猫孤立小种群仍然面临风险，这一现状需要重点关注。”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种群分散与气候变化增大灭绝风险
中国野生大熊猫的“家底”是多少？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给出了权威结果：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为1864只。相比于第三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1596只来看，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但是，单从数量的多寡不足以判断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大熊猫种群的生存现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种群中个体数量多少、种群的年龄结构与性别比、个体的繁殖能力和存活状况等，都会影响种群的长期存活。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孔令桥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个体数量少、老龄化、性别比例失衡都会增加大熊猫种群的灭绝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基于如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隔离，高等级公路、农田、城镇居民点等人为活动导致的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使得1800多只野生大熊猫也被隔离成33个局域种群。这其中，有259只大熊猫分布在25个很小的种群中，相比那些生存在大家族中的同类，它们的未来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
野生大熊猫主要生活于海拔1200米—3800米有大熊猫可食竹分布的森林中。因为耐寒能力较强，大熊猫对气候条件有一定要求，一般不在海拔较低气候炎热的地方生活。
“气候变化可能使大熊猫栖息地向海拔更高处和偏北部移动，这将可能导致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加剧，使得种群隔离状况更加严重。”孔令桥预测：在最不利的假设下，现有的33个孤立种群，到2100年可能会增加到56个，其中41个孤立种群绝灭风险大于50%。
小种群面临的风险更加突出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的珍稀物种，中国政府对大熊猫的保护高度重视、举措频出。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报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该试点方案，全面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2017年12月，原国家林业局会同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印发《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试点目标要求和任务分工，大熊猫及其栖息地最高级别的保护快速推进。
当前，大熊猫国家公园纵横岷山、邛崃山、大小相岭和秦岭山系，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试点区总面积27134平方公里，生存着来自17个种群的1631只大熊猫，占全部野生大熊猫数量的87.7%。此外，大熊猫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丰富，分布着8000多种野生动植物，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之一。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目标之一是恢复大熊猫栖息地。”欧阳志云表示，“如果大熊猫国家公园能实现破碎栖息地的恢复和连通，孤立小种群的数量将大大减少。”
与此同时，还有16个大熊猫种群没有被纳入国家公园的保护范畴。其中有12个种群比较小，面临的风险也更加突出。特别是凉山种群和岷山北部的小种群，前景最不明朗。
大熊猫种群的长期生存需要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环境，在当前野生大熊猫种群中，具备足够多的个体数量、较完整和连通的栖息地、人类活动干扰程度较低的种群灭绝风险也相应较低。
研究表明，在不考虑偷猎、采伐、放牧、竹子开花、自然灾害和其他人类活动等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下，大熊猫种群中个体数量如超过60只，则100年内的灭绝风险基本为0。所以，加快将孤立小种群融入保护地体系、增加孤立种群的个体数量成为降低灭绝风险的关键举措。
重点加强栖息地恢复和监测
想要使野生大熊猫种群长期稳定性繁衍复壮，针对每一个高风险种群抢救性保护至关重要。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范围外的小种群野生大熊猫，首先考虑扩建自然保护区或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将其纳入国家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保护伞下。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小种群所在栖息地，进行廊道建设，使之与周围的大种群进行连接。”孔令桥说，“对于因天然障碍无法连接的极小种群，则可考虑科学评估后进行重引入，以实现小种群复壮。”
而且，气候变化下的岷山北部小种群所在栖息地可能会增加，为大熊猫的重引入提供了条件。与之相对，凉山、大相岭和小相岭的栖息地则有可能破碎化加剧，需加强这些小种群的追踪和监测，减少人类活动干扰。需科学预测这些区域气候变化对大熊猫栖息地变化的影响，研究野化放归的科学方法。
对于分布在国家公园内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可以通过国家公园内的栖息地修复和廊道建设，根据造成种群隔离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对森林破坏和农田开垦导致的种群隔离，可以通过森林恢复和竹子恢复提升连通性，同时实施生态补偿，减少人为活动对栖息地的干扰；对道路建设导致的种群隔离，可通过修建隧道重新将栖息地连接起来；此外，还应通过完善的旅游管理降低或避免人类活动对大熊猫的干扰。
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对大熊猫的保护和管理需充分考虑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状况及其成因，重点加强栖息地破碎化严重区域的栖息地恢复，加强对孤立小种群的关注，加强栖息地和种群动态的监测。
“几乎所有的大型野生动物都面临栖息地破碎化的威胁。”欧阳志云说，“希望我们这项研究发现的问题与提出的建议，能为其它野生动物的保护提供参考。”
来源：科技日报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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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国学实录# 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读书# 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传统文化# 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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