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送给马克思多少好酒】
杯中斟满新酿的美酒，这自由之酒，格外浓烈，它不会麻痹我们的感情，它只会在感情深处注入新的意境。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昨天我们在马克思与葡萄酒的故事中，提到了马克思最好的朋友恩格斯。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恩格斯送给马克思多少好酒！
马克思曾经说过：“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此外，也许还需要用葡萄酒去交流。比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中，葡萄酒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书信往来，频繁地提到了各种葡萄酒，可谓酒逢知己。
据于光远先生统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通信中，述及喝酒的有400处左右，还不包括他们两人评论普鲁士政府的烧酒政策和英国啤酒工人罢工等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还是伟大的葡萄酒鉴赏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不但久经考验，而且可谓“酒精考验”。
我已差人从曼彻斯特给你寄去一筐酒，有6瓶波尔多、3瓶波特酒(注：葡萄牙加烈葡萄酒)、3瓶赫雷斯(注：西班牙雪利酒的原称)，这对你夫人很适用。如果这件事办理得好，应当已经寄到。请告诉我，波特酒和赫雷斯的封印是什么颜色，以便我能监督我的酒商。赫雷斯应当是黄的，波特酒好象是绿的，波尔多的酒标为‘Cos d'Estournel’(注：1855年分级系统二级酒庄)，是我不久前邮购的。
——摘自1857年7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今天晚上有空，才能够给你们寄去12瓶酒作为节日的礼物。希望这些酒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香槟和波尔多马上就可以喝，而波特酒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摘自1859年12月2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
今天寄给你一个木箱，送货运费已付，内有8瓶波尔多、4瓶1846年的陈年莱茵酒(注：德国莱茵河白葡萄酒)、两瓶雪利酒。
我现在没有这一次适用的波特酒。希望这些东西对燕妮有益处。可怜的孩子！不过我想，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她长得很结实，只要好好护理和运动，就会重新恢复体力的。
——摘自1862年2月2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希望海德路的家庭生活能抵补这笔开支，所以附上5英镑银行券一张。同时经由查普林-霍恩公司寄去酒一筐，其中一打波尔多和两瓶1846年的陈年莱茵酒给小燕妮，其余是1857年的莱茵酒。共24瓶。
——摘自1862 年11 月15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由于匆忙，我至今没有买到合适的波特酒，但是克拉列特酒(注：波尔多红酒的英文俗称)昨日已寄出。波特酒我再找找。
——摘自1865 年3 月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书写得怎样了？9月1日是最后的期限，你知道，这将耗费你12瓶酒。
——摘自1865 年7 月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希望小燕妮已经痊愈，至少，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为了增强她的心脏机能，我今晚寄给她一箱波特酒、雪利酒和克拉列特酒。当我读到白喉这个词时，吓了一大跳，这个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摘自1865 年11 月17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今天晚上寄给你一箱波尔多葡萄酒。这是从波克罕(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那里弄来的一种好酒。我本来可以早些寄给你，但是我这里的小伙子们部分地由于工作繁忙而把这件事耽误了。
——摘自1866 年6 月1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指望伯奇昨天就把波特酒寄出去了，不过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在星期一晚上或者星期二早晨它一定会寄到的。
——摘自1866 年11 月1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将把葡萄酒寄给你，本月底以前，再寄上10英镑。
——摘自1867 年6 月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你将收到很醇的1863年的克拉列特酒和1857年的莱茵酒。至于摩塞尔酒(注：摩塞尔是德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我只剩几瓶了，放在摩宁顿街，那里找不到人装箱。
——摘自1868年2月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你是否已按时收到葡萄酒，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泰诺著作等等？
——摘自1869年1月1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希望你们的计划当时能够完全定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莱茵葡萄酒产地喝上一瓶。
——摘自1869年8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的信
今天我给你寄去的一小箱波特酒显得如此微薄。这是一只装伦肖兹黄油的旧箱子，容积小，超过5瓶我就塞不进去了，木板薄，过重又不行。不过这些酒总够你用一阵子的。
——摘自1870年1月1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摘自葡萄酒鉴赏杂志第35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爱酒，但他们饮酒是为了健康、友谊和事业。他们饮酒有度，并反对酗酒的人。当听说周围有谁经常酗酒时，他们会对此感到遗憾和惋惜。但伟人也是人，有一次过年，恩格斯去伦敦与马克思狂饮一夜结果大病了一场。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是权威人士，他们对选购、品尝、配制等酒文化知识，也颇为精通，堪称绝对的国际权威。当时他们对许多国家的酒都有所评价，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北欧和东欧各国，以及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酒，并且十分注意他人在这方面的言论。
同时在他们写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仅喝酒一项，一年大概要花上百英镑的费用。恩格斯还会用车叶草和另一种酒，酿制成一种叫“五月葡萄”的酒，不仅美妙无比，而且还能治病养身。转
#遇见美好# #侯宁微评# #大回醉观# #今日看盘# #吃货在这里#
杯中斟满新酿的美酒，这自由之酒，格外浓烈，它不会麻痹我们的感情，它只会在感情深处注入新的意境。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昨天我们在马克思与葡萄酒的故事中，提到了马克思最好的朋友恩格斯。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恩格斯送给马克思多少好酒！
马克思曾经说过：“友谊需要用忠诚去播种，用热情去灌溉，用原则去培养，用谅解去护理”。此外，也许还需要用葡萄酒去交流。比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中，葡萄酒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书信往来，频繁地提到了各种葡萄酒，可谓酒逢知己。
据于光远先生统计；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通信中，述及喝酒的有400处左右，还不包括他们两人评论普鲁士政府的烧酒政策和英国啤酒工人罢工等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而且还是伟大的葡萄酒鉴赏家。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不但久经考验，而且可谓“酒精考验”。
我已差人从曼彻斯特给你寄去一筐酒，有6瓶波尔多、3瓶波特酒(注：葡萄牙加烈葡萄酒)、3瓶赫雷斯(注：西班牙雪利酒的原称)，这对你夫人很适用。如果这件事办理得好，应当已经寄到。请告诉我，波特酒和赫雷斯的封印是什么颜色，以便我能监督我的酒商。赫雷斯应当是黄的，波特酒好象是绿的，波尔多的酒标为‘Cos d'Estournel’(注：1855年分级系统二级酒庄)，是我不久前邮购的。
——摘自1857年7月30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今天晚上有空，才能够给你们寄去12瓶酒作为节日的礼物。希望这些酒能为你们所喜欢并为你们全家助兴。香槟和波尔多马上就可以喝，而波特酒应当稍放一放，到新年时才适于饮用。
——摘自1859年12月2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
今天寄给你一个木箱，送货运费已付，内有8瓶波尔多、4瓶1846年的陈年莱茵酒(注：德国莱茵河白葡萄酒)、两瓶雪利酒。
我现在没有这一次适用的波特酒。希望这些东西对燕妮有益处。可怜的孩子！不过我想，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她长得很结实，只要好好护理和运动，就会重新恢复体力的。
——摘自1862年2月2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希望海德路的家庭生活能抵补这笔开支，所以附上5英镑银行券一张。同时经由查普林-霍恩公司寄去酒一筐，其中一打波尔多和两瓶1846年的陈年莱茵酒给小燕妮，其余是1857年的莱茵酒。共24瓶。
——摘自1862 年11 月15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由于匆忙，我至今没有买到合适的波特酒，但是克拉列特酒(注：波尔多红酒的英文俗称)昨日已寄出。波特酒我再找找。
——摘自1865 年3 月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书写得怎样了？9月1日是最后的期限，你知道，这将耗费你12瓶酒。
——摘自1865 年7 月1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希望小燕妮已经痊愈，至少，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为了增强她的心脏机能，我今晚寄给她一箱波特酒、雪利酒和克拉列特酒。当我读到白喉这个词时，吓了一大跳，这个病可不是闹着玩的。
——摘自1865 年11 月17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今天晚上寄给你一箱波尔多葡萄酒。这是从波克罕(注：德国民主派政论家)那里弄来的一种好酒。我本来可以早些寄给你，但是我这里的小伙子们部分地由于工作繁忙而把这件事耽误了。
——摘自1866 年6 月1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指望伯奇昨天就把波特酒寄出去了，不过我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无论如何在星期一晚上或者星期二早晨它一定会寄到的。
——摘自1866 年11 月11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将把葡萄酒寄给你，本月底以前，再寄上10英镑。
——摘自1867 年6 月24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你将收到很醇的1863年的克拉列特酒和1857年的莱茵酒。至于摩塞尔酒(注：摩塞尔是德国著名葡萄酒产区)，我只剩几瓶了，放在摩宁顿街，那里找不到人装箱。
——摘自1868年2月2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你是否已按时收到葡萄酒，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泰诺著作等等？
——摘自1869年1月1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我希望你们的计划当时能够完全定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在莱茵葡萄酒产地喝上一瓶。
——摘自1869年8月8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长女小燕妮的信
今天我给你寄去的一小箱波特酒显得如此微薄。这是一只装伦肖兹黄油的旧箱子，容积小，超过5瓶我就塞不进去了，木板薄，过重又不行。不过这些酒总够你用一阵子的。
——摘自1870年1月19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摘自葡萄酒鉴赏杂志第35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爱酒，但他们饮酒是为了健康、友谊和事业。他们饮酒有度，并反对酗酒的人。当听说周围有谁经常酗酒时，他们会对此感到遗憾和惋惜。但伟人也是人，有一次过年，恩格斯去伦敦与马克思狂饮一夜结果大病了一场。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是权威人士，他们对选购、品尝、配制等酒文化知识，也颇为精通，堪称绝对的国际权威。当时他们对许多国家的酒都有所评价，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北欧和东欧各国，以及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酒，并且十分注意他人在这方面的言论。
同时在他们写的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仅喝酒一项，一年大概要花上百英镑的费用。恩格斯还会用车叶草和另一种酒，酿制成一种叫“五月葡萄”的酒，不仅美妙无比，而且还能治病养身。转
#遇见美好# #侯宁微评# #大回醉观# #今日看盘# #吃货在这里#
卫铄，字茂漪，晋代著名书法家，世人尊称她卫夫人。卫夫人家学深厚，她的族叔卫灌擅长隶书和章草，从兄卫恒、丈夫李矩也擅长书法，卫夫人又师从楷书宗师钟繇（yáo），形成自己“簪花小楷”的娟秀风格。她不仅书法技艺高超，也是书圣王羲之的启蒙老师，所以在书法史上地位崇高。谈起卫夫人与王羲之的师生情谊，不得不说起她教授王羲之的三堂书法课，更是三堂人生课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