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我喜欢的他[超话]#
海盐的工作生活文字vlog
1.补昨天,早晨的时候去拿了娃衣,然后也没回家就直接去坐车了(主要是我没有钥匙,我妈带走了)
2.骑着电动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路边有一辆大货车在倒车,我就停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准备看看后面没车的话绕过去,这个时候那个站点有一个阿姨在等公交车,然后就一直在跟大货车司机招手,告诉他我在后面,其实,没事的,我就是停下想绕过去,昨日份的小确幸~[打call][打call][打call]
3.上午啥的都是正常工作,然后下午他们午睡完走了以后,居然只有我一个人在打扫卫生一开始跟我打扫卫生的那个老师,去厨房干了,然后她说那个男负责人肯定会帮我一起,结果他送完孩子压根就没上来
4.晚上真的贼冷,我都想穿秋裤了[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
5.今天早晨起来就去老家办房产证,写谁的名字我无所谓,但是那个工作人员居然说我不够22周岁!淦!!!我明明就够了!!!!还有我妈那个朋友,瞎逼逼,有病,妈的,自己儿子都没搞懂还管我家的事,买的那个房写的我妈的名,我妈都说不改名,她还在那儿哔哔说给我弟,真他妈有病到家了
6.中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
7.逛推真的好爽,存图真的好爽[拳头][拳头][拳头][拳头]柳苗苗真争气[打call][打call][打call][打call]音乐剧一个又一个,爽死谁
以上
今日图南 工作生活vlog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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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骑着电动车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路边有一辆大货车在倒车,我就停在离他比较远的地方,准备看看后面没车的话绕过去,这个时候那个站点有一个阿姨在等公交车,然后就一直在跟大货车司机招手,告诉他我在后面,其实,没事的,我就是停下想绕过去,昨日份的小确幸~[打call][打call][打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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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晚上真的贼冷,我都想穿秋裤了[单身狗][单身狗][单身狗]
5.今天早晨起来就去老家办房产证,写谁的名字我无所谓,但是那个工作人员居然说我不够22周岁!淦!!!我明明就够了!!!!还有我妈那个朋友,瞎逼逼,有病,妈的,自己儿子都没搞懂还管我家的事,买的那个房写的我妈的名,我妈都说不改名,她还在那儿哔哔说给我弟,真他妈有病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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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特殊的感谢信
我在昨天审阅本月病人写给护士的感谢信中,有一封感谢信,让我特别在意,还仔细的看了两遍。那位被感谢的护士,在很多年前,因工作有缺陷,我批评过她。但是,今天的感谢信,从病人家属的口气中,看得出来家属非常感谢她对病人的关怀和帮助。我看着感谢信,当年那位护士的工作和形象一下子闪现在我的眼前。啊!她真的变了,变的让病人感觉温暖和安全。我也欣慰的笑了。
我在昨天审阅本月病人写给护士的感谢信中,有一封感谢信,让我特别在意,还仔细的看了两遍。那位被感谢的护士,在很多年前,因工作有缺陷,我批评过她。但是,今天的感谢信,从病人家属的口气中,看得出来家属非常感谢她对病人的关怀和帮助。我看着感谢信,当年那位护士的工作和形象一下子闪现在我的眼前。啊!她真的变了,变的让病人感觉温暖和安全。我也欣慰的笑了。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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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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