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终于明天将正式进入单位 开始全新的阶段 疫情导致隔离的这段时间 做过的事让我开始去思考 尤其是这半年发生变化的心态逐渐冷静 开始改变一些思想一些观念 那在新的阶段 愿自己忘记过去 从零开始 以身边的每个人为师 潜心修炼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去年今日外出采集了一天的毕业论文样品
今年今日单位隔离最后一天
那就祝自己生日快乐吧[求饶]单向历应景
去年今日外出采集了一天的毕业论文样品
今年今日单位隔离最后一天
那就祝自己生日快乐吧[求饶]单向历应景
【党史上的今天——9月7日】1937年9月7日 毛泽东撰写《反对自由主义》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文章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1942年9月7日 毛泽东撰文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指出：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7年9月7日 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
他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打垮蒋介石的最基本条件。要很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一个关键就是分田地，消灭封建势力，挖掉蒋介石的根子；第二个关键是要打胜仗。在农民分得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发展生产，除搞好农、副业生产外，还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这样对军事和发展经济都有利。
他还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1949年9月7日 周恩来指出：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参加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个问题，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达成一致，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由此，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1953年9月7日 毛泽东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解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966年9月7日 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1975年9月7日 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他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1985年9月7日 邓小平谈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谈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只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够，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不赞成谁，这样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包括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人民的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基于这种判断，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从“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改变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依据。
1988年9月7日 中国应邀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
1988年9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赴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1988年9月7日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成功升空
1988年9月7日，我国用“长征4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1937年9月7日，毛泽东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
文章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文中列举自由主义十一种主要表现，指出它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对革命十分有害，强调提出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1942年9月7日 毛泽东撰文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阐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指出：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7年9月7日 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讲话
他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是打垮蒋介石的最基本条件。要很快地取得战争的胜利，第一个关键就是分田地，消灭封建势力，挖掉蒋介石的根子；第二个关键是要打胜仗。在农民分得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发展生产，除搞好农、副业生产外，还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这样对军事和发展经济都有利。
他还指出：我们的军队需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加以整顿，需要一个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的运动，使军队在思想上拥护土改，组织上纯洁严密。
1949年9月7日 周恩来指出：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向参加一届全国政协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时指出：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主张民族自治，但一定要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民族问题来挑拨离间中国的统一。”“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力。”这个问题，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达成一致，在《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由此，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下来。
1953年9月7日 毛泽东谈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解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说: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966年9月7日 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提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
1975年9月7日 周恩来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这是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在回答客人的提问并介绍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又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周恩来请维尔德茨转达对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及其他老朋友的问候，并表示：在毛泽东思想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1985年9月7日 邓小平谈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会见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总书记冈萨雷斯，谈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只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够，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不赞成谁，这样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包括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人民的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基于这种判断，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从“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改变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依据。
1988年9月7日 中国应邀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
1988年9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应邀赴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友好访问。
1988年9月7日 “风云一号”气象卫星成功升空
1988年9月7日，我国用“长征4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试验性气象卫星“风云一号”。这是我国自行研制和发射的第一颗极地轨道气象卫星。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党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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