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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我欲隐罗浮——博物馆藏几种不同版本的《葛稚川移居图》赏析。
“葛稚川移居图”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个长盛不衰的绘画母题，至少从宋代开始，便有画家将这一主题引入绘画中。葛洪（284-364）是晋代有名的道教学者和医药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今江苏句容）人。据《晋书》记载，他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道养之法”，“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迹，析理入微”，因立军功，被封以高官，但“以年老，欲炼丹以祈遐寿”为由辞去不就。后来听说交阯（今越南）盛产炼丹用的丹砂，遂要求派去做“句漏令”，得到首肯后，他便携妻儿千里迢迢赴任。到达广州时，因刺史邓岳极力挽留，就有到附近罗浮山隐居的想法，于是便有移居罗浮山之举。葛洪在罗浮山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留下了代表名著《抱朴子》。在宋代院体画家中，就有不少人画过这一故事。现存的诸本《葛稚川移居图》中，以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年代最早，艺术水准最为精湛。在此之后的明清两代，这一主题的绘画创作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这便是元代画家王蒙在《葛稚川移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中刻划的情景，图中的高士就是葛洪，这座在绘画史上屡次被描绘的名山便是位于广东博罗县的罗浮山。
王蒙（1308-1385）是元代山水画家，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浙江湖州人，与黄公望、倪瓒、吴镇并称“元四家”，为书画家赵孟頫（1254-1322）外甥。这件《葛稚川移居图》被认为是王蒙的代表作之一。
在王蒙的艺术生涯中，他并没有到过罗浮山的记录。所以在画中，他是将传说中葛洪移居的故事加上意象山水相融合，表现岭南地区山水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景象。图中作者将青绿、花青、红色、曙红以及浅绛、焦墨等交互使用，形成岭南地区特有的山水风貌。在王蒙传世的画作中，该图较为特出：错落的红叶绿树遍布于山间，山势蜿蜒，嶙峋起伏，将罗浮山幽深、险峻与宁静的氛围烘托出来，是乃因避乱而移居、远离尘嚣的出世者心仪之地。
王蒙在画中自题曰：“葛稚川移居图，蒙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钤朱文方印“叔明”，另一印则漫漶不清。题识虽并未注明年款，但从内容及画风看，当为王蒙早年所作，反映其早期画风。
王蒙的其他作品如《夏日山居图》、《夏山高隐图》（均藏故宫博物院）等代表作都旨在描写山水的雄伟与秀美，唯独《葛稚川移居图》是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交相融合，是道家思想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理念的折射。至于现代画家惠孝同（1902-1979）认为其“画中的人物和走兽，画的尚不够成熟，主次不分，形象也欠生动；款字也写得弱了一些，这是这幅作品美中不足之处”，显然是苛责了。作为一个以山水见长的画家，王蒙在画中表现出的艺术技巧实非寻常画家所能及。
作为王蒙作品中的精品佳构，《葛稚川移居图》历经元明清以来诸家鉴藏，流传有序，其印鉴与书画著录均清晰地再现其传播与鉴藏的历程。画中的鉴藏印有：朱文方印“怡亲王宝”、“孙煜峰”、“大王主人珍玩”、“虚斋秘玩”、“莱臣审藏真迹”、“弘一斋”、朱文圆印“安”、白文方印“子孙永保”、“子京所藏”、“仪周鉴赏”、“虚斋审定”、“孙煜峰印”、朱文长方印“虚斋之清品”、“潞河张翼藏书画记”、“明善堂珍藏书画印记”、白文长方印“项墨林鉴赏印”、朱文椭圆印“寄敖”，另有右下侧“圣”字上方一白文长方印模糊不可辨。据此可知，该画曾经明代项元汴（1525-1590）、清代安岐（1683-？）、怡亲王、晚清张翼（燕谋）、庞莱臣（1864-1949）及现代孙煜峰（1901-1967）等人递藏。
在明清以降的书画著录中，这件《葛稚川移居图》也多次被提及。明代书画鉴藏家安岐在《墨缘汇观》中著录：“纸本，中挂幅，着色，山水，为日章作”，另一书画鉴藏家郁逢庆的《郁氏书画题跋记》在著录王蒙的题识之后，描述其绘画云：“此图稚川执杖，左携一鹿，后老妻骑牛抱一小儿，二童随之，重山复岭，秀润之笔，非寻常恅草之比”，图中实为“右携一鹿”，当为误记。
郁氏对此画的风格给予肯定，称其为“秀润之笔”。而与郁逢庆大致同时的汪珂玉（1587-？）在其《珊瑚网》中也著录该图的题识，连描述的语句也与郁氏近乎一致，仅“恅草”变为“潦草”，所以有论者经考订，认为汪珂玉《珊瑚网》有袭录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的嫌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因汪氏《珊瑚网》的影响要比《郁氏书画题跋记》大得多，反而促进了《郁氏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书画的二次传播，《葛稚川移居图》即是其例。
画中以披麻皴画山石，间以解索皴和折带皴相补充，所写飞瀑流泉、崇山峻岭与满山树木相映成趣，使人物的颠沛流离与环境的清幽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其绘画主题得以凸显。
卞永誉（1645-1712）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也著录《稚川移居图并识》，除实录王蒙题识外，并引用汪氏《珊瑚网》评语⑧，这算是对郁氏评述王蒙《葛稚川移居图》的再次传播了，可谓是书画鉴藏史上一件无奈又极富趣味的事。晚清时期，李葆恂（1859-1915）的《无益有益斋读画诗》也提及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直幅》。其后的书画鉴藏家庞莱臣在其《虚斋名画续录》中也著录此画，除实录王蒙的题识外，他对画作本身也作了描述：“纸本，高四尺三寸七分，阔一尺八寸三分，设色山水人物，稚川手执羽扇携鹿度桥，前导有负筐篮者，有歇担山坡者，后一妇抱小孩骑牛，一仆牵之而行，其余男女僮仆负物随从，山上茅屋数间，位置井井，屋前及山半有童子作迎眺状，重山复岭，碧树丹柯，秀润缜密，实为希有之真迹。左下角楷书一圣字，系项子京编字记号，另草书小押，其文莫辨题款前六字篆书，这是现在所见此画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前最晚的书画著录。
事实上，王蒙并非仅作过这一件《葛稚川移居图》，在顾文彬（1811-1889）的《过云楼书画记》中记载顾氏曾收藏一件《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作者这样描绘：“通幅用焦墨，间设浅赭色。峰峦迥互，楼阁参差；一丫髻童立庭除，供汛扫之役，坡下苍头奴担胡卢书剑前导，一婢抱琴踵其后，一童负囊曳牛，稚川绛衣坐其上，手一卷读，妇与两儿，一草角儿，抱鸟圆并跨牯上，一仆左牵之，右又牵一羊；一婢肩竹竿提鸡笼，次第前行”。很显然，这是一幅以墨笔为主，间杂浅赭色的山水画，构图及画中人物造型与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也大相径庭。
在这幅画中，画中主角葛洪坐于牛背之上，其他人物也各有不同，且画面中多出一只羊。上述《葛稚川移居图》中有十人，而该《黄鹤山樵稚川移居图》则至少有十一人。该画题识：“香光居士王蒙写”，上方尚有倪瓒、陆居仁、陈则、韩性、陶复初、钱岳及蒙城乐远题跋。在该书中，作者也提及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所著录之上述《葛稚川移居图》，并再引述《六研斋三笔》提及王蒙的第三件《葛稚川移居图》：“余于项氏见。阔幅悬轴，绢素沈厚，布置雄伟……翁媪骑乘一牸、一牯……婢仆四五人，蓬头赤脚，不施严饰，一力奋而前驱，意皆望莽苍进发，盖移居在途景”，据此可知这是描绘葛洪前往罗浮山途中的情形。画作为绢本，葛稚川和妇孺皆坐于牛背之上，画中有一雄一雌两牛，婢仆四五人，大致七八人左右。在该书中，顾氏称王蒙“作《稚川移居图》甚多，惜未能一一对勘耳”。
此外，在《佩文斋书画谱》中也著录一件王蒙的《葛仙翁移居图》：“钱塘王孝廉藏王叔明纸画《葛仙翁移居图》，长一丈二尺，阔几二尺，上有袁清容题，今在檇李项元汴”，这是一幅纸本山水画，但上有袁清容题跋，与上述三件作品均相异，故应是王蒙的第四件《葛稚川移居图》了。另在《佩文斋书画谱》中尚著录一件“葛稚川移居图”，文字极为简略，仅有“王叔明隶书图上”数字，故无法判定是否为以上四件之一，抑或另有他作，姑妄存此备考。
在王蒙之后，尚有明代画家尤求、丁云鹏、郑重及清初胡慥、萧晨等人的《葛稚川移居图》行世，使这一绘画主题传承有序，经久不衰。
明 尤求 《葛洪移居图》卷局部
尤求的《葛稚川移居图》（大英博物馆藏）为一画卷，写葛洪骑于毛驴之上，扬鞭抖缰，后有一壮汉挑筐行于桥上，筐中有宝剑、葫芦、茶壶、锅碗、斗笠等，另有一书童肩背古琴紧随驴后，前有两书童作先导，一人背着八仙桌，一人挑着葫芦、书籍、铜壶等什物。
所写山水为近景，用白描之法，与王蒙画中所用的高远和深远之法大为迥异。作者款识曰：“长洲尤求制”，钤朱文方印“凤丘”和白文方印“长洲尤求”。其题笺为：“明尤子求游旅图逸品。千卷楼主人了酓氏藏”，鉴藏印有：朱文方印“一贯轩长物”、“君子乃乐”、“了酓藏过”和朱文币形印“金匮宝藏陈氏仁涛”。拖尾有近人吴湖帆（1894-1968）题跋：“《葛稚川移居图》出自宋人院本，元钱玉潭、王叔明俱有之，此卷盖马钦山本也。笔精墨意，不在宋人下。余近得子求画《相如属赋图》，与此彷佛，皆子求得意笔也。庚午十月，访镜波兄于月波楼，翦灯夜话，出此共赏，同观者陈君子清。吴湖帆题”，概述《葛稚川移居图》的源流，并言钱玉潭（钱选）、王叔明（王蒙），称此卷乃仿马钦山本。“马钦山”即南宋画家马远。此画与王蒙之作最大的不同在于，描绘的只是截取葛洪等一行五人匆忙赶路的情景，对罗浮山的风貌则较少渲染。
丁云鹏的《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描写的是崇山峻岭中，葛洪骑牛行于桥上，后有一羊及挑着古琴、经卷的书童紧随，前方右侧一妇人怀抱小孩骑牛，一人牵着缰绳回顾中，左侧则有一书童跟随其后，画中共六人。该画与王蒙之作较为接近，尤其是桥的造型与王蒙之笔如出一辙，应当是有所本。所写远景为飞瀑和茅屋，山石陡峭，有小斧劈皴痕迹。作者并无款识，仅钤白文方印“丁云鹏印”和朱文方印“南羽”。此图曾经《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有嘉庆、宣统等鉴藏印多枚。此画是明清时期所见《葛稚川移居图》中与王蒙之作最为接近者。
郑重《仿王蒙葛洪移居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自题曰：“葛仙翁移居图，壬子初夏仿黄鹤山樵笔，郑重”，“黄鹤山樵”即王蒙。画中在山脚溪流左侧，一妇人怀抱小孩与葛洪各骑一牛，前面各有一书童执引，一书童担着家具物什，一书童手捧一鹅，肩背葫芦，画中另有一羊与二犬随行。山上茂林修竹，亭台楼阁，在纵深处山路蜿蜒，飞流直下，峭壁林立，云雾缭绕，一派远离尘嚣的仙境之象。从画面构图看，与上述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并不接近，但极有可能源自目前已失传的、《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的王蒙《葛仙翁移居图》。此图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有乾隆、嘉庆、宣统等三朝帝王藏印。此画也和丁云鹏《葛洪移居图》一样，与王蒙画风最为接近。清 胡慥 《葛洪移居图》 扇面
胡慥《葛洪移居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的是葛洪骑于牛背上在前方引导，不时回顾四盼，后有一人拉车跟随，车上各种杂货累积，妻儿坐于山石后的另一辆车上，一人在后推行，另有一脚夫挑担随侍车侧。因扇面乃咫尺之属，故作者描写的场景乃截取其中一段，并无崇山峻岭，但从溪山行旅中，可以想见路遥山深。作者题识曰：“葛仙翁移居图，癸巳秋七月画为大宗老社长，胡慥”，钤朱文长方印“胡慥”。“癸巳”乃清顺治十年（1653年）。
萧晨《葛洪移居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描写在深山古松下，葛洪右手执杖，头略望后倾，站立于山石旁，其妻手执纨扇立于后侧，一白发老妇（或为葛洪之母）双手合十，面朝葛洪夫妇；前方两书童整理包裹行囊，另有两童抬着桶（或为其他什物）拾阶而上，一牛歇息于坡脚。很明显，这是葛洪在移居途中稍事休整的场景，与其他同类主题的构思略有不同。作者题识曰：“丹砂勾漏得还无，女伴追随有鲍姑。更欲移家向何处，夜深门闲独看炉。癸亥春日写图为道翁并题博正，兰陵醉客萧晨”，其中“丹砂”和“勾漏”（句漏）都是和葛洪有关的用典。
清 萧晨《葛洪移居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当然，在行世的所有作品中，应该还有不少《葛稚川移居图》画作。从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在元代王蒙之后，葛稚川移居的故事最为文人雅士所喜爱。在这个故事里，既寄托了避世而遁入罗浮的出世之想，罗浮山因而也就成为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同时，以此为母题的艺术创作，是对王蒙以来绘画技法的一脉相承，是传统山水画嬗变与演进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探讨以王蒙为代表的《葛稚川移居图》，其意义显然已超越其绘画本身。
奇鹏奇门遁甲|快速准确的找准用神。确定八字格局与取用总纲领：八字用神，专求月令，以日干配月令地支，而生克不同，格局分焉。财官印食，此用神之善而顺用之者也；煞伤劫刃，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当顺而顺，当逆而逆，配合得宜，皆为贵格。第一原则：先以月令主气定格，以月令主气取用。第二原则：对于杂气月令（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如果月令主气不及它气能量大，则按月令透干与会支（透干于月令，或与月支有合也），从其重者定格取用。清乾隆进士沈孝瞻所著《子平真诠》是格局用神之集大成者。该书有几个最重要的概念：格局、用神、相神。（注意：此处的用神概念是子平术一贯的概念，与张楠《神峰通考〉提出的病药论以及到任铁樵注《滴天髓》提出的用神理论完全是两回事！）格局与用神是一回事，有八大格局也就是八大用神，它们是财、官、印、食、煞、伤、劫、刃。所以用神有善也有不善。格局论命，格局用神容易确定，而相神难取！（注意：此处的相神与任铁樵注《滴天髓》提出的用神很相似）但沈孝瞻有时也犯逻辑错误，他有时把用神和相神也给混淆了！请看《子平真诠：论相神紧要》原文：“月令既得用神，则别位亦必有相，若君之有相辅者是也。如官逢财生，则官为用，财为相；财旺生官，则财为用，官为相；煞逢食制，则煞为用，食为相。然此乃一定之法，非通变之妙。要而言之，凡全局之格，赖此一字而成者，均谓之相也。伤用神甚于伤身，伤相甚于伤用。”其逻辑错误有二：一、用神和相神用君臣关系表达不恰当。“煞逢食制，则煞为用，食为相”，宰相如何能制约皇帝呢？用神和相神用民主国家政府与国会的关系表达似乎更合适。二、“伤用神甚于伤身，伤相甚于伤用。”，对于不善之用神理应制约之，此时伤用神对命局反而是有利的。相神受伤，总是对命局不利也。（实际上相神也是相对的，总之成全命局者即是相神）还是总纲说的好：“财官印食，此用神之善而顺用之者也；煞伤劫刃，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当顺而顺，当逆而逆，配合得宜，皆为贵格。”（《子平真诠：论用神》）《子平真诠：论建禄月劫格》：“建禄者，月建逢禄堂也，禄即是劫。或以禄堂透出，即可依以用者，非也。故建禄与月劫，可同一格，不必加分，皆以透干支，别取财官煞食为用。”——这里的“别取财官煞食为用”的用字实际应该是相神，而不是用神。因为格局者用神也，此建禄月劫格，用神即劫也。时下命理界在定格取用中几种容易犯的错误有四：一、定格取用以官煞为主的错误。该方法的理论依据是“有官先论官，无官方论用”、“有官莫寻格局”、“格格推详，以杀为重”，依此先不论何格，只看八字中有没有官杀，不管是在天干或是在地支，只要一见官杀，就得先看这官杀是否成格。这是误读了经典！１、第一句话根本是“有杀只论杀，无杀方论用”的讹传，《五言独步》“有杀只论杀，无杀方论用，只要去杀星，不怕提纲重”是指“煞伤劫刃，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２、“有官莫寻格局”出自《玄机赋》，开头说：“太极判为天地，一气分有阴阳。日干为主，专论财官，月支取格，乃分贵贱。有格不正者败，无格有用者成。有官莫寻格局，有格局不喜官星。”歌诀首先提出“月支取格”，“有官莫寻格局”指无格局情况下用官，后边“有格局不喜官星”，如果有了格局就不一定喜欢官星了！３、“格格推详，以杀为重”出自《四言独步》：格格推详 以杀为重 化杀为权何愁损用杀不离印 印不离杀 杀印相生 功名显达官杀重逢 制伏有功 如行帝旺 遇之不凶时杀无根 杀旺取贵 时杀多根 杀旺不利八月官星 大忌卯丁 卯丁克破 有情无情《四言独步》开端说：先天何处 后天何处 要知来处 便知去处四柱排定 三才次分 年根为本 配合元辰神煞相绊 轻重较量 先观月令 论格推详二、在定格取用当中喜欢以透干为主来定格的错误。三、在定格取用中以月令地支逢三合为主来定格的错误。四、定格取用中喜欢以月令“人元值日司令”为主来定格的错误。取用定格的原则与方法（雨中行）核心提示：本人通过对《子平真诠》《渊海子平》《三命通会》《神峰通考》等经典命理书籍中所列举的命例的取用定格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后，概括、总结了出八字取用定格的原则与方法。依据这些原则和方法对古书命例进行分析验证，未有不符者。在后续博文中，将用这些原则与方法对经典命书的命例作示例分析。 取用定格的原则与方法：1、月令本气透干,则以月令本气取用定格；2、月令本气不透，所藏它干或透或不透，只要月令本气为官煞或月令藏官煞，则以官煞为用定格；条件：属月令藏官煞时，须月令本气非正财。若月令本气为正财，则取正财格。3、月令本气不透，月令本藏皆无官煞，而月令所藏它干透干，则以透者为用；若所藏两者皆透，择其善者、重者用以定格，格成变格；条件与变化：（1）所透之干有用，地支会合成局；若透干逢刑冲克合，休囚败绝，虽透无用；或两者皆透，一有用，一无用，有用者为用；否则仍以月令本气取用定格；（2）变格须变后更善，如由煞伤劫刃而变为财官印食，或原局不成格，而变后成格；若变之不善，则仍以月令本气取格，并作坏格论；（３）若原格本美，而变格亦善，即以兼格论。4、月令本藏之气皆无所透，亦无官煞，则以月令本气取用定格。说明：1、第2条原则与方法的命理依据是：（1）日干为主，专论财官（《天机赋》）；（2）四柱专一论财官（《搜髓歌》）；（3）有煞只论煞，无煞方论用（《五言独步》）；（4）如月有正官及偏官，而时又入他格，只以月中取，他格无用（《三命通会》之《看命口诀》）； （5）甲日生酉月，乙生申巳，丙生子，丁生亥，戊生卯，己生寅，庚生午，辛生寅巳，壬生午未丑，癸生辰巳戌月，皆为正气（正官）（《三命通会》之《论正官》）。如丁生申月，亦藏壬官，为何不予罗列？盖丁生申月，自可取正财格，既“专论财官”，有财即可，不须求官矣，己生亥月同论。甲生丑戌，两生辰丑，庚生戌未皆有藏官而未列，何也？曰：杂气也。而壬生丑未，癸生辰戌为何又列？盖丑未、辰戌本气为壬、癸正官耳。2、第3条原则与方法的命理依据是：(1)用神既主月令矣，然月令所藏不一，而用神遂有变化。如十二支中，除子午卯酉外，余皆有藏，不必四库也。即以寅论，甲为本主，如郡之有府，丙其长生，如郡之有同知，戊亦长生，如郡之有通判；假使寅月为提，不透甲而透丙，则如知府不临郡，而同知得以作主。此变化之由也。(2)故若丁生亥月，本为正官，支全卯未，则化为印。己生申月，本属伤官。藏庚透壬，则化为财。凡此之类皆用神之变化也。(3)变之而善，其格愈美，变之不善，其格遂坏（《子平真诠》之论用神变化） ----奇鹏奇门遁甲预测 结缘共享 欢迎关注
【6月9日“国际档案日”，带您走进市档案馆】
“今世可以知古，后世可以知今”。历史留痕于档案之上，岁月凝固于档案之中。2020年6月9日是第13个“国际档案日”，今年宣传活动主题为“档案见证小康路、聚焦扶贫决胜期”。下面，让我们揭开档案工作的神秘面纱，共同走进“档案”、走进“市档案馆”。
近年，市档案馆不断发挥馆藏档案独特优势，以史为鉴，服务承德经济社会发展。2018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改革开放40周年重大活动，制作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德革命与建设档案文献展”展览。2019年，结合全市主题教育活动，与市委主题教育办公室、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学党史、守初心、颂辉煌、担使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档案史料展》，接待市直、县（市、区）109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3035名党员群众观展，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通过参观展览，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了承德的发展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一步激发了建设新时代“生态强市，魅力承德”的热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为全面收集我市社会各界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形成的原始档案资料，留存完整的历史记录，市档案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河北省档案工作条例》《河北省档案收集管理办法》，发布《承德市档案馆关于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面向全市社会各界广泛征集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的文字、图表、录音、录像、照片、电子、实物等各类载体档案资料。为了真实记录承德市医务工作者在疫情期间临危不惧、英勇奋斗的英雄壮举，承德市档案馆对我市抗击疫情的部分医务工作者进行了口述档案采集。
为建设具有承德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市档案馆除接收列入进馆范围单位已到移交期限档案外，还建立了多个专项档案。
----热河专项档案。先后赴河北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征集一批原热河省相关档案资料。按照“资源共享、成果共享”的原则，与河北省民族师范学院合作开发热河省档案，《热河省要事纪略》（第一卷）已完稿。《承德市档案馆馆藏热河省档案开发与研究（2019—2020）》项目获国家档案局批复。《尹忠热河记忆》一书即将出版。
----塞罕坝专项档案。为弘扬塞罕坝精神，先后赴国家林业局、河北省林业厅、塞罕坝机械林场、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等地征集了一批记录塞罕坝机械林场发展历史的档案。
----名人专项档案。近年征集承德民族师范学院老教授钱树信，知名作家、原河北省文联副主席、原承德市文联主席郭秋良，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齐济南等知名人士的手稿、著作及相关书籍800余卷册。
----口述专项档案。在全省是率先开展口述史料档案工作，结合承德政治、经济、社会等历史，相继采集了承德的水利发展、城乡建设、民俗文化、知青、塞罕坝精神、新冠疫情等专题口述档案。
（采集塞罕坝创业人---六女上坝之一陈静娴老人口述档案）
市档案馆为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服务网络化”战略，截至去年底，完成馆藏文书档案存量目录数据100余万条，全文数字化档案1200万幅，文书档案数字化率90%以上，声像档案数字化率达到100%，档案查阅基本实现了“服务网络化“。积极开展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建设，2019年6月通过了省委办公厅、省档案馆联合组成的测试小组初测，已申请国家档案局复测测评。
市档案馆通过查档利用、编辑史料、制作展览、编写《档案资政参考》等方式，充分发挥档案在资政惠民、工作查考、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编史修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部门编写史志、纪检部门查办案件等提供了档案支撑，解决了职工工龄接续、养老保险缴纳、待遇落实、地权林权确认、权利人房产证办理等涉及群众切实利益的问题。
档案利用查阅指南
(一)利用者查阅档案需出示有效证件（身份证、工作证、介绍信等）
(二)填写《利用档案审批表》，办理申请利用档案手续。
(三)查阅档案前应存包，不得携带食品、饮料、摄影器材、笔记本电脑等进入查阅区。
(四)查阅档案原件时要小心翻阅，不得在档案原件上划线、涂改、注字、折叠、作标记。
(五)复印或打印。利用者如需复印或打印档案，须填写《承德市档案馆复印档案登记表》，经同意后，方可由本馆工作人员代为复印或打印。复印件或打印件一律加盖“承德市档案馆档案复制专用章”。
(六)对摘抄和复制的档案，未经本馆同意，不得擅自以任何形式公布、转让或出版。
(七)查阅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时间）
(八)查阅方式：
1.现场查阅：
查阅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府前路1号市行政中心东楼市档案馆103室阅档室
2.电话、信函查询
(1)查询电话：0314-2050538
(2)信函查询：邮寄承德市府前路1号行政中心东楼103室阅档室 邮编0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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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档案馆为推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实施“存量数字化，增量电子化，服务网络化”战略，截至去年底，完成馆藏文书档案存量目录数据100余万条，全文数字化档案1200万幅，文书档案数字化率90%以上，声像档案数字化率达到100%，档案查阅基本实现了“服务网络化“。积极开展国家级数字档案馆建设，2019年6月通过了省委办公厅、省档案馆联合组成的测试小组初测，已申请国家档案局复测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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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利用查阅指南
(一)利用者查阅档案需出示有效证件（身份证、工作证、介绍信等）
(二)填写《利用档案审批表》，办理申请利用档案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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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阅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时间）
(八)查阅方式：
1.现场查阅：
查阅地址:承德市双桥区府前路1号市行政中心东楼市档案馆103室阅档室
2.电话、信函查询
(1)查询电话：0314-205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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