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婴儿粪便中微塑料含量是成年人20倍#看到评论有人说，能从粪便排出来说明没有在身体里蓄积，这不是这么判断的。
就拿我们重金属来说，有没有排出，检测的是尿液样本，判断有没有蓄积，检测的就是头发样本了。
婴儿的肠道通透性比较大，肠黏膜之间的结构不是特别紧密，大分子物质很可能通过这些“孔”进入血液循环。但要准确知道有没有蓄积，需要做环境荷尔蒙检测，观察邻苯二甲酸酯的指标。
就拿我们重金属来说，有没有排出，检测的是尿液样本，判断有没有蓄积，检测的就是头发样本了。
婴儿的肠道通透性比较大，肠黏膜之间的结构不是特别紧密，大分子物质很可能通过这些“孔”进入血液循环。但要准确知道有没有蓄积，需要做环境荷尔蒙检测，观察邻苯二甲酸酯的指标。
【每日美器2021259】明嘉靖 紫檀学士游春图笔筒
高14厘米。
北京保利，2007年12月秋季拍卖会，省吾庐珍藏文玩佳器专场，估价20-30万元，成交价156.8万元。
此筒选料精良，以最名贵的金星紫檀制成。其工艺精美、打磨细致，皮壳包浆浓厚、黑里透红、煞是喜人。其造型呈“V”字形，上宽下窄。其底座做工讲究，上起台阶，下系三足，与筒壁整挖而成，即所谓“一木连座”做法之一种，而非像多数明代笔筒那样，分别做好后再插入而成一体。其底亦为大底，以一块整木嵌入底座。筒内系掏空法制成，不同于后来惯用的旋制法，虽经打磨，仍可见工具遗留的竖茬痕迹。壁薄，口平，有别于后来的壁厚及打挖（晚明已有）。口之外沿起平整的宽边，不同于清初常见的细线。总之，其整体做法属典型的明代做法，毫不走样。同样非常罕见的一件明中期制造的铸铜笔筒，上铸螭龙和螭凤纹样，可以与这件笔筒在造型和年代上相互印证。
身上通体高浮雕五学士游春图，远、近、高、低，层次分明。五学士均身着唐装，头戴纶巾，骑马游春踏青。他们有的扬鞭疾弛，有的回首顾盼，还有的牵马过桥，游兴正浓，好不自在。在他们后面紧跟两小童，一个肩扛伞盖，一个背背一包袱手卷和一张裹好的琴。背景是嶙峋的峭壁、突兀的巨岩、常青的松柏、倒挂的藤罗、早春的枯枝、流动的祥云和飞飞溅的溪水。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极富生气，且动静相宜，布局舒展，信必是高手所为。
此筒刻画的题材应该是取自于自隋唐至北宋非常盛行的以游春图为题材的一些画作。其中的代表作品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隋（581-618）展子虔《游图》、五代(907-960)赵虽的《八达游春图》、宋徽宗赵信（1101-1125）的《唐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八达游春图》描绘了五代时梁太祖（907-912）的八名王子骑马游春踏青的情景。由于五代十国（907-960）是唐朝末年战乱频生的产物，时人的衣着也与唐人无异。南宋大画家刘松年的名作《唐五学士图》中的人物衣着与《八达游春图》及这件笔筒的人物衣着也可以相互印证，可知时代风格之不谬。从刻法上讲，此筒人物的开脸、马匹的比例、松针的刻法、云头的造型等等，都是典型的明代雕刻工艺特点，完全可以做为这个时代的标准器之一，并有一些出土器物以资为证。1966年出土于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的朱缨制竹雕香筒，其下葬年代为公元1581年，即万历九年，与此筒在雕刻细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墓出土的另外十四件文房用具，其中有紫檀素笔筒、砚台盒及拜匣等等都为这件笔筒的准确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目前我们对明代宫廷制器尚不甚了解，因为明代御用监的资料没有得以保存，再加上传世实物不多，都为明代宫廷艺术的研究设置了层层障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明代工艺制作的高峰应该有两个，即永宣时期和嘉万时期。传世工艺优良的雕漆、珐琅、金铜佛像及瓷器等都是以永宣为最。成化和弘治时期的瓷器尚保持了极高的水平，雕漆也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弘治二年”款漆盘为代表作（但并非官造），但是其它方面却远不如前朝。直到嘉靖和万历时期，工艺品的制作有了显着的恢复，宫廷带官款器物明显增多，这也就是明代的第二个高峰。在这段时间里，嘉靖朝的作品往往较万历朝的更为优秀，传世精良的雕漆和紫檀百宝嵌作品经常带有嘉靖纪年款。万历时期的工艺水平一开始还保持了前朝的水平，后来便江河日下、粗俗不堪，这也反映了明王朝国力日渐衰弱的一面。
这件工艺精良的笔筒在明朝传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也是唯一一件雕刻学士游春题材的笔筒，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嘉靖时期作品。以学士雅集题材做为雕刻主题的作品还有一个紫檀拜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它以紫檀雕刻的明代笔筒和器物还有数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其它公私收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世笔筒多刻画螭龙和花卉，其中镂刻山水人物题材的两件均比较差强人意，无论从选料和工艺等各方面审视都无法与此筒的水平相提并论。
高14厘米。
北京保利，2007年12月秋季拍卖会，省吾庐珍藏文玩佳器专场，估价20-30万元，成交价156.8万元。
此筒选料精良，以最名贵的金星紫檀制成。其工艺精美、打磨细致，皮壳包浆浓厚、黑里透红、煞是喜人。其造型呈“V”字形，上宽下窄。其底座做工讲究，上起台阶，下系三足，与筒壁整挖而成，即所谓“一木连座”做法之一种，而非像多数明代笔筒那样，分别做好后再插入而成一体。其底亦为大底，以一块整木嵌入底座。筒内系掏空法制成，不同于后来惯用的旋制法，虽经打磨，仍可见工具遗留的竖茬痕迹。壁薄，口平，有别于后来的壁厚及打挖（晚明已有）。口之外沿起平整的宽边，不同于清初常见的细线。总之，其整体做法属典型的明代做法，毫不走样。同样非常罕见的一件明中期制造的铸铜笔筒，上铸螭龙和螭凤纹样，可以与这件笔筒在造型和年代上相互印证。
身上通体高浮雕五学士游春图，远、近、高、低，层次分明。五学士均身着唐装，头戴纶巾，骑马游春踏青。他们有的扬鞭疾弛，有的回首顾盼，还有的牵马过桥，游兴正浓，好不自在。在他们后面紧跟两小童，一个肩扛伞盖，一个背背一包袱手卷和一张裹好的琴。背景是嶙峋的峭壁、突兀的巨岩、常青的松柏、倒挂的藤罗、早春的枯枝、流动的祥云和飞飞溅的溪水。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极富生气，且动静相宜，布局舒展，信必是高手所为。
此筒刻画的题材应该是取自于自隋唐至北宋非常盛行的以游春图为题材的一些画作。其中的代表作品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隋（581-618）展子虔《游图》、五代(907-960)赵虽的《八达游春图》、宋徽宗赵信（1101-1125）的《唐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八达游春图》描绘了五代时梁太祖（907-912）的八名王子骑马游春踏青的情景。由于五代十国（907-960）是唐朝末年战乱频生的产物，时人的衣着也与唐人无异。南宋大画家刘松年的名作《唐五学士图》中的人物衣着与《八达游春图》及这件笔筒的人物衣着也可以相互印证，可知时代风格之不谬。从刻法上讲，此筒人物的开脸、马匹的比例、松针的刻法、云头的造型等等，都是典型的明代雕刻工艺特点，完全可以做为这个时代的标准器之一，并有一些出土器物以资为证。1966年出土于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葬墓的朱缨制竹雕香筒，其下葬年代为公元1581年，即万历九年，与此筒在雕刻细节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墓出土的另外十四件文房用具，其中有紫檀素笔筒、砚台盒及拜匣等等都为这件笔筒的准确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目前我们对明代宫廷制器尚不甚了解，因为明代御用监的资料没有得以保存，再加上传世实物不多，都为明代宫廷艺术的研究设置了层层障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明代工艺制作的高峰应该有两个，即永宣时期和嘉万时期。传世工艺优良的雕漆、珐琅、金铜佛像及瓷器等都是以永宣为最。成化和弘治时期的瓷器尚保持了极高的水平，雕漆也有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弘治二年”款漆盘为代表作（但并非官造），但是其它方面却远不如前朝。直到嘉靖和万历时期，工艺品的制作有了显着的恢复，宫廷带官款器物明显增多，这也就是明代的第二个高峰。在这段时间里，嘉靖朝的作品往往较万历朝的更为优秀，传世精良的雕漆和紫檀百宝嵌作品经常带有嘉靖纪年款。万历时期的工艺水平一开始还保持了前朝的水平，后来便江河日下、粗俗不堪，这也反映了明王朝国力日渐衰弱的一面。
这件工艺精良的笔筒在明朝传世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也是唯一一件雕刻学士游春题材的笔筒，应该是不折不扣的嘉靖时期作品。以学士雅集题材做为雕刻主题的作品还有一个紫檀拜匣，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它以紫檀雕刻的明代笔筒和器物还有数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其它公私收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传世笔筒多刻画螭龙和花卉，其中镂刻山水人物题材的两件均比较差强人意，无论从选料和工艺等各方面审视都无法与此筒的水平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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