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馆 大师堂 的第 14篇文章

文 丨 国馆

近代中国大师，没有谁比他更符合“怪”字。但提到他，人们只喜欢谈论他对小脚的嗜好，他娶日本人为妾，他的辫子和怪异的性格，却忽视了他真正厉害、精彩的地方。

他是“怪杰”辜鸿铭，他一以贯之的“怪”，背后是有骨气的坚持，坚持到近乎顽固。出生在南洋槟榔屿的他，被林语堂评价为“带着蛮子骨气”，任世间指点唾骂，他自岿然不动。

听完他的故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世间再无辜鸿铭。

——国馆君按

全文约7600字，阅读大约需要 15分钟。品读民国第一怪咖大师。

 

别人不剪辫他先剪，别人剪了辫他却留，怪哉！

 

辜鸿铭出生在南洋槟榔屿，也就是现在的马来西亚槟城。

 

家乡虽在南洋，但辜家仍然是个传统的中式家庭，辜鸿铭少年就离家出国，早在国外就剪了辫子、穿上西服。

 

结果回到家乡，辜氏族人一看，这还得了！当即召开宗族大会，要治他剪辫易服、变成“洋鬼子”的罪。

 

族中长辈呵斥他：“你这是离经叛道、有辱家风！赶紧留起你的辫子！”

 

辜鸿铭却直直地站着，扬起头，一脸不服：“现在南洋的中国人，还有多少留着辫子？我怎么就有辱家风了？在国外，那些洋人都笑我留着猪尾巴！”

 

辜鸿铭坚持不留辫，族人也拿他没办法。再加上他还在英国的殖民机构里找了份不错的差事，族人也就由他去了。

（少年时期的辜鸿铭）

辜鸿铭在外国留学时，经常因为中国人的身份受尽嘲笑，傲气的他想：中国人可比你们番鬼高贵得多！可他却从来没接受过正统的中式教育，更不知道纯正的中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直到在新加坡，辜鸿铭拜访了当时著名的语言学家，精通中西文字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一聊就是三天三夜。

 

马建忠的儒生君子之风，他一口典雅的中文谈吐和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向辜鸿铭展示了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典范。

 

马建忠临走前，郑重地对辜鸿铭说道：“辜君欲成为一名真中国人，便不能在偏居南洋一隅，而要到中国去。中国需要辜君这样的人才！”

 

一席话听得辜鸿铭热血澎湃。他当即向族人表示，他要留起辫子了！

 

还没等大家高兴完，他又宣布了另外一个决定：辞掉薪酬丰厚的工作，到中国去闯荡！

（青年时期的辜鸿铭）

 

辜鸿铭不顾阻拦，毅然登船前往并不遥远的祖国。

 

这就是辜鸿铭骨子里的硬气，我自己要剪辫，谁也别想让我留；我自己要留辫，谁也别想让我剪！

 

这条辫子一留就留了一辈子。到了民国建立，全国人民都剪掉了辫子，辜鸿铭依然留着。

 

对他来说，这是他坚持中国人身份的象征。他曾经在国外因为这条辫子，因为中国人的身份被人嘲笑过，这种刻苦铭心的经历会让他记住一辈子。

 

辫子也在这个过程中被神圣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辫子象征着我是中国的最后一个代表。”

 

怪吗？当然不怪，他表面上留的是辫子，心底里存的是中国。

 

（辜鸿铭书法）

人人都说要西化，精通西学的他却为中国文化辩护，怪哉！

 

在举国崇拜西方、倡导西化的年代，辜鸿铭有许多在当时极为罕见的怪谈。

 

比如他说，欧洲之所以有战争，是因为英国人的“流氓崇拜”和德国人的“武力崇拜”；

 

他说，民主是不合理的制度，还调侃民主的英文单词不应该是democracy，而应该是demon-crazy（魔鬼-疯狂）；

 

他说不仅西方文化不如中国文化，甚至西方人也不如中国人——他在名著《中国人的精神》中写道：“美国人博大、淳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淳朴，但不博大，德国人深沉、博大，却不淳朴。只有中国人，博大、淳朴、深沉，还非常灵敏。”

 

这些话听起来像是一个无知的顽固分子所说，可偏偏说出这些话的那个人，精通英文、法文、德文，还有极少有人能懂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在爱丁堡大学拿了文学硕士，在柏林大学拿了哲学博士，讲起西学，他在当时的中国绝对首屈一指。

 

 

有一次他和一群外国人一起吃饭，有个人问他：“您推崇孔子，可请问孔子的思想对当下有什么用呢？”

 

辜鸿铭笑道：“我们吃饭前客客气气地互相揖让，不就是孔子之道吗？如果不用孔子之道，那我们岂不是要争斗一番，甚至头破血流之后才能入座？”

 

一番话引得满座喝彩。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中国，辜鸿铭跟随张之洞见到了这位率领日本学习西方的名人。

 

伊藤博文讽刺地问辜鸿铭：“阁下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子早就在中国和世界过时了吗？”

 

辜鸿铭不卑不亢，缓缓答道：“孔子之道，犹如三三得九，两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如今也不会变。不过，鄙人倒是听说当今的数学已经改良了，如果中国借了日本的钱，就是三三得七，等到中国还钱，又变成三三得十一了！”

 

这种对日本欺诈的暗讽，让伊藤博文为之语塞。

 

辜鸿铭还曾写过一本评点西方汉学家的书，运用自己精深的中学、西学知识，把汉学家们逐一批评，认为西方人研究中国根本研究不好。

除了讽刺西方人，辜鸿铭还讽刺那些不懂装懂、盲目学习西方的人。

 

他很喜欢讲一个小故事，说有位外交官的随员跟着上司一起出国，在火车上，这位随员拿着一份英文报纸看得聚精会神。

 

有人问他在看什么文章看得这么入神，那名随员回答道：“我不懂英文。”

 

“不懂英文那为什么不看翻译？”

 

“那些翻译家的文字我也看不懂，反正横竖都是看不懂，还不如直接看原文。”

 

辜鸿铭老在各种场合讲这个段子，嘲讽翻译西方作品的人。而精通外语的他并不翻译西方的作品，反而把中国经典《论语》和《中庸》翻译成外语，推向世界。

 

辜鸿铭在中国被视为怪人，在西方却被视为神人。

 

那个时代的西方人习惯认为中国是不文明、未开化的民族，没有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可现在却出来这么一位学者，用着典雅纯正的西方文字，打了西方人一个大耳光：你们大错特错！中国人的文明实际上比西方更为发达！

 

凭着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写出来的书自然让人叹为观止。林语堂说：“对于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满硬毛的豪猪。但他有深度及卓识。”如此，当然要被奉为神人了。

 

辜鸿铭逆西化的潮流而行，确实怪异，可是却不是为了怪异而标新立异。

 

这是深具远见卓识的又极具分量的辩护。他看到了一味学习西方背后，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因此他大声疾呼。

 

正如一位学者评价他：“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可在灾难降临之前，成为一位先知预示未来，别人只会认为他又怪又疯。

 

怪吗？当然不怪，这是先知辜鸿铭的不幸。

（辜鸿铭画像）

 

逼洋人给他点烟，送英国文豪妓女诗，怪哉！

 

辜鸿铭生活的晚清民初，外国人在中国威风得很，许多人见到这些“文明人”都要礼让三分甚至敬而远之。

 

唯独辜鸿铭不敬畏，不但不敬畏，还以欺负他们为乐。

 

有一次辜鸿铭在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刚好前排坐着个光头的苏格兰人。

 

辜鸿铭掏出一根一尺多长的大烟斗，填上烟草，手指轻轻敲了敲前排苏格兰人的光头，用英语说了一句：“请帮我点着它。”

 

苏格兰人很不愉快，但一听他纯正的英文口音，回头一看辜鸿铭的威严神态，觉得这人不好惹，只好掏出火柴，战战兢兢地给辜鸿铭点烟。

 

有一次辜鸿铭在德国坐火车，随手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故意把报纸倒过来，想捉弄一下旁人。

 

果然，有两个人在旁边窃窃私语：“瞧这个傻子！不懂德语还偏要装样子！”

 

“不懂德语”的辜鸿铭当即用纯正地道的德语回击道：“贵国的文字太简单了，倒着读是为了提高难度。”

 

 

英国的大文豪毛姆，在1920年曾游历中国，因为听人介绍说“可以不看紫禁城，必须见到辜鸿铭”，因此特意安排了去重庆的行程，为的就是见一见这位神秘的哲学家。

 

换做别人，能和这样一位文豪有所接触，肯定求之不得，想想，如果能被他写进自己的书里，那也是件流芳百世的美事。

 

可辜鸿铭却让毛姆人还没见到，先碰一鼻子灰。

 

原来，毛姆寄住在当地的一户人家，这家主人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邀请他来见面。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

 

毛姆只好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上了能找到的最谦卑的话语”，问辜鸿铭是否允许自己上门拜访，才终于得到允许。

 

见到面，辜鸿铭的第一句话是：“您能来见我，我真是三生有幸。贵国人总是认为中国人只有两种，要么是苦力，要么是买办。随便召唤我们，我们也要随叫随到。”

 

一句话把大文豪呛得满脸通红。

 

两人聊了几个小时，话别之际，辜鸿铭问：“我应该送你些纪念品，可是一时间手头没有适合的。”

 

毛姆说：“您是否介意送我一幅您的书法作品？”

 

辜鸿铭哈哈大笑，展纸挥毫，写了两首诗。毛姆不懂中文，可辜鸿铭却不肯告诉他是什么意思。

 

回国之后，毛姆找人翻译，结果发现是两首写给妓女的露骨情诗。辜鸿铭的“怪”，毛姆算是领教到了。

 

凡此种种，都出自一颗爱搞恶作剧却情感真挚的心。被洋人欺负过嘲笑过，他只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更何况，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来证明中国人能够具有高超的智慧和优越的地位。

 

怪吗？当然不怪，这是从他高深智慧中流露出的幽默感，令人发笑又发人深省。

 

恋爱自由成了时髦，他却娶妾还痴迷小脚，怪哉！

 

辜鸿铭对“三寸金莲”的迷恋是出了名的。

 

他娶的正室淑姑，就是一名缠小脚的妇人。辜鸿铭对妻子的双脚迷恋极深，据说当他写文章没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呼唤淑姑到书房，解开层层裹脚布，将她的双脚捧在胸前，细细嗅闻，自然文思泉涌，文章也一挥而就。

 

辜鸿铭称此为“嗅佛手”，还十分得意，经常宣扬。

 

他将女人小脚的气味比为“臭豆腐味”，虽然闻起来臭，但是酷爱之人则相当过瘾。

 

辜鸿铭还有一条“小脚七字诀”，要符合“瘦、小、尖、弯、香、软、正”七个条件，才能称为一双真正的“金莲”。

 

 

在恋爱婚姻自由的年代，辜鸿铭却还是一夫多妻制的忠实拥趸。

 

他还有自己的一套怪论可以自圆其说：“从计生学的角度来说，人每生100个男孩就要同时生105个女孩，阴盛阳衰的现实很难改变，既如此，不实行一夫多妻，要那些多出来的女孩怎么办呢？”

 

有人曾经问他：您倡导一夫多妻，那一妻多夫可不可行？

 

辜鸿铭随手拿起喝茶的茶杯，问道：“夫好比茶壶，妻妾好比茶杯。从来只有一把茶壶配几个茶杯，阁下见过一个茶杯配几把茶壶的吗？”

 

有一次，一名德国贵妇人刁难辜鸿铭：“一夫多妻是落后野蛮的习俗，欧洲早就已经摒弃了。”

 

辜鸿铭反唇相讥：“中国男人如果觉得婚姻生活不能满足，就会再娶，而不是出去鬼混。德国男人则不然，他们会到外面找情妇，勾引有夫之妇。如果说中国的娶妾是野蛮，那么贵国的通奸习俗呢？”

 

一番话说得贵妇哑口无言。

（民国杂志里的辜鸿铭）

辜鸿铭不但口头提倡娶妾，还身体力行，娶了名日本女子吉田贞子当小妾。

 

他称淑姑为“兴奋剂”，离开淑姑就没有了写文章的灵感文思；又称贞子为“镇静剂”，晚上不和贞子同床共枕就睡不着觉。

 

有一次他因为惹恼了贞子，贞子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让辜鸿铭进门。失去了“镇静剂”，辜鸿铭三天睡不着觉，茶饭不思。

 

好话说尽，贞子依然不消气。辜鸿铭想了一个主意，找了一根钓竿，偷偷来到贞子窗外，捅破窗户纸，把钓竿伸了进去，居然开始钓贞子最喜爱的一缸金鱼！

 

见到此情此景，贞子也是哭笑不得，只好开门让辜鸿铭进来。

 

辜鸿铭得意地说：“我钓的不是金鱼，而是娘子！”

 

辜鸿铭的言论放到现在来看，还是不得不承认：变态！

 

这位接受了西方最好教育的海归博士，又是中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种种怪异矛盾最终让他以一种极端的方式，维护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变态嗜好，也算是事出有因。

 

许多恋足癖不敢启齿，他反倒坦坦荡荡，不虚伪地迎合自己不赞成的审美标准，也不逾越不该跨的道德底线。

 

他的妻子小脚或否，都是他的家事。你可以说辜鸿铭变态，却不能指责他肮脏，因为他只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庭中用自己的标准。

 

比起那些追求时髦和自由，却抛弃发妻、私生活糜烂的年轻人，老变态辜鸿铭反倒显得更坦诚、更专一。

 

怪吗？也不怪，他只是看不惯虚伪小清新，干脆承认重口味。

（辜鸿铭（右）和他的小妾吉田贞子）

 

赞成帝制，却和袁世凯过不去，怪哉！

 

1907年，袁世凯和张之洞一起入军机处，袁世凯对人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只讲办事。”

 

有人把这话转告给辜鸿铭，辜鸿铭一声冷笑：“哼，那要看办的是什么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当然不用讲学问。我不知道天下除了倒马桶之外，还有什么事不用讲学问。”

 

作为中国文化的辩护者，辜鸿铭自然赞成帝制，可他却偏偏和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过不去。

 

早在清朝灭亡前，辜鸿铭就很看不起那时候权倾朝野的袁世凯。

（袁世凯）

 

曾有一名外国人跟辜鸿铭说，有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食物价格便宜，就放开肚皮猛吃，吃得大腹便便，这种人是贱种。

 

辜鸿铭回答说：“那我看，我们的袁世凯大人也是个贱种，甲午之前，他本是乡里的一个一文不名的无赖，后来发了横财，也放开肚皮猛吃，就成了现在大腹便便的样子。”

 

1916年，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辜鸿铭大怒，消息放出的那天，他在北大上课，整整一节课没有讲其他，都在痛骂袁世凯。

 

北大的同学都在流传一个说法：千万不要在辜鸿铭面前提及袁世凯，不然他会立刻开骂，上课就骂到下课，在吃饭就骂到宴席散去。

 

不仅私底下骂，辜鸿铭还用英文写文章刊登在国际报刊上，使袁世凯的国际形象受损严重。袁世凯曾经派人花钱收买，辜鸿铭那时候正穷困，却毫不犹豫地拒绝。

 

对他来说，穷死饿死也要守住气节，决不能和袁世凯这种小人同流合污！

 

袁世凯去世时，政府发布命令，全国哀悼，三天之内不许进行任何娱乐活动。

 

但当天辜鸿铭就在自己家中大宴宾客，通宵饮酒狂欢，庆祝袁氏之死。

（袁世凯）

在袁世凯大权在握时，敢骂袁世凯的人很少，辜鸿铭是其中一个；

 

敢骂袁世凯的人中，大部分反对帝制、赞成共和，赞成帝制的极为罕见，辜鸿铭恐怕是唯一的一个。

 

不亦怪乎？

 

辜鸿铭曾经公开说，中国只剩下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是他自己。

 

有人问他原因，他说：

 

“蔡先生还在清朝的时候就考中科举点了翰林，人家没去，干革命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依然是个革命党。而我辜某，当过清朝的官，以前坚持保皇，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变过。你看这天下还有其他人做得到么？”

 

他敬畏的是坚持、坦率、不虚伪，因此即使蔡元培政治立场和他相反，也能因为不虚伪而得到他的敬重。

 

他自己保皇也要保得坦坦荡荡，言行一致，一辈子固守于此。

 

怪吗？不怪，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节，任你嬉笑怒骂，管他暗箭明枪。

（辜鸿铭-电影剧照）

混官场没混成老油条，反倒成骂人高手，怪哉！

 

辜鸿铭在张之洞府中担任幕僚多年，却没有因此变得圆滑世故。他有着自己的傲气，不是“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傲气，而是带点坏劲的、顽皮的傲气，就像他捉弄洋人一样。

 

他卖选票的故事就特别具有这种风格。

 

民国初年，由于议会制度的缺陷，当国会议员经常能收到贿赂，因此是个肥差，也有许多人挤破脑袋想当上议员。

 

议员是民众投票选举，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选，而要有大学以上文凭。辜鸿铭自然有。

 （辜鸿铭著作）

于是有一名政客来找辜鸿铭，想贿赂他投票。

 

辜鸿铭开口说道：“四百元一张票。”

 

那人皱了皱眉：“辜先生，外面行情可都是两百一张呢。”

 

“废什么话！我辜某人的票能和外面的票一样么！”

 

那人一想，辜鸿铭毕竟有点声望，能影响别人，四百就四百吧，于是给了票子，还千叮咛万嘱咐：“辜先生，投票日可千万别忘了到场投票啊！”

 

拿到钱，辜鸿铭上了趟妓院，全部花掉了。到了投票日，他也没去投票。

 

那名政客岂肯善罢甘休，找上门来，大骂辜鸿铭没有信义。

 

辜鸿铭抄起一根棍子，指着政客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此不要再上我家门！”

 

那政客一看辜鸿铭动了真格，也只好灰溜溜离去。

 

这种典型的辜氏傲气，令人忍俊不禁又不得不拍案叫绝。

  （1924年泰戈尔访北京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晚年的辜鸿铭穷困潦倒，曾经想去找东北的军阀张作霖谋一份差事。

 

结果到了府上，递上名帖，张作霖一副将军派头，坐在太师椅上问辜鸿铭：

 

“你能做什么事？”

 

听到这种口吻，辜鸿铭怒从心生，心想：这叫什么话！于是拂袖而去。

 

之后，他逢人便说：“他张作霖是什么东西，一个马匪而已！他根本不懂政治为何物！”

 

除了辜氏傲气，还有辜氏骂人。有人称他为“第一骂人高手”。他骂人的特点是：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管谁惹恼了他，他当场就能开骂。

 

有一年慈禧大寿，张之洞在湖北的官府里举行宴会，提议大家做寿联，遥祝太后万寿。辜鸿铭看不惯这种谄媚的场子，轮到他做祝寿诗时，他竟然站起来就念道：“太后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论一下子镇住全场。张之洞赶紧出来打圆场，才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辜鸿铭有一次赴饭局，席中坐着两位法国人。刚好那段时间，巴黎大学给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颁发了一个文学荣誉博士，这下辜鸿铭可要拿这个开涮了。

 

饭吃了一半，辜鸿铭突然大声说：“诸位先生请不要见怪，我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有点不害羞，怎么把一个荣誉博士送给了徐世昌这样的人！某先生，您还在报纸上登出一幅他的照片，拍了他的书桌上满满的一摞书，题为‘徐大总统著书之图’，啧啧啧！”

 

两名法国人涨红了脸，一言不发。

 

辜鸿铭接着说道：“我老辜向来佩服贵国——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兰西）！现在可真羞煞人了！你们要是送我老辜一个博士学位还说得过去，竟然送给了徐世昌！啧啧啧！”

 

一位法国客人实在忍不住了：“辜先生，徐总统为中法文化交流也是有贡献的……”

 

辜鸿铭一声冷笑，打断了他的话：“先生，往年我老辜得意之时，您来看我，我说一句话，您就要掏出铅笔和本子记下来的，现在我倒了霉，您倒是连门都不上了！”

 

搞得大家只好把他们分开到不同的餐桌，以免矛盾升级。

 

辜鸿铭确实喜欢骂徐世昌，徐世昌曾经建立了一个“四存学会”，要振兴传统文化。

 

结果名字被辜鸿铭拿来开涮：“徐大总统的‘四存学会’名字起得好啊，‘四存’就是‘存四’，刚好可以对‘忘八（蛋）’。”

 

在一次有许多官员参加的集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采访辜鸿铭：“您认为当下中国混乱的政局应该如何收拾？”

 

辜鸿铭说：“很简单，把在座这些大人们都拉出去枪毙即可。”

 

辜鸿铭在官场混迹多年，本应该成为老油条。官场老油条一般说话不动声色、谨小慎微，生怕祸从口出。

 

可他辜鸿铭却反倒喜欢痛快骂人、毫无顾忌，生怕骂得不够刺耳，对方听了不够难受似的。真是太可怪了！

 

辜鸿铭骂人，都不是一般的骂人话。背后往往有着极深的内涵，却在怒骂时寄托其中。

 

他看世界的丑恶看得太多了，却从来不肯低下头去妥协，以至于强硬的姿态被人说成怪异；而他的劝世良言又有谁愿意听？只好化作骂人话。

 

怪吗？当然不怪，这是对中国最隐晦曲折的关怀，以刚强不屈到顽固的外表显现出来。

(电影剧照)

 

在北大教书时，面对学生们对他头上辫子的质疑，辜鸿铭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辜氏风格名言：

 

“我的辫子站在头上，诸君的辫子却长在心中；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诸君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这句看似俏皮的话，实际上揭穿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些自以为先进的、学习西方的人，根本不懂得何为西方、何为中国，却总是邯郸学步，学不好西方，还把中国给丢了。

 

被中国传统束缚，和被西方的所谓“先进”束缚，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呢？

 

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有些崇洋媚外的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而我们也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丢掉了中国传统的一些宝贵的东西，剪掉了中国的辫子，却留起了西方的辫子。

 

可我们却再也没有一位辜鸿铭，用怪异而刺耳的骂人话警告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怪杰辜鸿铭和他的怪，也早已化为历史的一道光，和同时代的光芒相比，他更加尖锐刺眼，照亮了古老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