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实锤证明新冠病毒来源自然 驳斥“实验室泄露”阴谋论】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二阶段病毒溯源计划，该计划将“中国违反实验室规程造成病毒泄漏”这一假设作为研究重点之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对此表示，这种提法，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规律，中国政府是不可能接受这样一个溯源计划的。
曾益新指出，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一贯支持科学地开展病毒溯源，“但是我们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我们认为第二阶段病毒溯源应该在第一阶段病毒溯源的基础上来延伸，以世界卫生大会(WHA)73.1号决议作为指引，经过成员国充分讨论磋商后开展。对第一阶段病毒溯源时已经开展过的，尤其是已经有了明确结论的，不应该重复开展。”
7月4日，中国专家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第二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建议，并与世卫组织专家交流。曾益新说：“在这个建议稿里体现了我们的考虑和核心观点，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
【实锤一：世界卫生组织第一阶段溯源(中国部分)结果：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
3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外公开发布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溯源研究(中国部分)的世界卫生组织—中国联合研究报告。参与此次溯源研究的中外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通过冷链食品传人、直接从自然宿主传人、经中间宿主传人、实验室传人4个引入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评估，评估的结论分成五级：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
这份报告指出，新冠病毒通过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这是中外专家组达成的一致共识。3月31日，联合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在国务院联防联控发布会上表示，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被视为一种“可能”到“比较可能”的途径；通过中间宿主引入，被视为一种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途径，“这是有一个区间的，尤其是中间宿主，是从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食品链产品引入，被视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梁万年介绍，实验室引入“极不可能”是通过两个维度得出的结论。实验室引入只有两个最有可能的渠道：一个是人工合成，对此，科学家已经有明确的态度，是不可能的；第二个是泄漏，泄漏的最关键点是实验室有没有，“中外专家组专门到武汉病毒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了解，和相关研究人员包括相关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了考察。尤其我们对它规范流程、管理制度、安全制度的执行，包括武汉病毒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过去做的和正在做的一些项目的了解，最终得出结论——‘极不可能’”。
中科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主任、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袁志明在7月22日的发布会上强调：一、2019年12月30日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接触、保藏和研究过新冠病毒；二、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来没有设计、制造和泄漏新冠病毒；三、目前为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
袁志明补充说：“有媒体曾经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名研究人员曾于2019年的11月到医院就诊，其症状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如果要搞清这个事实真相，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这些媒体记者告诉我们这三人的姓名，真相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袁志明指出，面对目前仍然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全球合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够有效地遏制病毒蔓延，才能让全球人民重新回到繁荣和谐的生活。武汉病毒研究所将秉承开放透明的态度，愿意和各位科学家一道继续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贡献。
【实锤二：《柳叶刀》发文：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
7月5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文章《要确定SARS-CoV-2是如何传染给人类的，关键是科学，而不是猜测》(“Science, not speculation, is essential to determine how SARS-CoV-2 reached humans”)明确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新冠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理论。这篇文章由24名知名专家联合撰写。他们在文章中指出，必须使用科学方法获得的证据来帮助加深理解和作为解释现有问题的基础。这个过程并非没有错误，但它是可被自我纠正的，因为优秀的科学家努力不断提出新问题，应用新方法，并通过公开和透明的数据共享和持续对话来修正其结论。
这篇文章还指出：指控和猜测毫无帮助，因为它无助于获取更多信息，也不能帮助客观评估病毒到人类病原体的途径，而这些都可能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相互指责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国际合作有任何推动作用。新病毒可能在任何地方出现，因此保持透明度和各地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早期预警系统。
2020年2月19日，《柳叶刀》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医疗专业人员抗击COVID-19的声明》(“Statement in support of the scientists,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and medical professionals of China combatting COVID-19”)，上述24位科学家参与其中。这篇文章指出，中国科学家、公共卫生人员和医疗人员努力、有效地迅速识别此次疫情背后的病原体，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其影响，并与全球卫生界公开分享成果，这一努力是显著的，“我们签署这份声明，是为了声援所有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中拯救生命、保护全球健康的中国科学家和卫生专业人员。我们大家都在一起，与中国同行站在最前线，共同应对这一新的病毒威胁。”
时隔一年多，这些科学家表示：“近期，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单独收到了询问，问我们是否仍然支持去年年初说的话，答案很明确：我们重申，我们对当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人民，以及此后在与病毒的无情和持续斗争中冒着个人风险竭尽全力工作的许多世界各地的卫生专业人员表示声援，我们的尊重和感激与日俱增。”
此外，7月7日，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在欧洲科学数据共享平台Zenodo上发表预印本文章，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没有证据表明任何早期的病例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存在联系”；“没有证据表明在大流行之前，武汉病毒研究所拥有或研究过新冠病毒的祖先”。
实锤三：“盲眼钟表匠”理论：新冠病毒无法被人工合成
7月16日，21位中国科学家和1位在中国工作的英国学者联名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题为《论SARS-CoV-2的起源——盲人钟表匠的争论》(“On the origin of SARS-CoV-2—The blind watchmaker argument”)的观点文章，运用经典进化理论——“盲眼钟表匠”，有力论证了为何新冠病毒只可能来源于自然，而不可能由人为制造。
这篇文章指出，与2003年SARS病毒相比，新冠病毒对人类的适应性非常好，从动物宿主到人类的适应性转移已经更为广泛。根据“盲眼钟表匠”理论，这种适应性转变只能发生在当前大流行暴发之前，并且需要依靠逐步选择的帮助。在这种观点下，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从大城市的动物市场进化而来的，在实验室里进化而来就更不可能了。
1794年，一个英国牧师威廉·佩利提出，自然界的各种生物都完美地适应着各自的生存环境，就像一块精巧的钟表。你无法想象它来自自然，在这背后一定有一个钟表匠(造物主)设计并制造了它。
英国的理查德·道金斯反驳了该观点，他曾在《盲眼钟表匠》中指出，达尔文发现了一个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所有生物的存在与看似有目的的构造，都可以用一个过程解释，这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自然选择没有目的，也没有“心眼(mind’s eye)”。它不为未来打算，也没有先见之明。如果自然选择就是自然界的钟表匠，那它一定是个盲眼的钟表匠。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吴仲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在宣扬“人为论”“阴谋论”“实验室泄漏论”时，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像新冠病毒这么完美适应人体的病毒，怎么可能来自于“盲目”的、漫无目的的大自然？这是科学思想上的可怕倒退——一下子退回了200多年前一个牧师的思维。
吴仲义表示，正因为新冠病毒是人类有史以来见证的最“完美”的病毒，它才必然是自然演化的产物。因为哪怕是最顶尖的人类科学家，当他想要“制造”一个完美适应人群的病毒时，他其实不知道要造什么样的东西。就好比哪怕最富有技术和经验的电子产品公司，想要一次性设计出一款全球最受欢迎的手机，也是不可能的——最“完美”的产品一定脱胎于市场的检验和反复的打磨。
吴仲义说：“我们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相关病毒已经在野生动物和人群中经历了反复的互相感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积累了适应人体的突变。在入侵人间的过程中，病毒屡败屡战，直到演化成今天这种极其适应人群传播的状态。与普通感冒相关的人类冠状病毒(OC43、229E和NL63)的进化史也佐证了这一观点。这些冠状病毒在全球传播之前，已经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相互感染与传播了数百年。”
曾经有印度学者发现新冠病毒里有部分序列和艾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测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并写成论文，“但是这篇论文在预印版阶段就遭到国际同行的批驳，后来这个作者主动撤稿了”。
曾益新在7月22日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也举例解释了新冠病毒无法被人类合成，因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里都有类似的序列，所以不能凭这一点来推断新冠病毒是人造的。
曾益新补充说，还有更多专家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新冠病毒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世卫组织能够认真地考虑中国专家提出的考量和建议，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摆脱政治干扰，积极稳妥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持续开展溯源，要加强各国溯源科研的合作交流，要尽快找到最有可能的病毒源头，尽最大努力预防类似的疫情再次发生。”曾益新说，“溯源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病毒的源头搞清楚，然后能够有效地采取措施，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所以一定要本着科学原则，按科学规则推动这项工作，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来源: 中国青年报）
文章 样板市场制度套利1 | 金融的本质是制度套利
制度套利拓宽了套利的内涵
套利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金融工程理论的视角和金融工程市场实践的视角。综合各家的观点，笔者给出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市场经济中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买卖获取利润的行为或过程。这是一个市场套利的定义。
本书将套利的概念拓展到了制度套利。制度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制度中价格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非生产性的活动获取利益的行为或过程。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对市场套利进行了拓展。
第一是市场套利只是基于特定的市场机制进行的，而制度套利基于所有类型的机制进行的。
第二是市场套利是通过买卖的市场交易活动，而制度套利包括各类非直接生产性的活动。
从广义的套利而言，任何金融机构的业务都可视为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的套利。比如：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就可以看作风险套利、流动性套利与期限套利的组合。
银行通过持有大量的不同企业的贷款头寸，汇集大量的风险，相比投资者自己贷款给企业而言，根据大数定律，不完全相关的风险聚集后总体风险将会降低，因而可以赚取风险套利的利润。
另外，银行将投资者（此处是储户）的短期存款用于长期贷款，赚取期限套利的利润。同时，银行提供刚性兑付，实际上充当了做市商的角色。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从广义的角度是指一切限制人的行为的非自然的事物。广义的制度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法律、法规等成形的制度，也有风俗、惯例、道德等无形的制度，甚至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等也因为能够限制人的行为，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制度。
通常而言，制度经济学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视为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
制度约束了人的行为，人则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之下，通过一切方式突破制度的约束。人们突破制度约束，谋求利益的行为，就是制度套利。制度套利拓展了监管套利的范围。监管套利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制度套利，即突破监管制度约束以谋求利益的行为。
制度套利比市场套利更具一般性。市场是人类设计或是博弈形成的一种机制。因此市场套利可以视为制度套利的一种特例。制度套利理论认为，有制度必然有套利。这是由人的追求利益的本性决定的。
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被限制。
人在社会中开展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制度的限制。制度套利的存在，使得制度无法达到制度制定的目的。因此，人还要受到制度套利的限制。制度及制度套利，构成了人开展经济活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条件。这种边界条件是社会性的。经典经济学更多的是讨论人在实现利益最大化时的自然边界条件，即稀缺的资源的限制。
在金融体系里，社会边界条件相比自然边界条件，对于金融活动的影响更为重大。因此，研究制度套利对于金融工程师，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本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金融工程师们在进行金融工程时，能够有效防范制度套利。制度套利尤其是其中的违背制度的套利，是不被法律法规所认可的。如果为了一已私利，从事这种类型的套利，将会自食苦果。
制度套利扬弃现有金融学和经济经典理论，以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基础，直接从更底层的人性及利益博弈，讨论金融体系中的各类现象。限于主题，关于制度套利没有展开。
有兴趣者可以关注后续作者的专门著作《制度套利及其防范》。
套利的现实约束条件：资金的获取与头寸的构建
由于短贷长投，因此银行普遍都面临着挤兑的流动性风险，挤兑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有效应对，将会产生“预期的自我实现”，使银行立即陷入破产境地。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挤兑导致原本经营良好的银行破产事件，直到美联储的设立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才得以解决。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也起到提供流动性的作用，即当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可以提供再贴现或贷款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而因为有了央行的隐性承诺，挤兑事件基本就不会出现。
但是，部分是由于历史和发展路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处于相对不重要地位的原因，央行对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关注不够，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防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问题，这使得资本市场上以回购或拆借获得资金构建杠杆头寸进行套利的金融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境的时候，美联储曾出面组织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进行挽救，从而避免了金融市场的崩盘；
当美国金融市场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出现崩盘迹象时，也是美联储大显身手，联合美国财政部力挽狂澜于不倒。
同样的流动性问题出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时，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如何应对，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而言，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阻碍了套利的进行，因而某种程度也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传统的金融教科书，提到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这一观点，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中，已经体现出其局限性。
中央银行应该是“金融机构的银行”或“所有人的银行”，即整个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最后流动性提供者，而不仅是为银行提供最后流动性。银行获得流动性之后，流动性从银行体系向其他体系传导存在不确定性和阻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阻碍，使得资本市场蕴含了较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和2018年的股市大跌中得到体现。
上面提到，现实中的套利与理论中的无风险套利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受到可用资金的限制，这使得套利者可能无法构建足够的理想头寸。
市场套利作为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市场治理手段。头寸无法有效构建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无法通过套利活动而提高自身的有效性。各种无法利用金融理论解释的价格现象层出不穷，有效市场假设根本不能成立。
资产证券化，尤其是将资本市场已有的证券通过发行债务担保证券实现再证券化，能够为套利者提供资金以供其构建头寸。
套利需要构建头寸，要想撬动更多的资金，还需要运用杠杆。固定收益市场一个常用的构建杠杆的手段，就是回购交易。回购交易实质上也可视为一种结构性融资工具，与债务担保证券的产品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
回购交易分为卖断式回购与质押式回购，区别在于所有权是否转移。
回购交易中，需要资金的一方，将其拥有的金融产品，出让给出让资金的一方，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后以一定的价格购回。购回价格和出让价格之差，即为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成本。
通过回购交易，将回购的资金用于再购买证券，再用证券进行回购交易，如此往复，套利者很容易构建杠杆了。
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回购交易通常都需要对金融产品进行一定的价格折扣（hair cut），并通过逐日盯市和催交保证金制度来防范风险。这种特性使得回购交易具有非常明显的资产融资的特点，其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对融资主体信用的依賴，而将风险控制放在资产质量本身。这种成熟的市场环境，是套利者的福地。
而中国市场却远未发展到这一地步。
首先，回购交易对于券种有相对严格的限制，通常只有利率债和信用级别非常高的信用债券才能被用作回购交易的抵押品。
其次，回购交易对交易对手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使得回购交易仍然没有摆脱对融资主体信用的依赖。
现实中，只有信用级别相对较高的金融机构才能被大部分金融机构接受作为交易对手。
另外，逐日盯市和催交保证金制度没有被真正严格执行过。
回购交易很多时候与更多不是基于商业信用，而是基于各家机构的业务人员之间的人情关系。尤其是还有很多本质为回购交易的交易为规避监管，采取代持的方式进行。这些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既不利于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容易滋生腐败和违规。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分析，当前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无法从中央银行处通过回购、再贴现和再贷款等方式获得流动性支持。
这使得资本市场的主力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类机构投资者，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存在先天的短板，从而也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天然内置了市场主体无法管理和控制的不稳定性。这正如央行成立之前，周期性遭遇挤兑的商业银行体系。
关于套利的一般观点：一切金融工程的本质都是套利
套利活动使得无套利，金融工程理论的视角。无套利是指已知一系列工具及其价格{P1,P2,…,Pn},如果在建立头寸时不花费成本，同时在未来还可产生非负的收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价格为负但是未来零收益的资产组合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市场价格{P1,P2,…,Pn}具备这样的特性，那么我们认为它们是无套利的。
理论上的套利，要求满足套利既不需要任何资金或成本投入，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市场实践者的角度，套利通常意味着要构建有风险的头寸。这些头寸的构建需要资金投入，而且可能会产生损失，但是仍然有更大的获得较高盈利的可能性。另外，在特定的金融监管体系里，构建头寸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定条件，也使得金融市场只能无限逼近无套利的理想状态，而永远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
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尚谈不上完善，金融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更是处在不发达、不完善的阶段，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套利机会。因此，基于实践的需要，对套利进行研究非常关键。马歇尔在其教材《金融工程》中有关于套利的精彩论述，可惜着墨不多。
市场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市场中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买卖价差获取利润。套利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市场治理的手段。套利与投资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
投资目的在于买，在于投入资金以获得增值，
而套利的目的在于买和卖，在于利用市场不完善赚取差价。
国内有时称投资股票为“炒股”。炒股的人无论是否有意，实际都是在通过交易进行套利，试图通过低买高卖谋取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的利益。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通过套利活动得以保证，因此可以认为，衡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可以以该市场中存在着的套利机会多寡以及套利机会存续时间的长短来判断。套利机会越多、同样的套利机会持续时间越长，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低。极度有效的市场，将不存在任何有利润的套利机会，市场有效性和无套利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
由于金融市场上实施套利行为相比其他市场更方便和快速，这使得金融市场相比其他市场而言是相对有效的。金融市场套利机会的存在总是暂时的，一旦存在套利机会，投资者就会很快实施套利而使得市场又回到无套利机会的均衡中。
因此，无套利均衡被用于对金融产品进行定价，即金融产品在市场的合理价格是这个价格使得市场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这就是无风险套利定价原理或者简称为无套利定价原理。
无套利定价原理要求套利活动在无风险的状态下进行。然而在实际的交易活动中，纯粹零风险的套利活动比较罕见。因此实际的交易者在套利时往往不要求零风险，套利活动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存在风险的套利。
作为金融学理论的无风险套利，其有很多假设，包括可以无条件获得无限量的资金以构建双向头寸相互抵补因而不需要资金、资金的成本为无风险利率、相同现金流分布的金融产品具备相同的价格。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市场的有效性或者说相同现金流具备相同的价格是由于套利活动产生的均衡结果，而在无套利定价理论中又被作为线性复制的理论前提，这里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套利在时间、空间、制度都不受限制、交易对手不存在违约即没有信用风险从而只需考虑市场价格因素等。
金融工程学意义上的套利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
在实践中，正是这种假设前提的不成立，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套利失败。
从另一面，如果对于这种前提假设条件的适用性进行研究，则可以利用金融工程学原理以及这种前提假设条件不成立下形成的新的套利机会，进行套利。
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套利者的套利行为而言，最大的限制来自低成本资金的获得及头寸的构建。在商业银行垄断资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投资判断事实上主导着资本市场固定收益产品的定价，这使得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经常出现投资趋同现象，其他投资者被逼随着商业银行的指挥棒行动。与商业银行或主流投资者对市场走势抱有不同观点的套利者，根本无法构建头寸。这一点在中小企业私募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套利者的另一方面的限制，来自各类金融监管制度。这些监管制度的存在：
一方面限制了市场化套利。
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金融机构的包括监管套利在内的各类制度套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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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套利拓宽了套利的内涵
套利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金融工程理论的视角和金融工程市场实践的视角。综合各家的观点，笔者给出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市场经济中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买卖获取利润的行为或过程。这是一个市场套利的定义。
本书将套利的概念拓展到了制度套利。制度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制度中价格决定机制和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非生产性的活动获取利益的行为或过程。这一定义从两个方面对市场套利进行了拓展。
第一是市场套利只是基于特定的市场机制进行的，而制度套利基于所有类型的机制进行的。
第二是市场套利是通过买卖的市场交易活动，而制度套利包括各类非直接生产性的活动。
从广义的套利而言，任何金融机构的业务都可视为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的套利。比如：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就可以看作风险套利、流动性套利与期限套利的组合。
银行通过持有大量的不同企业的贷款头寸，汇集大量的风险，相比投资者自己贷款给企业而言，根据大数定律，不完全相关的风险聚集后总体风险将会降低，因而可以赚取风险套利的利润。
另外，银行将投资者（此处是储户）的短期存款用于长期贷款，赚取期限套利的利润。同时，银行提供刚性兑付，实际上充当了做市商的角色。
制度经济学的制度从广义的角度是指一切限制人的行为的非自然的事物。广义的制度内涵非常丰富，既有法律、法规等成形的制度，也有风俗、惯例、道德等无形的制度，甚至文化语言思维方式等也因为能够限制人的行为，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制度。
通常而言，制度经济学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视为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
制度约束了人的行为，人则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之下，通过一切方式突破制度的约束。人们突破制度约束，谋求利益的行为，就是制度套利。制度套利拓展了监管套利的范围。监管套利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制度套利，即突破监管制度约束以谋求利益的行为。
制度套利比市场套利更具一般性。市场是人类设计或是博弈形成的一种机制。因此市场套利可以视为制度套利的一种特例。制度套利理论认为，有制度必然有套利。这是由人的追求利益的本性决定的。
人，生而自由，却无时无刻不被限制。
人在社会中开展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制度的限制。制度套利的存在，使得制度无法达到制度制定的目的。因此，人还要受到制度套利的限制。制度及制度套利，构成了人开展经济活动，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边界条件。这种边界条件是社会性的。经典经济学更多的是讨论人在实现利益最大化时的自然边界条件，即稀缺的资源的限制。
在金融体系里，社会边界条件相比自然边界条件，对于金融活动的影响更为重大。因此，研究制度套利对于金融工程师，有着重要的意义。当然，本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让金融工程师们在进行金融工程时，能够有效防范制度套利。制度套利尤其是其中的违背制度的套利，是不被法律法规所认可的。如果为了一已私利，从事这种类型的套利，将会自食苦果。
制度套利扬弃现有金融学和经济经典理论，以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为基础，直接从更底层的人性及利益博弈，讨论金融体系中的各类现象。限于主题，关于制度套利没有展开。
有兴趣者可以关注后续作者的专门著作《制度套利及其防范》。
套利的现实约束条件：资金的获取与头寸的构建
由于短贷长投，因此银行普遍都面临着挤兑的流动性风险，挤兑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有效应对，将会产生“预期的自我实现”，使银行立即陷入破产境地。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挤兑导致原本经营良好的银行破产事件，直到美联储的设立以及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才得以解决。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也起到提供流动性的作用，即当银行出现流动性问题，可以提供再贴现或贷款解决银行的流动性问题，而因为有了央行的隐性承诺，挤兑事件基本就不会出现。
但是，部分是由于历史和发展路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资本市场在中国金融市场仍然处于相对不重要地位的原因，央行对于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关注不够，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防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问题，这使得资本市场上以回购或拆借获得资金构建杠杆头寸进行套利的金融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
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流动性困境的时候，美联储曾出面组织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进行挽救，从而避免了金融市场的崩盘；
当美国金融市场在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出现崩盘迹象时，也是美联储大显身手，联合美国财政部力挽狂澜于不倒。
同样的流动性问题出现在中国的资本市场时，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如何应对，对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而言，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这阻碍了套利的进行，因而某种程度也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传统的金融教科书，提到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这一观点，在当前的金融体系中，已经体现出其局限性。
中央银行应该是“金融机构的银行”或“所有人的银行”，即整个金融体系或经济体系的最后流动性提供者，而不仅是为银行提供最后流动性。银行获得流动性之后，流动性从银行体系向其他体系传导存在不确定性和阻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和阻碍，使得资本市场蕴含了较大的风险。
这种风险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和2018年的股市大跌中得到体现。
上面提到，现实中的套利与理论中的无风险套利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受到可用资金的限制，这使得套利者可能无法构建足够的理想头寸。
市场套利作为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最重要的市场治理手段。头寸无法有效构建的客观现实，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无法通过套利活动而提高自身的有效性。各种无法利用金融理论解释的价格现象层出不穷，有效市场假设根本不能成立。
资产证券化，尤其是将资本市场已有的证券通过发行债务担保证券实现再证券化，能够为套利者提供资金以供其构建头寸。
套利需要构建头寸，要想撬动更多的资金，还需要运用杠杆。固定收益市场一个常用的构建杠杆的手段，就是回购交易。回购交易实质上也可视为一种结构性融资工具，与债务担保证券的产品结构有诸多相似之处。
回购交易分为卖断式回购与质押式回购，区别在于所有权是否转移。
回购交易中，需要资金的一方，将其拥有的金融产品，出让给出让资金的一方，并承诺在一定时期后以一定的价格购回。购回价格和出让价格之差，即为资金需求方的融资成本。
通过回购交易，将回购的资金用于再购买证券，再用证券进行回购交易，如此往复，套利者很容易构建杠杆了。
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回购交易通常都需要对金融产品进行一定的价格折扣（hair cut），并通过逐日盯市和催交保证金制度来防范风险。这种特性使得回购交易具有非常明显的资产融资的特点，其基本上已经摆脱了对融资主体信用的依賴，而将风险控制放在资产质量本身。这种成熟的市场环境，是套利者的福地。
而中国市场却远未发展到这一地步。
首先，回购交易对于券种有相对严格的限制，通常只有利率债和信用级别非常高的信用债券才能被用作回购交易的抵押品。
其次，回购交易对交易对手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使得回购交易仍然没有摆脱对融资主体信用的依赖。
现实中，只有信用级别相对较高的金融机构才能被大部分金融机构接受作为交易对手。
另外，逐日盯市和催交保证金制度没有被真正严格执行过。
回购交易很多时候与更多不是基于商业信用，而是基于各家机构的业务人员之间的人情关系。尤其是还有很多本质为回购交易的交易为规避监管，采取代持的方式进行。这些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既不利于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也容易滋生腐败和违规。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分析，当前阻碍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无法从中央银行处通过回购、再贴现和再贷款等方式获得流动性支持。
这使得资本市场的主力机构如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类机构投资者，在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存在先天的短板，从而也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天然内置了市场主体无法管理和控制的不稳定性。这正如央行成立之前，周期性遭遇挤兑的商业银行体系。
关于套利的一般观点：一切金融工程的本质都是套利
套利活动使得无套利，金融工程理论的视角。无套利是指已知一系列工具及其价格{P1,P2,…,Pn},如果在建立头寸时不花费成本，同时在未来还可产生非负的收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价格为负但是未来零收益的资产组合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市场价格{P1,P2,…,Pn}具备这样的特性，那么我们认为它们是无套利的。
理论上的套利，要求满足套利既不需要任何资金或成本投入，也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市场实践者的角度，套利通常意味着要构建有风险的头寸。这些头寸的构建需要资金投入，而且可能会产生损失，但是仍然有更大的获得较高盈利的可能性。另外，在特定的金融监管体系里，构建头寸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这些限定条件，也使得金融市场只能无限逼近无套利的理想状态，而永远无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
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经济制度尚谈不上完善，金融制度作为经济制度改革的深水区，更是处在不发达、不完善的阶段，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套利机会。因此，基于实践的需要，对套利进行研究非常关键。马歇尔在其教材《金融工程》中有关于套利的精彩论述，可惜着墨不多。
市场套利的定义，是利用市场中价格体系的不完善，通过买卖价差获取利润。套利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市场治理的手段。套利与投资的区别在于目的不同：
投资目的在于买，在于投入资金以获得增值，
而套利的目的在于买和卖，在于利用市场不完善赚取差价。
国内有时称投资股票为“炒股”。炒股的人无论是否有意，实际都是在通过交易进行套利，试图通过低买高卖谋取市场定价机制不完善的利益。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通过套利活动得以保证，因此可以认为，衡量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可以以该市场中存在着的套利机会多寡以及套利机会存续时间的长短来判断。套利机会越多、同样的套利机会持续时间越长，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低。极度有效的市场，将不存在任何有利润的套利机会，市场有效性和无套利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
由于金融市场上实施套利行为相比其他市场更方便和快速，这使得金融市场相比其他市场而言是相对有效的。金融市场套利机会的存在总是暂时的，一旦存在套利机会，投资者就会很快实施套利而使得市场又回到无套利机会的均衡中。
因此，无套利均衡被用于对金融产品进行定价，即金融产品在市场的合理价格是这个价格使得市场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这就是无风险套利定价原理或者简称为无套利定价原理。
无套利定价原理要求套利活动在无风险的状态下进行。然而在实际的交易活动中，纯粹零风险的套利活动比较罕见。因此实际的交易者在套利时往往不要求零风险，套利活动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存在风险的套利。
作为金融学理论的无风险套利，其有很多假设，包括可以无条件获得无限量的资金以构建双向头寸相互抵补因而不需要资金、资金的成本为无风险利率、相同现金流分布的金融产品具备相同的价格。
但是我们前面提到，市场的有效性或者说相同现金流具备相同的价格是由于套利活动产生的均衡结果，而在无套利定价理论中又被作为线性复制的理论前提，这里面存在着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套利在时间、空间、制度都不受限制、交易对手不存在违约即没有信用风险从而只需考虑市场价格因素等。
金融工程学意义上的套利是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我们必须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假设成立的前提条件。
在实践中，正是这种假设前提的不成立，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套利失败。
从另一面，如果对于这种前提假设条件的适用性进行研究，则可以利用金融工程学原理以及这种前提假设条件不成立下形成的新的套利机会，进行套利。
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套利者的套利行为而言，最大的限制来自低成本资金的获得及头寸的构建。在商业银行垄断资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投资判断事实上主导着资本市场固定收益产品的定价，这使得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经常出现投资趋同现象，其他投资者被逼随着商业银行的指挥棒行动。与商业银行或主流投资者对市场走势抱有不同观点的套利者，根本无法构建头寸。这一点在中小企业私募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中国的金融体系对于套利者的另一方面的限制，来自各类金融监管制度。这些监管制度的存在：
一方面限制了市场化套利。
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金融机构的包括监管套利在内的各类制度套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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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 : 目前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为 每吨3美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一文透露：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
未来十年，要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将全球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至50%。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国际碳价下限安排。
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气候变化给全球各经济体的运行带来了巨大风险。适当的气候政策不仅能够化解这些风险，而且能够为变革性的投资、经济增长和绿色就业带来巨大机遇——有鉴于此，IMF执董会近期批准了若干提案，拟将气候变化纳入IMF定期开展的成员国经济监督工作和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中。
碳定价是IMF与成员国政策讨论的一项关键内容——目前，碳定价被广泛视为实现所需的大幅减排的最重要政策工具。碳定价使高污染能源比清洁能源更加昂贵，从而为提高能源效率提供了激励，使创新活动转而以绿色技术为目标。碳定价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支持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接受度，包括在清洁电网（如升级电网来接入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为脆弱的家庭、工人和地区提供支持等。不仅如此，各方还应在全球层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到2030年，这些措施需要相当于将碳价提升至每吨75美元或更高水平。
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气候会议。在这场会议前夕，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迹象——各方在气候方面展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壮志。许多国家制定了新的气候目标——有60个国家已经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将实现排放中性目标；欧盟、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更有力的短期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碳定价机制正迅速被许多国家采纳——全球已经有60余个此类机制得以实施，包括中国和德国于今年实施的重要举措。
不过，未来十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更协调一致的行动。
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这一缓慢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若要单方面扩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难度极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会担心这么做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力，且担心其他国家不会予以跟进。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巴黎协定》——这对其合法性至关重要，但并未降低谈判的难度。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十年内将碳定价提高至应有的水平？IMF工作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其仍在IMF执董会及成员国的讨论中）提议，创建一项国际碳价下限安排，作为《巴黎协定》的补充，且其：
1. 应由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启动。 如图所示，如果不采取新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将占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预计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二。如果将G20成员国全部包括在内，则它们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85%。碳价下限机制一旦启动，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将其他国家包括在内。
2. 应锚定最低碳价。 这是一种高效、且是可行且容易理解的政策工具。排放大国若能同时行动扩大碳定价机制，则将以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有效打消各国对自身竞争力的关切。各方对最低碳价的关注，恰逢与近期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讨论同时出现。而从更广泛角度来看，通过税率下限协调各国政策的做法，在欧洲由来已久。
3. 应在设计上切实可行。 碳价下限安排应当公平、灵活，并根据历史排放量和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区别地让各国承担不同的责任。一种设计方式是，在协议中设定两种或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其根据以公认指标衡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而变化。对于目前因国内政治原因尚无法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也可使用碳价下限安排——只要这些国家通过其他政策工具实现相当水平的减排即可。
一个示意性的例子表明，仅仅需要六个参与方（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英国、美国）在现有政策基础之上，以三层价格下限（分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三个层级，分别对应75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的碳价）巩固其《巴黎协定》承诺，就能帮助实现到2030年将全球排放量较基线水平减少23%的目标。这足以使排放量减至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所需水平。
加拿大各省运用的碳定价机制，为将碳价下限推广到国际层面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各省和领地实施最低碳价，将最低碳价从2018年的每吨10加元逐步提高至2022年的每吨50加元，到2030年将进一步提高至每吨170加元。各国可自行选择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来满足上述要求。
在国际层面，妥善设计的碳价下限安排将使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受益。稳定全球气候系统将为所有参与方带来好处，而限制化石燃料燃烧也将使各国在国内环境的改善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因国内环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将减少。
实施这类安排刻不容缓。不妨想象我们已经步入2030年。那时，我们千万不能因2021年错失时机、未采取有效行动而追悔莫及。那时，让我们自豪地回首往事，因各国协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下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就需要共同行动起来——而这一行动的中心，就是全球碳价下限。
*****
作者：Gaspar Vitor、Ian Parry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Ian Parry是IMF财政事务部环境财政政策的主要专家，专门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财政分析工作。在2010年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未来资源研究机构的“Allen V. Kneese”环境经济学研究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一文透露：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有关扩大全球碳定价机制的提议》
未来十年，要实现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我们就必须将全球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至50%。要实现这一目标，最迅速、可行的途径是建立国际碳价下限安排。
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言事关重大，因为气候变化给全球各经济体的运行带来了巨大风险。适当的气候政策不仅能够化解这些风险，而且能够为变革性的投资、经济增长和绿色就业带来巨大机遇——有鉴于此，IMF执董会近期批准了若干提案，拟将气候变化纳入IMF定期开展的成员国经济监督工作和金融稳定评估规划中。
碳定价是IMF与成员国政策讨论的一项关键内容——目前，碳定价被广泛视为实现所需的大幅减排的最重要政策工具。碳定价使高污染能源比清洁能源更加昂贵，从而为提高能源效率提供了激励，使创新活动转而以绿色技术为目标。碳定价需要得到更广泛的一揽子措施的支持来提高其有效性和可接受度，包括在清洁电网（如升级电网来接入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公共投资，以及为脆弱的家庭、工人和地区提供支持等。不仅如此，各方还应在全球层面采取进一步措施——到2030年，这些措施需要相当于将碳价提升至每吨75美元或更高水平。
即将于11月举行的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气候会议。在这场会议前夕，我们看到了可喜的迹象——各方在气候方面展现出了更多的雄心壮志。许多国家制定了新的气候目标——有60个国家已经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将实现排放中性目标；欧盟、美国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更有力的短期承诺。值得一提的是，碳定价机制正迅速被许多国家采纳——全球已经有60余个此类机制得以实施，包括中国和德国于今年实施的重要举措。
不过，未来十年需要采取更加有力、更协调一致的行动。
虽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碳定价，但各国的目标高低不同。全球有五分之四的碳排放尚未实现定价，全球碳排放的平均价格仅为 每吨3美元 。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一些碳价较高或碳价不断上涨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对来自无此类机制的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的碳含量收费。不过，从全球气候的角度来看，这种边境碳调整机制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贸易中包含的碳一般不到各国总排放量的10%。
这一缓慢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国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中，若要单方面扩大减缓气候变化政策，难度极大——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会担心这么做会影响自身的竞争力，且担心其他国家不会予以跟进。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巴黎协定》——这对其合法性至关重要，但并未降低谈判的难度。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十年内将碳定价提高至应有的水平？IMF工作人员的一篇最新论文（其仍在IMF执董会及成员国的讨论中）提议，创建一项国际碳价下限安排，作为《巴黎协定》的补充，且其：
1. 应由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启动。 如图所示，如果不采取新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将占到2030年全球二氧化碳预计排放量的近三分之二。如果将G20成员国全部包括在内，则它们的排放量将占到全球总排放量的85%。碳价下限机制一旦启动，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将其他国家包括在内。
2. 应锚定最低碳价。 这是一种高效、且是可行且容易理解的政策工具。排放大国若能同时行动扩大碳定价机制，则将以集体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有效打消各国对自身竞争力的关切。各方对最低碳价的关注，恰逢与近期关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讨论同时出现。而从更广泛角度来看，通过税率下限协调各国政策的做法，在欧洲由来已久。
3. 应在设计上切实可行。 碳价下限安排应当公平、灵活，并根据历史排放量和发展水平等因素，有区别地让各国承担不同的责任。一种设计方式是，在协议中设定两种或三种不同的价格水平，其根据以公认指标衡量的国家发展水平而变化。对于目前因国内政治原因尚无法实施碳定价的国家，也可使用碳价下限安排——只要这些国家通过其他政策工具实现相当水平的减排即可。
一个示意性的例子表明，仅仅需要六个参与方（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英国、美国）在现有政策基础之上，以三层价格下限（分为发达经济体、高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和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三个层级，分别对应75美元、50美元和25美元的碳价）巩固其《巴黎协定》承诺，就能帮助实现到2030年将全球排放量较基线水平减少23%的目标。这足以使排放量减至全球升温2摄氏度以内的所需水平。
加拿大各省运用的碳定价机制，为将碳价下限推广到国际层面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加拿大联邦政府要求各省和领地实施最低碳价，将最低碳价从2018年的每吨10加元逐步提高至2022年的每吨50加元，到2030年将进一步提高至每吨170加元。各国可自行选择通过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来满足上述要求。
在国际层面，妥善设计的碳价下限安排将使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受益。稳定全球气候系统将为所有参与方带来好处，而限制化石燃料燃烧也将使各国在国内环境的改善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因国内环境污染而死亡的人数将减少。
实施这类安排刻不容缓。不妨想象我们已经步入2030年。那时，我们千万不能因2021年错失时机、未采取有效行动而追悔莫及。那时，让我们自豪地回首往事，因各国协力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之下感到骄傲。我们现在就需要共同行动起来——而这一行动的中心，就是全球碳价下限。
*****
作者：Gaspar Vitor、Ian Parry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中央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曾担任葡萄牙财政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任欧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局长，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央行研究部主任。Gaspar先生拥有里斯本新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Ian Parry是IMF财政事务部环境财政政策的主要专家，专门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环境和能源问题的财政分析工作。在2010年加入IMF之前，他曾担任未来资源研究机构的“Allen V. Kneese”环境经济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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