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作品集
止学 原文
智卷一
智极则愚。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位尊实危，智者不就也。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穷哉。谋人者成于智，亦丧于智也。谋身者恃其智，亦舍其智也。智有所缺，深存其敌，慎之少祸焉。智不及而谋大者毁，智无竭而谋远者逆。智者言智，愚者言愚，以愚饰智，以智力制智，智也。
用势卷二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伏凶也，仁者勿衿。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君子势不于力，力尽而势亡焉。小人势不惠人也，趋之必祸也。
众成其势，一人堪毁。强者凌弱，人怨乃弃。势极无让者疑，位尊弗恭者忌。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利卷三
惑人者无逾利也。利无求弗获，德无施不积。
众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择之宜慎也。天贵于时，人贵于明，动之有戒也。
众见其利者，非利也。众见其害者，或利也。君子重义轻利，小人嗜利远信，利御小人而莫御君子矣。
利无尽处，命有尽时，不怠可焉。利无独据，远有兴衰，存畏警焉。
辩卷四
物朴乃存，器功招损。言拙意隐，辞尽锋出。
识不逾人者，莫言断也。势不及人者。休言讳也。力不胜人者，勿言强也。
王者不辩，辩则少威焉。智者讷言，讷则惑敌也焉。勇者无语，语则怯行焉。
忠臣不表其功，窃功者必奸也。君子堪隐，人恶，谤贤者固小人也矣。
誉卷五
好誉者多辱也。誉满主惊，名高众之所惧焉。
誉存其伪，谄者以誉欺人。名不由己，明者不自赞。贪巧之功，天不佑也。
赏名勿轻，轻则誉贱，誉贱则无功也。受誉知辞，辞则得显，显则释疑也。上下无争，誉之不废焉。
人无誉堪存，誉非正当灭。求誉不得，或为福也。
情卷六
情滥无行，欲多失矩。其色如一，鬼神莫测。
上无度失威，下无忍莫立。上下知离，其位自安。君臣殊密，其臣自殃。小人之荣，情不可攀也。
情存疏也，近不过已，智者无痴焉。情难追也，逝者不返，明者无悔焉。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艰。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蹇卷七
人困乃正，命顺乃奇。以正化奇，止为枢也。
事变非智勿晓，事本非止勿存。天灾示警，逆之必亡;人祸告诫，省之固益。躁生百端，困出妄念，非止阻害之蔓焉。
视己勿重者重，视人为轻者轻。患以心生，以蹇为乐，蹇不为蹇矣。
穷不言富，贱不趋贵。忍辱为重，不怒为尊。蹇非敌也，敌乃乱焉。
释怨卷八
世之不公，人怨难止。穷富为仇，祢祸不消。
君子不念旧恶，旧恶害德也。小人存隙必报，必报自毁也。和而弗争，谋之首也。
名不正而谤兴，正名者必自屈也焉。惑不解而恨重，释惑者固自罪焉。私念不生，仇怨不结焉。
宽不足以悦人，严堪补也。敬无助于劝善，诤堪教矣。
心卷九
欲无止也，其心堪制。惑无尽也，其行乃解。不求于人，其尊弗伤。无嗜之病，其身靡失。自弃者人莫救也。苦乐无形，成于心焉。荣辱存异，贤者同焉。事之未济，志之非达，心无怨而忧患弗加矣。仁者好礼，不欺其心也。智者示愚，不显其心哉。
修身卷十
服人者德也。德之不修，其才必曲，其人非善矣。
纳言无失，不辍亡废。小处容疵，大节堪毁。
敬人敬心，德之厚也。
诚非致虚，君子不行诡道。祸由己生，小人难于胜己。谤言无惧，强者不纵，堪验其德焉。
不察其德，非识人也。识而勿用，非大德也。
止学 原文
智卷一
智极则愚。圣人不患智寡，患德之有失。才高非智，智者弗显也。位尊实危，智者不就也。大智知止，小智惟谋，智有穷而道无穷哉。谋人者成于智，亦丧于智也。谋身者恃其智，亦舍其智也。智有所缺，深存其敌，慎之少祸焉。智不及而谋大者毁，智无竭而谋远者逆。智者言智，愚者言愚，以愚饰智，以智力制智，智也。
用势卷二
势无常也，仁者勿恃。势伏凶也，仁者勿衿。
势莫加君子，德休与小人。君子势不于力，力尽而势亡焉。小人势不惠人也，趋之必祸也。
众成其势，一人堪毁。强者凌弱，人怨乃弃。势极无让者疑，位尊弗恭者忌。
势或失之，名或谤之，少怨者再得也。势固灭之，人固死之，无骄者惠嗣焉。
利卷三
惑人者无逾利也。利无求弗获，德无施不积。
众逐利而富寡，贤让功而名高。利大伤身，利小惠人，择之宜慎也。天贵于时，人贵于明，动之有戒也。
众见其利者，非利也。众见其害者，或利也。君子重义轻利，小人嗜利远信，利御小人而莫御君子矣。
利无尽处，命有尽时，不怠可焉。利无独据，远有兴衰，存畏警焉。
辩卷四
物朴乃存，器功招损。言拙意隐，辞尽锋出。
识不逾人者，莫言断也。势不及人者。休言讳也。力不胜人者，勿言强也。
王者不辩，辩则少威焉。智者讷言，讷则惑敌也焉。勇者无语，语则怯行焉。
忠臣不表其功，窃功者必奸也。君子堪隐，人恶，谤贤者固小人也矣。
誉卷五
好誉者多辱也。誉满主惊，名高众之所惧焉。
誉存其伪，谄者以誉欺人。名不由己，明者不自赞。贪巧之功，天不佑也。
赏名勿轻，轻则誉贱，誉贱则无功也。受誉知辞，辞则得显，显则释疑也。上下无争，誉之不废焉。
人无誉堪存，誉非正当灭。求誉不得，或为福也。
情卷六
情滥无行，欲多失矩。其色如一，鬼神莫测。
上无度失威，下无忍莫立。上下知离，其位自安。君臣殊密，其臣自殃。小人之荣，情不可攀也。
情存疏也，近不过已，智者无痴焉。情难追也，逝者不返，明者无悔焉。
多情者多艰，寡情者少艰。情之不敛，运无幸耳。
蹇卷七
人困乃正，命顺乃奇。以正化奇，止为枢也。
事变非智勿晓，事本非止勿存。天灾示警，逆之必亡;人祸告诫，省之固益。躁生百端，困出妄念，非止阻害之蔓焉。
视己勿重者重，视人为轻者轻。患以心生，以蹇为乐，蹇不为蹇矣。
穷不言富，贱不趋贵。忍辱为重，不怒为尊。蹇非敌也，敌乃乱焉。
释怨卷八
世之不公，人怨难止。穷富为仇，祢祸不消。
君子不念旧恶，旧恶害德也。小人存隙必报，必报自毁也。和而弗争，谋之首也。
名不正而谤兴，正名者必自屈也焉。惑不解而恨重，释惑者固自罪焉。私念不生，仇怨不结焉。
宽不足以悦人，严堪补也。敬无助于劝善，诤堪教矣。
心卷九
欲无止也，其心堪制。惑无尽也，其行乃解。不求于人，其尊弗伤。无嗜之病，其身靡失。自弃者人莫救也。苦乐无形，成于心焉。荣辱存异，贤者同焉。事之未济，志之非达，心无怨而忧患弗加矣。仁者好礼，不欺其心也。智者示愚，不显其心哉。
修身卷十
服人者德也。德之不修，其才必曲，其人非善矣。
纳言无失，不辍亡废。小处容疵，大节堪毁。
敬人敬心，德之厚也。
诚非致虚，君子不行诡道。祸由己生，小人难于胜己。谤言无惧，强者不纵，堪验其德焉。
不察其德，非识人也。识而勿用，非大德也。
ღ子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没想到而立之年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真应该到处走走。记得刚和老公在一起，我们去了好多地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目标，现在我们最开心の事，就是陪着小宝茁壮成长，然后带着大宝小宝，一家四口走遍全世界！[好爱哦] https://t.cn/8ksG7ju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
没想到而立之年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年轻的时候真应该到处走走。记得刚和老公在一起，我们去了好多地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目标，现在我们最开心の事，就是陪着小宝茁壮成长，然后带着大宝小宝，一家四口走遍全世界！[好爱哦] https://t.cn/8ksG7ju
从《老子》到《道德经》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汉代对《老子》的改造
汉代曾对先秦典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改造，其中，对《老子》一书的改造就很典型。《老子》因为既有一些传世的“古本”，又有新出土的帛书本和竹简本，材料相当丰富。从各种本子的比较看，文字的不同是多方面的，而且不止一次地变来变去。其篇章、结构的变化也很明显，可以断言的是，传世本《老子》的基本面貌，是在汉代定型的，《老子》书名变成《道德经》，也应该是在汉代。
《老子》文本究竟多少字，许多本子都不相同，有5000多的，也有4999的，除去“也”、“之”、“其”、“夫”等字有无之外，也有整句增减不同的，还有一些佚文，因而很难得出一个具体统一的数字。文句的不同，以帛书本和传世本相比较，二者差异的文句达140多句（参见尹振环《帛书老子释析》）。其中的确有一字之差导致文义迥异的情况，很难说哪些是《老子》本义，哪些经过了后人的篡改。这些不同可以比较出来，而不同的原因却很值得研究。从帛书本到传世本的比较看，文句的变化应该主要在汉代，因为汉代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王弼的《老子注》基本一致（当然这两个本子本身在流传过程中也多少有些变化）。汉代人对《老子》文句的改造，有无意的，也有有意而为的。当时的传诵和抄写并非那么“规范”，多或者少个把“也”、“之”等虚词、助词本属平常，错误或者增减一两个字也在所难免，而有意改字或者增删的情况则涉及到更改人的思想意图，甚至与当时的时代思潮有一定关系，这在《河上注》与《想尔注》中有不少事例（许多研究均有指出，此不列举）。
再说篇章结构，帛书本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传世本的顺序刚好颠倒。西汉末年《老子指归论》的顺序与帛书相同，而东汉（至少是中后期）的《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传世本相同，说明这个变化是在汉代完成的，其主要篇幅结构是在汉代定型的。至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的篇章，无论怎样理解，都不但不会影响这个结论，相反却更能证明汉代定型之说。
《老子》书名《道德经》，也是从汉代开始逐渐形成的。《老子》在汉代以前已经成书，帛书本、竹简本《老子》的出土便是证明，汉初人称之为《老子》，所以《史记》、《汉书》中普遍用的是“读《老子》”、“问《老子》”、“好《老子》”、“通《老子》”等说法。从《汉书·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部书的情况来看，已有《老子》传人尊之为经典。至于《太平御览》卷191引扬雄《蜀王本纪》所说“老子为关尹喜著《道德经》”一句，其可靠性有多大且不说，在时间上也已是西汉末年的事情了。到了东汉时期，分别有《道经》、《德经》之说，《想尔注》中已有记载，所以颜师古注《汉书》时广泛使用了“《老子道经》之言”及其注文。从东汉到魏晋，随着道教的形成和发展，《老子道德经》之书名也就形成了，这一变化无疑是汉代人所为。
汉代人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对《老子》的诠释，现在能见到的最明显最早的是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他是用讲道理、引述事实的方法来进行诠释和解说《老子》的，当然更主要的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这种根据《老子》中某些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在汉代得到广泛运用，《淮南子》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据统计，81章《老子》有70章的文字被其明确引用过（参考蒙文通《老子徵文》），而其中的《道应训》，完全是另一篇《解老》、《喻老》，全篇56段文字有53段的结语都是引用《老子》的文句，实际上也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老子》注。当然和儒家注解《五经》一样，经、传分开和章句形式的《老子》注都有，其诠释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择其要者举证一二。
先看对“道论”的发挥。“道”是《老子》一书根本性的内容，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宇宙生成的思想。而究竟什么是“道”，它如何创造天地万物？《老子》虽有几句高度概括的文字，却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所以人们就可以、也需要“多为之辞，博为之说”。《淮南子》首篇《原道训》就试图给道作一番描述性的说明，同时指出其性质、作用及其对人世的意义等（文字较长，可参见该文）。严遵讲《老子》之“指归”，也作了较具体的解说。例如讲道如何生万物：“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把虚无之道如何生出实有之物，作了比“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略为具体的表述，加入了“神明”、“太和”、“气”这样一些概念，并且在各个地方反复加以说明。《河上注》解释《老子》“冲气以为和”一句时说：“万物中皆有元气，得以和柔，若胸中有藏，骨中有髓，草木中有空虚与气通，故得久生也。”这些都成为后人理解“道化万物”的依据。在汉代人的注释中，对道的虚无、清静、自然等基本特性，进行了很多阐述，并且都紧密联系社会、政治、人生，其中既有理论性的阐释，如《老子指归》中对“道化万物”之反复论述，又有具体的解说，如《河上注》之处处提醒。
再看汉代人的《老子注》，虽然都是围绕“道论”展开的，但也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例如关于对仁义礼乐的态度、关于“无为”的理解等等，人们对《老子》本义的发挥，也是有所不同的。《老子》中是否反对“仁义”，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从《老子》本文较难看出其反对仁义，而通行本的“绝仁弃义”，在竹简本中恰恰没有，因此，这个问题众说纷纭，长期未能取得定论。
汉代人作注，依据的本子不同，往往会引出不同的理解和发挥。例如，通行本57章有一句“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河上公本、帛书本以及竹简本，均为“法物滋彰”，严遵就按照“罚峻刑严”的“法令”来发挥，而河上公则解释说：“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饥寒并至，故盗贼多有也。”再如，“无以为”和“无不为”的不同，“有静”与“不争”的区别等等（参考《帛书老子释析》），这些问题既关系到文本，也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而汉以后的人大多是按汉代人的定本和解释来进行阐释和发挥的。
汉代人“注老”和“解老”的意义
第一，汉代人“注老”、“解老”形成了“汉《老子》”，后世所见到的主要是“汉《老子》”，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传世本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和改造的。其改造的痕迹比其他典籍更为清晰，除了有先秦的《韩非子》、《文子》以及其他黄老著作可作比较之外，新出土的帛书和竹简《老子》以及其他道家文献也是有力的实证。
第二，汉代人“注老”、“解老”，既有传统思想作为依据，又受到时代思潮发展的影响。当时的道家传统思想主要有两个大的系统：一个是可以称为“黄老之学”的系统；一个是以《庄子》为代表的庄学系统。汉注《老子》中保留了这两种思想的痕迹，甚至有时明显表现出双方的某些矛盾，例如对待“仁义”的态度就是如此。个中情况十分明显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思潮的影响。汉初实行黄老政治，汉初《老子》实际上就是“黄老”的同义语；东汉普遍注重养生，《老子》的“长生久视”之道就得到大力的敷陈；道教产生之后，五千文成为其主要经典，《想尔注》便应运而生，在汉代人一般“道论”的基础上，把“道”人格化和神格化，“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老子成了“道”的化身。
第三，汉代人所注《老子》及其阐释，直接影响了后世各种思想理论的发展。此后的各种发挥，都是在汉代人阐释的基础上进行的。例如，魏晋玄学倡导虚无，王弼之注《老子》是其突出表现，他倡导“以无为本”，正是得到汉代人论述的启发和影响。正如宋儒晁说之所说：“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指归》之流也。”从中也可看出，汉代人对《老子》的阐释，的确有较大的创造性，从而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熊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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