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真正的善，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
重阳祖师立教之时，强调门人都要阅读三部经典，分别是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和释家的《心经》。
后人多以此为推论，认定全真教倡导三教圆融，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个教派。然而，“三教圆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种推论。
回看道教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时期均有不同道派出现，它们彼此之间的修道理论也有相冲突之处。道教的后学者却同时尊奉不同道派的祖师，于是便出现了多种修道理论并存、多位神仙高真共奉的信仰现实。
道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其实是超越教派本身的，凡是可以利济于群生的修行方式都可以被道教吸收。在道的高度上看，世上本没有门派的分别，一切有心都只不过是人们自己产生的是非。
所谓道之教化，在人间则莫过于一个“善”字。此“善”，即是使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善，又是提升每一个个体道德文明水准的善，更是激发人们不断精进的自我善性。
自古以来道教都在倡导劝善，目的便是使人们可以通过点滴的善心和善行改进生存状态。所以重阳祖师倡导门人读三家经典时，看重的也必定是三部经典在劝诫人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所谓“圆融”，融的是每一份利济群生的方式、方法，合的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爱与关怀。
只有先做到了我为人人，才能实现爱的共享，由此才可以体会到“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的妙处。
在劝善与行善的过程中，无需计较儒释道哪一家观点更具有劝导的价值，凡是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思想，都是值得被吸收、被接纳、被传播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挑剔，而是去继承并发扬。
当全社会都能够把祖师经典中记载的种种善行当做日常生活准则时，劝善书中提到的善才会真正地被人们认可。但，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问，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被定义为善呢？
《太上感应篇》中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经中不但规定了“善”的数量，甚至连“善”的行为也已经标注出来。
读完整部《感应篇》，就会发现太上道祖告诫于我们的善行，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真正的善，并非专指救苦扶伤、放生赦罪等功德，那些凡是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心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善。
我们能够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做好最普通的事情，不因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他物，也不会放纵自己心魔而受到身心意三障的困扰，做好自己的修行而不累及于万物，这便是“善”的根本。
发善心，不存在心念的大小；做善行，不存在功行的多寡。翻开不同的劝善经典往往会发现，祖师们着重强调的是一点善心。若心念起于善，再微小的行为也已经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若能够时时以“善”的概念来要求自己的日常，如此生活即为修行。
道教修行，追求的不是世间荣华富贵的成功，也不是求得来生果报和善因缘，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清静身心，以一颗明白心来过好现世的生活。道祖言，修行要“明白四达”。
道教虽然强调度人，却也秉持着“宁劝十人还俗，不度一人出家”的理念。
因为世间的真善美，是存在于我们最普通平常生活中的，并非是对红尘的远离。能够从尘中悟出非尘，才是修行的大境界。
道生万物，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便被赋予了不同的秉性，修行的目的是去发现并认知到自我本然。在面对世间纷纭的时候，只有能够保持着一心一念的人，才最趋近于大道本真。
善，一方面强调对他人的主动施予，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对自己心性的修缮。修行是善，是安分守己，是不做出僭越之事，更不放纵感官上的欲求。《感应篇》中提到的种种善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种种戒持。只有戒除掉种种不善之事，回到混元天性，这便可得大善。
正如天道之无亲，却又不乏“常与善人”之有意。道教以道为教，即要告诉人们从最普通的生活去完成一生为人的使命，又要叮嘱每一个修行客且莫贪恋红尘光影。
一切本虚无，从有中求有、无中求无都是执念一场。虽然“人生百岁如在梦中游”，但作为一个梦中人，好好地去经营这一场人生过往，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当落脚点再次回归于“善”，便会发现原来生活本身就是善，我们举手之劳的行动就有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轨迹。
劝善，重要的是从自身做起，不论何时都要保持对生命美好的珍爱。行善，不是为了求得诸神护佑，而是为了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获得心安。 https://t.cn/Ryhpwdq
重阳祖师立教之时，强调门人都要阅读三部经典，分别是道家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和释家的《心经》。
后人多以此为推论，认定全真教倡导三教圆融，是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个教派。然而，“三教圆融”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种推论。
回看道教的历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时期均有不同道派出现，它们彼此之间的修道理论也有相冲突之处。道教的后学者却同时尊奉不同道派的祖师，于是便出现了多种修道理论并存、多位神仙高真共奉的信仰现实。
道教所具有的包容性，其实是超越教派本身的，凡是可以利济于群生的修行方式都可以被道教吸收。在道的高度上看，世上本没有门派的分别，一切有心都只不过是人们自己产生的是非。
所谓道之教化，在人间则莫过于一个“善”字。此“善”，即是使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善，又是提升每一个个体道德文明水准的善，更是激发人们不断精进的自我善性。
自古以来道教都在倡导劝善，目的便是使人们可以通过点滴的善心和善行改进生存状态。所以重阳祖师倡导门人读三家经典时，看重的也必定是三部经典在劝诫人心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所谓“圆融”，融的是每一份利济群生的方式、方法，合的是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爱与关怀。
只有先做到了我为人人，才能实现爱的共享，由此才可以体会到“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的妙处。
在劝善与行善的过程中，无需计较儒释道哪一家观点更具有劝导的价值，凡是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思想，都是值得被吸收、被接纳、被传播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挑剔，而是去继承并发扬。
当全社会都能够把祖师经典中记载的种种善行当做日常生活准则时，劝善书中提到的善才会真正地被人们认可。但，善究竟是什么呢？或者问，什么样的行为才可以被定义为善呢？
《太上感应篇》中说：“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经中不但规定了“善”的数量，甚至连“善”的行为也已经标注出来。
读完整部《感应篇》，就会发现太上道祖告诫于我们的善行，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真正的善，并非专指救苦扶伤、放生赦罪等功德，那些凡是可以让整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心念和行为，其实都是善。
我们能够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做好最普通的事情，不因为一己私欲而伤害他人、他物，也不会放纵自己心魔而受到身心意三障的困扰，做好自己的修行而不累及于万物，这便是“善”的根本。
发善心，不存在心念的大小；做善行，不存在功行的多寡。翻开不同的劝善经典往往会发现，祖师们着重强调的是一点善心。若心念起于善，再微小的行为也已经被赋予了更崇高的意义。若能够时时以“善”的概念来要求自己的日常，如此生活即为修行。
道教修行，追求的不是世间荣华富贵的成功，也不是求得来生果报和善因缘，而是希望人们能够清静身心，以一颗明白心来过好现世的生活。道祖言，修行要“明白四达”。
道教虽然强调度人，却也秉持着“宁劝十人还俗，不度一人出家”的理念。
因为世间的真善美，是存在于我们最普通平常生活中的，并非是对红尘的远离。能够从尘中悟出非尘，才是修行的大境界。
道生万物，万物从诞生的那一刻便被赋予了不同的秉性，修行的目的是去发现并认知到自我本然。在面对世间纷纭的时候，只有能够保持着一心一念的人，才最趋近于大道本真。
善，一方面强调对他人的主动施予，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对自己心性的修缮。修行是善，是安分守己，是不做出僭越之事，更不放纵感官上的欲求。《感应篇》中提到的种种善行，从另一个层面来看也是种种戒持。只有戒除掉种种不善之事，回到混元天性，这便可得大善。
正如天道之无亲，却又不乏“常与善人”之有意。道教以道为教，即要告诉人们从最普通的生活去完成一生为人的使命，又要叮嘱每一个修行客且莫贪恋红尘光影。
一切本虚无，从有中求有、无中求无都是执念一场。虽然“人生百岁如在梦中游”，但作为一个梦中人，好好地去经营这一场人生过往，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修行。当落脚点再次回归于“善”，便会发现原来生活本身就是善，我们举手之劳的行动就有可能改变他人一生的轨迹。
劝善，重要的是从自身做起，不论何时都要保持对生命美好的珍爱。行善，不是为了求得诸神护佑，而是为了能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获得心安。 https://t.cn/Ryhpwdq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对于世间万物来说，“五运六气”是客观存在的，人做为万物中的一种，同样受着宇宙天体磁场的影响，受着“五运六气”的扶助与抑制。浩然认为“运”就是行动、生命运动的每一个轨迹；“气”就是阴阳二气。人这一生，遇到相生的气为吉为利，遇到受克的气为凶为害，合起来就是说人有好运气和坏运气之分。那么什么气为吉？什么气为凶？这是要根据一个人八字来论的。我们知道，人的出生时间转换成天干地支就会形成一组八字。干支是古人用来记叙年、月、日、时和方位的符号，也是运气学说的推演符号。天干与地支两两相合，天干在上，地支在下，共得60个结合，六十年，就是运气规律的一个循环周期。在运气学说中，用天干代表五运，用地支代表六气。干支又有阴阳之分，并且每一组干支都记录着外环境磁场五行之气的多寡，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八字组合，也会形成每个人的运气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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