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怂恿西方奢侈品牌施压中国#：为爱立信因瑞典封禁华为受惩罚出头】
“如何阻止来自北京方面的霸凌？拿走他们的普拉达包包就行。中国因瑞典将华为排除在外而惩罚爱立信，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就能予以回击。”
这是来自美媒《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智库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当地时间8月10日，她再度谈及有关瑞典政府发布“华为5G禁令”以及该国电信巨头爱立信在华经营受挫等议题。
作者声称，由于瑞典在封禁华为的问题上没有让步，导致中国惩罚了爱立信，而如果西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那么所有的西方企业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文章末尾，作者还“支招”，怂恿各大西方奢侈品牌和本国政府合作，一同抵制中国（市场），理由则是中国国民无法接受享受不到奢侈品这种局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文章干脆声称，如果这给中国提供了高压手段，不要也罢。
图1：《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截图
作者布拉撰写这篇评论文章的起始点，依旧是去年瑞典发布的“华为5G禁令”。去年10月20日，瑞典政府以所谓“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参与其5G网络建设。华为提起上诉后，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今年6月22日又驳回华为上诉，维持了这项“华为5G禁令”。
作者认为，自这一事件之后，瑞典的电信企业爱立信开始遭到中方的“报复”。
过去几年，爱立信在华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约10%，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的公司财报显示，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从一年前的41亿瑞典克朗（约合4.7亿美元），下降至了15亿瑞典克朗（约合1.7亿美元），降幅达六成，这也导致其公司整体销售额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此外，中国目前正准备下一轮的大规模5G网络建设，作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7月公布了最新一轮的5G设备招标结果。在这份价值约60亿美元的招标中，60.5%的份额属于华为，31.2%属于中兴通讯，规模较小的另一家中国供应商大唐电信获得2.8%的份额，爱立信则成为最大输家，份额从去年的11%降至仅剩1.9%。
事实上，极力反对本国政府打压华为的爱立信，此前早已估计到在华5G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在拿到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零星份额”后，该公司CEO鲍毅康（Brje Ekholm）表示，“这相比于没有取得份额，是积极的信号”，并称将继续争取增加在华市场份额。
图2：中国移动最新一轮5G设备招标份额 图自《华尔街日报》
文章还提到了芬兰的电信企业诺基亚，称芬兰议会2020年也曾通过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部分企业排除出本国5G网络的法律，但与瑞典政府不同，芬兰的议员们没有单独针对华为或中兴，这为诺基亚进入中国5G市场提供了“更多谈判空间”。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勇敢直面中国，你的公司将受到惩罚。保持低调，你的公司就会没事。”布拉在对比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后，这样写道。
文章声称，爱立信是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商业惩罚的最新受害者，此前挪威的三文鱼产业和近两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等产业，在对华出口上都遭遇到了极大困难。
对此，文章作者鼓动道，各国应该联合起来购买爱立信的所谓“自由5G设备”（Freedom-5G），无论是在新冠疫情、台湾还是未来的6G等问题上，如果西方各盟国公开相互支持，中国发出威胁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北京可以惩罚爱立信、挪威渔民和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但中国经济仍依赖于西方企业。”
“考虑下奢侈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消费者追求香奈儿、卡地亚、爱马仕和古驰等西方品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才能让中国国民感到满意，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无法享受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水准呢？”
行文至此，文章作者开始在奢侈品方面出起了“坏点子”。
“这些奢侈品牌可以与本国政府合作，宣布暂时抵制中国（市场）。这些公司一直希望解决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而诸如迪奥等品牌在把台湾称为‘国家’后，在华经营也受到过影响。知识产权受侵犯和恐惧等现状，并非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战略。”
图3：资料图：全球购物圣地香港海港城路易威登店里扫货的顾客。图自东方IC
文章还声称，西方国家的议会可以开始收紧各国的外国投资立法，虽然各国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如果这只是向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以采取高压的手段，那就不需要了。
“中国可以惩罚爱立信，但中国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接触到这些顶级企业。通过联手合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品牌将会让中国停止霸凌行为。”文章最后如此咄咄逼人地宣称道。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外国奢侈品牌和著名企业，因做出辱华、宣扬“港独”“台独”、妄加评论中国内政事务等错误行为而“翻车”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2018年杜嘉班纳（D&G）的“辱华风波”以及今年3月H&M等外国品牌无理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事后，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和自发抵制。
在今年3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问及中国网民对H&M等企业的抵制行为背后是否有中国政府推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有14亿人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思想，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不能一看到网上有一些你不喜欢、不愿意听到的言论，就认为是中国政府要求的、指使的。这是对中国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偏见。“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如何阻止来自北京方面的霸凌？拿走他们的普拉达包包就行。中国因瑞典将华为排除在外而惩罚爱立信，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就能予以回击。”
这是来自美媒《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智库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当地时间8月10日，她再度谈及有关瑞典政府发布“华为5G禁令”以及该国电信巨头爱立信在华经营受挫等议题。
作者声称，由于瑞典在封禁华为的问题上没有让步，导致中国惩罚了爱立信，而如果西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那么所有的西方企业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文章末尾，作者还“支招”，怂恿各大西方奢侈品牌和本国政府合作，一同抵制中国（市场），理由则是中国国民无法接受享受不到奢侈品这种局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文章干脆声称，如果这给中国提供了高压手段，不要也罢。
图1：《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截图
作者布拉撰写这篇评论文章的起始点，依旧是去年瑞典发布的“华为5G禁令”。去年10月20日，瑞典政府以所谓“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参与其5G网络建设。华为提起上诉后，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今年6月22日又驳回华为上诉，维持了这项“华为5G禁令”。
作者认为，自这一事件之后，瑞典的电信企业爱立信开始遭到中方的“报复”。
过去几年，爱立信在华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约10%，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的公司财报显示，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从一年前的41亿瑞典克朗（约合4.7亿美元），下降至了15亿瑞典克朗（约合1.7亿美元），降幅达六成，这也导致其公司整体销售额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此外，中国目前正准备下一轮的大规模5G网络建设，作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7月公布了最新一轮的5G设备招标结果。在这份价值约60亿美元的招标中，60.5%的份额属于华为，31.2%属于中兴通讯，规模较小的另一家中国供应商大唐电信获得2.8%的份额，爱立信则成为最大输家，份额从去年的11%降至仅剩1.9%。
事实上，极力反对本国政府打压华为的爱立信，此前早已估计到在华5G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在拿到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零星份额”后，该公司CEO鲍毅康（Brje Ekholm）表示，“这相比于没有取得份额，是积极的信号”，并称将继续争取增加在华市场份额。
图2：中国移动最新一轮5G设备招标份额 图自《华尔街日报》
文章还提到了芬兰的电信企业诺基亚，称芬兰议会2020年也曾通过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部分企业排除出本国5G网络的法律，但与瑞典政府不同，芬兰的议员们没有单独针对华为或中兴，这为诺基亚进入中国5G市场提供了“更多谈判空间”。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勇敢直面中国，你的公司将受到惩罚。保持低调，你的公司就会没事。”布拉在对比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后，这样写道。
文章声称，爱立信是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商业惩罚的最新受害者，此前挪威的三文鱼产业和近两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等产业，在对华出口上都遭遇到了极大困难。
对此，文章作者鼓动道，各国应该联合起来购买爱立信的所谓“自由5G设备”（Freedom-5G），无论是在新冠疫情、台湾还是未来的6G等问题上，如果西方各盟国公开相互支持，中国发出威胁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北京可以惩罚爱立信、挪威渔民和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但中国经济仍依赖于西方企业。”
“考虑下奢侈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消费者追求香奈儿、卡地亚、爱马仕和古驰等西方品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才能让中国国民感到满意，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无法享受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水准呢？”
行文至此，文章作者开始在奢侈品方面出起了“坏点子”。
“这些奢侈品牌可以与本国政府合作，宣布暂时抵制中国（市场）。这些公司一直希望解决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而诸如迪奥等品牌在把台湾称为‘国家’后，在华经营也受到过影响。知识产权受侵犯和恐惧等现状，并非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战略。”
图3：资料图：全球购物圣地香港海港城路易威登店里扫货的顾客。图自东方IC
文章还声称，西方国家的议会可以开始收紧各国的外国投资立法，虽然各国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如果这只是向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以采取高压的手段，那就不需要了。
“中国可以惩罚爱立信，但中国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接触到这些顶级企业。通过联手合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品牌将会让中国停止霸凌行为。”文章最后如此咄咄逼人地宣称道。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外国奢侈品牌和著名企业，因做出辱华、宣扬“港独”“台独”、妄加评论中国内政事务等错误行为而“翻车”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2018年杜嘉班纳（D&G）的“辱华风波”以及今年3月H&M等外国品牌无理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事后，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和自发抵制。
在今年3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问及中国网民对H&M等企业的抵制行为背后是否有中国政府推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有14亿人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思想，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不能一看到网上有一些你不喜欢、不愿意听到的言论，就认为是中国政府要求的、指使的。这是对中国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偏见。“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美媒怂恿西方奢侈品牌施压中国#：为爱立信因瑞典封禁华为受惩罚出头】
“如何阻止来自北京方面的霸凌？拿走他们的普拉达包包就行。中国因瑞典将华为排除在外而惩罚爱立信，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就能予以回击。”
这是来自美媒《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智库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当地时间8月10日，她再度谈及有关瑞典政府发布“华为5G禁令”以及该国电信巨头爱立信在华经营受挫等议题。
作者声称，由于瑞典在封禁华为的问题上没有让步，导致中国惩罚了爱立信，而如果西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那么所有的西方企业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文章末尾，作者还“支招”，怂恿各大西方奢侈品牌和本国政府合作，一同抵制中国（市场），理由则是中国国民无法接受享受不到奢侈品这种局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文章干脆声称，如果这给中国提供了高压手段，不要也罢。
图1：《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截图
作者布拉撰写这篇评论文章的起始点，依旧是去年瑞典发布的“华为5G禁令”。去年10月20日，瑞典政府以所谓“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参与其5G网络建设。华为提起上诉后，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今年6月22日又驳回华为上诉，维持了这项“华为5G禁令”。
作者认为，自这一事件之后，瑞典的电信企业爱立信开始遭到中方的“报复”。
过去几年，爱立信在华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约10%，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的公司财报显示，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从一年前的41亿瑞典克朗（约合4.7亿美元），下降至了15亿瑞典克朗（约合1.7亿美元），降幅达六成，这也导致其公司整体销售额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此外，中国目前正准备下一轮的大规模5G网络建设，作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7月公布了最新一轮的5G设备招标结果。在这份价值约60亿美元的招标中，60.5%的份额属于华为，31.2%属于中兴通讯，规模较小的另一家中国供应商大唐电信获得2.8%的份额，爱立信则成为最大输家，份额从去年的11%降至仅剩1.9%。
事实上，极力反对本国政府打压华为的爱立信，此前早已估计到在华5G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在拿到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零星份额”后，该公司CEO鲍毅康（Brje Ekholm）表示，“这相比于没有取得份额，是积极的信号”，并称将继续争取增加在华市场份额。
图2：中国移动最新一轮5G设备招标份额 图自《华尔街日报》
文章还提到了芬兰的电信企业诺基亚，称芬兰议会2020年也曾通过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部分企业排除出本国5G网络的法律，但与瑞典政府不同，芬兰的议员们没有单独针对华为或中兴，这为诺基亚进入中国5G市场提供了“更多谈判空间”。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勇敢直面中国，你的公司将受到惩罚。保持低调，你的公司就会没事。”布拉在对比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后，这样写道。
文章声称，爱立信是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商业惩罚的最新受害者，此前挪威的三文鱼产业和近两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等产业，在对华出口上都遭遇到了极大困难。
对此，文章作者鼓动道，各国应该联合起来购买爱立信的所谓“自由5G设备”（Freedom-5G），无论是在新冠疫情、台湾还是未来的6G等问题上，如果西方各盟国公开相互支持，中国发出威胁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北京可以惩罚爱立信、挪威渔民和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但中国经济仍依赖于西方企业。”
“考虑下奢侈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消费者追求香奈儿、卡地亚、爱马仕和古驰等西方品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才能让中国国民感到满意，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无法享受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水准呢？”
行文至此，文章作者开始在奢侈品方面出起了“坏点子”。
“这些奢侈品牌可以与本国政府合作，宣布暂时抵制中国（市场）。这些公司一直希望解决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而诸如迪奥等品牌在把台湾称为‘国家’后，在华经营也受到过影响。知识产权受侵犯和恐惧等现状，并非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战略。”
图3：资料图：全球购物圣地香港海港城路易威登店里扫货的顾客。图自东方IC
文章还声称，西方国家的议会可以开始收紧各国的外国投资立法，虽然各国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如果这只是向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以采取高压的手段，那就不需要了。
“中国可以惩罚爱立信，但中国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接触到这些顶级企业。通过联手合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公司品牌将会让中国停止霸凌行为。”文章最后如此咄咄逼人地宣称道。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外国奢侈品牌和著名企业，因做出辱华、宣扬“港独”“台独”、妄加评论中国内政事务等错误行为而“翻车”的事件屡见不鲜，比如2018年杜嘉班纳（D&G）的“辱华风波”以及今年3月H&M等外国品牌无理抵制新疆棉花的事件。事后，它们都遭到了中国消费者的强烈不满和自发抵制。
在今年3月30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媒记者问及中国网民对H&M等企业的抵制行为背后是否有中国政府推动。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有14亿人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思想，每个人也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想法和感受的权利。不能一看到网上有一些你不喜欢、不愿意听到的言论，就认为是中国政府要求的、指使的。这是对中国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偏见。“这个事情的是非曲直非常清楚。中国人民、中国消费者有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
“如何阻止来自北京方面的霸凌？拿走他们的普拉达包包就行。中国因瑞典将华为排除在外而惩罚爱立信，如果西方团结起来，就能予以回击。”
这是来自美媒《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作者为智库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当地时间8月10日，她再度谈及有关瑞典政府发布“华为5G禁令”以及该国电信巨头爱立信在华经营受挫等议题。
作者声称，由于瑞典在封禁华为的问题上没有让步，导致中国惩罚了爱立信，而如果西方政府和大型企业不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那么所有的西方企业都将受到同样的惩罚。
文章末尾，作者还“支招”，怂恿各大西方奢侈品牌和本国政府合作，一同抵制中国（市场），理由则是中国国民无法接受享受不到奢侈品这种局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文章干脆声称，如果这给中国提供了高压手段，不要也罢。
图1：《华尔街日报》评论文章截图
作者布拉撰写这篇评论文章的起始点，依旧是去年瑞典发布的“华为5G禁令”。去年10月20日，瑞典政府以所谓“安全理由”禁止华为和中兴等中企参与其5G网络建设。华为提起上诉后，斯德哥尔摩行政法院今年6月22日又驳回华为上诉，维持了这项“华为5G禁令”。
作者认为，自这一事件之后，瑞典的电信企业爱立信开始遭到中方的“报复”。
过去几年，爱立信在华营收占公司总营收的约10%，然而今年第二季度的公司财报显示，爱立信在中国的销售额从一年前的41亿瑞典克朗（约合4.7亿美元），下降至了15亿瑞典克朗（约合1.7亿美元），降幅达六成，这也导致其公司整体销售额三年来首次出现下降。
此外，中国目前正准备下一轮的大规模5G网络建设，作为全球用户数量最大的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7月公布了最新一轮的5G设备招标结果。在这份价值约60亿美元的招标中，60.5%的份额属于华为，31.2%属于中兴通讯，规模较小的另一家中国供应商大唐电信获得2.8%的份额，爱立信则成为最大输家，份额从去年的11%降至仅剩1.9%。
事实上，极力反对本国政府打压华为的爱立信，此前早已估计到在华5G市场份额的大幅缩水，在拿到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零星份额”后，该公司CEO鲍毅康（Brje Ekholm）表示，“这相比于没有取得份额，是积极的信号”，并称将继续争取增加在华市场份额。
图2：中国移动最新一轮5G设备招标份额 图自《华尔街日报》
文章还提到了芬兰的电信企业诺基亚，称芬兰议会2020年也曾通过一项以“国家安全”为由将部分企业排除出本国5G网络的法律，但与瑞典政府不同，芬兰的议员们没有单独针对华为或中兴，这为诺基亚进入中国5G市场提供了“更多谈判空间”。
“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勇敢直面中国，你的公司将受到惩罚。保持低调，你的公司就会没事。”布拉在对比了爱立信和诺基亚后，这样写道。
文章声称，爱立信是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商业惩罚的最新受害者，此前挪威的三文鱼产业和近两年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等产业，在对华出口上都遭遇到了极大困难。
对此，文章作者鼓动道，各国应该联合起来购买爱立信的所谓“自由5G设备”（Freedom-5G），无论是在新冠疫情、台湾还是未来的6G等问题上，如果西方各盟国公开相互支持，中国发出威胁的力量就会被削弱。“北京可以惩罚爱立信、挪威渔民和澳大利亚葡萄酒产业，但中国经济仍依赖于西方企业。”
“考虑下奢侈品，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中国消费者追求香奈儿、卡地亚、爱马仕和古驰等西方品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才能让中国国民感到满意，但如果中国的精英们无法享受到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水准呢？”
行文至此，文章作者开始在奢侈品方面出起了“坏点子”。
“这些奢侈品牌可以与本国政府合作，宣布暂时抵制中国（市场）。这些公司一直希望解决在中国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问题，而诸如迪奥等品牌在把台湾称为‘国家’后，在华经营也受到过影响。知识产权受侵犯和恐惧等现状，并非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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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声称，西方国家的议会可以开始收紧各国的外国投资立法，虽然各国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如果这只是向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可以采取高压的手段，那就不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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