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文子》】第六章《上德》02
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于一能，察于一辞，可与曲说，不可与广应。
【译文】
老子说： 鸣铎（duo 大铃） 因为发声的缘故而自我损毁， 膏烛因为照明的原因而自我煎熬， 虎和豹因为身体上的花纹而招致射杀， 猿猴因为身体敏捷而招致打击， 所以勇武的因为强悍而死， 辩士因为智能而受困。 能够以智能而知，却不能以智能而不知， 以智能自我受害， 不能以智能自我保全。 所以勇于一种能力， 洞察一句话的含义。 只可以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 只可以应对片面之辞， 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能体会道的含义， 不能保全自己。
老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煎，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格，故勇武以强梁死，辩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不能以智不知，如勇于一能，察于一辞，可与曲说，不可与广应。
【译文】
老子说： 鸣铎（duo 大铃） 因为发声的缘故而自我损毁， 膏烛因为照明的原因而自我煎熬， 虎和豹因为身体上的花纹而招致射杀， 猿猴因为身体敏捷而招致打击， 所以勇武的因为强悍而死， 辩士因为智能而受困。 能够以智能而知，却不能以智能而不知， 以智能自我受害， 不能以智能自我保全。 所以勇于一种能力， 洞察一句话的含义。 只可以应对某一方面的问题， 只可以应对片面之辞， 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世界， 不能体会道的含义， 不能保全自己。
读阮籍《咏怀诗》十一
————自《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昔闻东陵瓜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
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东城，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召平这个人，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灭后，成为在长安城东种瓜的老百姓。他种的瓜“连畛距阡陌”， “五色曜朝日”，故而会有“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中“膏”是膏油，“火”是灯火，所谓“膏火自煎熬”就是以油燃火，以火熬油，最后油尽灯枯。庄子的《人间世篇》中说“膏火自煎也”，比喻自寻苦楚。
读懂“东陵瓜”的典故，读懂“膏火自煎”的意思，再读此诗，又该发出怎样的慨叹呢？
————自《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昔闻东陵瓜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 。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
东陵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东城，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召平这个人，是秦朝的东陵侯，秦灭后，成为在长安城东种瓜的老百姓。他种的瓜“连畛距阡陌”， “五色曜朝日”，故而会有“嘉宾四面会” 。
“膏火自煎熬”中“膏”是膏油，“火”是灯火，所谓“膏火自煎熬”就是以油燃火，以火熬油，最后油尽灯枯。庄子的《人间世篇》中说“膏火自煎也”，比喻自寻苦楚。
读懂“东陵瓜”的典故，读懂“膏火自煎”的意思，再读此诗，又该发出怎样的慨叹呢？
作者：高建忠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山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编辑 / 赵馨 ⊙ 校对 / 段瑞
泻黄散治疗脾中伏火
泻黄散出自宋代医家钱乙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泻黄散，又名泻脾散，治脾热弄舌。藿香叶七钱，山栀子仁一钱，石膏五钱，甘草三两，防风四两(去芦，切焙)。上锉，同蜜酒微炒香，为细末，每服一钱至二钱，水一盏，煎至五分，温服清汁，无时。”在《小儿药证直诀》中，尚有两处见到泻黄散，一处是“目内证”下：“黄者，脾热，泻黄散主之”。另一处是“弄舌”下：“脾脏微热，令舌络微紧，时时舒舌。治之勿用冷药及下之，当少与泻黄散渐服之。”从原文中我们可以读到，泻黄散主治“脾热”。脾热的具体表现是小儿“弄舌”，尚有目内黄。
后世方书多谈脾虚、脾寒及脾湿者，极少谈脾热。只有在谈到泻黄散的主治时，才会提到一个似乎属于该方的一个专用名词：“伏火”，或称“脾中伏火”，或称“脾经伏火”，或称“脾胃伏火”。火或热，与伏火的区别在于：前者上达外散，后者郁伏不散。治疗上，前者清中需泻，后者清中需散。也许，泻黄散的主治由“脾热”演变成后世的“脾中伏火”，是后世医家为了解读方中防风、藿香的使用，以方测证的结果。那么，“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呢？
《医方集解》指出，泻黄散“治脾胃伏火，口燥唇干，口疮口臭，烦渴易饥，热在肌肉。”从理论上讲，脾主肌肉、四肢，脾开窍于口，唇为脾之外候，脾恶湿，主运化水湿等。脾中伏火的具体表现应该多见于唇、口、肌肉、四肢之处的火热类病变，也可合有湿邪。从历代医家的记载来看，多见唇口干燥，唇红唇肿、唇疮脱屑、口疮龈肿、弄舌舌裂，以及好发于口、舌、唇、面、四肢之疮疹。
金元医家李东垣创立“阴火学说”。泻黄散所治之热自然不属于“阴火”范畴，但二者似乎有一共性，就是都属郁滞之火，用李东垣的话说是“热伏地中”，治疗都需要升散。
泻黄散中防风的作用
方歌中有“泻黄散中用防风”一句。防风，在原方中用量独重。王旭高说：“重用防风者，能发脾中之伏火，又能于土中泻木也。”
脾热，治以泻脾，重用防风(约占全方总量的二分之一稍弱)，无论如何作解，似乎并不符合临床。尽管“伏火”需散，但伏火毕竟是火，与“伏寒”不同，治以辛温为主，确有以热增热之弊。
张山雷在《小儿药证直诀笺正》泻黄散方下对方中使用防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为脾胃蕴热而设，山栀、石膏，是其主宰；佐以藿香，芳香快脾，所以振动其生机。甘草大甘，已非实热者必用之药，而防风实不可解，又且独重，其义云何，是恐有误。乃望文生义者，且曰取其升阳，又曰以散伏火。须知病是火热，安有升散以煽其焰之理，汪讱庵书，最是误人。且诸药分量，各本皆异，轻重太不相称，盖沿误久矣!”又说：“后人更有所谓泻黄饮者，云治风热在于脾经，口唇热裂。药则防风之外，更有白芷、升麻，燥烈温升，大可骇咤。则即因钱氏方有防风而更进一层。东坡所谓李斯师荀卿而尤甚者也。”
论中提到两个观点：一是方中防风独重，恐有误；二是治热不该用防风升散。
关于治热用升散，实为临床常用之法。一方面，治疗伏热、郁热，在清热药中佐用升散药，能明显提高疗效；另一方面，治疗火热证症状表现在头面部者，即使邪热没有明显的伏与郁，在清热的同时佐用升散药，也能明显提高疗效。这两种用法，升散药都为佐用。如以升散药为主，则有“升散以煽其焰”之弊。
关于防风独重，笔者认同传抄有误。《小儿药证直诀》是由“宣教郎大梁闫孝忠”整理而成，阎并非以医为业，而其成书过程是：“余家所传者，才十余方……于亲旧间，始得说证数十条。后六年，又得杂方……比于京师，复见别本。然旋著旋传，皆杂乱。初无纪律，互有得失，因得参校焉。其先后则次之，重复则削之，讹谬则正之，俚语则易之。”(见“闫孝忠序”)可见本书并非钱乙本人按次第写成，而是由他人辗转传抄、杂乱组合又经校正而成。成书已然如此，而在其流传过程中，“自元以还，多亡失窜易，既得《玉函经》刻之，二此又求之三十年，近始获焉。手自厘正，还其旧贯，次第开行。”(见“重刻钱氏小儿药证直诀序”)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书中的泻黄散，与钱乙笔下的泻黄散是可以不同的，包括药物，包括剂量。何况张山雷也提到“诸药分量，各本皆异。”
另，《汤液本草》在防风条下言：“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乃二经之行经药。”把泻黄散中的防风理解为治脾之引经药，似无不可。当然，这绝非钱乙制方之本意，钱乙尚不知药物有归经之说。 https://t.cn/RBS4O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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