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前，国家曾出价10万美元购买商鞅文物，却被告知卖给了外国人】
1962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在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的龚氏家族掌门人，直接抛出10万美元的天价试图收购龚氏家族的传家宝，却被告知已经卖给了外国人。
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在听闻此事后急得追问传家宝的下落，只希望能再尽一番努力，留下这个传家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能够惹得馆长亲自出面征集，还许以10万美元的天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五十九年前的1903年说起了。
当时的合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龚氏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在对外交流上颇有影响，而且积累下了雄厚的家族资本，龚氏家族的店铺遍布了当时的合肥城，甚至好几条街都是他们的店铺，家境殷实自不必说。
1903年，作为掌门人的龚心铭酷爱文物，偶然在清晖阁发现了一件外观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铜器。然而，铜器上的铭文却让龚心铭大为吃惊，居然是战国时期的宝物。龚心铭生怕横生枝节，当场就出了高价买下了这件铜器，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商鞅方升。
为了保存好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龚心铭甚至给这个文物安排了专门的房间，还取名为“周爰秦量之室”。不同于一般的收藏者，龚心铭用大量时间对商鞅方升进行了研究，还多次请教行家里手，并发表了专门的著作。
就这样，龚氏家族拥有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民国建立后不久，龚心铭有感于上海的日渐繁华，就带上了整个家族前往上海，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依靠着家族的积淀，在收藏界名气不小。
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声称若龚氏家族的后人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龚心铭的一番临终之言，可就苦了他的子女了。要知道，当时文物界几乎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商鞅方升，乱世中想保全文物太难了。
百般无奈之下，龚家上下统一口径，对外宣传商鞅方升早已被龚心铭卖给了外国人。果不其然，口径才同意没多久，日本人就找上了门，数次以重金诱惑、以权势威压，要求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令龚安东寝食难安。
大概是龚安东确实将商鞅方升藏得太很好了，日本人在数次索要未果后，只能放下狠话后作罢。
1962年，馆长沈之瑜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寻来重磅至宝，也就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宴请龚安东夫妇，甚至直接承诺能够解决住房及子女读书问题，可惜依然被龚家人婉拒了。
再后来的那段岁月里，龚家遭受到了冲击，祖传下来的所有藏品马上都要被拿走了，其中就有商鞅方升。就在这时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了现场，急忙劝阻，最终护住了当时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商鞅方升，转为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后来，尽管龚安东离世了，但在那段岁月过后上海博物馆依然坚守和龚家的“君子之约”，将这些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而龚家后人有感于无力守住传家宝，又觉得国家能妥善保护这个文物，加上对上海博物馆能信守承诺，也就将包括商鞅方升在内的193件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从此，商鞅方升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物？为何能被称之为承载中国历史的国之重宝呢？
商鞅方升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柄容器，通体由铜铸造而成，长约18.7厘米，宽7厘米，重1.38斤，容积则达到了202升左右。在容器外壁的三面和底部均刻着铭文。
更难的是，这些铭文居然是分两次雕刻而成，而且涉及人物均是大名鼎鼎，前者是当时的秦国大良造商鞅负责监制，而后者则是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度量衡而制成。
在方升的左璧，刻着的铭文是：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其实也就是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来访，商鞅造这件容器，约定十六寸五分寸为一升。
而在方升的底部，刻着的铭文则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大概的意思用此容器来界定六国故地的度量衡，希望以此来真正达到天下归一。
商鞅方升的存在，又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2300多年前商鞅那次伟大的变法，价值之大自不必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商鞅身死后，秦国的变法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而到了秦始皇登基后，这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商鞅方升再次被拿了出来，这是对商鞅变法功绩的最大肯定。至于秦始皇将其作为标准容器推广全国，则是真正的华夏一体的开始。
如今，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作为商鞅变法留下来的唯一实物入选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录。最后，也该感谢龚家在日寇面前的不卑不亢，最终将这个国宝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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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文物学家沈之瑜在国际饭店宴请了上海的龚氏家族掌门人，直接抛出10万美元的天价试图收购龚氏家族的传家宝，却被告知已经卖给了外国人。
当时，作为上海博物馆馆长的沈之瑜在听闻此事后急得追问传家宝的下落，只希望能再尽一番努力，留下这个传家宝。只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能够惹得馆长亲自出面征集，还许以10万美元的天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从五十九年前的1903年说起了。
当时的合肥有一个声名显赫的龚氏家族，这个家族不仅在对外交流上颇有影响，而且积累下了雄厚的家族资本，龚氏家族的店铺遍布了当时的合肥城，甚至好几条街都是他们的店铺，家境殷实自不必说。
1903年，作为掌门人的龚心铭酷爱文物，偶然在清晖阁发现了一件外观看上去朴实无华的铜器。然而，铜器上的铭文却让龚心铭大为吃惊，居然是战国时期的宝物。龚心铭生怕横生枝节，当场就出了高价买下了这件铜器，也就是后来世人所知的商鞅方升。
为了保存好这个历史意义重大的文物，龚心铭甚至给这个文物安排了专门的房间，还取名为“周爰秦量之室”。不同于一般的收藏者，龚心铭用大量时间对商鞅方升进行了研究，还多次请教行家里手，并发表了专门的著作。
就这样，龚氏家族拥有商鞅方升作为传家宝的消息不胫而走。民国建立后不久，龚心铭有感于上海的日渐繁华，就带上了整个家族前往上海，做起了古玩收藏的生意。依靠着家族的积淀，在收藏界名气不小。
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交代了自己的遗言，声称若龚氏家族的后人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龚心铭的一番临终之言，可就苦了他的子女了。要知道，当时文物界几乎都知道龚家收藏了商鞅方升，乱世中想保全文物太难了。
百般无奈之下，龚家上下统一口径，对外宣传商鞅方升早已被龚心铭卖给了外国人。果不其然，口径才同意没多久，日本人就找上了门，数次以重金诱惑、以权势威压，要求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令龚安东寝食难安。
大概是龚安东确实将商鞅方升藏得太很好了，日本人在数次索要未果后，只能放下狠话后作罢。
1962年，馆长沈之瑜希望能给上海博物馆寻来重磅至宝，也就在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非常丰盛的晚宴宴请龚安东夫妇，甚至直接承诺能够解决住房及子女读书问题，可惜依然被龚家人婉拒了。
再后来的那段岁月里，龚家遭受到了冲击，祖传下来的所有藏品马上都要被拿走了，其中就有商鞅方升。就在这时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来到了现场，急忙劝阻，最终护住了当时收藏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商鞅方升，转为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后来，尽管龚安东离世了，但在那段岁月过后上海博物馆依然坚守和龚家的“君子之约”，将这些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而龚家后人有感于无力守住传家宝，又觉得国家能妥善保护这个文物，加上对上海博物馆能信守承诺，也就将包括商鞅方升在内的193件作价转让给上海博物馆。
从此，商鞅方升便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那么商鞅方升究竟是何物？为何能被称之为承载中国历史的国之重宝呢？
商鞅方升是一个长方形的有柄容器，通体由铜铸造而成，长约18.7厘米，宽7厘米，重1.38斤，容积则达到了202升左右。在容器外壁的三面和底部均刻着铭文。
更难的是，这些铭文居然是分两次雕刻而成，而且涉及人物均是大名鼎鼎，前者是当时的秦国大良造商鞅负责监制，而后者则是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令丞相隗状、王绾统一度量衡而制成。
在方升的左璧，刻着的铭文是：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壹为升”。
其实也就是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来访，商鞅造这件容器，约定十六寸五分寸为一升。
而在方升的底部，刻着的铭文则是：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大概的意思用此容器来界定六国故地的度量衡，希望以此来真正达到天下归一。
商鞅方升的存在，又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展现了2300多年前商鞅那次伟大的变法，价值之大自不必说。更值得一提的是，就算商鞅身死后，秦国的变法依然没有停止，最终奠定了秦国的统一大业。
而到了秦始皇登基后，这个已经有百年历史的商鞅方升再次被拿了出来，这是对商鞅变法功绩的最大肯定。至于秦始皇将其作为标准容器推广全国，则是真正的华夏一体的开始。
如今，商鞅方升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作为商鞅变法留下来的唯一实物入选了我国禁止出国展览文物的名录。最后，也该感谢龚家在日寇面前的不卑不亢，最终将这个国宝留在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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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骂而骂的失敗... 現在的瘋民已經為骂而骂到沒有分析能力，各種人云亦云各種輕易就能被煽動的真是由此可見，別有用心的人求其拿一張十幾廿年前的圖片，也可令愚民瘋民沒理性的轉發，還用現在式發瘋似的去骂人..... 真的希望大家懂得從今以後教導你們的子子孫孫讓座是美德，而不是只懂在網上第一時間跳出來為骂而骂人云亦云～[awsl]
【雁荡帝影——关于建文帝流亡雁荡山的史料漫谈】京城来的太监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三月九日，雁荡山来了三拨不寻常的游客。来者都带着“钦差内使”的头衔，用通常的称谓来描述，就是出宫为皇帝办事的太监；其中还至少有一位按现在的标准看算是外国人（范福坚祖贯交阯，即今越南；此外，阮赤也有可能是越南人）。这些钦差内使出行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却同时在雁荡山相会；他们甚至还留下了摩崖题名：
钦差内使、信裴福化，祖贯交阯布政司长津县范福坚，经过台、温府；钦差内使阮赤往温州府过此；钦差内使郭闵前往台州府经过。永乐癸卯三月九日题。
雁荡山有太监经游，据我了解历史上有8个批次，全部发生在明朝。最早留下记录的就是这三批人马；同一年，又有一位疑似为小太监的罗圭和江西道监察御史刘英一起到了雁荡山（天顺元年，即1457年，左监丞太监罗圭被派去镇守云南，估计就是三十四年前来雁荡山的罗圭，当时他还是个地位较低的小太监，所以名列御史之后）；宣德五年（1430），裴福化又带着十多位极有可能也是太监的随从，再次到雁荡山龙鼻洞“发心”塑了一尊像（所以他在永乐二十一年题名时自称为“信”，也就是信士）；景泰三年（1452）正月二十六日，钦差镇守浙江市舶提举司、内官陈彝经过雁荡山龙鼻洞“随喜”，随行的有锦衣卫官陈敬等十九人；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镇守浙江司设监太监李义与浙江总督备倭都指挥佥事黄琮、浙江守备温州都指挥佥事弓璇、温州府同知姚骏、乐清知县徐颐游雁荡山；正德五年（1510）七月二十八日，钦差陈吉祥游雁荡山。陈吉祥，从名字来分析，极有可能也是个太监；如果分析正确，他是迄今有记录的最后一批游雁荡山的太监。
胡濙的报告
太监游山，本来也说不上不寻常。我之所以关注起这件事，却是因为永乐二十一年发生远在北方的一次著名的君臣晤对，与传说中早些时候发生的雁荡山的一次隐秘游踪都指向同一个神秘人物：建文帝。而在明朝的历史上，太监出京往往负有特殊使命，在永乐朝，这种特殊使命也包括了察访建文帝的行踪。
我们先大致捋一下建文帝朱允炆的命运和传说。建文四年（1042）六月，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率“靖难之师”攻入国都南京，发现建文帝已不见踪影，只留下几具烧焦了的尸体。宫人指认其中的一具为建文帝尸体，朱棣予以认可，假哭了一番后将其秘密安葬。不久，宫廷内外开始流传建文帝已于当天出走流亡的消息，说那具被安葬的尸体实际上是皇后的。尽管登基后的永乐皇帝朱棣表面上坚持建文帝已死，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也在怀疑建文帝的下落。后来的修史者，基本判定永乐帝一直致力于在寻觅建文帝，他派出去暗访的队伍遍布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最著名的暗访者有两位，一位是太监郑和，另一位是大臣胡濙。
永乐二十一年，永乐帝在亲征蒙古的宣府（今河北张家口宣化区）行营里夤夜听取了胡濙关于建文帝暗访结果的汇报。《明史·胡濙传》：
惠帝之崩于火也，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胡濙驰谒永乐帝的月份，本传没有交代。当年的《文宗实录》留下了一个印迹：
八月甲子（十六日），礼部左侍郎胡濙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具奏云今岁万寿圣节大岳太和山顶金殿现五色圆光，紫云周匝，逾时不散；山石产灵芝，榔梅结实特盛……
想必君臣见面就在此日。“进瑞光图及榔梅灵芝”云云，无非是史臣避重就轻的曲笔。
建文帝的下落
也就是说，永乐二十一年八月，关于建文帝下落，胡濙有重大的发现。而在永乐帝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有三拨任务不明的太监奉旨在雁荡山相会，还有一位小太监跟随着一位江西道监察御史——请注意，是主管江西而非浙江的都察院御史——也来到了浙江的雁荡山。
他们来得有些蹊跷。我们有理由怀疑，雁荡山一带与建文帝的下落有关，至少永乐帝和他的秘密调查团队可能有此疑猜。
我们的怀疑和他们的疑猜并非毫无根据。当“靖难”的血迹被时间冲洗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明朝中后期，坊间出现了两部详细记录建文帝从出亡到结局的奇书，一部叫《致身录》，作者署名史仲彬；一部叫《从亡随笔》，作者叫程济。
两部书的内容彼此有些出入，详略也不尽相同，但大致是接近的，就是以当事人的身份，言之凿凿地披露：靖难之师攻入南京城后，在程济等人的策划下，建文帝祝发出遁，在以云南为主的南方各省辗转流亡了近四十年。《致身录》所记终于洪熙元年（1425），是年明仁宗（朱棣之子）在位一年而崩，建文帝闻讯道：“吾心放下矣，今后而可往来，想关津不若昔之有意我也。”《从亡随笔》所记终于正统五年（1440），建文帝六十四岁时，他主动暴露身份，被带回京师，居于西内，并于当年亡故。
两部书一经面世就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钱谦益专门撰文予以批驳，潘柽章、李清也认为两书可疑；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则为之作序以示认可，张岱更是视之为信史。清朝的馆臣在修《明史》之际，还为此争讼不休。近代孟森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不管《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的记载是否可靠，建文帝出亡的说法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即便是批驳两书最有力的钱谦益，也是承认建文并未自焚，而是由当时的主录僧溥洽剃度出遁的。
在《建文年谱序》（出《有学集》）里，钱谦益还间接认可了永乐帝曾派人追踪建文的传闻：
以文皇帝（永乐）之神圣，明知孺子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途以安之也；药灯之诅咒，剃染之借手，彼髡之罪，百倍方、黄，以荣国榻前一语言，改参彝而典僧录，其释然于溥洽，昭于中外者，所以慰藉少帝之心，而畀之以终老也。
建文君臣与雁荡山
把雁荡山与流亡中的建文帝联系起来的，主要是《致身录》。《从亡随笔》只提到天台和台州，没有提到雁荡山。据两书，建文帝于永乐二年（1044）正月从云南动身北返，八月初九日到江苏吴江，住在史仲彬家，重九日登天台山，十一月离开台州。《致身录》是年条：
（八月）十三日清晨，彬随师为两浙之行。杭州计游廿三日，天台、雁宕计游三十九日。会马二子、稽山主人、金焦亦来于石梁间，且云：“诸友俱约于此一会。”然终不一见。时天气已寒，师欲返云南，固却诸人而去。
文中的“师”，就是出家后的建文帝。马二子等人，都是协助建文帝逃亡的旧臣，当然，他们都改用了化名。
我们很难考证两书记载的真伪，也没有这个必要。不管怎么样，这里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建文帝可能到过雁荡；第二，雁荡山能藏人，包括流亡的皇帝——或者说，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雁荡山及其周边地区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宜隐”的处所。据两书，建文帝此后又于永乐二十二年末、宣德七年十月两次重游天台，曾否到雁荡山未交代。
雁荡山的“宜隐”还体现在另一条关于建文旧臣的传闻上。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五收录了一位名叫蒋兢的人为他的老师高逊志写的《祭高太常文》：
岁在壬午九月晦，吾师士敏高先生卒。师以国破家亡，遁影东瓯雁荡山中……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来偷息于此，相对若梦寐，泪涔涔下。侍吾师厪（通“仅”）五十日，吾师竟长逝……兢穷途，无以成礼。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诸樵叟，敛而薶（通“埋”）之芙蓉峰北。
“壬午”即建文四年。我们姑且不管高逊志在靖难后是否栖身雁荡以终，也不管这篇文章是否出自蒋兢之手，只要有这么个传说被讲出来、散布出去、流传下来，就证明了雁荡山的“宜隐”还是有着相当的认可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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