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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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调解七进”｜绘制社会和谐稳定的“思维导图”】“最近集中反映几起施工占地纠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原因，堵上这个漏洞，避免类似纠纷再发生……”在寿阳县朝阳镇司法所召开的分析研判会上，该所所长周吉光说道。
“民法典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的有关规定，这一个月我们县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有上升趋势，大家对做好冷静期夫妻的思想工作有什么好的对策，请畅所欲言……”平定县司法局召开的分析研判会上，参会人员讨论着近期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哪类纠纷有上升、某纠纷在上次研判会后有没有明显改善、针对某一纠纷有无相应对策措施，这是全省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的一个个小小缩影。在山西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主持下，各人民调解员建言献策、纷纷讲述着自己的经验做法和独到见解。用一句通俗的话说，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工作，就像“思维导图”一样，明确了工作的重点难点，找到了方法步骤，做到了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个案研判
提升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
随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日趋多样化，已从传统型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这对调解员的调解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展个案研判，为调解员搭建交流平台，一方面理清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互相借鉴“实战”经验，短期快速提升调解能力和水平。阳泉市建立司法所与社区、村人民调解工作例会制度，常态化开展分析研判，推动将人民调解职能进一步融入到网格、责任落实到网格，大幅提升纠纷调解成功率。
2020年11月，阳泉市平定县某村村民张某在浏览网络直播时，与邻村女主播私下建立感情，线上送皇冠、高跟鞋、玫瑰花等礼物支持，线下买礼物、请吃饭表达爱意，先后花费约2万元。之后，两人感情破裂分手。二人的经济纠纷如何依法调处成为对人民调解员法治水平的一个重要考验。当地调委会及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议，邀请法律顾问参与，法治把舵、举旗定向，集思广益、敲定方案，最终以二人确定恋爱关系为时间分割点，将该纠纷划分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民间经济纠纷进行处理，结合伦理道德和双方家庭经济情况，妥善化解了一起新兴行业发展中的矛盾纠纷。
搭建了网格、社区、驻地单位、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共同参与的调解工作体系，汇集多方资源针对个案进行研判……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殿英调解室”创新“网格化沙盘服务管理模式”，为群众调纠纷、解难事、办实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阳泉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矛盾2942件，调处成功率为99.83%。
类型研判
为出台相关规定提供建议
“为及时准确认识和掌握一定范围内矛盾纠纷的特点及规律，在诸多社会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锐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研判结果，针对性开展排查调处，做好人民调解精准培训和资源配置，助力党委政府全方位高质量部署全局工作，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关于加强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工作的规定》里第一条这样规定。同时，以制度化方式固化了报送周期，即司法所每月20日、次月5日前向县司法局和乡镇政府，县司法局次月10日前向市司法局和县委政法委、县政府，市司法局每两月月底前向省司法厅和市委政法委、市政府，省司法厅每季度向司法部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报送分析研判报告。
“调解七进”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寿阳县司法局结合“全科网格”建设试点工作，将专项活动与服务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度融合，推动构建了“党建引领、一网覆盖、四级联动、智能支撑、群众共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并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制度，形成“走出去问、坐下来谈、遇矛盾调，定期分析研判”的多元解纷工作格局。加强分析研判范围，将全县124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上访人员、精神障碍患者、吸毒人员、行为反常治安高危人群全部纳入网格长稳控清单和研判范围，实现了网格“办小事、报大事”，部门“办实事、解难事”，为预防矛盾激化，确保一方平安发挥了积极作用；扩大研判力量，落实定期研判制度，各乡镇司法所、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调解委员会、县调解委员会每双周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议，由各乡镇、城区片长、乡镇干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乡镇人民调解员、乡村“两委”成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网格长等基层治理力量联动参加；加强类型研判，分门别类助力政策措施科学制定，在研判会上对辖区内矛盾纠纷按照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合同、损害赔偿、劳动争议、村务管理、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道路交通、医疗、物业等纠纷类型进行数量统计和环比、同比比较，对照现有政策研判走势特点，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时提交党委政府。同时，乡镇（街道）司法所、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则侧重做好辖区内矛盾纠纷的相关基础数据、疑难复杂案例的分类统计，做好同类型案件的调解过程、依据等的总结，形成成熟模式，提高同类型纠纷的化解能力。寿阳县委、县政府对“调解七进”专项活动及分析研判报告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今年专门安排85万元保障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补贴，为进一步做好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趋势研判
及时把握调解重点方向
大同市所辖4区6县，人口310万。地产与物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起，迎来了地产业与物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期。全市目前地产业企业大约有400多家、物业服务类企业增加到720多家。各类住宅、公寓、写字楼、公建、商业地产与物业在管项目达到600家之多。随着地产业与物业行业的蓬勃发展，业主与物业、业委会与物业、业主与地产、地产与物业、地产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频繁，逐步呈现人多、面广、矛盾纠纷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处理不当或不及时，极易发生群体事件，影响正常社会秩序。为此，大同市经过分析研判依托大同市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协会应势成立“地产与物业专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成立以来，接“市政府12345热线”诉求30多件。今年以来，针对御东新区“阳光郦景”项目涉及的群体上访、业主多人同诉案例，调委会组织专人，先后召开三次调解大会，圆满化调纠纷，维护了当事人利益。
这种趋势性研判，不仅推动了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崛起，也为山西调解学院组织开展精准培训课程提供了依据。今年以来，调解学院围绕婚姻家庭类纠纷占矛盾纠纷总量约50%的现状，在线上培训中开设了婚姻家庭纠纷知识系列讲座，以《继承财产的分配规则》《民法典时代下的婚姻家庭亮点解读》《离婚房产分割》等为题的培训相继举办，有力提升了全省婚姻家庭矛盾解纷工作水平。
与此同时，按照即将在今年10月1日实施的《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关于加强分析研判工作的规定》要求，山西省司法厅在7月23日召开“调解七进”专项活动推进暨矛盾纠纷分析研判电视电话会，提前为全系统“打样儿”做示范，对今年一、二季度全省各类纠纷调解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分别为14066件、14350件，增加284件；物业管理纠纷增加483件；劳动争议纠纷增加26件；消费纠纷增加101件……从数据分析可见，调解“进网格、进物业、进企业、进市场”后，在矛盾纠纷化解上的作用逐步显现。从案件来源上分析，各机关委托案件数远远小于对接案件数，反映出调解“进法院、进公安、进信访”后，大量案件直接通过派驻调解室得到化解。
“上半年，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分别占一、二季度调解纠纷总数的51.8%和48.2%。全省多起‘民转刑’案件系婚姻家庭情感纠纷和人格权纠纷（琐事口角）引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恶性犯罪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疏导和化解是‘民转刑’发生的主要原因。”会上，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曾涛向全省通报研判结论，并根据结论有针对性地对全省调解工作重点方向进行调整部署。
合作研判
促进构建大调解格局
深入推进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是司法行政机关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多元需求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与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合作研判，对推动多元解纷，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平定县委政法委会同县法院、公安、妇联、司法、民政、卫健、财政等单位构建了以“五色办”为龙头，以三级“家事和”邻里婚调组织为抓手，以各责任单位为支点的工作体系。制定了《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试点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制度和对接协商制度，完善了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8大工作机制，成立了联席会议工作指导组，形成了衔接顺畅，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工作新格局。
县乡村三级层层设立“家事和”系列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县级依托婚姻登记处成立了“家事和服务中心”暨县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办公室，发挥信息共享、分流处置、分析研判、排查预警等作用。紧紧围绕“预防为主，防调结合”的工作思路，把排查预警、纠纷调处、德育转化作为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的重点来抓，着力构建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预防新体系。建立起信息员日常进家庭、进楼院、进企业、进街巷等排查制度并及时登记，对发现的矛盾纠纷，逐一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对当事人的情况能随时了解，随时掌握。切实做到工作关口前移，预防化解先行纳入，积极构建多元化解、多维服务格局。据统计，阳泉市实施合作研判以来，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实现了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新时代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以人民调解工作为抓手，以开展“调解七进”专项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分析研判、准确把握形势，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因素、新趋向提出更有针对性、实效性、操作性的工作措施，促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化解，确保矛盾纠纷不扩大、不升级、不恶化。
“民法典增加了离婚冷静期的有关规定，这一个月我们县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有上升趋势，大家对做好冷静期夫妻的思想工作有什么好的对策，请畅所欲言……”平定县司法局召开的分析研判会上，参会人员讨论着近期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哪类纠纷有上升、某纠纷在上次研判会后有没有明显改善、针对某一纠纷有无相应对策措施，这是全省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的一个个小小缩影。在山西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主持下，各人民调解员建言献策、纷纷讲述着自己的经验做法和独到见解。用一句通俗的话说，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工作，就像“思维导图”一样，明确了工作的重点难点，找到了方法步骤，做到了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个案研判
提升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
随着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日趋多样化，已从传统型向拆迁安置、征地补偿、劳资纠纷、环境保护、交通事故、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难点扩展。这对调解员的调解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展个案研判，为调解员搭建交流平台，一方面理清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互相借鉴“实战”经验，短期快速提升调解能力和水平。阳泉市建立司法所与社区、村人民调解工作例会制度，常态化开展分析研判，推动将人民调解职能进一步融入到网格、责任落实到网格，大幅提升纠纷调解成功率。
2020年11月，阳泉市平定县某村村民张某在浏览网络直播时，与邻村女主播私下建立感情，线上送皇冠、高跟鞋、玫瑰花等礼物支持，线下买礼物、请吃饭表达爱意，先后花费约2万元。之后，两人感情破裂分手。二人的经济纠纷如何依法调处成为对人民调解员法治水平的一个重要考验。当地调委会及时召开分析研判会议，邀请法律顾问参与，法治把舵、举旗定向，集思广益、敲定方案，最终以二人确定恋爱关系为时间分割点，将该纠纷划分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和民间经济纠纷进行处理，结合伦理道德和双方家庭经济情况，妥善化解了一起新兴行业发展中的矛盾纠纷。
搭建了网格、社区、驻地单位、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共同参与的调解工作体系，汇集多方资源针对个案进行研判……阳泉市政府大院社区“殿英调解室”创新“网格化沙盘服务管理模式”，为群众调纠纷、解难事、办实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认可。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阳泉市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各类矛盾2942件，调处成功率为99.83%。
类型研判
为出台相关规定提供建议
“为及时准确认识和掌握一定范围内矛盾纠纷的特点及规律，在诸多社会矛盾和矛盾全局中敏锐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研判结果，针对性开展排查调处，做好人民调解精准培训和资源配置，助力党委政府全方位高质量部署全局工作，促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在《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关于加强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工作的规定》里第一条这样规定。同时，以制度化方式固化了报送周期，即司法所每月20日、次月5日前向县司法局和乡镇政府，县司法局次月10日前向市司法局和县委政法委、县政府，市司法局每两月月底前向省司法厅和市委政法委、市政府，省司法厅每季度向司法部和省委政法委、省政府报送分析研判报告。
“调解七进”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寿阳县司法局结合“全科网格”建设试点工作，将专项活动与服务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的重要内容深度融合，推动构建了“党建引领、一网覆盖、四级联动、智能支撑、群众共建”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并建立健全了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制度，形成“走出去问、坐下来谈、遇矛盾调，定期分析研判”的多元解纷工作格局。加强分析研判范围，将全县1240余名社区矫正对象、上访人员、精神障碍患者、吸毒人员、行为反常治安高危人群全部纳入网格长稳控清单和研判范围，实现了网格“办小事、报大事”，部门“办实事、解难事”，为预防矛盾激化，确保一方平安发挥了积极作用；扩大研判力量，落实定期研判制度，各乡镇司法所、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调解委员会、县调解委员会每双周召开矛盾纠纷分析研判会议，由各乡镇、城区片长、乡镇干部、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乡镇人民调解员、乡村“两委”成员、社区居委会成员、网格长等基层治理力量联动参加；加强类型研判，分门别类助力政策措施科学制定，在研判会上对辖区内矛盾纠纷按照婚姻家庭、邻里、房屋宅基地、合同、损害赔偿、劳动争议、村务管理、山林土地、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道路交通、医疗、物业等纠纷类型进行数量统计和环比、同比比较，对照现有政策研判走势特点，提出合理化建议及时提交党委政府。同时，乡镇（街道）司法所、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则侧重做好辖区内矛盾纠纷的相关基础数据、疑难复杂案例的分类统计，做好同类型案件的调解过程、依据等的总结，形成成熟模式，提高同类型纠纷的化解能力。寿阳县委、县政府对“调解七进”专项活动及分析研判报告在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今年专门安排85万元保障经费用于人民调解工作补贴，为进一步做好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趋势研判
及时把握调解重点方向
大同市所辖4区6县，人口310万。地产与物业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2000年起，迎来了地产业与物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期。全市目前地产业企业大约有400多家、物业服务类企业增加到720多家。各类住宅、公寓、写字楼、公建、商业地产与物业在管项目达到600家之多。随着地产业与物业行业的蓬勃发展，业主与物业、业委会与物业、业主与地产、地产与物业、地产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频繁，逐步呈现人多、面广、矛盾纠纷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处理不当或不及时，极易发生群体事件，影响正常社会秩序。为此，大同市经过分析研判依托大同市房地产和物业管理协会应势成立“地产与物业专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成立以来，接“市政府12345热线”诉求30多件。今年以来，针对御东新区“阳光郦景”项目涉及的群体上访、业主多人同诉案例，调委会组织专人，先后召开三次调解大会，圆满化调纠纷，维护了当事人利益。
这种趋势性研判，不仅推动了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崛起，也为山西调解学院组织开展精准培训课程提供了依据。今年以来，调解学院围绕婚姻家庭类纠纷占矛盾纠纷总量约50%的现状，在线上培训中开设了婚姻家庭纠纷知识系列讲座，以《继承财产的分配规则》《民法典时代下的婚姻家庭亮点解读》《离婚房产分割》等为题的培训相继举办，有力提升了全省婚姻家庭矛盾解纷工作水平。
与此同时，按照即将在今年10月1日实施的《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关于加强分析研判工作的规定》要求，山西省司法厅在7月23日召开“调解七进”专项活动推进暨矛盾纠纷分析研判电视电话会，提前为全系统“打样儿”做示范，对今年一、二季度全省各类纠纷调解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分别为14066件、14350件，增加284件；物业管理纠纷增加483件；劳动争议纠纷增加26件；消费纠纷增加101件……从数据分析可见，调解“进网格、进物业、进企业、进市场”后，在矛盾纠纷化解上的作用逐步显现。从案件来源上分析，各机关委托案件数远远小于对接案件数，反映出调解“进法院、进公安、进信访”后，大量案件直接通过派驻调解室得到化解。
“上半年，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分别占一、二季度调解纠纷总数的51.8%和48.2%。全省多起‘民转刑’案件系婚姻家庭情感纠纷和人格权纠纷（琐事口角）引起。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引发的恶性犯罪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长期得不到有效疏导和化解是‘民转刑’发生的主要原因。”会上，省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曾涛向全省通报研判结论，并根据结论有针对性地对全省调解工作重点方向进行调整部署。
合作研判
促进构建大调解格局
深入推进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是司法行政机关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多元需求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与法院、公安、信访等部门合作研判，对推动多元解纷，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平定县委政法委会同县法院、公安、妇联、司法、民政、卫健、财政等单位构建了以“五色办”为龙头，以三级“家事和”邻里婚调组织为抓手，以各责任单位为支点的工作体系。制定了《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试点实施方案》，建立健全了联席会议制度和对接协商制度，完善了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8大工作机制，成立了联席会议工作指导组，形成了衔接顺畅，协调联动、高效便捷的工作新格局。
县乡村三级层层设立“家事和”系列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室，县级依托婚姻登记处成立了“家事和服务中心”暨县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办公室，发挥信息共享、分流处置、分析研判、排查预警等作用。紧紧围绕“预防为主，防调结合”的工作思路，把排查预警、纠纷调处、德育转化作为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级预警处置工作的重点来抓，着力构建邻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预防新体系。建立起信息员日常进家庭、进楼院、进企业、进街巷等排查制度并及时登记，对发现的矛盾纠纷，逐一填写信息登记表，确保对当事人的情况能随时了解，随时掌握。切实做到工作关口前移，预防化解先行纳入，积极构建多元化解、多维服务格局。据统计，阳泉市实施合作研判以来，婚姻家庭类矛盾纠纷实现了及时就地化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新时代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山西省司法行政系统以人民调解工作为抓手，以开展“调解七进”专项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分析研判、准确把握形势，对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因素、新趋向提出更有针对性、实效性、操作性的工作措施，促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切实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化解，确保矛盾纠纷不扩大、不升级、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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