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连续11小时的工作结束，踏上归途。高铁车窗外的夕阳西照，淡黄色的阳关透过玻璃上，有踏实温暖的感觉。
看了60多本卷宗，费了很多口舌，观点的碰撞也是可喜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一直都是一种声音，再有趣味的案件也会索然无味。允许多元化观点的存在与其说宽容，不如引用一句台词“消除偏见和误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大声的谈论它”。经过数小时的大声谈论，理念上的冲突虽互不消融，有一点值得肯定，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才能被不断的涵养与传播。
光线越来越暗了，皖南的稻田正值插秧，水汪汪的田野里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我的眼睛里蔓延着绿色，有几只白鹅在田野里驻足，农舍里袅袅炊烟，简单，自然，乡村的暮色与我心境相契。
此时的皖北正值麦收，看到朋友发来金灿灿的麦田图片，风中的麦浪美的让人想流泪，它让我相信耕耘的喜悦，命运的宽厚与美好。
—-归途 2021 5 28
看了60多本卷宗，费了很多口舌，观点的碰撞也是可喜的，如果我们听到的一直都是一种声音，再有趣味的案件也会索然无味。允许多元化观点的存在与其说宽容，不如引用一句台词“消除偏见和误会的最好的方法是大声的谈论它”。经过数小时的大声谈论，理念上的冲突虽互不消融，有一点值得肯定，承载着正向价值的流量，才能被不断的涵养与传播。
光线越来越暗了，皖南的稻田正值插秧，水汪汪的田野里碧绿碧绿的，生机盎然。我的眼睛里蔓延着绿色，有几只白鹅在田野里驻足，农舍里袅袅炊烟，简单，自然，乡村的暮色与我心境相契。
此时的皖北正值麦收，看到朋友发来金灿灿的麦田图片，风中的麦浪美的让人想流泪，它让我相信耕耘的喜悦，命运的宽厚与美好。
—-归途 2021 5 28
#辽宁好网民抗疫在行动#
安徽辽宁疫情暴露防控同类问题：
诊所哨点失灵 疫苗接种率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隔近一个月，国内多点零星病例再现。5月17日0时至19时，辽宁省新增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沈阳市2例，营口市2例(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5月13日至17日24时，安徽省共报告确诊病例7例，其中合肥市2例、六安市5例，共报告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在六安市)，目前尚处于医学观察中。
从安徽与辽宁的通报可以看出，两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基层诊所哨点“失灵”，当地疫苗接种率较低。
基层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接诊了有疑似症状的病人，却没有及时上报，首诊责任不落实
连日来，安徽、辽宁出现多例本土病例。因首诊责任不落实、监管履职不力，营口和六安多人被问责。
5月16日，安徽六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关于对裕安区医疗机构及执业医师严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情况的通报》，多家医疗机构、医生及卫健委负责人被处理。裕安区西市街道响铃庵社区卫生服务站立即停业，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涉事有关人员暂停执业活动1年；执业医师欧某某在其妻开设的“儿童玩具”门市内，私自接诊首例确诊发热病人，涉嫌非法行医，移交司法机关；六安世立医院被行政执法机关责令立即停业整顿，涉事有关人员暂停执业活动1年。对医院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责令医院分别予以处分、撤职、解聘等处理。对医院法人代表依法调查处理。裕安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停职接受调查，区委、区政府被要求作出深刻检查。
辽宁公布的确诊病例流调信息显示，5月13日在合肥确诊的患者吕某，在5月3日20点来到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区的李波诊所，自述嗓子疼，无发热，当天开始输液，此后几天一共输液4次。这期间诊所多次给吕某输液，但是并未采取任何上报动作。5月9日晚，吕某乘坐火车到北京中转停留了数小时后，又乘火车抵达合肥，直到5月13日作为首个发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才被确诊新冠。
营口公布的流调信息显示，吕某看病输液的诊所大夫也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5月16日，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冠肺炎疫情问责情况的通报，对营口市政府副市长金莉等多人进行问责，其中，鲅鱼圈区政府副区长李红阳受政务记过处分并被免职。此外，李波诊所也被予以关停，吊销李波执业证书。
安徽、辽宁两地的通报，透露出一个相似的细节：基层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接诊了有疑似症状的病人，却没有及时上报，未能尽早发现病例。
虽然本次疫情的源头尚在排查中，但目前看来，一些基层医院和诊所是造成疫情扩散的关键节点。两地的问责，也都不约而同提到首诊责任不落实、上级监管履职不力等问题。
基层医疗机构“失守”，没有发挥出哨点作用
“在本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只要有发烧或咳嗽等症状，医务人员一定要想到新冠可能，对病人给予特殊的关注，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防止疫情在更大范围扩散。”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基层医疗机构第一次“失守”。年初河北暴发的疫情中，“自行服药”和“基层诊所”成为流调的高频词。通报显示，多位病例曾在村诊所输液多日而未得到上报，甚至一些村卫生室和诊所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今年1月，北京还出现了确诊病例到“黑诊所”输液的问题。一名顺义区的确诊病例在出现咽干、咽疼、头疼症状后，连续三天到“黑诊所”输液治疗，为该病例输液的人员竟然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在接诊咳嗽、发热等患者时，擅自诊断开药，且不按要求报告发热就诊患者情况。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基层医务人员关于传染病防控的培训相对较少，造成部分人员防控意识和责任感不强，没有发挥哨点作用。此外，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预检分诊、发热哨点均为疫情防控临时铺设，在设置规范、空间布局、流程指引、工作职责等方面尚存在不完善之处。”一名基层医生告诉记者。
除基层医生防控意识不强、基层医疗机构防控条件薄弱外，基层感冒咳嗽患者多、患者配合程度较低等因素也客观存在。尤其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时，公众防疫意识趋向懈怠，隐患就更加明显。这名基层医生表示，“本地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新冠病例，大家难免放松警惕，有时患者体温刚刚超过37.3℃，既没有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症状，也没有相关流行病学史，患者便觉得医生是小题大做，对分诊工作不太配合。”
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网底作用，地位至关重要。疫情之初，国家卫健委就发文，要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严格执行相关工作规范。去年6月，国家卫健委再发通知，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所、门诊部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患者进行登记，在1小时内上报到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引导发热原因不明的患者到发热门诊进一步检查治疗。通知要求，发热门诊的所有医务人员均应当熟练掌握并落实新冠肺炎防控和诊疗方案，加强个人防护，规范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样本采集、运送、保存和检测。对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医务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迅速报告和隔离，及时转入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不得擅自允许患者自行转院或离院。
“结合这次疫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对发热病人的管理。”吴尊友说。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出现的防控漏洞，多地已相继作出部署。河北提出，禁止村卫生室和基层的个体诊所接诊发热患者。黑龙江要求发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药店等哨点作用，基层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做到登记、流调、隔离、转诊、交接和信息推送闭环管理，实行“村报告、乡采样、县检测”。
5月16日，鲅鱼圈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临时关闭全区所有个体诊所。根据此前营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信息，该市将进一步加大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筛查力度，关口前移，采取最严格措施，强化发热患者的管控。同时，加强院感防控和基层医疗机构、小诊所以及零售药店的管理，确保不出纰漏。
“要对基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机构进行培训，规范诊疗行为。此外，还要告诉老百姓要及时就医。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就发文，要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建设发热门诊和发热哨点，也要向老百姓进行标识，要发挥预警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说。
安徽、辽宁疫苗接种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地新增确诊病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统计数据显示，安徽、辽宁疫苗接种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董明培此前介绍，5月14日安徽省接种人群覆盖范围达到每百人14.51剂次，同期全国每百人接种剂次为26。辽宁省卫健委11日透露数字显示，辽宁省每百人16.7剂次的接种比例也低于23.6的全国同期整体水平。
新冠疫苗的接种进度各省快慢不一。截至5月16日12时，位居全国首位的北京每百人接种剂次已达127.6，共接种2793.58万剂，完成全程接种1255.52万人。其中，18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达79.07%，老年人第一剂疫苗接种率为52.77%。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安徽、辽宁两地疾控部门均表示，截至5月16日12时，新增的确诊病例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这里面有专业技术力量的问题，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宣传、动员的问题。”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认为。
“直到所有国家安全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5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第20届亚洲科学理事会大会上晒出了自己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他表示，接种疫苗是实现真正群体免疫的方法，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在23%左右，这远远不够，要争取尽快达到70%至80%的接种率。
正在改观的是，包括安徽、辽宁在内的多地群众疫苗接种意愿上升。全国接种量从3亿到4亿，只用了9天时间。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董桂华透露，本月12日以来，该市每天的接种量都在10万剂次以上。合肥5月14日接种超过36万剂次，多地疫苗接种点出现排长队情况。
5月14日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1372万剂，创下3月14日中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度以来的单日纪录。截至5月16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0693.8万剂次。
用全民接种的确定性来应对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近日表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大，必须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强化“人物同防”、做好闭环管理，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早在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就曾提出，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由于我国采取了有力得当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总体平稳，部分群众误认为“感染风险比较低，暂时不需要接种疫苗来增加保护力”。
5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表示，“全球的疫苗接种速度很慢，很不平衡。”病毒的变异发生速度虽然没有流感病毒快，也没有完全逃逸疫苗的作用，但是由于疫苗接种速度不够快，最终病毒变异逃逸株的可能性在增大。
“衡量一款疫苗的好坏，一是安全性，二是有效性。”姜庆五解释，只要超过1000万人接种无重大的异常反应，安全性就无需担心，因为临床试验一般也很难超过这个规模。至于有效性，世卫组织认为超过50%有效性的疫苗就具有应用价值，因此，国内的疫苗安全有效，大家应该尽可能接种。
他进一步解释，“在同等暴露条件下，打疫苗的人比不打疫苗的人感染概率至少减少一半，对个人、对家庭都是有益的。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国家，近期疫情进程有所放缓，这就是疫苗起了作用。”
“如果不打疫苗，每个人都是易感者，打了疫苗后，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免疫者，就有利于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控制。”姜庆五强调，我们决不能形成免疫学上的疫苗“洼地”。
就过往经验看，五、六月份至十一、十二月，疫情传播“相对较为平淡”，姜庆五建议，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积极推广疫苗接种，“如果我们在年底完成10亿剂次接种，那么我们至少能有5亿到6亿的人完成全程接种，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免疫屏障，但人群中也具备相当的免疫比例。即使疫情防控万一出现疏漏，病毒的传播也不会轻易实现。”
姜庆五还建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让接种人群向老年人、18岁以下人群等延展。一方面，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延长，对于那些没有免疫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应考虑到他们的接种问题，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放开接种。
病毒仍未远去，各地还需加快疫苗接种步伐，用全民接种的确定性来应对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 https://t.cn/Ryhi68O
安徽辽宁疫情暴露防控同类问题：
诊所哨点失灵 疫苗接种率低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隔近一个月，国内多点零星病例再现。5月17日0时至19时，辽宁省新增4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沈阳市2例，营口市2例(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5月13日至17日24时，安徽省共报告确诊病例7例，其中合肥市2例、六安市5例，共报告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在六安市)，目前尚处于医学观察中。
从安徽与辽宁的通报可以看出，两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相似的问题：基层诊所哨点“失灵”，当地疫苗接种率较低。
基层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接诊了有疑似症状的病人，却没有及时上报，首诊责任不落实
连日来，安徽、辽宁出现多例本土病例。因首诊责任不落实、监管履职不力，营口和六安多人被问责。
5月16日，安徽六安市卫健委官网发布《关于对裕安区医疗机构及执业医师严重违反疫情防控规定情况的通报》，多家医疗机构、医生及卫健委负责人被处理。裕安区西市街道响铃庵社区卫生服务站立即停业，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涉事有关人员暂停执业活动1年；执业医师欧某某在其妻开设的“儿童玩具”门市内，私自接诊首例确诊发热病人，涉嫌非法行医，移交司法机关；六安世立医院被行政执法机关责令立即停业整顿，涉事有关人员暂停执业活动1年。对医院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责令医院分别予以处分、撤职、解聘等处理。对医院法人代表依法调查处理。裕安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停职接受调查，区委、区政府被要求作出深刻检查。
辽宁公布的确诊病例流调信息显示，5月13日在合肥确诊的患者吕某，在5月3日20点来到位于营口市鲅鱼圈区的李波诊所，自述嗓子疼，无发热，当天开始输液，此后几天一共输液4次。这期间诊所多次给吕某输液，但是并未采取任何上报动作。5月9日晚，吕某乘坐火车到北京中转停留了数小时后，又乘火车抵达合肥，直到5月13日作为首个发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测才被确诊新冠。
营口公布的流调信息显示，吕某看病输液的诊所大夫也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5月16日，辽宁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营口市鲅鱼圈区新冠肺炎疫情问责情况的通报，对营口市政府副市长金莉等多人进行问责，其中，鲅鱼圈区政府副区长李红阳受政务记过处分并被免职。此外，李波诊所也被予以关停，吊销李波执业证书。
安徽、辽宁两地的通报，透露出一个相似的细节：基层诊所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接诊了有疑似症状的病人，却没有及时上报，未能尽早发现病例。
虽然本次疫情的源头尚在排查中，但目前看来，一些基层医院和诊所是造成疫情扩散的关键节点。两地的问责，也都不约而同提到首诊责任不落实、上级监管履职不力等问题。
基层医疗机构“失守”，没有发挥出哨点作用
“在本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只要有发烧或咳嗽等症状，医务人员一定要想到新冠可能，对病人给予特殊的关注，只有这样，才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疫情，防止疫情在更大范围扩散。”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基层医疗机构第一次“失守”。年初河北暴发的疫情中，“自行服药”和“基层诊所”成为流调的高频词。通报显示，多位病例曾在村诊所输液多日而未得到上报，甚至一些村卫生室和诊所的医护人员也被感染。今年1月，北京还出现了确诊病例到“黑诊所”输液的问题。一名顺义区的确诊病例在出现咽干、咽疼、头疼症状后，连续三天到“黑诊所”输液治疗，为该病例输液的人员竟然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在接诊咳嗽、发热等患者时，擅自诊断开药，且不按要求报告发热就诊患者情况。
“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基层医务人员关于传染病防控的培训相对较少，造成部分人员防控意识和责任感不强，没有发挥哨点作用。此外，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预检分诊、发热哨点均为疫情防控临时铺设，在设置规范、空间布局、流程指引、工作职责等方面尚存在不完善之处。”一名基层医生告诉记者。
除基层医生防控意识不强、基层医疗机构防控条件薄弱外，基层感冒咳嗽患者多、患者配合程度较低等因素也客观存在。尤其在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时，公众防疫意识趋向懈怠，隐患就更加明显。这名基层医生表示，“本地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新冠病例，大家难免放松警惕，有时患者体温刚刚超过37.3℃，既没有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症状，也没有相关流行病学史，患者便觉得医生是小题大做，对分诊工作不太配合。”
基层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着网底作用，地位至关重要。疫情之初，国家卫健委就发文，要求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疫情防控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严格执行相关工作规范。去年6月，国家卫健委再发通知，要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诊所、门诊部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发热患者进行登记，在1小时内上报到所在地卫生健康部门，引导发热原因不明的患者到发热门诊进一步检查治疗。通知要求，发热门诊的所有医务人员均应当熟练掌握并落实新冠肺炎防控和诊疗方案，加强个人防护，规范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样本采集、运送、保存和检测。对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患者，医务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迅速报告和隔离，及时转入定点医院进一步诊断治疗，不得擅自允许患者自行转院或离院。
“结合这次疫情，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培训和对发热病人的管理。”吴尊友说。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出现的防控漏洞，多地已相继作出部署。河北提出，禁止村卫生室和基层的个体诊所接诊发热患者。黑龙江要求发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药店等哨点作用，基层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做到登记、流调、隔离、转诊、交接和信息推送闭环管理，实行“村报告、乡采样、县检测”。
5月16日，鲅鱼圈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发布通告，临时关闭全区所有个体诊所。根据此前营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信息，该市将进一步加大预检分诊和发热门诊的筛查力度，关口前移，采取最严格措施，强化发热患者的管控。同时，加强院感防控和基层医疗机构、小诊所以及零售药店的管理，确保不出纰漏。
“要对基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个体诊所等机构进行培训，规范诊疗行为。此外，还要告诉老百姓要及时就医。国家卫健委在去年就发文，要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建设发热门诊和发热哨点，也要向老百姓进行标识，要发挥预警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说。
安徽、辽宁疫苗接种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两地新增确诊病例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统计数据显示，安徽、辽宁疫苗接种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董明培此前介绍，5月14日安徽省接种人群覆盖范围达到每百人14.51剂次，同期全国每百人接种剂次为26。辽宁省卫健委11日透露数字显示，辽宁省每百人16.7剂次的接种比例也低于23.6的全国同期整体水平。
新冠疫苗的接种进度各省快慢不一。截至5月16日12时，位居全国首位的北京每百人接种剂次已达127.6，共接种2793.58万剂，完成全程接种1255.52万人。其中，18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接种率达79.07%，老年人第一剂疫苗接种率为52.77%。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安徽、辽宁两地疾控部门均表示，截至5月16日12时，新增的确诊病例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这里面有专业技术力量的问题，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宣传、动员的问题。”流行病学专家、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姜庆五认为。
“直到所有国家安全之前，没有一个国家是安全的。”5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第20届亚洲科学理事会大会上晒出了自己接种新冠疫苗的照片。他表示，接种疫苗是实现真正群体免疫的方法，目前中国新冠疫苗接种率在23%左右，这远远不够，要争取尽快达到70%至80%的接种率。
正在改观的是，包括安徽、辽宁在内的多地群众疫苗接种意愿上升。全国接种量从3亿到4亿，只用了9天时间。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董桂华透露，本月12日以来，该市每天的接种量都在10万剂次以上。合肥5月14日接种超过36万剂次，多地疫苗接种点出现排长队情况。
5月14日全国接种新冠疫苗超1372万剂，创下3月14日中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度以来的单日纪录。截至5月16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40693.8万剂次。
用全民接种的确定性来应对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近日表示，我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持续增大，必须时刻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严格做好个人防护，强化“人物同防”、做好闭环管理，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早在今年3月，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就曾提出，影响疫苗接种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由于我国采取了有力得当的疫情防控措施，疫情总体平稳，部分群众误认为“感染风险比较低，暂时不需要接种疫苗来增加保护力”。
5月16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医生表示，“全球的疫苗接种速度很慢，很不平衡。”病毒的变异发生速度虽然没有流感病毒快，也没有完全逃逸疫苗的作用，但是由于疫苗接种速度不够快，最终病毒变异逃逸株的可能性在增大。
“衡量一款疫苗的好坏，一是安全性，二是有效性。”姜庆五解释，只要超过1000万人接种无重大的异常反应，安全性就无需担心，因为临床试验一般也很难超过这个规模。至于有效性，世卫组织认为超过50%有效性的疫苗就具有应用价值，因此，国内的疫苗安全有效，大家应该尽可能接种。
他进一步解释，“在同等暴露条件下，打疫苗的人比不打疫苗的人感染概率至少减少一半，对个人、对家庭都是有益的。包括英美在内的发达国家，近期疫情进程有所放缓，这就是疫苗起了作用。”
“如果不打疫苗，每个人都是易感者，打了疫苗后，至少有一部分人是免疫者，就有利于我们对新冠肺炎的控制。”姜庆五强调，我们决不能形成免疫学上的疫苗“洼地”。
就过往经验看，五、六月份至十一、十二月，疫情传播“相对较为平淡”，姜庆五建议，要抓住这个时间窗口，积极推广疫苗接种，“如果我们在年底完成10亿剂次接种，那么我们至少能有5亿到6亿的人完成全程接种，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免疫屏障，但人群中也具备相当的免疫比例。即使疫情防控万一出现疏漏，病毒的传播也不会轻易实现。”
姜庆五还建议，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让接种人群向老年人、18岁以下人群等延展。一方面，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延长，对于那些没有免疫系统疾病的老年人，应考虑到他们的接种问题，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高中生甚至初中生，也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放开接种。
病毒仍未远去，各地还需加快疫苗接种步伐，用全民接种的确定性来应对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 https://t.cn/Ryhi68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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