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辽阔明净的天空，群群鸿雁乘万里长风而去，面对此景，怎不开怀畅饮醉卧高楼。
先生的文章刚健遒劲颇具建安风骨，我的文章清新俊秀可与谢朓媲美。
我们都怀有凌云壮志，准备登上青空手揽明月。
抽出利刀断绝水流，哪知水流更加湍急。举起酒杯借酒消愁，谁知却引发更多的忧愁。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明天我们就抛弃一切束缚，披头散发，无拘无束驾一叶扁舟，去尽兴漫游。
注释：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
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译文：
弃我而去的昨天，早已不可挽留。
乱我心绪的今天，使人无限烦忧。
辽阔明净的天空，群群鸿雁乘万里长风而去，面对此景，怎不开怀畅饮醉卧高楼。
先生的文章刚健遒劲颇具建安风骨，我的文章清新俊秀可与谢朓媲美。
我们都怀有凌云壮志，准备登上青空手揽明月。
抽出利刀断绝水流，哪知水流更加湍急。举起酒杯借酒消愁，谁知却引发更多的忧愁。
人生在世不能称心如意，不如明天我们就抛弃一切束缚，披头散发，无拘无束驾一叶扁舟，去尽兴漫游。
注释：
宣州：今安徽宣城一带。
谢朓（tiǎo）楼：又名北楼、谢公楼，在陵阳山上，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并改名为叠嶂楼。
饯别：以酒食送行。
校（jiào）书：官名，即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朝廷的图书整理工作。
叔云：李云，又名李华（此诗《文苑英华》题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是当时著名的古文家，任秘书省校书郎，专门负责校对图书。李白称他为叔，但并非族亲关系。
长风：远风，大风。
此：指上句的长风秋雁的景色。
酣（hān）高楼：畅饮于高楼。
蓬莱：此指东汉时藏书之东观。《后汉书》卷二三《窦融列传》附窦章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李贤注：“言东观经籍多也。蓬莱，海中神山，为仙府，幽经秘籍并皆在也。”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汉末建安（汉献帝年号，196—220）年间，“三曹”和“七子”等作家所作之诗风骨遒上，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
小谢：指谢朓，字玄晖，南朝齐诗人。后人将他和谢灵运称为大谢、小谢。这里用以自喻。
清发（fā）：指清新秀发的诗风。发：秀发，诗文俊逸。
俱怀：两人都怀有。
逸兴（xìng）：飘逸豪放的兴致，多指山水游兴，超远的意兴。王勃《滕王阁序》：“遥襟甫畅，逸兴遄飞”。李白《送贺宾客归越》：“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壮思飞：卢思道《卢记室诔》：“丽词泉涌，壮思云飞。”
壮思：雄心壮志，豪壮的意思。
揽：摘取。
销：另一版本为“消”。。
称（chèn）意：称心如意。
明朝（zhāo）：明天。
散发（fà）：不束冠，意谓不做官。这里是形容狂放不羁。古人束发戴冠，散发表示闲适自在。
弄扁（piān）舟：乘小舟归隐江湖。扁舟：小舟，小船。春秋末年，范蠡辞别越王勾践，“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
创作背景：
这首诗大约是作于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此年秋天李白来到宣州，客居宣州不久，他的一位故人李云行至此，很快又要离开，李白陪他登谢朓楼，设宴送行。宣州谢朓楼是南齐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建。李白曾多次登临，并写过一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
赏析：
本诗是作者在宣州谢朓楼上的饯别之作。诗人感怀万千，既满怀豪情逸兴，又时时掩抑不住郁闷和不平，感情回复跌宕，一波三折。语言明朗，似脱口而出，音调激越高昂。
此诗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像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读者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涨落，韵味深长，一波三折，章法腾挪跌宕，起落无端，断续无迹，语言明朗朴素，音调激越高昂，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
#药王孙真人《福寿论》#：遵道守分，方能福集寿臻！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腾讯道学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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