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全球五大洲青年新锐投身数字农业：联合国粮农组织、浙大携手拼多多启动“全球农创客大赛”
12月6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浙江大学联合主办，拼多多支持的“2020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结果正式揭晓。
据了解，此次大赛吸引全球超过150个青年数字农业科创团队报名，其中有12支新锐队伍进入决赛。评审团则由六位全球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组成，并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担任评审团主席。这同时也是行业内，后疫情时代全球最大线上数字农业科创峰会。
▲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间，决赛答辩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举行，12支队伍面向全球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团讲述成团背景及技术方案。（摄影：朱标）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利比里亚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无土栽培和水产养殖的新型混合型创业项目”获得一等奖，来自中国的“数字化养蜂项目”和“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项目”获二等奖，来自西班牙、玻利维亚和乌干达的三支创业团队的数字化垂直种植项目、果蔬专供项目、食品电商项目获得三等奖。
本次大赛旨在发现、加速和推广以青年为主导的创新商业模式、数字解决方案，释放粮食及农业领域创新潜力，以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对农产品上行带来的问题。这也是继“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之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拼多多启动的又一支持数字农业青年科创的活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女士表示，目前中国的数字农业应用于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乐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应尽己所能去推动国际一流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在全球落地应用，让更多小农户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农业科技变革。”
12 支国际青年队伍参赛，探索全球数字农业创新
青年人参与的新农业，会有哪些不一样？
此次进入“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的12支青年队伍中，有5支队伍来自中国，7支队伍则来自尼日利亚、美国、玻利维亚、西班牙、孟加拉国、利比里亚/美国（合作）、乌干达等国家，共覆盖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等5个大洲。
年轻人们也带来了充满独特创意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法——在中国陕西、湖南等地，有团队部署了智能蜂箱，用手机追踪蜜蜂轨迹；来自西班牙的团队，则利用远程数字遥控系统，在集装箱内种植草莓；美国的青年人研发出了智慧集装箱，为非洲提供水产养殖的数字化服务。
来自西班牙的初创企业Vertical Green，目标是为开箱即用的方式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并以此方式针对未来几年将对食品生产和食品物流构成挑战的多重问题。
Vertical Green创始人Carlos Repiso介绍说，他们正在为西班牙主要的草莓产区提供基于模块化和可扩展性的新农业解决方案。“比如在草莓园区进行垂直种植，通过远程数字系统进行遥控，也可在集装箱内种植，解决了农产品丰收时期大量农产品集中运输的问题。”
评审现场，来自中国的参赛项目“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引起评委关注。
该项目团队由企业家、材料博士、教授、化学家等组成。团队创始人罗伯特介绍说，他们拥有世界上第一项将变质、过期牛奶重新设计成塑料替代包装材料的技术。生产的薄膜比其他生物基材料便宜，同时提供与石油基塑料薄膜相似的质量，“我们的成本比PVC材料便宜，可以广泛应用于时尚、医疗和包装行业”。
浙江大学食物经济与农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卫龙宝介绍说，在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间，参赛队伍以远程视频形式参与答辩，提交了数字农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并由评审团从创意、社会性、市场价值、可行性等多角度进行公正审定。
最终，来自利比里亚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无土栽培和水产养殖的新型混合型创业项目”获得一等奖，来自中国的“数字化养蜂项目”和“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项目”获二等奖，来自西班牙、玻利维亚和乌干达的三支创业团队的数字化垂直种植项目、果蔬专供项目、食品电商项目获得三等奖。
▲天府蜂谷团队的“数字化养蜂项目”获大赛二等奖，其在陕西、湖南等地，探索以蜂业智能蜂箱为突破口，实现蜂业蜂蜜单品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图片来源：天府蜂谷）
“我们很荣幸能够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一起，助力更多青年人投入数字农业前沿，推动农产品的智慧生产和流通，这也是拼多多的社会责任所在。”拼多多副总裁韩东原表示，此次比赛将结合三方优势，共同寻找并培养支持国内外优秀的农业创业者。
“后疫情”下的“新农业”，粮农组织、浙江大学和拼多多再牵手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以及社会都产生严重的影响。有数据显示，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达到96亿，全球粮食产量须相应增长60%。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而农产品的物流运输和销售渠道却严重受挫。
为此，FAO、浙江大学联合新电商平台拼多多举办此次全球农创客大赛，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最大线上数字农业科创峰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女士认为，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流通效率，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业领域，是全社会都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大赛的意义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农业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决定了需要多方共同推动。就在此前，FAO、浙江大学、拼多多已在基础科研领域，进行过多次紧密协作。
▲在“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比赛基地中，来自全球的青年科学家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策略实现自动化种植草莓。（摄影：木公）
今年5月，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技术指导下，中国农业大学与拼多多举办第一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邀约全球顶尖选手，参与高原草莓AI种植挑战赛，探索一批有价值的“人机协同”草莓种植方案，并有望输出到国内更多草莓产区。
就在今年1月疫情刚刚暴发之际，浙江大学便联合拼多多设立“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基金”，由拼多多捐赠1亿元人民币。该基金资助科研项目104项，涵盖人工智能、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五大主攻方向。
“与公共卫生一样，数字农业也是一门基础科学，需要持之以恒的硬投入。”浙江大学食物经济与农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卫龙宝表示，FAO、浙江大学、拼多多共同推动此次大赛，也进一步探索了农业领域“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应用，通过鼓励青年新锐的科技创新，共同帮助全球农民完善农业全产业链。
目前，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仍致力于帮助农民“卖得好”、让消费者“买得好”。就在2019年，拼多多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成交额超过了1364亿元，预计202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2500亿元。
韩东原介绍说，拼多多对农产品全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的合作保持高度关注。对于此次“全球农创客大赛”的获胜队伍，拼多多还将与其进一步沟通，探索将前沿技术应用带到中国农业产区的田间地头，为更多小农经营生产主体提供高性价比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
12月6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浙江大学联合主办，拼多多支持的“2020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结果正式揭晓。
据了解，此次大赛吸引全球超过150个青年数字农业科创团队报名，其中有12支新锐队伍进入决赛。评审团则由六位全球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组成，并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担任评审团主席。这同时也是行业内，后疫情时代全球最大线上数字农业科创峰会。
▲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间，决赛答辩以远程视频会议形式举行，12支队伍面向全球科学家组成的评审团讲述成团背景及技术方案。（摄影：朱标）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利比里亚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无土栽培和水产养殖的新型混合型创业项目”获得一等奖，来自中国的“数字化养蜂项目”和“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项目”获二等奖，来自西班牙、玻利维亚和乌干达的三支创业团队的数字化垂直种植项目、果蔬专供项目、食品电商项目获得三等奖。
本次大赛旨在发现、加速和推广以青年为主导的创新商业模式、数字解决方案，释放粮食及农业领域创新潜力，以解决新冠疫情暴发对农产品上行带来的问题。这也是继“多多农研科技大赛”之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拼多多启动的又一支持数字农业青年科创的活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女士表示，目前中国的数字农业应用于生产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乐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应尽己所能去推动国际一流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在全球落地应用，让更多小农户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农业科技变革。”
12 支国际青年队伍参赛，探索全球数字农业创新
青年人参与的新农业，会有哪些不一样？
此次进入“全球农创客大赛”决赛的12支青年队伍中，有5支队伍来自中国，7支队伍则来自尼日利亚、美国、玻利维亚、西班牙、孟加拉国、利比里亚/美国（合作）、乌干达等国家，共覆盖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欧洲等5个大洲。
年轻人们也带来了充满独特创意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法——在中国陕西、湖南等地，有团队部署了智能蜂箱，用手机追踪蜜蜂轨迹；来自西班牙的团队，则利用远程数字遥控系统，在集装箱内种植草莓；美国的青年人研发出了智慧集装箱，为非洲提供水产养殖的数字化服务。
来自西班牙的初创企业Vertical Green，目标是为开箱即用的方式找到新的解决方案，并以此方式针对未来几年将对食品生产和食品物流构成挑战的多重问题。
Vertical Green创始人Carlos Repiso介绍说，他们正在为西班牙主要的草莓产区提供基于模块化和可扩展性的新农业解决方案。“比如在草莓园区进行垂直种植，通过远程数字系统进行遥控，也可在集装箱内种植，解决了农产品丰收时期大量农产品集中运输的问题。”
评审现场，来自中国的参赛项目“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引起评委关注。
该项目团队由企业家、材料博士、教授、化学家等组成。团队创始人罗伯特介绍说，他们拥有世界上第一项将变质、过期牛奶重新设计成塑料替代包装材料的技术。生产的薄膜比其他生物基材料便宜，同时提供与石油基塑料薄膜相似的质量，“我们的成本比PVC材料便宜，可以广泛应用于时尚、医疗和包装行业”。
浙江大学食物经济与农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卫龙宝介绍说，在北京时间12月5日晚间，参赛队伍以远程视频形式参与答辩，提交了数字农业的创新解决方案，并由评审团从创意、社会性、市场价值、可行性等多角度进行公正审定。
最终，来自利比里亚和美国科研人员共同组成的“无土栽培和水产养殖的新型混合型创业项目”获得一等奖，来自中国的“数字化养蜂项目”和“Mi Terro-食物蛋白提取保鲜膜项目”获二等奖，来自西班牙、玻利维亚和乌干达的三支创业团队的数字化垂直种植项目、果蔬专供项目、食品电商项目获得三等奖。
▲天府蜂谷团队的“数字化养蜂项目”获大赛二等奖，其在陕西、湖南等地，探索以蜂业智能蜂箱为突破口，实现蜂业蜂蜜单品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图片来源：天府蜂谷）
“我们很荣幸能够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浙江大学一起，助力更多青年人投入数字农业前沿，推动农产品的智慧生产和流通，这也是拼多多的社会责任所在。”拼多多副总裁韩东原表示，此次比赛将结合三方优势，共同寻找并培养支持国内外优秀的农业创业者。
“后疫情”下的“新农业”，粮农组织、浙江大学和拼多多再牵手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以及社会都产生严重的影响。有数据显示，预计到2050年，世界人口数量将达到96亿，全球粮食产量须相应增长60%。与之相对应的是农产品需求大幅上升，而农产品的物流运输和销售渠道却严重受挫。
为此，FAO、浙江大学联合新电商平台拼多多举办此次全球农创客大赛，这也是后疫情时代全球最大线上数字农业科创峰会。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副总干事Beth Bechdol女士认为，如何提高农业生产流通效率，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农业领域，是全社会都应该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大赛的意义非凡。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农业的跨学科、跨领域特征，决定了需要多方共同推动。就在此前，FAO、浙江大学、拼多多已在基础科研领域，进行过多次紧密协作。
▲在“多多农研科技大赛”的比赛基地中，来自全球的青年科学家在探索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策略实现自动化种植草莓。（摄影：木公）
今年5月，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技术指导下，中国农业大学与拼多多举办第一届“多多农研科技大赛”，邀约全球顶尖选手，参与高原草莓AI种植挑战赛，探索一批有价值的“人机协同”草莓种植方案，并有望输出到国内更多草莓产区。
就在今年1月疫情刚刚暴发之际，浙江大学便联合拼多多设立“病毒感染性疾病防控基金”，由拼多多捐赠1亿元人民币。该基金资助科研项目104项，涵盖人工智能、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五大主攻方向。
“与公共卫生一样，数字农业也是一门基础科学，需要持之以恒的硬投入。”浙江大学食物经济与农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卫龙宝表示，FAO、浙江大学、拼多多共同推动此次大赛，也进一步探索了农业领域“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和应用，通过鼓励青年新锐的科技创新，共同帮助全球农民完善农业全产业链。
目前，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仍致力于帮助农民“卖得好”、让消费者“买得好”。就在2019年，拼多多的农产品和农副产品成交额超过了1364亿元，预计2020年这一数字将突破2500亿元。
韩东原介绍说，拼多多对农产品全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的合作保持高度关注。对于此次“全球农创客大赛”的获胜队伍，拼多多还将与其进一步沟通，探索将前沿技术应用带到中国农业产区的田间地头，为更多小农经营生产主体提供高性价比的数字农业解决方案。
张成岗 | 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将走向全面深度融合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人民智库 2020-08-06 18:33:07
伴随着智能物联网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如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孙海琳研究员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就智能物联技术给“流动性社会”治理、智慧治理提供哪些新机遇，以及后疫情时代如何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称IoT）以互联网、传统的电信网等信息载体为依托，以实现物物互连互通为核心，是互联网向物理领域的纵向和横向延伸。而智能物联网（AI + IoT，即AIoT）则将物联网与现代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时优化联网之物的运行，从而提高管理效率。虽然智能物联网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但其应用发展却非常迅速。从家居智能化到企业物流管理，再到智慧城市建设等，智能物联网已经开始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方面。
物联网技术：
“流动性社会”治理的新契机
智能物联网发展的原始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密集的、高变动性的“物的流动”的管理和控制需要。因为要对“物的流动”进行实时优化，所需的管理成本极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几乎不可能实现。随着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智能物联网技术使得对“物的流动”的实时管理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同时，智能物联网技术也为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技术路径，其核心是“感知化”“互联化”和“智能化”，例如，城市交通管理、共享单车管理以及未来的无人驾驶出租车管理等，将商业、运输、通信、能源等城市运行的各个系统整合为“系统之系统”。
社会治理的对象是“人的流动”，与对“物的流动”的管理不同，人的行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相比物的行为更具不确定性。不过，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个人信息，比如人脸识别、手机定位等，使得社会治理智能化成为可能。当获得物的信息时，智能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管理成本，这就是智能物联网；同样，当获取人的信息时，利用智能技术可以大幅降低社会治理的人力成本，这就是智能社会治理网。如此看来，构建智能社会治理网的难度和需求甚至比智能物联网还要大。此外，智能社会治理网还肩负着重构公共领域、协商公共利益、弥合社会裂痕的更高维度的任务和要求。
但是，如果我们把人们对服务的需求当成一种“物”，那么“物流”的管理迟早会扩展到“服务流”领域。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智能化管理，以及未来对无人驾驶交通系统的管理等。从社会治理网的角度来看，对社会成员的被动式管理肯定不是一种高效的治理模式，只有基于对人们服务需求的主动式管理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从技术发展的历史逻辑延伸和人们服务需求的发展趋势来看，智能物联网、社会治理网和公共服务网等走向全面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必然性。
智慧治理：
构建物联网技术发展的新路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社会治理将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下一个路标。智慧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应当努力探索多维度、多场景智慧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构建多方参与的智慧治理共同体。
一般而言，已有的社会综合治理网络大多以个体的人口特征、生产和社会关系及特定行为数据等为元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和算法进行分析处理，进而为社会治理决策和行动提供依据和基础。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通常隐含着两个弱点：一是当个人行为实际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的不满就会逐渐累积，尤其在网络围观效应的放大下，不利于公众思想状态的稳定；二是当个人行为实际没有受到社会治理网络的限制时，个人行为几乎没有约束，这种常态化的真空也不利于社会道德的建设。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下，个体行为的互动模式属于“近距离行为”模式，个人的不当行为往往会受到家庭成员和邻里的“即刻”反馈，这种行为模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个人行为构成“实时”约束，这种近距离的伦理规范通常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的基础。如今，在科技赋能的流动社会，互联网将身边的人“放逐”，每个人都有成为原子化、散沙化存在的趋势，网络空间的“认识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个体信息接收越来越具有选择性，个人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强化，表达也越来越情绪化和庸俗化，这无疑加大了共识形成的难度、导致事实与逻辑的式微，网络空间的认知撕裂正在成为亟待关注的常态现象。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重建对个体行为在法律之外的实时约束和常态化制衡新机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推动从以个人为基础的治理向以智慧社区为基础的元治理转变。智慧社区不仅要有智能楼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慧政务和智慧商务等标配模块，还要以治理为“路标”，打造生活服务“软实力”，如社区食堂和送餐、医疗养老相结合等诸多“最后一公里”民生解决方案。社区就是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进而建构由政府、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业等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参与治理的良性公共空间。
由于社区生活服务需求的多元性和变动性，政府通常不能承担提供所有服务的“全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充分借助智能物联网赋能社会治理，比如通过进行市场化动态定价等，优化配置“物流”和“服务流”，节省社区管理成本。此外，以社区为元经济单位，可以提高对外采购的议价能力，有利于社区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增强社区居民在自治体系中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并且减少个体采购造成的重复运输成本浪费，提高整个社会的“物流”和“服务流”效率。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模块是化解居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提供相应的法律和调解服务，将矛盾冲突化解在社区层面。将这些服务交到社区手中，特别是以社区智能综合治理系统的形式，可以大大降低社会治理网络的压力和成本。当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就会不断加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治理文化，形成对个人行为道德约束的常态化机制和模式。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智能物联网技术在近几年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且正处于发展阶段，新技术的应用与推进绝不可能简单依靠现有的法律机制来进行约束与管制，并且国际上各个国家现有的行业准则也无法完整地应对市场约束问题。上述问题导致物联网在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时，可能存在“钻政策漏洞”现象。此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大量新兴产业的涌现，如何有效约束相关企业和个人的市场行为也是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物联网时代，政府信息安全问题、用户个人隐私问题也会给政府物联网的应用带来极大考验。物联网使得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紧密，但大量的数据在存储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安全风险，给用户的隐私保护带来一定的困扰。物联网的核心技术是射频识别（RFID），在射频识别（RFID）系统中，电子标签有可能预先被嵌入任何物品中，但由于该物品的拥有者不一定能够觉察该物品预先已嵌入电子标签，以及标签自身可能不受控制地被扫描、定位和追踪，这势必会使个人的隐私受到侵犯。
在大数据分析的背景下，个人隐私泄露的风险是固有的。对个人信息的占有是大多数企业争夺的关键资源，正因为如此，诸多企业都在试图获取这些个人数据。现代社会要想利用一个人的收入、支出、纳税和行为数据来掌握一个人的不良行为证据，几乎易如反掌。智能物联网与社会治理网的结合，一旦引发人们的担忧，就有可能导致人们产生刻意提供虚假数据的行为，这可能会大大增加社会治理中识别个人行为的成本。
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
以物联网技术助推风险治理现代化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全球化、新兴风险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等为主要特征的“晚期现代性阶段”。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着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当深刻理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美好生活需要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不断加强对社会治理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探索，以物联网技术等新兴技术维护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从“物与物”角度，应将智能物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引入应急管理领域，构建涵盖事前预警、事中处置、事后备查的服务型智能物联网监测预警平台，转变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实现主动监管与实时监测相结合，提高安全监管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并为应急管理工作各项业务提供全面而真实的数据。同时，完善物联网技术信息处理层中的图像处理、语音分析、文本提取、情绪分析等方面的架构和应用，在监测预警平台中引入应急预案数据库，实现对社会潜在危机和风险预见的多重保障，提升风险预警的精确性。
其次，从“人与物”的角度，要将人的体征和轨迹、物体状态和位置、网络文本和影像等作为泛在传感器，通过智慧物联网、公共服务网和社会治理网的数据融合，感知城市的运行状态、了解居民的情绪和诉求、发现城市的运行规律，洞察城市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人与人”的角度，着眼于治理现代化，更重要的是通过减少社会治理层级和引导公众参与来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既有社会治理网络通常难以预测社会危机的爆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社会治理网的重点在于对个人（聚众）行为的发现而不是对其观念意识的挖掘；二是社会治理网虽然可以进行舆情监控，但因为大多数人有意或无意地保持沉默，或者持少数意见的人更大声、更频繁地表达，都使得既有社会治理网难以准确地处理矛盾和预测危机。集公共服务和民事纠纷调解于一体的智能服务物联网，对于及早发现潜在的社会矛盾意义重大。一般而言，同质性纠纷越多，社会潜在风险就越高。比如在以社区为基础的纠纷调解体系中，可以引入社区居民议事制度，甚至社区居民投票机制；更进一步说，对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矛盾纠纷，提供更高层级的申诉渠道，并引入跨社区居民陪审机制，这个过程亦可为捕捉民意提供数据支撑。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020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落下帷幕，人类对于智慧和认知的探索还在不断向前
正如Jack马在开幕式上所说，AI不应译成人工智能而应是机器智能，人类不应该把自己看得过大，众多政产学研金领袖也频繁强调生态协同创新融合的概念[赞][鲜花] https://t.cn/Rpzrl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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