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洞桥，号称缑北第一桥（见桥额，图二），位于深甽镇深甽村，南—北向跨凫溪上游支流甽水，始建年代不详，原为木桥，现桥为清光绪时重建。清光绪《宁海县志》载：“缑北第一桥，在北五十里，深甽村。计五洞，长二十八丈。桥势隆起，屈曲如虹，两旁有石栏护之。国朝光绪十五年（1889）建，黄岩陈瑞畴有《记》。”
此桥桥面桥栏全新，所以照片只记录桥墩与拱。气势与奉化福星桥相近，主要是逐年翻修，古意已失。宁海到访的第一座桥，特记之。 https://t.cn/Evk4evd
此桥桥面桥栏全新，所以照片只记录桥墩与拱。气势与奉化福星桥相近，主要是逐年翻修，古意已失。宁海到访的第一座桥，特记之。 https://t.cn/Evk4evd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过去五年市场的特征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背景是2016年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中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今年以来，“宁组合”成为投资热词。
“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升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年初至今，“茅指数”下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
以上是嘉实基金理事总经理姚志鹏，在8月12日以《宁组合VS茅指数——激辩下一个投资风口》为主题的2021年嘉实基金秋季投资策略峰会线上的精彩观点，价值线研究院进行了整理，主要内容如下：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
每个时代都有适合其背景的伟大投资。
2006-2007年的特点是资源为王，是中国经济引领全球共振向上的时代。当时的背景是全球经济向上过程中资源的稀缺性。那时候，资源是最重要的王者，有色金属指数的涨幅超过了11倍，龙头资源股涨幅达到了18到25倍，平均涨了20倍。
再看2013-2015年。这一轮行情的背景是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出现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三年里，创业板的最高涨幅接近6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TMT龙头企业涨幅也是20倍。
现在来看2016-2020年。这五年市场的特征就是“茅指数”，核心是食品饮料和医药这两个行业。背景是2015年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低速阶段，随着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整个行业利润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所以，我们看到了茅指数的登场，在过去五年里，沪深300只涨了1.67倍，但茅指数却涨了接近10倍，当时消费领域的头部公司涨幅更是超过了30倍。
那么，今年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相信大家今年都听到了一个很热门的词：“宁组合”。这几个月以来，宁组合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今年是“宁组合”正式走上舞台的第一年。年初至今，茅指数还是有所下跌的，而宁组合指数已经涨了50%。也就是说，“茅指数”和“宁组合”已经开始分化。过去每一个年代的伟大投资机会都是时代的缩影，今年的分化我们相信是新时代趋势来临的一个征兆。接下来也会有顺应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王者的出现。“宁组合”代表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一类资产，今年的分化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分化可能会越来越剧烈。
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
市场决定内循环基础仍然雄厚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靠城镇化和全球分工实现的，背景是中国有大量的劳动力，是一个典型的低要素成本社会。但是到了今天，低要素成本的红利已经到了尾声，逐渐要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趋势性改变，转向了一个老龄化的结构。曾几何时，在深圳，手机组装工人一个月赚2000元就是一个比较高的工资，现在即使去中西部省份，也要五六千才能招到一个工人，在深圳就更困难了。这就是中国制造业成本的抬升。随着中国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环保成本也在上升。中国的生育意愿也在下降，因而年轻劳动力供给不足。
生育意愿下降叠加成本上升，中国依靠低要素成本占领低端产业份额的红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也不用悲观。
因为我们内需市场足够大。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92年小平南巡的时候，中国的社零总额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到了2019年，中国的社零总额与美国已经非常接近了。而且，中国人均GDP仍然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当中国人均GDP往上走的时候，中国的内需市场还会大踏步的往前走。中国这个大市场，在城镇化、全球化带动下，已经诞生了很多传统经济的老牌龙头企业。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演进，内循环的基础仍然是非常雄厚的。
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到了最关键时刻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全社会努力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高附加值产业，也就是代表中国国运的行业，现在是发展的最关键的时刻。因为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其实一直在减少对高附加值工业品的依赖。最早，我们进口机械装备，出口原材料。但是现在来看，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是在减少的，未来低附加值的出口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现在中国发展的任务，是怎样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到世界最领先的水平。前半程我们靠的是低要素成本红利，会有很多资本进入中国投资，从而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到了现在，和世界领先的经济体有关键差距的时候，前面是没有老师的，有老师也不愿意教。这个阶段怎么办呢？最重要的就是怎样靠自己把新产业发展起来，这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国追赶全球领先经济体的必然，决定了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高度。
中国已经在一些高端产业有了一些集群效应，但是我们目前在很多高端产业里还是有很大的不足需要去补。这样才能在我国不再有低要素成本红利优势的时候，把国内的经济附加值提上去。
疫情之后，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的动作，供应链的安全性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二三十年经济发展是全球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链是互相依存，所以各个环节产业链之间的关联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接下来，要提高我们的自主可控。我们要在进口表里做文章，看哪些还面临进口压力，有供应链风险的，这是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主可控的必然选择。
近期很多大的政策思路，包括对房地产的调节，对药价的控制，这些政策思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中国有大量的高端产业亟待突破，未来十年，我们需要突破以芯片为代表的一批高端产业的门槛。这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些时间，所以压低要素成本，让低附加值的红利延续，从而为向上突破争取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制度都是为了压低要素成本的。
但是，从中期国际环境和国内趋势来看，要素成本上升还是必然的。我们可以延长红利，但我们不能拒绝要素成本的上升。所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人力成本的质量，突破核心竞争力和硬科技领域，是这个时代全社会努力的方向。
如何避免中产阶级陷阱？
要靠“卡脖子”行业和“国家名片”的突破
这个时代发展的机会是什么？
我们理解的“宁组合”是指国家追赶阶段亟待发展的关键资产，能够帮助提高中国要素生产率的行业。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卡脖子”，另一类是“国家名片”。
“卡脖子”行业不仅仅是芯片领域，还包括：粮食安全、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等国家发展中需要进口的关键科技、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甚至是关键装备。
中国要有内循环能力，未来要有自己的一套供应链，包括半导体、农业、军工；出口表里更多体现的是我们的国家实力。
我们是开放国家，我们不可能闭门造车，我们自成一体，中国就崛起了。如果你只解决了能用的问题，你还不能成为世界顶级经济体，我们一定要有国家名片。
国家名片有哪些？我们历史上的国家名片包括高铁、光伏、风电等。国家名片的意义是在大国竞争中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关键行业。
从石油争夺、地区利益争夺都能看出，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有一些关键要素的。典型的是能源效率间的竞争。这背后就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新型制造。
只有解决了国家名片和“卡脖子”这两个关键环节，中国才有可能最后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经济体。
每一个投资都有时代的背景，我们这个时代就要选择这些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宁组合”只是一个称呼，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时代发展的内涵在哪里。
如何发掘这些核心资产？投资只是一个概率游戏，你要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以及要珍惜每一次对的机会。
一定要在大级别产业趋势之中做投资，大水有大鱼，同时兼具较强持续性的竞争力的公司，容易形成大级别的长期机会。
大级别的变化，
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在万亿市值内具有广泛效应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崛起背后就是智能手机产业链，从iPhone诞生，到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每年有2亿部手机的销售额，这是一个16万亿的市场，所以才有了苹果130倍的涨幅，这个过程中还有不断的产品迭代更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大级别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大级别的机会。
新能源汽车是一个。举例而言，全家都在用苹果手机的家庭，用的车子至少在25万以上。大部分人手机的更换频率是两年一换，5年用到手机的消费大概在5-7万元左右，而汽车是25万以上甚至是30-50万级别的消费。所以在过去15年海外股市涨幅榜里，第一是奈飞，但奈飞体量不大；第二是苹果；第三是特斯拉。
借助时代的选择，
寻找高景气度赛道
景气度非常重要，我们说从周期中获益，就是要借助时代的选择，和行业景气度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比如电动汽车的出现，在2014-2016年，就成为公认的最有前景的产品。但从2016年到去年中期，行业经历了4年的下行期，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取得让人满意的价值回报。
但是从去年开始，随着行业在欧洲、在中国陆续进入到景气度上行的状态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动车头部企业、电动电池头部企业，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涨幅超过7倍。
当你选择了趋势向上的景气度，找到了战略向上的行业，接下来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中间的“头马”。
“宁组合”不是指某个行业，而是在这类资产中找最优秀的公司。一个行业中优秀的公司和平庸的公司的差异是惊人的。
寻找优秀企业家
当然，好的商业模式也很重要，但是商业模式并不是唯一，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创新创造。即使是一个好的行业，过了3-5年，如果管理者不行，可能也做不好。特别是在新兴行业，人很重要。优秀企业家在穿越时代的决策，以及在各种路线之间妥协，在各种设备、资金使用、技术路线之间的妥协，都会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对企业家的评估没有诀窍。但我们看，头部的企业家大多是地方上的精英，年龄在50-60岁，而机构投资者的平均年龄在35-36岁，准确评估这些企业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通过密集调研和持续跟踪观察，在实践中去发现优秀的企业家。
价值线
国资办医失败样本：负债17亿，首都医疗集团最终破产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首都医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疑问][疑问]
若不是此次出让股权的新闻，很多人可能未曾听说过首都医疗集团（下简称“首都医疗”）的名字。
作为7年前最早一批投资社会办医的“国字军”，首都医疗集团曾被寄予突破体制的厚望，令对手们又爱又恨。
然而，尽管拥有国资身份和良好政府关系、步入妇婴、养老和骨科等吸金赛道，却无法让它走得更远。
因连续亏损多年，总负债17亿，首都医疗不得不以2.6亿的底价卖身。7月中旬，首都医疗73.13%的股权受让方已确定，具体情况暂未对外公布。
“主业不聚焦、投资亏损严重”是官方为首都医疗做出的“诊断”。
但也许从最开始，这条带有实验色彩，既不同于公立医院，也不同于民营医院的“国资办医”道路，就面临着复杂政策系统的重重掣肘。
[星星]医疗“巨塔”仅剩残垣断壁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让民营医院充当“鲶鱼”，倒逼公立医院改制，是一度流行的医改药方。虽然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部鼓励社会办医的文件，但阻力一直存在。
私人资本后继乏力，使实力更雄厚的国有资本也盯上了社会办医这块蛋糕。华润、中信、北大医疗等企业纷纷涌入，开始布局综合医院与公立医疗机构。
与第一梯队的竞争对手不同，首都医疗集团自诞生伊始，就选择了差异化的专科发展之路。
2014年，首医集团由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北京国资）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
北京国资曾承接奥运场馆建设。2012年，其踏入高端医疗领域，分别筹建、收购了爱育华妇儿医院和英智康复医院。之后北京国资将此前积累的全部医疗资源“打包”装进首都医疗。
成立的第二年，首都医疗又引入深圳前海光大作为战略投资者，增资5.49亿元，注册资本扩为13.67亿元。
自此，首都医疗在股权结构上确立了市属国企控股、央企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首都医疗闪闪发光的背景，曾让同行们“又爱又恨”。一位接近首都医疗的业内人士曾表示，“爱的是希望他们真的能推进政策进程，怕的是他们抢走所有人的饭碗。”
短短3年，首都医疗迅速扩张版图。
英智康复医院开始集团化、连锁化发展，在国内建设多家机构。
北京爱育华妇儿医院在亦庄开业，请来原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所长范茂槐担任院长；原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陈宝英担任副院长。
国内唯一一家中医儿科的北京惠民中医儿童医院也纳入集团。此外，首都医疗还以特许经营方式与海淀妇幼医院签署合作新建新海淀妇幼医院。
首都医疗的迅速扩张与国资背景不无关系。
首都医疗第二任副总裁隋国平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坦言，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国企性质的社会资本确实存在优势。“特别是魏则西事件以后，民营医院被贴上某种标签，很多民营医疗资本比以前更愿意上国有资本的‘船’了。”
除大举扩张外，首都医疗还可以推动政策发布。2016年4月出台的《北京市公立医院特许经营管理指南》，首都医疗就在背后起了关键作用。
在已有布局基础上，隋国平为首都医疗规划了一张“塔型医疗网络”的蓝图。
（见图1：塔型医疗网络示意图，图源：首都医疗公众号）
塔型网络从底部到顶端，范围依次扩张，分别为：五环内社区医疗、环五环医疗圈、京津冀医疗圈、境外医疗和旗舰综合医院。
之所以划立五环为边界，是因为2015年北京开始疏解非首都功能，不少此前在五环内运营的医院都搬迁至五环外。
北京市医管局也规定，五环内不允许新建医院。竞争对手和公立医院们都在二环三环，而首都医疗只能把医院建到五环以外。
因此，在五环内，首都医疗主打基层康复，五环外则以特许经营、技术合作等方式与海淀妇幼保健院、积水潭国际骨科医院等多家医院合作。
首都医疗还尝试将势力拓展至全国甚至境外，投资了香港最大的门诊连锁服务网络——香港盈健医疗，并试图收购美国某质子治疗中心，进军肿瘤治疗。
（见图2：首都医疗股权架构，图源：每日经济新闻，下同）
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线，映射出投资逻辑的混乱。首都医疗在多个赛道的涉足，并没有迎来预想的结果。
以负债占比最高的爱育华医院为例，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该院在开业第一年借款规模就达10亿元，固定资产投入也有10亿元，建筑面积为7.3万平方米，设计床位300张。
首都医疗采用借新还旧的方式，借款规模逐渐攀升，截止2020年，借款16亿元，年度利息折旧规模1.16亿元。
虽然爱育华医院后期营收不断扩大，由2016年的6905万元增长至2019年的1.56亿元，但资不抵债的困境依然严峻，投资人也没有耐心再等待下去。
此外，首都医疗投资的惠民医院、首医优合、骨科医院等项目也因疫情影响、地价提高、拖欠租金等原因烂尾。曾经设想的“医疗巨塔”，如今已只剩断壁残垣。
其中，骨科医院未批先建，收到环保处罚后一直停工，没有做过医院业务。2019年，骨科医院变身“包租公”，将租来的楼层对外转租。无奈疫情突袭，租户未按时缴纳房租，骨科医院也没有及时向物业产权方交租。
最终骨科医院因拖欠租金被起诉，目前转为待处置状态。
（见图3）
（见图4）
2020年11月，北京市委第十轮巡视的反馈意见指出，北京国资公司主责主业不聚焦，健康医疗等行业投资亏损严重，要求加快推进首都医疗集团退出工作。
惠宏医疗管理集团战略业务部总经理、广东省现代医院管理研究所战略管理高级研究员谭如雷告诉“医学界”，除了妇婴、养老和骨科三类业务重心不明显、主业不聚焦外，首都医疗还存在产业协同不强的问题。
“对于医疗集团来说，发挥规模优势和降低交易成本是非常重要的。规模大可以带来各类采购议价压低成本，同时产业间高度协同性也能带来成本降低。
例如，医疗集团内部医疗服务产业和药品、器械产业之间有效协同，或者医疗产业和围绕医疗配套业务之间有效协同。相较于外部合作，在集团内部协作交易成本更低，可以实现边际效益递增。
对于首都医疗集团来说，虽然妇婴、养老和骨科赛道都很吸金，但是很难找到几类业务间有效协同点，集团规模优势未有效发挥。”谭如雷说。
[星星]多次自救无果，国资办医困局何解？
除主业不聚焦等内部因素外，首都医疗还面临外部的多种压力。“一只脚迈进市场经济，另一只脚还留在计划经济”的扭曲制度，也许是其办医失败的根本原因。
首都医疗第一任副总裁张哲曾在2016年对《南方周末》坦承，很多同行觉得首都医疗“背靠大树”，实际上是甘苦自知。
“卫计委有自己的思路，发改委有自己的思路，国务院有它的思路，多部门监管、多部分投入医改，每个部门有它的思路。”张哲说。
从政府角度来看，首都医疗需要承担起缓解北京大城市病的责任，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其还要同时兼顾疏解非首都功能、医改与投资，压力自然不言而喻。
2017年，隋国平曾向《北京商报》表示，从疏解方面来看，不少公立医院搬至五环外之后，还能凭借常年积累的口碑带动患者前往就诊。但社会办医只有走依靠设备、专家、营销等专科化发展，才能赢得更多生存空间，但发展起来各有难点。
另外，即使首都医疗推动了公立医院特许经营政策的出台，但在与公立医院合作时，依然面临市场化与非市场化主体的诉求不同的问题。
“我们觉得非常复杂，甚至不知道交易对手是谁。”隋国平表示：“起初，我们以为交易对手是合作的公立医院，后来发现不是。也不是医管局、卫计委。它们是政府部门，不是法人，更不能提供担保增信。”
此外，土地、物业规划、环评等配套政策落地速度较为缓慢，也限制了首都医疗的发展。
早在2014年，北京相关部门针对国资办医面临的问题曾提出过两套方案：
一是参考上海，将医管局改制，对市级公立医疗机构的国有资产实施监督管理。
二是在国资体系下成立一个法人企业主体，通过PPP等模式进行融资。
两套方案，一个偏向政府监管，另一个趋于市场竞争。虽然首都医疗也曾尝试PPP、托管等模式，但本质上还是走了前者的路，这也为后来的衰落埋下伏笔。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7年内首都医疗曾多次自救，对接包括华润医疗、凤凰医养、同仁堂集团、国药集团等在内的十几家机构，试图走出亏损泥潭，却屡试屡败。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告诉“医学界”，首都医疗卖不出去是因为要价太高，这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有关。因其要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以增值或者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不考虑市场情况。“所以，首都医疗最初估值约25亿，到最后打骨折变为2个多亿，一直没有人敢拍板做决策，直到最后亏损到严重资不抵债，只能以这个价格卖出。”
涂宏钢还认为，首都医疗的结构从一开始就面临问题，它并不是独立的市场运营，其混合制带有一定行政探索的色彩，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营原则，会出现流程繁琐、尾大不掉等“大企业病”。在最初基建时敢于重投入，但包括体系、客户引流和品牌塑造等软资产领域却不肯投入。
同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保值增值”的责任，和医疗长线投资的逻辑可能存在矛盾。
“一般来讲，投资医院要忍耐五年的亏损，这是很正常的。首都医疗基建全部采用自建，而医教研用地的资产并不会增值，也没有其他用途，所以和一般商业地产项目没法比较。该集团出现了巨额的短债长投，无法应对固定资产投入和经营的现金流。借新还旧导致债券越滚越大，最后资不抵债。”涂宏钢说。
首都医疗面临的种种困境，也是国资办医的缩影。
对于之后的接盘者来说，如何界定清晰的权责利关系、保证资产稳定、做出灵活的市场决策、实现业务聚焦，或许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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