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野生黄精第一批陆陆续续清洗曝晒，大多晒至七八成干，称重、入大缸，挑拣出小个准备煮汁；
九蒸九晒野生黄精炮制不加黄酒，以小黄精煮自然汁入，大瓦缸中浸润一夜，明日早起闷蒸～～瓦罐全部清洗消毒，蒸布晒布也重新清洗消毒；
地黄继续曝晒，两日阳光基本晒八成干，明日可并匾，阳光好，晒药人是特别喜欢。
#炼药记#
九蒸九晒野生黄精炮制不加黄酒，以小黄精煮自然汁入，大瓦缸中浸润一夜，明日早起闷蒸～～瓦罐全部清洗消毒，蒸布晒布也重新清洗消毒；
地黄继续曝晒，两日阳光基本晒八成干，明日可并匾，阳光好，晒药人是特别喜欢。
#炼药记#
高考写作的基本原则（四）
先看作文选材的思维定式。
[例一]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绝大多数考生都用第一人称“我”，写自己的所谓“真实生活”：尝试帮妈妈烙饼、尝试给同学理发、尝试麦当劳打工、尝试街上卖晚报、尝试班上作演讲、尝试帮助邻居查电表等等。顶有创意的同学也就是写尝试做一回淑女：我是一个女孩儿，可是生性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妈妈总说我，“你有个女孩儿样吗？你不会是假小子吧？”那今天星期天，咱就尝试做一把“淑女”。从一清早，行不露脚、笑不露齿，扭扭捏捏、娇娇滴滴。可是秉性难移，电话铃一响，一个箭步窜过去：“你谁呀？”原形毕露，还是个“假小子”。到晚上，算了，咱也不受这份活罪了——人，本色相见才最好。
这在当时作文里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一年北京阅卷，也见到一位勇敢的考生，我们现在完全理由说他是作文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这位同学没有像绝大多数考生那样写自己的所谓“真实生活”，他甚至没有写一个严格意义的人的尝试。他写了一个类人猿，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尝试”。作文还给这位“北京人”起了一个名字：阿蛮。作文大意如下：
阿蛮有一天幸运地猎获了一头野猪，他用父亲传授的方法，在河滩上精心挑选了一块薄薄的鹅卵石片，用来剥割野猪的皮。但是今天这头野猪的皮特别坚韧，剥了半天纹丝未动，阿蛮的手都被磨破了。气得他把石片摔向一边，无意中摔到一块坚硬的岩石上，鹅卵石裂成了碎片。生气归生气，活儿还得干。捡起被摔碎的石片再来剥割野猪的皮，阿蛮意外地发现，手中的石片竟然变得锋利了！像一道闪电，灵感的火花闪过阿蛮的脑际，他于是有意识地选择其他坚硬的石块敲击这奇异的石片。经过笨拙艰苦曲折的努力，阿蛮终于打造出人类的第一把石斧！他觉得胸腔中豪情万丈，激情涌动，急于要把这个经验告诉自己亲密的伙伴……
作文的结尾写道：“阿蛮高擎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面向西天狂吼，夕阳投射在他的身体上，在身后赭红色的岩壁上，映现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这结尾颇具象征意义，也很有震撼力——人能制造工具，就由“猿”变成了“人”。就把人的形象第一次打印在我们的星球上；人，手握石斧，哪怕只是像阿蛮手中这样一把简陋的工具，也注定必将成为地球的主宰，就有了对西天狂吼的勇气和权力！阿蛮手中的石斧，无异于是打开人之门的一把钥匙。这应该是人类最伟大的尝试成果之一。
可是，当年的阅卷老师拿不定主意，他大约看惯了写“烙饼理发”的作文。捧着这篇作文送到阅卷领导小组：“我不会判，这写的什么呀？看不懂！”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也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在试评时，看了几百上千篇作文，没有见到一篇写这个的。但是，阅卷领导小组是负责任的。为这一篇作文，临时开会讨论：又看写作题目，又看评分标准，一条一条对照，没有一条理由该扣分数。题目并没有规定必须第一人称，没有规定必须写中学生的实际生活（其实，写烙饼理发也未必是真的，只是想象力贫乏而已）。依照评分标准，当年作文满分是40分，这篇作文给了37分，一类。为什么不给满分？因为卷面太乱，蛛蛛爬字迹，错别字就得扣两分。也非常可惜，作文没有收编进当年的“优秀作文选”。当时，大家说，这篇作文十有八九不是他自己考场写的。这位考生没准考场没词儿，从哪本杂志上（《知识就是力量》之类）趸来的。发表出来再被揭发“抄袭作文”……当年，就算是阅卷领导小组也不能想象，这位考生怎么能在作文选材中，推开了另外一扇门。
我们现在想，很正常啊。一位考生如果在个人经历中对“尝试”熟悉——什么叫“熟悉”？一有细节，二有感悟，那他就应该去写“烙饼”“理发”。因为熟悉，自然也就能写出好作文，取得好成绩。如果不熟悉呢？那也只好去推开另外一扇门：喜欢物理的同学可以写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的尝试；熟悉化学的同学可以写道尔顿、门捷列夫的尝试；醉心足球的同学可以写米卢、范志毅的尝试；迷恋歌星的同学可以写周杰伦、李宇春的尝试……喜欢谁，熟悉谁，就可以写谁的尝试——这些现代、当代的人，离我们都比“阿蛮”近多了。考场上怎么没人写呢？这不是写作题目限制了我们，而是思维定式封闭了考生的思维。同学们知道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但那是为写议论文做论据准备的，压根就没想过还能用来写记叙文。不但可以第三人称，还可以第一人称——“我”就是爱因斯坦。并且，很多同学知道这些人物，大多只是三五十个字的大意，既无细节，更无感悟，写记叙文，也支撑不起来。 https://t.cn/z8LW6e3
先看作文选材的思维定式。
[例一]以“尝试”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绝大多数考生都用第一人称“我”，写自己的所谓“真实生活”：尝试帮妈妈烙饼、尝试给同学理发、尝试麦当劳打工、尝试街上卖晚报、尝试班上作演讲、尝试帮助邻居查电表等等。顶有创意的同学也就是写尝试做一回淑女：我是一个女孩儿，可是生性风风火火，像个男孩子。妈妈总说我，“你有个女孩儿样吗？你不会是假小子吧？”那今天星期天，咱就尝试做一把“淑女”。从一清早，行不露脚、笑不露齿，扭扭捏捏、娇娇滴滴。可是秉性难移，电话铃一响，一个箭步窜过去：“你谁呀？”原形毕露，还是个“假小子”。到晚上，算了，咱也不受这份活罪了——人，本色相见才最好。
这在当时作文里已经是凤毛麟角。可是，这一年北京阅卷，也见到一位勇敢的考生，我们现在完全理由说他是作文思想解放的先行者。这位同学没有像绝大多数考生那样写自己的所谓“真实生活”，他甚至没有写一个严格意义的人的尝试。他写了一个类人猿，50万年前的中国猿人的“尝试”。作文还给这位“北京人”起了一个名字：阿蛮。作文大意如下：
阿蛮有一天幸运地猎获了一头野猪，他用父亲传授的方法，在河滩上精心挑选了一块薄薄的鹅卵石片，用来剥割野猪的皮。但是今天这头野猪的皮特别坚韧，剥了半天纹丝未动，阿蛮的手都被磨破了。气得他把石片摔向一边，无意中摔到一块坚硬的岩石上，鹅卵石裂成了碎片。生气归生气，活儿还得干。捡起被摔碎的石片再来剥割野猪的皮，阿蛮意外地发现，手中的石片竟然变得锋利了！像一道闪电，灵感的火花闪过阿蛮的脑际，他于是有意识地选择其他坚硬的石块敲击这奇异的石片。经过笨拙艰苦曲折的努力，阿蛮终于打造出人类的第一把石斧！他觉得胸腔中豪情万丈，激情涌动，急于要把这个经验告诉自己亲密的伙伴……
作文的结尾写道：“阿蛮高擎着人类的第一把石斧，面向西天狂吼，夕阳投射在他的身体上，在身后赭红色的岩壁上，映现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这结尾颇具象征意义，也很有震撼力——人能制造工具，就由“猿”变成了“人”。就把人的形象第一次打印在我们的星球上；人，手握石斧，哪怕只是像阿蛮手中这样一把简陋的工具，也注定必将成为地球的主宰，就有了对西天狂吼的勇气和权力！阿蛮手中的石斧，无异于是打开人之门的一把钥匙。这应该是人类最伟大的尝试成果之一。
可是，当年的阅卷老师拿不定主意，他大约看惯了写“烙饼理发”的作文。捧着这篇作文送到阅卷领导小组：“我不会判，这写的什么呀？看不懂！”北京市高考语文阅卷领导小组也毫无思想准备。我们在试评时，看了几百上千篇作文，没有见到一篇写这个的。但是，阅卷领导小组是负责任的。为这一篇作文，临时开会讨论：又看写作题目，又看评分标准，一条一条对照，没有一条理由该扣分数。题目并没有规定必须第一人称，没有规定必须写中学生的实际生活（其实，写烙饼理发也未必是真的，只是想象力贫乏而已）。依照评分标准，当年作文满分是40分，这篇作文给了37分，一类。为什么不给满分？因为卷面太乱，蛛蛛爬字迹，错别字就得扣两分。也非常可惜，作文没有收编进当年的“优秀作文选”。当时，大家说，这篇作文十有八九不是他自己考场写的。这位考生没准考场没词儿，从哪本杂志上（《知识就是力量》之类）趸来的。发表出来再被揭发“抄袭作文”……当年，就算是阅卷领导小组也不能想象，这位考生怎么能在作文选材中，推开了另外一扇门。
我们现在想，很正常啊。一位考生如果在个人经历中对“尝试”熟悉——什么叫“熟悉”？一有细节，二有感悟，那他就应该去写“烙饼”“理发”。因为熟悉，自然也就能写出好作文，取得好成绩。如果不熟悉呢？那也只好去推开另外一扇门：喜欢物理的同学可以写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的尝试；熟悉化学的同学可以写道尔顿、门捷列夫的尝试；醉心足球的同学可以写米卢、范志毅的尝试；迷恋歌星的同学可以写周杰伦、李宇春的尝试……喜欢谁，熟悉谁，就可以写谁的尝试——这些现代、当代的人，离我们都比“阿蛮”近多了。考场上怎么没人写呢？这不是写作题目限制了我们，而是思维定式封闭了考生的思维。同学们知道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但那是为写议论文做论据准备的，压根就没想过还能用来写记叙文。不但可以第三人称，还可以第一人称——“我”就是爱因斯坦。并且，很多同学知道这些人物，大多只是三五十个字的大意，既无细节，更无感悟，写记叙文，也支撑不起来。 https://t.cn/z8LW6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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