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在天下的孙权，却因为目光短浅，错过了唯一能够夺取天下的机会！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我们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对东吴没有什么好印象。尤其是它私自败盟，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擒杀了关羽，更是让我们不耻。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三国三国，少一国都不能称其为三国。如果没有吴国的参与，就不会有三国这个时代。东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它也是一个想要争夺天下的集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东吴夺取天下的方略做一番探讨。
一、东吴的野望。
在三国的历史里，我们对诸葛亮的《隆中对》都十分熟悉。估计很多人都还背过，朗朗上口。蜀汉日后就是按照《隆中对》里的方略，进行了一步步的战略行动。但是，东吴同样也有夺取天下的方略，那就是孙权和鲁肃的《榻上问对》，了解它的人就不如《隆中对》多了。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当年周瑜将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和鲁肃相谈甚欢。于是孙权独自把鲁肃留下，商谈天下大事。这就是东吴有名的《榻上问对》。《三国志鲁肃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孙权）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馀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在这里，鲁肃提出了东吴夺取天下的战略方案，那就是夺取荆州，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帝号以图天下。这个方案得到了孙权的认可，在日后的东吴的战略行动上，处处体现了这个方案的影子。
二、赤壁之战后的形势。
在孙权和鲁肃制订夺取天下的方案时，刘备还没有来到荆州。后来刘备到荆州后，得到诸葛亮的辅佐，采纳了《隆中对》的方案，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到曹操南下，夺取荆州的时候，孙权面临曹操的巨大的军事压力，内部投降的呼声很高。但是孙权内心不愿意投降，在得到周瑜、鲁肃的支持后，联合刘备，在赤壁打败了曹操。曹操看南方一时难以平定，被迫留下部分兵力守卫要点，主力撤回北方。
在赤壁之战后，东吴按照它的战略方针，把注意力放在长江沿岸的要点上。东吴的目标是南郡，周瑜率领东吴的主力和曹仁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瑜、仁相守岁馀，所杀伤甚众。仁委城走。”最终，东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夺取了江陵，实现了全据长江的设想。
而刘备集团则迅速南下，夺取了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且依靠四郡的资源，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实力。这时的刘备集团不是当初的弱小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样，孙刘两家之间就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东吴如何处理盘踞在自己的腹地的刘备集团。周瑜等人的建议是，收服刘备，为己所用。比如说扣押刘备主要将领，用声色去腐蚀他们。使刘备集团群龙无首，分化瓦解。但刘备集团的君臣都是以匡扶汉室江山为己任的，这些手段难以达到目的。再加上鲁肃等联盟派从中周旋，这些建议没有被孙权采纳。
最终，经过鲁肃的中间努力，双方采用了一个比较明智的解决方案--“借荆州”。
三、借荆州的影响。
借荆州，是孙权心里的一个刺。借荆州，实质上只是借了南郡一个郡。但是由于这个南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导致了多年以后，孙权依然因为借荆州这件事对鲁肃耿耿于怀。《三国志吴书九》中，孙权评价鲁肃说，“（鲁肃）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可是，如果我们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就会发现，鲁肃借荆州不但不是他的短处，反而是他的长处。
当时，刘备按照《隆中对》的方案，需要一个出兵宛洛的战役出发地，于是向孙权提出借荆州的要求。鲁肃居间调停，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将从曹魏手中浴血奋战夺来的南郡借给了刘备。
在当时的情况下，东吴虽然全据长江，但是刘备被包围在腹心之中。东吴站在第一线，抵抗着曹魏的全部压力。而刘备则躲在东吴的身后，一面发展自己的势力，一边等待时机。这对东吴是不利的。
而刘备集团也不甘心被包围的境地，为了完成《隆中对》的构想，它也需要南郡这个要地，做取益州和北伐的基地。这样，在鲁肃的周旋下，双方达成了协议。刘备的兵力被送上第一线，减轻了东吴的压力，使得东吴可以专意淮南。因此，史书说，“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於地。”可见这件事给曹操心理冲击之大。
但是，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帮助刘备实现《隆中对》。他的真实意图是给刘备一条出路，好把刘备的势力从荆州撵走。这是他和鲁肃战略意图的分歧所在，也正是这个战略意图的分歧，导致了日后败盟的发生。
四、不可逾越的障碍合肥与张辽。
孙权在和刘备虚与委蛇的同时，也在淮南对曹军进行了多次交锋，各有胜负。但是，南郡一直是孙权的一块心病。南郡不回到自己的手中，孙权睡不安席。
当孙权得知刘备取益州的消息后，一怒一喜。怒的是，刘备阻止孙权取益州的行动，反而自己去获取益州。喜的是，刘备既然有了益州的地盘，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要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驱逐出去。
可按照《隆中对》的计划，南郡是北伐宛洛的出发地，刘备是绝不可能还给东吴的。因此，刘备推脱说得了凉州再还。孙权一怒之下，出兵湘水，双方差点火拼。当时曹操入侵汉中，刘备怕益州有失，与孙权以湘水为界，平分江南四郡，双方暂时和解。
刘备自以为事情到此为止，可他不知道，在孙权心里，江南四郡全部给东吴也比不上南郡，将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拿回南郡。
孙权在荆州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把目光回到淮南来。这次他的目光盯上了曹魏在淮南的重要据点合肥。合肥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初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合肥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因此，孙权对合肥也是志在必得。
可是这一次，孙权遇上了他人生的克星张辽。十万大军竟然打不下七千曹军守卫的合肥城。刚一遭遇，张辽就直杀入孙权麾下。这时，孙权露出了他外强中干的真面目，竟然吓得逃上高冢躲避。连当年不愿意进院墙内躲避的袁绍都不如，使得全军丧胆。接下来攻城不克，撤军时被张辽在逍遥津突袭，险些丢了性命。
这一仗，张辽威震东吴，孙权彻底丧失了进攻淮南的勇气。多年以后，孙权还说，“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坐镇淮南的张辽成了孙权无法逾越的障碍。
五、天下之大机。关羽的襄樊之战。
孙权不得不再次把目光回到了荆州的方向。淮南打不下来，但有长江和自己的水军，暂时可以保证安全。可是，南郡一直在刘备手中，终究是心腹之患。这时，鲁肃已死，接替鲁肃的吕蒙迎合孙权，说出了夺回荆州的设想。据《三国志吕蒙传》记载：
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陈计策曰：“（今）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於操，何赖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孙权吕蒙君臣的这段对将来的战略方案的产生，主要原因是东吴的联盟派的主导者鲁肃已死，剩下的这些以吕蒙为代表的人已经对刘备方面不满已久，这时都爆发了出来。这些人认为，刘备集团的崛起是依靠东吴的赤壁之战起家，而现在发展以后，以刘备关羽为首的刘备集团对自己不但没有感恩之心，反而怀有恶意。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除掉关羽，夺回荆州。有自己的水军为后援，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曹操和关羽。孙权也认可了这个设想。这实际上，孙权集团又回到了“全据长江”的老路上来。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已经决定武力夺回荆州，把刘备的势力赶回西川。
可怜刘备集团对孙权集团的战略变化毫无察觉。关羽已经成了孙权的目标，荆州成了东吴砧板上的肉，刘备集团还在做着结好孙权的美梦。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活捉于禁，斩杀庞德。紧接着，东吴和曹操勾结。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成功。关羽走投无路，大军溃散，败走麦城，被东吴擒杀。
两年之后，又发生了夷陵之战。陆逊在夷陵火攻刘备七百里连营，大败蜀军。自此，三国的疆界格局基本确定了下来。
六、东吴取得天下的关键。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东吴终于达到了“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但是，就最后的东吴的形势来看，战略态势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
在西段，西有蜀汉的威胁，北有襄樊的威胁，被迫投入大量兵力防守。在东段，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守江必守淮”。淮南曹操占有合肥要地，东吴根本无法把势力扩张到淮河一线。因此，曹魏随时可以把兵力前出到长江一线。东吴本身兵力有限，又增加了更多的防区，根本失去了北伐的能力。孙权和鲁肃的问对里面的争夺天下的预想成了一句空话。终三国时期，东吴也未能改变自己的被动防御态势，直到灭亡。
那东吴难道就没有夺取天下的机会了吗？如果我们对整个过程进行缜密的分析，我们还是认为是有的。这个机会，就在关羽的襄樊之战的时候。
首先，孙权有着其他两个集团都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外交优势。曹刘两家视为死敌，号称汉贼不两立。而双方又都和孙权有姻亲的关系。这就使得孙权集团拥有得天独厚的外交优势。有了这个优势，孙权可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也可以在最关键的时候撕破盟约，收取最大利益。孙权不必担心刘备集团对自己背盟，而自己随时可以选择对关羽袭击的时机，这个优势可以给孙权带来巨大的利益。
第二，关羽北伐，能够削弱曹魏的实力，对东吴有很大的好处。在关羽获胜的情况下，会大幅度的削弱曹魏的势力，减轻东吴下一步进取中原的压力。在这个时候，孙权集团应该把主要的兵力投入淮南战场，尽快解决合肥这个钉子。如果能够夺取合肥，控制淮河一线，不但会改善长江的防御态势，还可以为下一步逐鹿中原做好准备。
第三，背盟的时机。要达到孙权的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必须拿回南郡。但是由于有《隆中对》的战略部署，刘备集团是不可能归还南郡的。要拿回南郡就必须败盟，袭取荆州。那么，败盟的时机十分重要。不能早，也不能迟。
如果早的话，等于东吴为曹魏解围，并可能和关羽拼得两败俱伤。如果迟的话，关羽立足已定，就失去机会。所以，时机的拿捏是关键中的关键。
当关羽和曹魏陷入对峙状态的时候，东吴要采取援助的姿态，并给予关羽粮草甚至兵力的援助，让关羽和曹魏拼得两败俱伤。如果关羽能够拿下襄阳樊城，给曹军严重打击，而自己也损失惨重的时候，这个时候背盟袭击是最好的时机。如果关羽拿不下襄樊，但是和曹军拼得两败俱伤，被迫撤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袭取荆州的时机。
如果能够把握好时机，造成曹军和关羽两败俱伤，东吴取得西控荆襄，东控淮河的态势，那么，东吴还是很有可能夺取天下的。而孙权掌握着选择时机的主动权，是应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由于东吴君臣的目光短浅，行事拙劣，夺取荆襄失之过早，使得曹魏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又没能够控制淮河荆襄一线，战略态势没有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还因此产生了夷陵之战的连锁反应，虽然获胜，可自己也损失惨重，造成了吴蜀两国两败俱伤的结果。这使得曹魏坐收渔利。最终，曹魏一家独强，吴蜀两国苟延残喘，必然灭亡的格局固定了下来。
每个挚爱中古家具的人，家里或许都应该收藏一把温莎椅。这种有着细木条靠背的木质椅子发源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英国，其名字来源为当地一个叫“温莎”的小镇，自1730年左右几乎以原貌传入美国，并发扬光大。
温莎椅虽然在风格上被冠以乡村风格，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又融入新的设计元素。其结构上的特点主要为：构件完全由实木制成，并多采用乡土树种；椅背、椅腿、拉档等部件基本采用纤细的木杆旋切成型；椅背和座面充分考虑到人体工程学，强调了人的舒适感。
与价格昂贵的北欧中世纪现代木质椅子相比，温莎椅因为定位是满足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设计简单而不失尊贵，装饰优雅而不奢靡”，在英美国家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寒舍、乡间客栈，还是富裕阶层的豪宅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子，性价比非常高。经典的设计就是可以跨越时间长河，不断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
#家具设计# #家居# #空间美学#
温莎椅虽然在风格上被冠以乡村风格，但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又融入新的设计元素。其结构上的特点主要为：构件完全由实木制成，并多采用乡土树种；椅背、椅腿、拉档等部件基本采用纤细的木杆旋切成型；椅背和座面充分考虑到人体工程学，强调了人的舒适感。
与价格昂贵的北欧中世纪现代木质椅子相比，温莎椅因为定位是满足广大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设计简单而不失尊贵，装饰优雅而不奢靡”，在英美国家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寒舍、乡间客栈，还是富裕阶层的豪宅中，随处可见它的影子，性价比非常高。经典的设计就是可以跨越时间长河，不断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青睐。
#家具设计# #家居# #空间美学#
#药王孙真人《福寿论》#：遵道守分，方能福集寿臻！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腾讯道学
近来读《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被里面的深意所吸引，不禁产生了下笔的想法。
今天想写的主旨是“遵道守分，福集寿臻”，然后结合孙真人的《福寿论》进行写作。我们首先要谈到“遵道守分”。遵什么道，怎么遵道？而“守分”，又是守什么分，如何守分？
天道与本分
“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这是《玄纲论》里对道的一个大的概述。再往小些往人性上说，道者何也？
《中庸》上说：“天之命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所谓“天之命谓性”，是指人的天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人们自我教育之道就是按照人们的天性办事情。“修道之谓教”，是说自我教育就是按照人道的原则去进行修治。
《黄帝阴符经》上说：“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人秉天地之气而生，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个小化身。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长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
人心因为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心，机也”。而天道，是世间万物的主宰。所以要想得到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这就是遵循本分。
一. 仁与俭：天道所常，人之本分
清代悟元子刘一明祖师则补充解释说：“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以为人者是也。”如果没有做到守道，或者超过了限度，就是非分。
《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里的提到了富贵者与贫贱者的非分：“富贵者，以轾势取，为非分也。贫贱者，以佞盗取，为非分也。”之后又举了例子：官爵之非分者，车马之非分者，妻妾之非分者，童仆之非分者，而这四种非分总结起来就是不仁之非分。
道与儒不同，这里的“仁”不是儒家的“仁”的含义，不是指仁义，而是指廉谨。廉，即棱角分明、是非分明；谨，即谨慎。这里的“不仁”，就是指是非不分，恣情纵欲。
后面的屋宇之非分者，粟帛之非分者，衣食之非分者，饮食之非分者，这四种总结起来就是不俭之非分。不俭，简单来说就是不节俭。
《道德经》有言：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由此可见节俭的重要性，做不到的话，自然也是非分。
不仁不俭，如此种种，皆与造善之积不符。积不仁之多，造不善之广，神皆记之，神而追之则矣。尚不能逃其往负之灾。
道教是讲承负的，《文昌帝君阴骘文》里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因此孙真人说：“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足以为富也。”若是真有以此为富的，也不过是为富不仁，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此非分也，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二.元载：不遵道，不守分，福寿全无
我印象中最不“遵道守分”的人，当属唐代宗李豫时期的宰相元载了。他是中国历史上巨贪之一。抄他家时，起赃无数。就冲他家中藏有赃物胡椒八百石，钟乳五百两，就略可知其奢糜腐败的程度。
这也最为让人记忆深刻。胡椒日常用量极少，一餐饭，数粒即足。然而，从其家抄没的差不多有现今的六十多吨重。这就得需要上百峰骆驼，才能从印度洋的海滨，运到唐首都长安，现今航空距离也得有三千多公里，何况是当时的驼队？何等辛苦不易！
元载遂兼任度支使时，志得意满，自恃除恶之功，非议前贤。他认为满朝文武，无人比得上自己。后来，元载为独揽大权，上奏皇帝，要求吏部、兵部对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不得检验考核，并于公府门前杖杀了弹劾他的大臣。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公开非议元载，就算走在路上，也不敢交谈，只是以目示意。
周幽王时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唐朝完美的重现了。当时，元载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凡是想求官仕进的，都要向他的儿子、亲信赠送厚礼。元载任相时，宣州有一老者向他求官。元载只给了他一封书信便打发走。
老者走到幽州，拆信观看，见上面只有元载的署名，别无他话，非常生气，但只得持信去求见当地节度使。节度使见了元载所书，将老者迎到馆舍，加以款待，又赠送他绢帛千匹。元载得势之威势，可见一斑。
唐代宗对元载所为非常清楚，但考虑到元载任相多年，想让他善始善终，因而单独召见，加以劝诫，希望他有所收敛，元载却不思改过。
嚯！皇帝亲自来劝还不听，古往今来也是没谁了，利令智昏莫过于是。
后来代宗下诏赐死元载，妻及子并赐死，并且挖开元载父祖坟墓，劈棺弃尸。这可就不只是“死有余责，秧其子孙”了，连死去的宗祖都要一起受辱。史书称：“及死，行路无嗟惜者”。他得势时是如此的倒行逆施，人们对他的死无人叹息也就不足为怪了。
《资治通鉴》上说元载临死前，刽子手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元载知道逃不过一死，于是他央求：“愿得快死！”刽子手说：“相公须受少污辱，勿怪！”于是脱下脏袜子塞其口而杀之。
《新唐书》称元载“嗜学，工属文”。《旧唐书》称他“性惠敏，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出身寒微，应当知晓百姓之苦，然而当他做了宰相，却大兴土木，全然不顾庶民之生死。
他好读书，尤擅道书，考虑到他的时代，很还可能是读过孙真人的福寿论的，可他干的全是非分之事，更别说遵道守分了。此等不仁之富，也就促成他最后成了真正的为富不“人”。
三. 福与寿：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接下来，“福集寿臻”要怎么做到呢？这其实也就是孙真人的这篇福寿论里探讨的主旨“福”与“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福？什么是寿？为什么说福满了寿就会到来呢?
古人认为，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对福与祸的一种辩证认识。《礼记》则曰：“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也就是说，“福”有顺利、诸事如意的含义。
许慎《说文》里提到：“福，佑也”。有着赐福，保佑之意。
纵观古今，人们对“福”字的认知各有侧重点。孙真人福寿论的第二段开头就说道：“福者，造善之积；祸者，造不善之积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有福或者有祸，全因自己善或不善的作为。
《太上感应篇》里也有：“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其认为祸、福虽然难以预测，但是会因为人自己的行为而转化、改变。
《尚书·洪范》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因此，一般人都会认为长寿便是有福。五福从来先说寿，其次云何？直至三公未足多。
然何为寿？《说文》里提到：“寿，久也”。在古代寿的含义代表着祈福平安，延年兴旺长久之意。“寿”字寄托着人们的期盼、祝福和向往。如何能被称为久？那自然是长生才能久视。
韩非子也说：“全寿富贵之谓福。”而孙真人却说：“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
由此可见，仅仅多寿还不能被称为有福，只是因贫穷而不罚寿罢了。宋代大诗人陆游也曾在他诗作的《贫歌》中说道：“寿居福之首，贫为士之常。造物赋我贫，乃以寿见偿。”
宋代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则在他的《病中感秋》一诗中说道：“寿外康宁方是福，不然徒寿不须休。”这些都说明了“福”里囊括了“寿”，但与“福”相比较起来，“寿”却不能代表“福”。这就像是数学里的集合，福为母集，而寿只是子集。
五福齐备，百福骈臻，才能以寿为福，从而福集寿臻。如果只是长寿，贫穷而又困苦，或者体弱多病，常年卧床不起，这种长寿反而使人痛苦，自然也称不上享福，甚至可能还是一种受罪。
乡下把结婚和有些老人的去世，谓之为红白喜事。之所以把有的老人的去世称作喜事，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得到了长寿，却常年瘫在床上，动弹不得，生不如死。因此，福寿双全，才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这也是孙真人在福寿论里，倡导大众所追寻的根本目标。
《道德经》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而福寿论中也将人也分成了圣人、贤人、达人、信人等等，人贵要有自知之明，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了解自己的缺点，进而虚心改过，取长补短。
恰如《福寿论》最后所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攻劫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此这般，自然证得福寿双全。那么福集寿臻，福寿骈集，又哪里是什么难事呢？
作者：逍遥顽仙 腾讯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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