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鲁惠：从心出发 温暖一段旅程】工作8年以来，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曲阜东站客运员孙鲁惠，秉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服务理念，帮助旅客寻找失联的家属，为特殊乘客开启绿色通道争取抢救时间……作为90后的她，发起成立“小惠微善”服务队，服务队成员每日步巡服务步数达数万步，累计服务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7000余人，找寻遗失物品8300余件，收到旅客锦旗175面，来电表扬2400余个，来信表扬52封。如今，越来越多的乘客加入服务队担任“临时志愿者”，微善服务队已成为“高铁儒行”品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用真情服务伴您一路同行
2018年年底，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曲阜东站乘车准备返回广州过年。但因大雾天气影响，他们赶到车站时早已过了发车时间。而当天已经没有开往广州的列车了，眼看回家过年的愿望就要成为泡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男主人找到了孙鲁惠求助。孙鲁惠立即和车站值班站长一起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一个经过合肥中转到广州的方案。但能不能成行，还需要与列车和合肥的车站进行沟通。
最终，孙鲁惠立即与列车和车站对接，将旅客的情况详细说明，三方迅速定下了联合服务的措施，这一家三口顺利返回广州。不久，孙鲁惠和值班站长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件，打开一看，是那一家人在广州新拍的全家福，他们感恩帮助过自己的铁路职工，将刚冲印出来的全家福捎带着新年的祝福邮到了曲阜东站。
用专业精神架起“生命通道”
2019年4月，在孙鲁惠的感召下，曲阜东站成立了“小惠”微善服务队。孙鲁惠带领“小惠”微善服务队的队员们，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将爱心服务区打造成旅客心中的温馨港湾。他们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先后总结出“三式三心”服务法，为有需要的重点旅客主动引导、帮助顺利进出站。自此，“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的服务理念传遍整个曲阜东站。
“叮铃铃，叮铃铃……”“你好，我是曲阜东站微善服务队孙鲁惠，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是曲阜东站站前广场派出所民警，我们这里有位乘客急需你们的帮助……”2019年8月14日13时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车站的宁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焦急的求助声，打电话求助的是站前广场派出所民警，称旅客张先生在家务农时被毒蛇咬伤，急需到上海龙华中医院救治，情况非常危急，目前正乘警车赶来。
得知情况后，孙鲁惠立即汇报客运值班员并开启绿色通道。孙鲁惠提前与列车和到站做好对接，尽己所能为张先生节省更多时间。张先生到达东站时，正值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孙鲁惠一秒都没有犹豫，和患者家人、医护人员一起，将张先生及时送上火车。每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孙鲁惠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当天下午，孙鲁惠接到张先生家属来电，向帮助过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用小小善行践行世间大爱
作为“小惠微善”服务队队长，孙鲁惠在服务旅客过程中，瞄准旅客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在万千的客流中广泛招募有爱心、有能力的旅客担任“临时志愿者”，向乘坐同一车次、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旅客，伸出援手，受到了旅客欢迎，文明之风沿着高铁传播开来。
一次候车过程中，在厦门从事计算机行业工作的王培文，受车站工作人员邀请，参加了一场旨在向广大旅客宣传文明出行的互动节目。现场影像被记者拍下后在电视台播出，王培文的很多亲戚朋友通过电视看到了他传播正能量时的身影，纷纷给他打来了“表扬”电话，这让王培文备受感动。
那位邀请王培文的工作人员，就是孙鲁惠。再一次来到曲阜东站，王培文找到她，并主动提出申请，报名成为车站的“临时志愿者”，寻找与自己乘同一趟列车的旅客中需要帮助的人，扶老携幼、提拿行李，以自己的小小善行，践行世间大爱。提起这一切，王培文说：“应该感谢鲁惠，她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敢于伸出自己的一双手去帮助别人，不为赞美也不为感谢，只为传递这份正能量。”
孙鲁惠从这件事中受到了启发，便在候车大厅设置了点赞墙，把平时拍到的友善之举展示出来，让来往旅客们点赞评优，借此传播正能量，呼吁大家文明出行。
用付出彰显责任与担当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她以身作则，积极响应车站号召，主动请战，逆向而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铁路人的奉献精神。
2020年3月1日16时45分许，曲阜东站服务热线电话突然响起，孙鲁惠接到G142次列车长来电，得知列车上有一名男性发热旅客，孙鲁惠第一时间汇报值班站长，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孙鲁惠联系好地方的防疫人员，和值班站长一起到达指定车门口，与列车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接，将发热乘客转交给防疫部门。经过医院检测，这名旅客排除了新冠肺炎可能性。得到消息后孙鲁惠和值班站长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初心和使命，用付出彰显责任与担当。
记者手记
挥洒青春汗水 传递微笑真情
孙鲁惠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青春和汗水，传递微笑和真情，她和同事们用一件又一件平凡的小事，践行着自己身为“高铁人”的承诺，也温暖着来来往往无数人的心房。她用自己的真诚，和微善服务队一起，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将正能量和爱心，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孙鲁惠和队员们的感召下，乘客乘车时加入“小惠微善”服务队的临时志愿者达7000余名，累计服务乘客35万余人。（本报记者 万德龙）
用真情服务伴您一路同行
2018年年底，一对年轻夫妻带着年幼的孩子，从曲阜东站乘车准备返回广州过年。但因大雾天气影响，他们赶到车站时早已过了发车时间。而当天已经没有开往广州的列车了，眼看回家过年的愿望就要成为泡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男主人找到了孙鲁惠求助。孙鲁惠立即和车站值班站长一起反复研究，最终确定了一个经过合肥中转到广州的方案。但能不能成行，还需要与列车和合肥的车站进行沟通。
最终，孙鲁惠立即与列车和车站对接，将旅客的情况详细说明，三方迅速定下了联合服务的措施，这一家三口顺利返回广州。不久，孙鲁惠和值班站长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件，打开一看，是那一家人在广州新拍的全家福，他们感恩帮助过自己的铁路职工，将刚冲印出来的全家福捎带着新年的祝福邮到了曲阜东站。
用专业精神架起“生命通道”
2019年4月，在孙鲁惠的感召下，曲阜东站成立了“小惠”微善服务队。孙鲁惠带领“小惠”微善服务队的队员们，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将爱心服务区打造成旅客心中的温馨港湾。他们根据旅客出行需求，先后总结出“三式三心”服务法，为有需要的重点旅客主动引导、帮助顺利进出站。自此，“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的服务理念传遍整个曲阜东站。
“叮铃铃，叮铃铃……”“你好，我是曲阜东站微善服务队孙鲁惠，有什么可以帮您？”“你好，我是曲阜东站站前广场派出所民警，我们这里有位乘客急需你们的帮助……”2019年8月14日13时左右，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车站的宁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焦急的求助声，打电话求助的是站前广场派出所民警，称旅客张先生在家务农时被毒蛇咬伤，急需到上海龙华中医院救治，情况非常危急，目前正乘警车赶来。
得知情况后，孙鲁惠立即汇报客运值班员并开启绿色通道。孙鲁惠提前与列车和到站做好对接，尽己所能为张先生节省更多时间。张先生到达东站时，正值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孙鲁惠一秒都没有犹豫，和患者家人、医护人员一起，将张先生及时送上火车。每次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孙鲁惠心中充满了成就感。当天下午，孙鲁惠接到张先生家属来电，向帮助过他们的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感谢。
用小小善行践行世间大爱
作为“小惠微善”服务队队长，孙鲁惠在服务旅客过程中，瞄准旅客需求，不断创新服务方式。在万千的客流中广泛招募有爱心、有能力的旅客担任“临时志愿者”，向乘坐同一车次、行动不便、需要帮助的旅客，伸出援手，受到了旅客欢迎，文明之风沿着高铁传播开来。
一次候车过程中，在厦门从事计算机行业工作的王培文，受车站工作人员邀请，参加了一场旨在向广大旅客宣传文明出行的互动节目。现场影像被记者拍下后在电视台播出，王培文的很多亲戚朋友通过电视看到了他传播正能量时的身影，纷纷给他打来了“表扬”电话，这让王培文备受感动。
那位邀请王培文的工作人员，就是孙鲁惠。再一次来到曲阜东站，王培文找到她，并主动提出申请，报名成为车站的“临时志愿者”，寻找与自己乘同一趟列车的旅客中需要帮助的人，扶老携幼、提拿行李，以自己的小小善行，践行世间大爱。提起这一切，王培文说：“应该感谢鲁惠，她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敢于伸出自己的一双手去帮助别人，不为赞美也不为感谢，只为传递这份正能量。”
孙鲁惠从这件事中受到了启发，便在候车大厅设置了点赞墙，把平时拍到的友善之举展示出来，让来往旅客们点赞评优，借此传播正能量，呼吁大家文明出行。
用付出彰显责任与担当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她以身作则，积极响应车站号召，主动请战，逆向而行，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铁路人的奉献精神。
2020年3月1日16时45分许，曲阜东站服务热线电话突然响起，孙鲁惠接到G142次列车长来电，得知列车上有一名男性发热旅客，孙鲁惠第一时间汇报值班站长，车站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孙鲁惠联系好地方的防疫人员，和值班站长一起到达指定车门口，与列车长进行面对面的交接，将发热乘客转交给防疫部门。经过医院检测，这名旅客排除了新冠肺炎可能性。得到消息后孙鲁惠和值班站长才松了一口气。这是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初心和使命，用付出彰显责任与担当。
记者手记
挥洒青春汗水 传递微笑真情
孙鲁惠在平凡的岗位上挥洒青春和汗水，传递微笑和真情，她和同事们用一件又一件平凡的小事，践行着自己身为“高铁人”的承诺，也温暖着来来往往无数人的心房。她用自己的真诚，和微善服务队一起，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中，将正能量和爱心，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孙鲁惠和队员们的感召下，乘客乘车时加入“小惠微善”服务队的临时志愿者达7000余名，累计服务乘客35万余人。（本报记者 万德龙）
|《她们的传奇》
在2019年获得艾斯纳奖外语书大奖的《她们的传奇》中，作者佩内洛普·芭桔非常精妙地还原了传主的样貌特点，寥寥数笔却十分传神。
30位普通又传奇的女性，芭桔用不同的精妙配色讲述她们动人的一生，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独属于其自身的荣光华彩以及荣光华彩之下的苦难。
在芭桔风趣夸张的画笔之下，她们的独立、坚强、聪慧与可爱将偏见碾碎。
在2019年获得艾斯纳奖外语书大奖的《她们的传奇》中，作者佩内洛普·芭桔非常精妙地还原了传主的样貌特点，寥寥数笔却十分传神。
30位普通又传奇的女性，芭桔用不同的精妙配色讲述她们动人的一生，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独属于其自身的荣光华彩以及荣光华彩之下的苦难。
在芭桔风趣夸张的画笔之下，她们的独立、坚强、聪慧与可爱将偏见碾碎。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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