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日本僧人的面相让我非常吃惊，国内有些寺院太热闹太着急】
提起佛教，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曾经身为三大教之一的佛教，遍布华夏各地，一心向善，追求心内平静，到如今却似乎忘掉了曾经坚守的本心。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佛教也早已在我国传承了百年千年之久，自古以来，前往寺庙出家之人，大都是厌倦了红尘俗世，想要追寻内心的平常，而皈依佛门。
但在如今这个年代，寺庙两个字在很多人心里似乎变了味道，很多寺庙每天的游客络绎不绝，难有半分清净之意，不仅如此，很多所寺庙里面的和尚之所以选择遁入空门是为了打着和尚的名义招摇撞骗。
正因如此，在见识到现在日本的佛教传承现状之后，著名的鉴宝专家马未都便由衷说道：“日本僧人的面相让我非常吃惊，国内有些寺院太热闹太着急。”
01 佛教的起源的发展
佛教从产生到今天已经有了大约25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古印度，由释迦牟尼所创，创立的初衷便是为了让身处黑暗的人们能够心怀光明，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修行来取得正果。
在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之后，便前往各地进行宣传，告知世界这世间存在着轮回，在世间一世一定要多行善事，积累阴德，等到来生重生之后才能拥有好的轮回。
在佛教传出之后，当时的世人大都还没有自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便不受道德的约束，不服从管理，从未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伤害他们，而自此佛教创建开始便瞬间席卷开来，风靡一时，一传十，十传百。
而等到佛教传递到中国的时候，佛教已经被分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大乘佛教，另一个则是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大都传递到了中国，日本等国家，小乘佛教则传递到了泰国，缅甸这些国家，但虽说二者皆属佛教的范畴，但所诵经书和所信奉的神灵则有所不同。
时至今日，便导致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中国和泰国的佛教便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在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基础之上而演变而来，因此三者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联。
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因为国家的发展和不同的社会风气，导致现在各个国家的佛教现状截然不同，有的国家因为风土人情的差异导致佛教的演变方向不同。
有的在之前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许多新的血液，有的则是慢慢忘掉了自己的初衷，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而在当今这个年代，泰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道教逐渐演变出了更多的特色，而中国和日本仅有一海之隔的两个国家，却因为时代的演变，一个逐渐没落，另一个则光芒仍在。
02 中国现在的寺庙现状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的寺庙又称为少林寺，许多在少林寺长大的孩子，大都出身贫寒，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养育不起而选择送入寺庙，也正是因为如此，寺庙里面的方丈和住持大都心地善良，愿意帮助这些孩子。
而在少林寺长大的孩子也大多数都一心向善，每天诵读经书，挑水劈柴，每天的生活都十分规律，不仅如此，曾经的和尚每天都是吃斋念佛，生活清贫。
也正是因为如此，半路出家的也大多都是厌倦了世俗，受够了世间的纷纷扰扰，而选择皈依佛门，而不是心怀鬼胎，有利所图。
曾经的和尚一心向佛，从不过问红尘俗世的纷纷扰扰，秉承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尚品格，每天都是清心寡欲，参悟经书。
而在当时前往寺庙烧香拜佛的香客们，也是满怀敬意，心中带着对佛祖虔诚拥护，不辞万里而来，将自己的祈愿告知佛祖。
在当时的现代，山下的百姓也对附近寺庙的和尚们照顾有加，碰到前来化缘的和尚也都不会拒绝。
但反观现在这个时代，网络上对现在的和尚骂声一片，据报道，有很大一部分寺庙现在出家当和尚都要收取昂贵的费用，而不像曾经那般，用来度化世人，帮助苦命的孩子。
在曾经年代，前往寺庙出家的和尚基本上都是看破红尘，为求一方宁静，但现在去寺庙出家的和尚，大多都另有所图，不是为了逃避生活的压力，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和尚的称号用来招摇撞骗，很少是像曾经那样，遁入空门，苦修佛道。
据报道，还有一部分人，穿着粗布衣打扮成和尚模样，挨家挨户地下跪，他们不是为了化缘，而是为了钱财，如果不给便一直下跪，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不吉利的，因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最终将钱给了他们。
不仅如此，现在上网络直播的发展速度如日中天，许多人想要去这个行业分得一杯羹，在他们看来这个行业门槛低，来钱快，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便能开设自己的直播间。
有些人便打扮成和尚模样，声称自己是来自某个寺庙的和尚，通过网络度化观众，喊着高尚的口号，一边念着经书，一边请求观众给他们送礼物。
前段时间有一则寺庙的招收条件被人公布出来轰动全网，在这则公告中，普通和尚，主持，方丈都有自己的招收条件，就连普通和尚都要本科学历，再往上晋升就要985,学校毕业，研究生学历等等。
不仅如此，在寺庙每个月还有绩效分红，身份越高，工资越高，分红也就越多，想到曾经寺庙的模样，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则消息出来之后，网友们纷纷评论自己不配当和尚，或许，现在的寺庙所修建的意义便是用来给游客当作打卡地的，曾经人们心中的圣地如今也早已便的污浊不堪。
不可否认，现在国内的寺庙风气当真是和曾经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一小部分寺庙还在坚守本心，不忘初衷，但反观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和我们相比，他们的佛教传承就不深远，但时至如今却让人不得不感叹变化之大。
03 日本寺庙的现状
诚然，日本的佛教传承时间并没有我们的年代久远，很多的经书也是当时的圣德太子命人前往中国进行摘抄。
而日本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也是因为当时的圣德太子对佛教的思想坚信不疑，因为他本身便是佛教的虔诚信徒。
在他命人将大批经书摘抄翻译之后，便斥巨资令人在日本的各个地方修建寺庙，在当地大肆宣讲佛教精神。
正是在圣德太子对佛教的宣传之下，使得当时的佛教在日本人当中也深入人心，几乎家家户户都信佛。
而在曾经的日本，由于环境因素和人口数量，他们的佛教文化更加的纯粹，无论是在曾经还是现在，一直在坚守本心。
时至今日，日本寺庙仍旧是一方净土，没有感染到任何的烟火气息，而随着文化的沉淀，导致现在的日本寺庙大都是世代传承，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像中国一样不需再与红尘有瓜葛。
在日本，和尚是被允许结婚的，在他们看来佛教是放在心中传承的，而结婚生子和追寻佛道并不冲突。
不仅如此，在日本和尚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平常的修行也是十分的刻苦，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一旦有和尚出现在寻常人家门口，便会得到盛情款待，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够得到这些和尚的教化是十分幸运的。
也正是因为日本僧人的地位，使得很多当地的女人都希望能够嫁给和尚，他们认为这些和尚每天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能够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会十分幸福。
而之所以，这些日本僧人能够到了这种待遇。
最本质的原因便是多年以来，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坚守，不愿为了世俗的诱惑而选择放弃这么多年的守候，很多去过日本游玩的人在看到当地的僧人之后都会表示在他们脸上能看到修行的刻苦，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气息。
马未都专家便曾在游历过日本后说道，日本的僧人们脸上就能看到佛教的光辉，这才是真正虔诚的信徒所该拥有的面貌。
04 小结
现在中国的佛教已经没落了大壁江山，许多的寺庙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也忘却了曾经建造寺庙的初心。
往日的檀木书香味道也逐渐被现在的铜臭味所弥漫，很多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再守候心中的执念而选择随波逐流。
据报道，在一次假期的有一座寺庙一天的收入便达到了将近80余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寺庙管理者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将这些香火钱用来修补寺庙的残破之处而是将门票涨价，借这次机会以便从中获利。
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寺庙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曾经的宁静便变成了现在的喧嚣，寺庙里本为了清修的和尚也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确实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但与之相比，我们所需要的更是这个快节奏时代中的一方净土，以便让那些看透人世间纷扰的人们能够在繁忙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平复一下操劳多年的内心。
#艺术公开课##遇见艺术##这就是中国风#
提起佛教，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曾经身为三大教之一的佛教，遍布华夏各地，一心向善，追求心内平静，到如今却似乎忘掉了曾经坚守的本心。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佛教也早已在我国传承了百年千年之久，自古以来，前往寺庙出家之人，大都是厌倦了红尘俗世，想要追寻内心的平常，而皈依佛门。
但在如今这个年代，寺庙两个字在很多人心里似乎变了味道，很多寺庙每天的游客络绎不绝，难有半分清净之意，不仅如此，很多所寺庙里面的和尚之所以选择遁入空门是为了打着和尚的名义招摇撞骗。
正因如此，在见识到现在日本的佛教传承现状之后，著名的鉴宝专家马未都便由衷说道：“日本僧人的面相让我非常吃惊，国内有些寺院太热闹太着急。”
01 佛教的起源的发展
佛教从产生到今天已经有了大约2500多年的历史，起源于古印度，由释迦牟尼所创，创立的初衷便是为了让身处黑暗的人们能够心怀光明，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修行来取得正果。
在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之后，便前往各地进行宣传，告知世界这世间存在着轮回，在世间一世一定要多行善事，积累阴德，等到来生重生之后才能拥有好的轮回。
在佛教传出之后，当时的世人大都还没有自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便不受道德的约束，不服从管理，从未被自己的欲望控制伤害他们，而自此佛教创建开始便瞬间席卷开来，风靡一时，一传十，十传百。
而等到佛教传递到中国的时候，佛教已经被分成了两个派系，一个是大乘佛教，另一个则是小乘佛教。
大乘佛教大都传递到了中国，日本等国家，小乘佛教则传递到了泰国，缅甸这些国家，但虽说二者皆属佛教的范畴，但所诵经书和所信奉的神灵则有所不同。
时至今日，便导致了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中国和泰国的佛教便有所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在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基础之上而演变而来，因此三者之间都有着一定的关联。
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因为国家的发展和不同的社会风气，导致现在各个国家的佛教现状截然不同，有的国家因为风土人情的差异导致佛教的演变方向不同。
有的在之前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许多新的血液，有的则是慢慢忘掉了自己的初衷，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而在当今这个年代，泰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道教逐渐演变出了更多的特色，而中国和日本仅有一海之隔的两个国家，却因为时代的演变，一个逐渐没落，另一个则光芒仍在。
02 中国现在的寺庙现状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的寺庙又称为少林寺，许多在少林寺长大的孩子，大都出身贫寒，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养育不起而选择送入寺庙，也正是因为如此，寺庙里面的方丈和住持大都心地善良，愿意帮助这些孩子。
而在少林寺长大的孩子也大多数都一心向善，每天诵读经书，挑水劈柴，每天的生活都十分规律，不仅如此，曾经的和尚每天都是吃斋念佛，生活清贫。
也正是因为如此，半路出家的也大多都是厌倦了世俗，受够了世间的纷纷扰扰，而选择皈依佛门，而不是心怀鬼胎，有利所图。
曾经的和尚一心向佛，从不过问红尘俗世的纷纷扰扰，秉承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高尚品格，每天都是清心寡欲，参悟经书。
而在当时前往寺庙烧香拜佛的香客们，也是满怀敬意，心中带着对佛祖虔诚拥护，不辞万里而来，将自己的祈愿告知佛祖。
在当时的现代，山下的百姓也对附近寺庙的和尚们照顾有加，碰到前来化缘的和尚也都不会拒绝。
但反观现在这个时代，网络上对现在的和尚骂声一片，据报道，有很大一部分寺庙现在出家当和尚都要收取昂贵的费用，而不像曾经那般，用来度化世人，帮助苦命的孩子。
在曾经年代，前往寺庙出家的和尚基本上都是看破红尘，为求一方宁静，但现在去寺庙出家的和尚，大多都另有所图，不是为了逃避生活的压力，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和尚的称号用来招摇撞骗，很少是像曾经那样，遁入空门，苦修佛道。
据报道，还有一部分人，穿着粗布衣打扮成和尚模样，挨家挨户地下跪，他们不是为了化缘，而是为了钱财，如果不给便一直下跪，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非常不吉利的，因此大多数人迫于无奈，最终将钱给了他们。
不仅如此，现在上网络直播的发展速度如日中天，许多人想要去这个行业分得一杯羹，在他们看来这个行业门槛低，来钱快，只需要注册一个账号，便能开设自己的直播间。
有些人便打扮成和尚模样，声称自己是来自某个寺庙的和尚，通过网络度化观众，喊着高尚的口号，一边念着经书，一边请求观众给他们送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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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寺庙每个月还有绩效分红，身份越高，工资越高，分红也就越多，想到曾经寺庙的模样，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则消息出来之后，网友们纷纷评论自己不配当和尚，或许，现在的寺庙所修建的意义便是用来给游客当作打卡地的，曾经人们心中的圣地如今也早已便的污浊不堪。
不可否认，现在国内的寺庙风气当真是和曾经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一小部分寺庙还在坚守本心，不忘初衷，但反观日本这个国家，虽然和我们相比，他们的佛教传承就不深远，但时至如今却让人不得不感叹变化之大。
03 日本寺庙的现状
诚然，日本的佛教传承时间并没有我们的年代久远，很多的经书也是当时的圣德太子命人前往中国进行摘抄。
而日本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够发扬光大也是因为当时的圣德太子对佛教的思想坚信不疑，因为他本身便是佛教的虔诚信徒。
在他命人将大批经书摘抄翻译之后，便斥巨资令人在日本的各个地方修建寺庙，在当地大肆宣讲佛教精神。
正是在圣德太子对佛教的宣传之下，使得当时的佛教在日本人当中也深入人心，几乎家家户户都信佛。
而在曾经的日本，由于环境因素和人口数量，他们的佛教文化更加的纯粹，无论是在曾经还是现在，一直在坚守本心。
时至今日，日本寺庙仍旧是一方净土，没有感染到任何的烟火气息，而随着文化的沉淀，导致现在的日本寺庙大都是世代传承，因为在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像中国一样不需再与红尘有瓜葛。
在日本，和尚是被允许结婚的，在他们看来佛教是放在心中传承的，而结婚生子和追寻佛道并不冲突。
不仅如此，在日本和尚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平常的修行也是十分的刻苦，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一旦有和尚出现在寻常人家门口，便会得到盛情款待，因为在他们看来，能够得到这些和尚的教化是十分幸运的。
也正是因为日本僧人的地位，使得很多当地的女人都希望能够嫁给和尚，他们认为这些和尚每天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能够和他们一起生活一定会十分幸福。
而之所以，这些日本僧人能够到了这种待遇。
最本质的原因便是多年以来，他们从未放弃自己的坚守，不愿为了世俗的诱惑而选择放弃这么多年的守候，很多去过日本游玩的人在看到当地的僧人之后都会表示在他们脸上能看到修行的刻苦，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气息。
马未都专家便曾在游历过日本后说道，日本的僧人们脸上就能看到佛教的光辉，这才是真正虔诚的信徒所该拥有的面貌。
04 小结
现在中国的佛教已经没落了大壁江山，许多的寺庙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也忘却了曾经建造寺庙的初心。
往日的檀木书香味道也逐渐被现在的铜臭味所弥漫，很多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再守候心中的执念而选择随波逐流。
据报道，在一次假期的有一座寺庙一天的收入便达到了将近80余万，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的寺庙管理者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将这些香火钱用来修补寺庙的残破之处而是将门票涨价，借这次机会以便从中获利。
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寺庙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变成了旅游胜地，曾经的宁静便变成了现在的喧嚣，寺庙里本为了清修的和尚也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确实要加强经济的发展，但与之相比，我们所需要的更是这个快节奏时代中的一方净土，以便让那些看透人世间纷扰的人们能够在繁忙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地方平复一下操劳多年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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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完故宫9371间房后，他又去哪儿了？】多年前，单霁翔上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时，曾穿着一双老布鞋，走遍故宫9371间房屋。退休后，单霁翔不仅自己穿着布鞋，还组建了一支“布鞋男团”，踏上文化遗产地的探访之路，这便形成了热播的电视节目《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万里走单骑》）。
近日，以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的故事为经，以节目录制的见闻和随想为纬的图书《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以下简称《老单日记》）正式出版，本报记者就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单霁翔。#推书#
△ 《中国科学报》：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以下简称“泉州”）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遗产。您认为“泉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泉州”有22个遗产点，其独特价值在于这些遗址群体现了泉州在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活力，及其与中国腹地的紧密联系。
泉州在亚洲海运贸易的重要时期蓬勃发展，遗产地包括多座宗教建筑，如始建于公元11世纪的清净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大量考古遗迹，如行政建筑、具有重要商贸和防御意义的石码头、制瓷和冶铁生产遗址、城市交通网道的构成元素、古桥、宝塔和碑文。
在公元10~14世纪的阿拉伯和西方文献中，泉州被称为刺桐。该遗产地还包括一座保留了部分原貌的元代寺庙，以及世界上仅存的摩尼石像。摩尼是摩尼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该教约于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 《中国科学报》：“泉州”曾在2018年申报世界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未成功，实际上，在《老单日记》中也提到申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申遗难在何处？
△ 单霁翔：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财富，需要全世界的认可，因此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无不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努力，从申报到成功历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比比皆是。
但即使如此，申遗之路仍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老单日记》中提到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就经历了两次申遗才成功，这次的“泉州”也是。第一次的失利在于我们对遗产的价值研究不足，没有找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
△ 《中国科学报》：“泉州”申遗成功后，有17%的网友希望“大家到泉州旅游”，有14%的网友期待“到泉州打卡”。申遗成功势必带动旅游。在《老单日记》中您提到西递、宏村旅游业发达，但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您认为旅游开发和传统保护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吗？
△ 单霁翔：我们在拍摄《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时候到过一处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我们在古村落里看到申遗成功20年来，古村落里没有发生拆毁传统民居建筑、建设新楼房的现象，传统村落的风貌和肌理得到完整保护，同时旅游也得到了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民居主人，把老宅出租给其他省份的经营人员，售卖与皖南文化没有关系的商品，街巷出现过度商业化的情况。
当时我们就组织了一场辩论，题目是“旅游开发是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灵丹妙药”。很多人赞成，反方寥寥无几。但是我就反对“灵丹妙药”四个字，我并不反对发展旅游，只是旅游并不是保护古村落的唯一路径。旅游之上是文化，坚守地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再加上旅游发展的机遇，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古村落保护之路。
△ 《中国科学报》：从《老单日记》中得知很多有名的景点，比如鼓浪屿2017年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湖是201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遗的先后顺序是如何考虑的？
△ 单霁翔：随着我国申遗工作的逐年推进，各地越来越重视，所以就有了多达几十项的申遗预备名单。哪个项目能够成为近期中国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荐项目，关键看哪个项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名额特别珍贵。因此只有做好充分准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才能优先考虑推荐。
△ 《中国科学报》：已经很有名的地方，还需要世界遗产的“认证”吗？得到“认证”的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老单日记》中记录了嘉宾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的一次交流。嘉宾小马认为景迈山古茶林在他心中已经是世界遗产了，没有必要再去争取那张证书。这说明小马认可了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但只有通过申遗，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当地民众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此外，不仅要保护古茶林，而且要把遗产价值讲给全世界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每一项申遗都要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过程。为了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就要在学术上研究文化价值、在规划上保护历史风貌。申遗还要倾听居住在遗产地的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那就要解决居民切身的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们从遗产保护中获得收益。申遗成功之后还要常态化监测，持续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经历这样的过程后，城市风貌维护了、历史建筑保护了、人居环境变好了、当地居民受益了，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居住在世界遗产区域的人们，使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脉络不会中断。这样人与城市、保护与发展、功能与文化就能形成良性循环，达到和谐统一。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申遗热”，现在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更是为了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 《中国科学报》：《万里走单骑》一共走访了12个文化遗产地，其中有两个是没有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一个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何对这两个地方如此“厚爱”？
△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走了十处世界遗产地和两处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选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主要是希望通过节目推动它们的申遗工作。
这档节目希望把遗产价值和遗产保护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人和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申遗成功的那些遗产地，它们的故事是历史了；尚在申遗过程中的遗产地，故事是正在进行中的，更加鲜活。
之所以选择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和黄石矿冶工业遗产，是因为这两处遗产地的价值比较特殊。景迈山古茶林是农业遗产，又是茶文化的代表。世界三大饮料中，其它两类都有相关遗产项目成为世界遗产，茶文化的项目还没有进入世界遗产，这是一个空白。黄石是工业遗产，有着炉火三千年不灭的历史，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黄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我国的工业“粮仓”。没有那些年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也不会有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今天。我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遗产，这是个遗憾。
△ 《中国科学报》：您多次提到要让世界遗产成为“活态”的遗产，世界遗产“活在当下”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 单霁翔：“活在当下”，就是要让世界遗产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锁在围墙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
故宫也是世界遗产，我在故宫博物院就深切体会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它反倒更健康。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庞大，而保护修缮这些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细节。另外，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都可能是要保护的对象。只有人们感受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形成良性循环。
△ 延伸阅读
这些“遗产”你知道吗？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遗址。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是指具有突出的物质、生物或地质特征，也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以及具有科学、环境或美学价值的地区。
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国内也称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1987年，我国“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古迹、建筑群、遗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t.cn/A6II0ALo
近日，以文化遗产传承、利用和保护的故事为经，以节目录制的见闻和随想为纬的图书《万里走单骑：老单日记》（以下简称《老单日记》）正式出版，本报记者就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未来发展等问题采访了单霁翔。#推书#
△ 《中国科学报》：在7月25日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以下简称“泉州”）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6个世界遗产。您认为“泉州”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泉州”有22个遗产点，其独特价值在于这些遗址群体现了泉州在宋元时期（公元10~14世纪）作为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活力，及其与中国腹地的紧密联系。
泉州在亚洲海运贸易的重要时期蓬勃发展，遗产地包括多座宗教建筑，如始建于公元11世纪的清净寺（中国最早的伊斯兰建筑之一）、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大量考古遗迹，如行政建筑、具有重要商贸和防御意义的石码头、制瓷和冶铁生产遗址、城市交通网道的构成元素、古桥、宝塔和碑文。
在公元10~14世纪的阿拉伯和西方文献中，泉州被称为刺桐。该遗产地还包括一座保留了部分原貌的元代寺庙，以及世界上仅存的摩尼石像。摩尼是摩尼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该教约于公元6~7世纪传入中国。
△ 《中国科学报》：“泉州”曾在2018年申报世界遗产（以下简称申遗）未成功，实际上，在《老单日记》中也提到申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申遗难在何处？
△ 单霁翔：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财富，需要全世界的认可，因此成为世界遗产的项目无不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努力，从申报到成功历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项目比比皆是。
但即使如此，申遗之路仍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比如《老单日记》中提到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就经历了两次申遗才成功，这次的“泉州”也是。第一次的失利在于我们对遗产的价值研究不足，没有找到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
△ 《中国科学报》：“泉州”申遗成功后，有17%的网友希望“大家到泉州旅游”，有14%的网友期待“到泉州打卡”。申遗成功势必带动旅游。在《老单日记》中您提到西递、宏村旅游业发达，但有“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您认为旅游开发和传统保护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吗？
△ 单霁翔：我们在拍摄《万里走单骑》第一季的时候到过一处遗产地“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我们在古村落里看到申遗成功20年来，古村落里没有发生拆毁传统民居建筑、建设新楼房的现象，传统村落的风貌和肌理得到完整保护，同时旅游也得到了发展，民众生活得到改善。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传统民居主人，把老宅出租给其他省份的经营人员，售卖与皖南文化没有关系的商品，街巷出现过度商业化的情况。
当时我们就组织了一场辩论，题目是“旅游开发是不是传统村落保护的灵丹妙药”。很多人赞成，反方寥寥无几。但是我就反对“灵丹妙药”四个字，我并不反对发展旅游，只是旅游并不是保护古村落的唯一路径。旅游之上是文化，坚守地域文化、保护传统文化，再加上旅游发展的机遇，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古村落保护之路。
△ 《中国科学报》：从《老单日记》中得知很多有名的景点，比如鼓浪屿2017年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西湖是2011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申遗的先后顺序是如何考虑的？
△ 单霁翔：随着我国申遗工作的逐年推进，各地越来越重视，所以就有了多达几十项的申遗预备名单。哪个项目能够成为近期中国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荐项目，关键看哪个项目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考虑，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世界遗产，名额特别珍贵。因此只有做好充分准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项目，才能优先考虑推荐。
△ 《中国科学报》：已经很有名的地方，还需要世界遗产的“认证”吗？得到“认证”的意义是什么？
△ 单霁翔：《老单日记》中记录了嘉宾在普洱景迈山古茶林的一次交流。嘉宾小马认为景迈山古茶林在他心中已经是世界遗产了，没有必要再去争取那张证书。这说明小马认可了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但只有通过申遗，景迈山古茶林的遗产价值才能得到彰显，当地民众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此外，不仅要保护古茶林，而且要把遗产价值讲给全世界听，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每一项申遗都要经历严格的程序和艰苦的过程。为了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就要在学术上研究文化价值、在规划上保护历史风貌。申遗还要倾听居住在遗产地的老百姓的意见，得到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那就要解决居民切身的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让人们从遗产保护中获得收益。申遗成功之后还要常态化监测，持续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
经历这样的过程后，城市风貌维护了、历史建筑保护了、人居环境变好了、当地居民受益了，这些又反过来塑造了居住在世界遗产区域的人们，使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脉络不会中断。这样人与城市、保护与发展、功能与文化就能形成良性循环，达到和谐统一。
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申遗热”，现在要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申遗，端正申遗目的，申遗不仅仅是为了发展旅游，更是为了保护与发展的综合效益。
△ 《中国科学报》：《万里走单骑》一共走访了12个文化遗产地，其中有两个是没有收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个是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一个是黄石矿冶工业遗产，为何对这两个地方如此“厚爱”？
△ 单霁翔：《万里走单骑》第一季走了十处世界遗产地和两处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选预备清单中的遗产地，主要是希望通过节目推动它们的申遗工作。
这档节目希望把遗产价值和遗产保护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人和事，讲给更多的人听。申遗成功的那些遗产地，它们的故事是历史了；尚在申遗过程中的遗产地，故事是正在进行中的，更加鲜活。
之所以选择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和黄石矿冶工业遗产，是因为这两处遗产地的价值比较特殊。景迈山古茶林是农业遗产，又是茶文化的代表。世界三大饮料中，其它两类都有相关遗产项目成为世界遗产，茶文化的项目还没有进入世界遗产，这是一个空白。黄石是工业遗产，有着炉火三千年不灭的历史，在我国近代化进程中，黄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我国的工业“粮仓”。没有那些年波澜壮阔的工业化进程，也不会有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今天。我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遗产，这是个遗憾。
△ 《中国科学报》：您多次提到要让世界遗产成为“活态”的遗产，世界遗产“活在当下”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
△ 单霁翔：“活在当下”，就是要让世界遗产健康地、有尊严地走进人们的社会生活。文化遗产是社会公共的财富，不要把它们封闭在博物馆里、锁在围墙里，因为创造文化遗产的是社会公众。
故宫也是世界遗产，我在故宫博物院就深切体会到，把修缮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锁起来，它糟朽得更快。把它修缮好了，赋予它新的功能，它反倒更健康。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文化遗产数量非常庞大，而保护修缮这些文化遗产的工作人员非常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细节。另外，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当代，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再是政府和文物部门的专利，而是亿万民众都能参与的事业。我们要给予普通民众更多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让普通民众从文化遗产中吸取智慧和营养。
实际上，文化遗产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的社会生活，人们居住的街道、工作的地点都可能是要保护的对象。只有人们感受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的意义，文化遗产才有尊严，才能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惠及更多的民众；民众享受文化遗产带来的品质生活，就有动力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形成良性循环。
△ 延伸阅读
这些“遗产”你知道吗？
世界遗产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或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订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美学、考古、科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价值的纪念碑、建筑物和遗址。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遗产是指具有突出的物质、生物或地质特征，也包括受威胁物种的栖息地，以及具有科学、环境或美学价值的地区。
混合遗产是指遗产项目既符合文化遗产的标准，又符合自然遗产的标准，具有文化和自然双重价值。国内也称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1987年，我国“泰山”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时，主要是申报自然遗产类型，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考察，高度认可了“泰山”同时具有两种遗产价值，在世界上开创了“混合遗产”的新类型。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化遗产，包括具有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的古迹、建筑群、遗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https://t.cn/A6II0ALo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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