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湖南《泉口尹氏族谱》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
看1806年前齿录记载的真伪
一、四川《安岳尹氏族谱》清乾隆年间的序，德二郎入楚年代。
“而兴儒兴诗等近而溯之乃由和靖而递传由是以观洵名门也兹者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而遂而岳昭穆秩然支派釐然然伯仲叔季昭然有序亲疏远近蔼然可亲礼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然则尹氏之谱其殆漾于礼文也夫”（乾隆六年1741年辛酉岁夏六月上浣遂邑庠生龚国贵德安氏撰）”。
如果，1741年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有德二郎公元至元年间入楚记载，就断没有“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一说。
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雪蕉公的“世德流源总叙”矛盾的德二郎人楚年代。
“世德源流总叙，“谱之有序者何？序始祖所自出与，宗派所由分，且综全谱之义例，悉揭于一叙中也。吾族何祖？祖德二也。族何宗？宗子贵子受也。尹氏衍系繁矣，何以祖？德二曰始迁祖也。别子之义也。元至元间，公自豫章迁衡，明初占籍清化八甲，编名贵二，今横冲塘其遗址焉。我子孙世世守之，勿替其宗。子贵子受者何先是？德二祖生友博，博生正元两叶，皆单嬗。元公有子六人，唯贵受二公守楚，祧是吾族分房大宗也。继别之义然也，贵为宗，而大荣、大山皆贵所递传者也。受为宗，而大祖、大龙、大孟、大章、大贵，皆受所派衍者也。各公之裔与徙者，后先踵相接，惟山公龙公孟公章公，嗣居清化，祖公嗣隶长乐，世耕且读，迄于今十八代，谊尚未衰也，恩尚未薄也。易世而后，欲其恩益明谊益美者，是重赖乎。谱之作也，夫谱之义通乎？史史有纲目，谱亦类然，祖纲而宗目也，大宗纲而小宗又目也。遵欧氏式，序以五世者纲，于此举目于此张，棼绪无淩节也。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用是垂诸，奕禩可按籍稽也。而其则，古称先著为规训，皆所以教孝教弟，靳吾宗之日登于古也，若夫上溯前代，不乏伟人，何弗一纪述耶，曰杜板援也，诎铺张也。”（嗣孙定辙雪蕉氏敬述1806年）”
既然“元至元间（1296年前），公自豫章迁衡”，又何来“（1806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如果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怎么会有这些矛盾的说法？
综合四川《安岳尹氏族谱》和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最早的序（叙）所留下的信息，这两个时间段，还没有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三、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正元公的生年齿录记载？
根据湖南《泉口尹氏族谱》三修“续谱总叙”：“吾族自德二郎肇基数传后，衍派实繁；而徙蜀徙粤，旧帙不无散佚。嘉庆丙寅（1806年）先父雪蕉公念笃恩谊，毅然任此创举，一时族长。。。等人，同心称职，以成事今披而读焉”。“削所宜削，增所宜增，无敢狥至传序、记赞所以导扬先德，或仍其旧，或编夫新；无没善亦无滥厕，而其自元而明，以迄今”。（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安敔）。
是三修时的“削所宜削，增所宜增”，造成了雪蕉公“世德源流总叙”，充满了矛盾，面目全非。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正元公的生年（1349年）齿录，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就不会有1741年的“乃祖以明初迁楚清初入蜀”。
如果那时候有德二元至元年间（1296年前）入楚的记载，就不会有1806年的“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
所以，这些矛盾的出现，产生于1844年以后。
四、代距告诉我们的事实真相
德二公到正元公，大概是1266年到1349年，代距是42岁\代。
正元公到定达公，是1349年到1745年，代距是31岁\代
定达公到文禄公，是1745年到1917年，代距是29岁\代。
平均代距：1266年到1917年，代距是31岁\代。
也就是说，这个平均代距，已经远远大于尹氏族人的平均代距。
五、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是1806年首创的族谱
首创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时，潭产公和靖公之后裔，就已经否认了德二公非和靖公世系，“吾烏知两地之非出一源哉”。（尹氏族谱叙）他称雪蕉公支系为“君族”，并非“吾族”，可知两地尹氏是不同源的，即雪蕉公支系不是和靖公世系。直接否定了四川《安岳尹氏族谱》的和靖公后裔之说。
既然雪蕉公说：“自始祖历今，四百余年（1406年前，而不是1306年前），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他怎么不直接说始迁祖入楚五百多年呢？（1296年前元至元年间）
四百多年来，泉口尹氏“生卒必书也，婚配必表也，茔域必详也”，已经是族谱记载了，何来1806年族谱首创之说？
六、湖南《泉口尹氏族谱》没有打开本支系字辈的秘密
派字辈的人是德友，正子，德友是尹正的儿子。必添仲仕，德友是次子（仲），（孔子曰：学而优则仕。仕途即官道）就是说德友家必出做官的人。
世大宗良承，尹氏三飞湖南鼎三田，与泉口尹氏族谱序（叙）记载相同。
兴国定安仁，尹正公奉旨复征黎寇有功，在湖南安仁授锦衣卫千户的事迹，与字辈完全相同。
一经启文运，雄飞公位下，彦德公慰岳军，受岳穆授“一经堂”，与尹正公世系字辈不谋而合。
离开了字辈，何从寻根问祖？
德二，名洪德，正好说明了与德友的父子关系，更能证明德二是正公后裔的依据是：
尹正-荣--能仲-伯恭
尹正-华-咸恭（得一）-伯圭
尹正-华-洪德（德二）-友伯（博）
尹正四世孙，名均有“伯（博）”，这正是老尹家取名的秘密。
父子联“德”，兄弟同“伯（博）”这也是老尹家以前取名的秘诀。
续谱，不能改动老谱，这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信息的传承。如果发现族谱里出现了混乱的信息传递，这部族谱的真实性就会遭到质疑。正元公以后的生年齿录记载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续谱，发现了以前的族谱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不要去修改它。用现在的几修序（叙）去说明存在的问题，让后人们的智慧去甄别和鉴别，保留原始信息就好。
让不断的真实信息涌现出来，厚积薄发，自自然然就会展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https://t.cn/RxHkmOJ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学说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和黄老刑名思想，形成了一个儒学的新体系，在儒学演变历史上是一次大的变化。关于董仲舒如何吸取诸家思想，需要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huán，姓。）、文之事者"，绝对排斥霸道。董仲舒则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认为王道固然体现了仁，霸道也体现了仁。教化固然重要，法制也不能不用。为了推行他的兼采王道和霸道的政治思想，他又利用阴阳五行说进行论证，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在天人关系上，他以荀子提出的自然界的功能"不见其形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同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企图解决如何"知天"的问题。但他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恢复了宗教神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歪曲利用当时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提出更加系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人的行为（主要指帝王的行为、措施和宗教仪式）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
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历史上早已出现，却从来没有像董仲舒这样作过系统的论证恢复宗教化的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主旨。他继商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论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又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这是利用一般人所见到的自然之天的形象，把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具有尊贵、仁爱、神奇的性质，用神灵之天来代替自然之天。他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承认"仁"是最高道德原则，但又认为"仁"是天的意志，甚至说"仁"就等于天。这样就把道德原则说成是来源于神灵的"天"。
使阴阳五行伦理化，这是"天人感应"里说的重要内容。《春秋繁露》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的20多篇文章反复讨论阴阳五行，所包含的观点约有五端：①阴阳五行从属于天，体现着天的意志。②阴阳消息形成四时。③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④把木、火、金、水、土与东南西北中五方和春夏秋冬四季以及四时相配。⑤赋予阴阳五行以伦理性质。这些观念在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都已出现，尤其是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已作过系统的论述。董仲舒吸取这些观念，着重在阴阳五行的伦理化方面作出说明：
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
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
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
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自然界的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歪曲附会成为父子、君臣关系，养生送死的孝道和竭力事君的忠道被强加于五行，也就是说，他把当时伦理的主要内容强加于自然界。董仲舒还进一步把仁、义、礼、智、信强加于五行。
在《五行相生》篇，司徒、司寇五种官职取法于五行把五官与五行相比附，说司农、司马、司营、司寇取法于五行：司农尚仁，取法于木；司马尚智，取法于火；司营尚信，取法于土；司徒尚义，取法于金；司寇尚礼，取法于水。五官效法五行行事，便能和谐相顺。在《五行相胜》篇又说，五官中某一官职违背所效法的那一行的伦理要求，便要发生相克相逆的现象等。阴阳本是两种自然现象，而董仲舒却提出"阳尊阴卑""阳贵阴贱"（《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的说法，把人间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强加于阴阳， 而且进一步发挥说：
”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气宽而明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思，阳气生而阴气杀。”《算，王通三》
这样，阴阳两种气不仅具有寒暖的性质，而且具有予夺、仁戾、宽急、爱恶、生杀等意志和道德。显然，在这里阴阳也与五行一样被伦理化了。
为了论证神灵之天主宰人类社会，君主必须依照天意行事，董仲舒还提出"人副天数"的原理，认为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来源于天，与天相类似。在精神方面，董仲舒同样将天与人的关系作了许多荒唐的比附。他说天有四季之气，而四季之气表现了天的喜怒哀乐。春气喜，夏气乐，秋气严，冬气哀。人得春气因而博爱容众，得夏气因而盛养乐生，得秋气而能立严成功，得冬气因而哀死悲恸。
“天人感应"说本来是古老的传统思想，在《诗》、《书》、《左传》、《国语》所反映的商周思想中，这类材料很多。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时期，这种思想遭到很大冲击。在汉代封建统治强化和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董仲舒又恢复并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对先秦诸子学说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一股巨大的回流。它给封建皇权加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色彩，后来又与谶（chèn）纬迷信合流，其消极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包含着一定的积极成就。哲学思想方面，"天人感应"说在承认天的主宰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于群生……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发出的不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哀叹，而是强调人的奋发有为。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具有监督政事、裁制君权的意义。他企图用天意来约束皇权，以天意监督政事。
作者：儒行道心
董仲舒学说的特点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和黄老刑名思想，形成了一个儒学的新体系，在儒学演变历史上是一次大的变化。关于董仲舒如何吸取诸家思想，需要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孟子说"孔子之徒，无道桓（huán，姓。）、文之事者"，绝对排斥霸道。董仲舒则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曾子、子石盛美齐侯安诸侯，尊天子。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春秋繁露，俞序》）认为王道固然体现了仁，霸道也体现了仁。教化固然重要，法制也不能不用。为了推行他的兼采王道和霸道的政治思想，他又利用阴阳五行说进行论证，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
在天人关系上，他以荀子提出的自然界的功能"不见其形而见其功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同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企图解决如何"知天"的问题。但他未能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而是恢复了宗教神学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歪曲利用当时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提出更加系统的宗教神学世界观——"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主宰人类社会，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动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人的行为（主要指帝王的行为、措施和宗教仪式）能够使天改变原来的安排。
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历史上早已出现，却从来没有像董仲舒这样作过系统的论证恢复宗教化的神灵之天是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的主旨。他继商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论说："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郊义》），"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受命之君，天命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又说："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春秋繁露•离合根》）这是利用一般人所见到的自然之天的形象，把自然之天神秘化，使之具有尊贵、仁爱、神奇的性质，用神灵之天来代替自然之天。他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董仲舒承认"仁"是最高道德原则，但又认为"仁"是天的意志，甚至说"仁"就等于天。这样就把道德原则说成是来源于神灵的"天"。
使阴阳五行伦理化，这是"天人感应"里说的重要内容。《春秋繁露》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卷的20多篇文章反复讨论阴阳五行，所包含的观点约有五端：①阴阳五行从属于天，体现着天的意志。②阴阳消息形成四时。③木、火、土、金、水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春秋繁露•五行相生》）。④把木、火、金、水、土与东南西北中五方和春夏秋冬四季以及四时相配。⑤赋予阴阳五行以伦理性质。这些观念在先秦的阴阳五行学说中都已出现，尤其是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已作过系统的论述。董仲舒吸取这些观念，着重在阴阳五行的伦理化方面作出说明：
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
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
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
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自然界的五种物质元素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歪曲附会成为父子、君臣关系，养生送死的孝道和竭力事君的忠道被强加于五行，也就是说，他把当时伦理的主要内容强加于自然界。董仲舒还进一步把仁、义、礼、智、信强加于五行。
在《五行相生》篇，司徒、司寇五种官职取法于五行把五官与五行相比附，说司农、司马、司营、司寇取法于五行：司农尚仁，取法于木；司马尚智，取法于火；司营尚信，取法于土；司徒尚义，取法于金；司寇尚礼，取法于水。五官效法五行行事，便能和谐相顺。在《五行相胜》篇又说，五官中某一官职违背所效法的那一行的伦理要求，便要发生相克相逆的现象等。阴阳本是两种自然现象，而董仲舒却提出"阳尊阴卑""阳贵阴贱"（《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的说法，把人间的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强加于阴阳， 而且进一步发挥说：
”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气宽而明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思，阳气生而阴气杀。”《算，王通三》
这样，阴阳两种气不仅具有寒暖的性质，而且具有予夺、仁戾、宽急、爱恶、生杀等意志和道德。显然，在这里阴阳也与五行一样被伦理化了。
为了论证神灵之天主宰人类社会，君主必须依照天意行事，董仲舒还提出"人副天数"的原理，认为人是天的副本或缩影，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来源于天，与天相类似。在精神方面，董仲舒同样将天与人的关系作了许多荒唐的比附。他说天有四季之气，而四季之气表现了天的喜怒哀乐。春气喜，夏气乐，秋气严，冬气哀。人得春气因而博爱容众，得夏气因而盛养乐生，得秋气而能立严成功，得冬气因而哀死悲恸。
“天人感应"说本来是古老的传统思想，在《诗》、《书》、《左传》、《国语》所反映的商周思想中，这类材料很多。在春秋战国诸子争鸣时期，这种思想遭到很大冲击。在汉代封建统治强化和阴阳五行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董仲舒又恢复并发展了"天人感应"思想，使之成为统治思想。
对先秦诸子学说而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是一股巨大的回流。它给封建皇权加上了一层天意的神圣色彩，后来又与谶（chèn）纬迷信合流，其消极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也包含着一定的积极成就。哲学思想方面，"天人感应"说在承认天的主宰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强调"人受命于天，固超然于群生……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
这里发出的不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哀叹，而是强调人的奋发有为。在政治思想方面，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具有监督政事、裁制君权的意义。他企图用天意来约束皇权，以天意监督政事。
作者：儒行道心
#北帝雷公法、雷公箓与召役五雷#
北帝派，以崇拜北极紫微大帝为基本特征。《道藏》正一部收有《北帝说豁落七元经》、《七元璿玑召魔品经》和《太上紫微中天七元真经》等七部经典，据《中华道教大辞典》介绍："从文字内容上看，此七篇应为同时传世之一组经文，系北帝派的经典，成书年代约在南北朝末或隋唐。"如此则由来甚古。但其创始者为谁，则素不清楚。就其符、神将名字等推测，它与上清派颇有关系，与正一派也有渊源。
北帝即北极紫微大帝，七元为北斗七星君。他们是古来相传的崇拜对象，在正一法中也颇有地位，不过北帝派特别对之尊崇有加罢了。该派道士称上清北帝太玄弟子。唐孙夷中编《三洞修道仪》说他们"治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所受符法中有各种经书符籙十余种，其中正有"北帝雷公法"一种。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提到与雷公有关的法术。该法术体系中还提及召役五雷神兵的方法，称：
若有道士一心目，专一法，建立道场，燃灯行道，符章厌镇，追捉鬼神，我当为召请五雷神兵亿亿万骑，来降道场，消灭精魅，挥割虫毒疫精(《七元召魔伏大天神咒经》)。
是则该派有召五雷神兵的秘法。所谓召役五雷，指中央大云雷和东、南、西、北大云雷，各统有火铃神兵，并伴有木、火、金、水、土精神兵。
召役五雷，正是后来的五雷正法的主要内容，只是后世的五雷正法，召役之法与北帝法颇有差异，而且雷法盛行之后，对所谓五雷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除如北帝派的五方五雷外，又构想出各种不同的"五雷"称号，但其间的沿袭之迹宛然可见。
雷法源于北帝派，在五雷正法的理论中也有痕迹可寻。
雷法理论中有雷受天罡所制的说法，称：
"原雷霆之根宗，专以天罡为主。天罡乃天之柄星。经云：斗柄前星曰魁，斗柄后星曰罡。万物无罡不生，无罡不育。""天罡属火，所指之方为雷门。河魁属水，对冲之方为雨户，又为地户。凡破地召雷，合从天罡对冲，方作用行事。若召役雷神，只是罡光所指之方，发号施令，冲则动，动则有电，有雷，有霹雳也。"(《道法会元》)
这一雷属天罡之说，理论表述的清晰应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却是与五雷正法自始相伴随的。
后世雷法人士奉为宗师的王文卿便说过：
雷城高八十一丈，列一十二门，并随天罡所指。天罡河魁，是为檄雷召霆之司。三五者，斗之妙用。北斗子为魁，第五廉贞为罡，午为魒。假如北斗正月建寅，昏则魒星指寅，夜半罡星指寅，平旦魅星指寅，馀月亦然。北斗第一魁星属辰，第五罡星属丑，第七魒星属戌，三星皆是土。北斗属坤土，雷即斗，斗即雷。(《道法会元》卷六十七)
王文卿的表述比较系统，也比较有哲理的外观。他将雷法中设想的仙界雷司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说、五行理论统一起来，显得相当有条理。所谓正月建寅云云，本来是天文学描述的客观情形，此处拿来做了寻找雷霆所在的方法，即让人循着斗柄的运转以确定该时刻雷霆所在的方位，其法或称为"雷霆起例"。而其说的中心思想则是"雷即斗，斗即雷"。按所谓雷即斗之斗，在北帝派即是最重要的神，他们受命于北帝，号为七元星君。
前面引述北帝派经典言及"我"能命五雷神兵下降，"我"便是七元星君。所谓雷受天罡所制实际上就是受七元星君所制，只是称依于天罡稍稍隐蔽了其中的人格神的地位，同时，这样也有利于根据不同道派的需要，在"雷司"中安排别的主法和神将。如此，可以肯定，雷法的基本神学主张来自北帝派，却比后者更加精致。北帝派是五雷正法的主要渊源。
不过，召役雷公的法术直至北宋初期仍然不怎么为人所知。五代宋初的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其中谈到当时民间流传著一种"雷公籙"，但不被视为正法：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籙，与雷同职。"因取其籙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磝地为井，号"拳扠井"，或画一士负薪卉，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云："三洞法籙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北梦琐言·逸文》卷三)
这一雷公籙是否与北帝派有关，文献阙如，无从确考。但由此可见当时有关召雷之法社会上流传不多，民间不熟悉，甚至道门中也不视为正法。不意一百数十年后，这一被当成旁支不预正流的召雷之法却蔚为大国，其它所谓正法中的不少内容且因之被掩却光华，其中若干内容便由之而遭到淘汰。然而，后世的五雷正法与这儿所说的雷公籙所显示以及北帝派的雷公法都颇有不同。主要的差别在于，五雷正法另有一套神灵系统，各派主法不尽相同，但至于南宋，一般都尊九天雷祖大帝或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管辖雷霆的最高神。其余雷部神将皆升格为元帅、大将，最有名的为邓、辛、张、苟、毕、陶等，至于原来的雷公、电母等则降为属将。雷公籙中那些怪怪奇奇民间气息很浓的方法也不见于五雷正法。此外，五雷正法有一套完整精致的理论，且将之提高到法术正统理论的地位，也是旧的雷公法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北帝派，以崇拜北极紫微大帝为基本特征。《道藏》正一部收有《北帝说豁落七元经》、《七元璿玑召魔品经》和《太上紫微中天七元真经》等七部经典，据《中华道教大辞典》介绍："从文字内容上看，此七篇应为同时传世之一组经文，系北帝派的经典，成书年代约在南北朝末或隋唐。"如此则由来甚古。但其创始者为谁，则素不清楚。就其符、神将名字等推测，它与上清派颇有关系，与正一派也有渊源。
北帝即北极紫微大帝，七元为北斗七星君。他们是古来相传的崇拜对象，在正一法中也颇有地位，不过北帝派特别对之尊崇有加罢了。该派道士称上清北帝太玄弟子。唐孙夷中编《三洞修道仪》说他们"治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所受符法中有各种经书符籙十余种，其中正有"北帝雷公法"一种。这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提到与雷公有关的法术。该法术体系中还提及召役五雷神兵的方法，称：
若有道士一心目，专一法，建立道场，燃灯行道，符章厌镇，追捉鬼神，我当为召请五雷神兵亿亿万骑，来降道场，消灭精魅，挥割虫毒疫精(《七元召魔伏大天神咒经》)。
是则该派有召五雷神兵的秘法。所谓召役五雷，指中央大云雷和东、南、西、北大云雷，各统有火铃神兵，并伴有木、火、金、水、土精神兵。
召役五雷，正是后来的五雷正法的主要内容，只是后世的五雷正法，召役之法与北帝法颇有差异，而且雷法盛行之后，对所谓五雷的含义作了新的解释，除如北帝派的五方五雷外，又构想出各种不同的"五雷"称号，但其间的沿袭之迹宛然可见。
雷法源于北帝派，在五雷正法的理论中也有痕迹可寻。
雷法理论中有雷受天罡所制的说法，称：
"原雷霆之根宗，专以天罡为主。天罡乃天之柄星。经云：斗柄前星曰魁，斗柄后星曰罡。万物无罡不生，无罡不育。""天罡属火，所指之方为雷门。河魁属水，对冲之方为雨户，又为地户。凡破地召雷，合从天罡对冲，方作用行事。若召役雷神，只是罡光所指之方，发号施令，冲则动，动则有电，有雷，有霹雳也。"(《道法会元》)
这一雷属天罡之说，理论表述的清晰应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却是与五雷正法自始相伴随的。
后世雷法人士奉为宗师的王文卿便说过：
雷城高八十一丈，列一十二门，并随天罡所指。天罡河魁，是为檄雷召霆之司。三五者，斗之妙用。北斗子为魁，第五廉贞为罡，午为魒。假如北斗正月建寅，昏则魒星指寅，夜半罡星指寅，平旦魅星指寅，馀月亦然。北斗第一魁星属辰，第五罡星属丑，第七魒星属戌，三星皆是土。北斗属坤土，雷即斗，斗即雷。(《道法会元》卷六十七)
王文卿的表述比较系统，也比较有哲理的外观。他将雷法中设想的仙界雷司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说、五行理论统一起来，显得相当有条理。所谓正月建寅云云，本来是天文学描述的客观情形，此处拿来做了寻找雷霆所在的方法，即让人循着斗柄的运转以确定该时刻雷霆所在的方位，其法或称为"雷霆起例"。而其说的中心思想则是"雷即斗，斗即雷"。按所谓雷即斗之斗，在北帝派即是最重要的神，他们受命于北帝，号为七元星君。
前面引述北帝派经典言及"我"能命五雷神兵下降，"我"便是七元星君。所谓雷受天罡所制实际上就是受七元星君所制，只是称依于天罡稍稍隐蔽了其中的人格神的地位，同时，这样也有利于根据不同道派的需要，在"雷司"中安排别的主法和神将。如此，可以肯定，雷法的基本神学主张来自北帝派，却比后者更加精致。北帝派是五雷正法的主要渊源。
不过，召役雷公的法术直至北宋初期仍然不怎么为人所知。五代宋初的孙光宪撰《北梦琐言》其中谈到当时民间流传著一种"雷公籙"，但不被视为正法：
巴蜀间，于高山顶或洁地建天公坛，祈水旱，盖开元中上帝所降仪法，以示人也。其坛或羊牛所犯，及预斋者饮酒食肉，多为震死。新繁人王荛因往别业，村民烹豚待之。有一自天公斋，回乃即席食肉。王谓曰："尔不惧雷霆耶？"曰："我与雷为兄弟，何惧之有？"王异之，乃诘其所谓，曰："我受雷公籙，与雷同职。"因取其籙验之，果如其说。仍有数卷，或画壮夫以拳磝地为井，号"拳扠井"，或画一士负薪卉，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簸之，号"七山簸"。江陵东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云："三洞法籙外，有一百二法，为天师子嗣师所禁。唯许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责阴诛也。"(《北梦琐言·逸文》卷三)
这一雷公籙是否与北帝派有关，文献阙如，无从确考。但由此可见当时有关召雷之法社会上流传不多，民间不熟悉，甚至道门中也不视为正法。不意一百数十年后，这一被当成旁支不预正流的召雷之法却蔚为大国，其它所谓正法中的不少内容且因之被掩却光华，其中若干内容便由之而遭到淘汰。然而，后世的五雷正法与这儿所说的雷公籙所显示以及北帝派的雷公法都颇有不同。主要的差别在于，五雷正法另有一套神灵系统，各派主法不尽相同，但至于南宋，一般都尊九天雷祖大帝或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为管辖雷霆的最高神。其余雷部神将皆升格为元帅、大将，最有名的为邓、辛、张、苟、毕、陶等，至于原来的雷公、电母等则降为属将。雷公籙中那些怪怪奇奇民间气息很浓的方法也不见于五雷正法。此外，五雷正法有一套完整精致的理论，且将之提高到法术正统理论的地位，也是旧的雷公法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文章来源:龙虎山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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