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一夜之间，我心竟判若两人，她自人山人海中而来，原来只为给我一场空欢喜，你来时携风带雨，我无处躲避。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你为何迎我而来，却又离我而去？若能避开猛烈的狂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来袭。
天气太热脾气暴，我不微笑你别闹。

太宰治《人间失格》 https://t.cn/RXm7ZVi

《从呼兰把诗人等同于无业游民说起》
最近一期的吐槽大会里，呼兰把诗人说的好像是社会蛀虫一般的家伙，这令我非常愤怒。
首先要说的是，诗歌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尚书•尧典》记帝舜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见在上古帝君时期，诗便已经开始成为承载思想、抒发志向且饱含优美情调的重要艺术形式了。《诗经》所创建的“风雅”精神对数千年华夏文明产生了“如母哺子”般的影响。唐朝诗歌的鼎盛更是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中华民族的诗学精神何时就等同于“没工作”和“无病呻吟”了呢？这确实值得深思。
当然，呼兰或许只是抓住了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形象来夸张了一下，造成笑点。但喜剧的背后是悲剧，诗沦为了代表社会蛀虫之物而受人嘲讽，这确实是文明衰落的迹象。
肯于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静下心来寻找生活中的美，抒发真切的哀愁，坚持志向，反思道路上的晦暗不明，提出问题并以深挚的情感借诗言之，这难道值得嘲笑吗？我想并不该如此。呼兰之后说道：“对于我来讲，意义有多大完全取决于事能做多大”。我的想法是，未必事做大了意义才大吧？纵观历史，那些先贤所留下的优美词句往往反映的正是志向很大，但由于命运作弄而无法做事，或因持守节操而不愿做事之悲叹。那么这些人这些诗句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么？其实思考做事意义正是历代文人创作的动因啊！倘使陶渊明并不思考他做事的意义，而完全秉承着“把事做大”的原则，那么他一介家道中落的清寒之士应当把官一步步做大才对啊。如果你说“当官”并非他想做之事，不可与呼兰的“做事”同日而语，那么归隐田园总可以了吧？既然归隐了，凭着把归隐“做大”的原则，他又为何会在个人极其矛盾痛苦的状态下写出《感士不遇赋》和《三良》《二疏》呢？当时他已经辞官十年了啊！
可见，文人的痛苦以及其所激起的感天动地的情感原本生发于矛盾，而之所以有矛盾，恰恰源自于对自己所走道路和人生意义的思考。于当下，各种狼性法则和奋斗哲学的夹缝中，饶有许多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使命感，更因信仰的缺失和利益的驱使而感到悲哀、困惑、无助甚至绝望。这便是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在圆桌派上所说“有些人并没有要生出来的啊！”此句所指代的那些蜷居之人。我以为这些人并不该成为社会弃儿，应该有一种艺术形式来作为他们的精神依托，好让他们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来。余以为最好的艺术形式便是诗歌，理解了诗歌，你可以与大千世界的万种物像交朋友，可以抛却贵贱的束缚去感受精神漫游所带来的极乐，更可以把所见所闻中的黑暗罪恶用悲叹，呐喊的方式诉诸天地，这是多么崇高而又唯美的事情啊！
所以，我实在认为诗人是崇高的职业，它甚至不须作为一种职业存在，而当作为华夏儿女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精神————理想主义者气质与风雅精神，被百世传承下去。起承转合四声八韵之作中所包含的对人生意义、宇宙自然之理、修身做事之道的探求、揭示、表达是崇高的、不容嘲讽的。诗是精炼又精炼的，是寻常的流水，却又是璀璨的火树银花。它绝不该是庸碌无为的指代，也永不是蜷居者的象征。
最后，首先我想以对鸟鸟为许知远先生所写的一句话的改编赠与呼兰“对社会边缘群体的认知偏狭是一种智力的障碍，请不要误解诗人。”也想对喜爱诗歌的朋友赠一首半改半编的浅句：
“为天地立言，记造化之神秀。
为艺术立心，弃豪华之糟朽。
为往圣继绝学，杀百恶之禽兽。
为万世赋经典，长风雅之赳赳。”

原本打算买吕思勉先生的《唐史》，但看到书摘后才发现原文用文言文写成，对于做长篇阅读来说难度倍增。

但其它历史书大部分都把隋唐五代三者合一，很难找到单独说唐史的。退而求其次，就选择了隋唐史。

我始终好奇为何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衰败如此之快，其前期积累的矛盾问题非一日之寒，那么伏笔是从何时何处埋下，为何唐朝自身无法扭转局面。唐朝历史不是靠贞观之治、武则天、安史之乱就能完全描述的。两宋是中国历史上“重文抑武”的一个“极端”，那么唐朝是否会是另一种形式的“极端”呢？以上尚待拨开云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