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经典美文 ：
语言大师
叶圣陶笔下
的
印光法师
和
弘一法师
文 / 叶圣陶《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我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
也可以说带着渴望。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对于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
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丰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
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
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
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 “ 叶居士 ” 云云，
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 “ 居士 ” 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一天，我去上班，劈面来三辆人力车。
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介意。
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
我也点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 “ 后面一定是他 ”。
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
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
我的感情有点激动，“ 他来了！”
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弘一法师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
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
他的态度该是怎样，
他的言论该是怎样，
实在难以悬揣。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人恬静地起立相迎。
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
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
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
我想一颗念珠一声 “ 阿弥陀佛 ” 吧，
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
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
或是他的旧友，
或是他的学生，
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大家也只默然。
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
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
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
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 惭愧 ”，
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
“ 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
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
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
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
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 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
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
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
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
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
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
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
但持律而到达非由 “ 外铄 ” 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
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
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
说道：
“ 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
（ 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 ），
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
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
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
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
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
脑额很阔；
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
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
“ 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
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 “ 慈悲，慈悲 ” 感到深长的趣味。
“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
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
没有人答应。
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
“ 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
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
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
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
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
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
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
人谁愿意吃苦呢？”
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
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
弘一法师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钞里，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
弘一法师第三次 “ 慈悲，慈悲 ” 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 “ 请 ” 几部回去。
这个 “ 请 ” 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线袋、平袋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
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
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
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
印光法师点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
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
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
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语言大师
叶圣陶笔下
的
印光法师
和
弘一法师
文 / 叶圣陶《两法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我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
也可以说带着渴望。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对于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
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丰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
十分感兴趣之余，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
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
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 “ 叶居士 ” 云云，
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 “ 居士 ” 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一天，我去上班，劈面来三辆人力车。
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介意。
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点头。
我也点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 “ 后面一定是他 ”。
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
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
我的感情有点激动，“ 他来了！”
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弘一法师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
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
他的态度该是怎样，
他的言论该是怎样，
实在难以悬揣。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人恬静地起立相迎。
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
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
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
我想一颗念珠一声 “ 阿弥陀佛 ” 吧，
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
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
或是他的旧友，
或是他的学生，
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大家也只默然。
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
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
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
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 不，是这个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 惭愧 ”，
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
“ 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
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
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
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
印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 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
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
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
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
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
丏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
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
但持律而到达非由 “ 外铄 ” 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
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
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
说道：
“ 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
（ 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 ），
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
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
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
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
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
脑额很阔；
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
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
“ 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
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 “ 慈悲，慈悲 ” 感到深长的趣味。
“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
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
没有人答应。
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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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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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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