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家》剧组选出来的孙俪和罗晋，编剧六六其实都不满意，因为房似锦的原定年龄只有24岁，而徐姑姑则是个几乎完美的角色，不是什么傻白甜。[可怜]
[可怜]
《安家》是一部讲述卖房子的生活剧，关于女主房似锦一角，剧方找到的人是37岁的孙俪。[可怜]
[可怜]
孙俪的年纪不占优势，但却是扛收视的杠把子，所以很多电视剧都喜欢找她。
[可怜]
至于罗晋，名气没有孙俪那么大，但《安家》是一部大女主的电视剧，男主的存在也是为了衬托女主的，所以名气不重要，重要的是，演技能跟得上来。
[可怜]
众所周知，制片人或导演在用演员的时候，会尊重编剧的意见，但是编剧是没有决定权的。[可怜]
[可怜]
对于剧方选出来的孙俪和罗晋，其实编剧六六都不满意。
[可怜]
房似锦和徐文昌都有原型，房似锦是个初出社会的小姑娘，只有24岁，孙俪的实际年龄比房似锦大了13岁。
[可怜]
罗晋和徐文昌也有很大的差别，现实生活中的徐文昌是个几乎完美的人，不是什么傻白甜！[可怜]
[可怜]
在六六看来，无论是孙俪，还是罗晋，和原型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可怜]
[可怜]
但没办法，她没有决定权，她只能被剧方说服，修改剧本。
[可怜]
六六把房似锦的年龄拔高了，也把徐文昌写成了一个傻白甜！[可怜]
[可怜]
但六六没想到，剧播出后，会出乎她的意料。
[可怜]
孙俪不愧是收视的扛把子，凡是她出演的电视剧，都会引发追剧热潮，《安家》也不例外！[可怜]
[可怜]
不得不承认，制片人和导演在选角方面，确实比编剧更专业，所以编剧有时还是应该多听听制片人和导演的意见。[可怜]
[可怜]
《安家》已经两年了，孙俪目前还没有新作品上映，这就是小编我最佩服她的地方，她不是那种为了赚钱就随便接剧，随便消耗自己的人。
[可怜]
近日，邓超孙俪捐款100万元驰援河南，孙俪真是又有头脑，又心善，难怪事业家庭双丰收！[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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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星捐款驰援河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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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邓超孙俪捐款100万元驰援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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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
“十年追忆老友记，时光荏苒如过隙。劝君莫虑前程梦，扶摇直上轻胜鹏。”
结识在十年前步入初中的秋天，同游在今年步入社会的夏天。我和我沅水边上的小城里的朋友们，从天南海北相约至兰州，享受这最后一段介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灰色时段”。新疆是在五月份一同商议决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出逃”的好地方。为什么说“出逃”？其一，因为我们都像是“脱笼之鹄”，有从北京飞过来的鹄、上海飞过来的鹄和长沙飞过来鹄，那个笼子有名曰“现实”。其二，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逃出去的鹄早晚得回那“笼子”里呆着。既然早晚要回去，何不在这自由的时间里尽情欢乐呢？我们欢呼雀跃，放歌纵酒，纵使知道这“出逃”的路上也未必舒服平坦，也不想把那金樽空空对月。
选择火车从兰州前往乌鲁木齐，本是期待着透过窗外看到沿途的美景，但这路途之上却几近荒芜之景象，大段路程更是寸草不生，这让生于长于潇湘楚地的我们略感不适，还带着点失望。所谓久旱之后盼甘露，暴雨之后也会盼日光映射出的彩虹。但直到火车最终驶入乌鲁木齐站，脑海中想象的“绿园”也未曾出现在眼前。“荒芜”——这是我对西域的第一印象。
在古塞语中，乌鲁木齐的“Urumuchi”意为“茂密的森林”，这里在古代曾是西域黄土中的一颗绿珍珠。但当现代人走出站外，色彩是灰色的。空中万里无云，却好似被蒙在影子中。黄色的塔吊矗立在一片一片的还未完工的混凝土毛坯房旁，绿色的防护网如西域女子戴的面纱——这座城看不出森林所拥有的自然与活力。城市里的建筑不高不低，不新不旧。坐在车上从高架桥看着两侧粉饰着西域风格的现代住房，感觉也不中不西，像是敷衍潦草的次品，却被打上了名牌的标签，有种说不上的违和感，像一个人微笑着指着我鼻子对我说“你好，欢迎来到新疆！”。
我们在新疆境内的正式旅途从第二天开始，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草原，再由巴音布鲁克经独库公路回到乌鲁木齐。包下来的司机师傅似乎被工作上的琐事困扰，并不太愿意与我们搭话，问他些新疆的风土人情故事也是假笑一下而过，一副“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开圣贤车。”的态度。但极致的景色是不需要也无以言传的，当赛里木湖景区的蓝天、白云、雪山、幽林、绿地与湖水构成的秀丽画卷展开在我们眼前时，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开阔与舒适，之前的劳顿疲惫刹那间消失，剩下的只有失语和喃喃一句“真美”。阳光肆意地洒向湖面，映得湖水泛出粼粼波光。近湖呈绿蓝，中湖呈淡蓝，远湖呈深蓝，以绿草、蓝天、白云为染料相互混染，层次分明的线条明明纵于远山之下，却又共长天一色，美丽绝伦。恍然间一片黑云压过，将它变得银灰。又一道道光柱穿过缝隙，将它点缀得熠熠生辉。我与朋友拍了许多照片，想将它收藏，想留下自己与它共同的足迹。我们看着湖，司机师傅在路旁看着我们，神色淡然。很显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场“出逃”。
我是后来才得知，赛里木湖古称“净湖”，以其清澈透明。然水至清则无鱼，又境过清冷则不宜旧居，二十余年前此湖从俄罗斯引入了高白鲑、凹目白鲑等冷水鱼。仔细想想，景区里有不少以赛里木湖的肥美鱼儿为特色菜的餐厅，但我们却在浑然不知中悉数忽略。我想不是因为我们不饿，而是因为它像是画蛇添足的又一道“标签”。
那拉提和巴音布鲁克的空中草原是马儿与牛羊的天堂。彼时才能真切与古人共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实景。远处是我在新疆才看到的云杉林，一棵棵云杉挺拔高耸，巍然矗立。还有高山雪水，汇聚成溪，在青草与野花丛中静静流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合理。我们观古人之所观，思古人之所思，感古人之所感。越是真切的美好越能直击人心，透过历史，无束于时间空间。一位同行的挚友说道，这里很像德国，这是一句感慨，她觉得有些相似；又忆起早些在网上看到的景区宣传词言，说这里有”小瑞士“之称。确实，若是将这里的蒙古包换成木屋，我在朋友圈声称自己去了趟北欧也必是没人看出猫腻。不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德国就是德国，瑞士就是瑞士，新疆就是新疆。这片土地叫那拉提，是”最先看到太阳的地方“；那片土地叫巴音布鲁克，意为“丰富的泉水”。这里从来没有东施效颦，有的只有纯真朴实的哈萨克族人对大自然的赞美与崇敬。
“生活在这里的人心胸很难不开阔吧。”一位朋友轻声感慨。
一趟洗礼后我们重新返回了乌鲁木齐，天池之旅为我们的“出逃”画上了尾声。在海拔三千米的天山上，我们四人许下了各自心愿并署名留在了祈愿牌上。十年已往，最美好的是故人未逝。我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曾经的那些少年少女，但外在已经被打磨成了不同的模样。而反应在外的印象，很难不会又反馈到人心。如《斜阳》里的直治在信中的哭诉：
“我装出一副早熟的样子，人们就谣传我早熟。我假装懒汉的模样，人们就谣传我是懒汉。我装作不会写小说，人们就谣传我不会写小说。我假装爱撒谎，人们就谣传我是说谎的人。我假装有钱的样子，人们就谣传我是富翁。我假装冷漠，人们就谣传我是个冷漠的家伙。可是当我真的痛苦呻吟时，人们却指责我无病呻吟。”
然而，最可怕的不是他人认为，而是因为他人这样认为而导致自己也这样认为。朋友们啊，愿我们在未来都不会因他人而给自己打上不属于自己的“标签”；愿我们能对自己保持有清晰的认知，拥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我们砥砺前行。把那些恶意的和虚伪的标签，都狠狠撕裂吧。
2021年7月22日凌晨于武陵区家中
时常德万家入眠月朦胧
“十年追忆老友记，时光荏苒如过隙。劝君莫虑前程梦，扶摇直上轻胜鹏。”
结识在十年前步入初中的秋天，同游在今年步入社会的夏天。我和我沅水边上的小城里的朋友们，从天南海北相约至兰州，享受这最后一段介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灰色时段”。新疆是在五月份一同商议决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出逃”的好地方。为什么说“出逃”？其一，因为我们都像是“脱笼之鹄”，有从北京飞过来的鹄、上海飞过来的鹄和长沙飞过来鹄，那个笼子有名曰“现实”。其二，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逃出去的鹄早晚得回那“笼子”里呆着。既然早晚要回去，何不在这自由的时间里尽情欢乐呢？我们欢呼雀跃，放歌纵酒，纵使知道这“出逃”的路上也未必舒服平坦，也不想把那金樽空空对月。
选择火车从兰州前往乌鲁木齐，本是期待着透过窗外看到沿途的美景，但这路途之上却几近荒芜之景象，大段路程更是寸草不生，这让生于长于潇湘楚地的我们略感不适，还带着点失望。所谓久旱之后盼甘露，暴雨之后也会盼日光映射出的彩虹。但直到火车最终驶入乌鲁木齐站，脑海中想象的“绿园”也未曾出现在眼前。“荒芜”——这是我对西域的第一印象。
在古塞语中，乌鲁木齐的“Urumuchi”意为“茂密的森林”，这里在古代曾是西域黄土中的一颗绿珍珠。但当现代人走出站外，色彩是灰色的。空中万里无云，却好似被蒙在影子中。黄色的塔吊矗立在一片一片的还未完工的混凝土毛坯房旁，绿色的防护网如西域女子戴的面纱——这座城看不出森林所拥有的自然与活力。城市里的建筑不高不低，不新不旧。坐在车上从高架桥看着两侧粉饰着西域风格的现代住房，感觉也不中不西，像是敷衍潦草的次品，却被打上了名牌的标签，有种说不上的违和感，像一个人微笑着指着我鼻子对我说“你好，欢迎来到新疆！”。
我们在新疆境内的正式旅途从第二天开始，从赛里木湖到那拉提草原，再由巴音布鲁克经独库公路回到乌鲁木齐。包下来的司机师傅似乎被工作上的琐事困扰，并不太愿意与我们搭话，问他些新疆的风土人情故事也是假笑一下而过，一副“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开圣贤车。”的态度。但极致的景色是不需要也无以言传的，当赛里木湖景区的蓝天、白云、雪山、幽林、绿地与湖水构成的秀丽画卷展开在我们眼前时，心中是前所未有的开阔与舒适，之前的劳顿疲惫刹那间消失，剩下的只有失语和喃喃一句“真美”。阳光肆意地洒向湖面，映得湖水泛出粼粼波光。近湖呈绿蓝，中湖呈淡蓝，远湖呈深蓝，以绿草、蓝天、白云为染料相互混染，层次分明的线条明明纵于远山之下，却又共长天一色，美丽绝伦。恍然间一片黑云压过，将它变得银灰。又一道道光柱穿过缝隙，将它点缀得熠熠生辉。我与朋友拍了许多照片，想将它收藏，想留下自己与它共同的足迹。我们看着湖，司机师傅在路旁看着我们，神色淡然。很显然，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一场“出逃”。
我是后来才得知，赛里木湖古称“净湖”，以其清澈透明。然水至清则无鱼，又境过清冷则不宜旧居，二十余年前此湖从俄罗斯引入了高白鲑、凹目白鲑等冷水鱼。仔细想想，景区里有不少以赛里木湖的肥美鱼儿为特色菜的餐厅，但我们却在浑然不知中悉数忽略。我想不是因为我们不饿，而是因为它像是画蛇添足的又一道“标签”。
那拉提和巴音布鲁克的空中草原是马儿与牛羊的天堂。彼时才能真切与古人共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实景。远处是我在新疆才看到的云杉林，一棵棵云杉挺拔高耸，巍然矗立。还有高山雪水，汇聚成溪，在青草与野花丛中静静流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合理。我们观古人之所观，思古人之所思，感古人之所感。越是真切的美好越能直击人心，透过历史，无束于时间空间。一位同行的挚友说道，这里很像德国，这是一句感慨，她觉得有些相似；又忆起早些在网上看到的景区宣传词言，说这里有”小瑞士“之称。确实，若是将这里的蒙古包换成木屋，我在朋友圈声称自己去了趟北欧也必是没人看出猫腻。不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德国就是德国，瑞士就是瑞士，新疆就是新疆。这片土地叫那拉提，是”最先看到太阳的地方“；那片土地叫巴音布鲁克，意为“丰富的泉水”。这里从来没有东施效颦，有的只有纯真朴实的哈萨克族人对大自然的赞美与崇敬。
“生活在这里的人心胸很难不开阔吧。”一位朋友轻声感慨。
一趟洗礼后我们重新返回了乌鲁木齐，天池之旅为我们的“出逃”画上了尾声。在海拔三千米的天山上，我们四人许下了各自心愿并署名留在了祈愿牌上。十年已往，最美好的是故人未逝。我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是曾经的那些少年少女，但外在已经被打磨成了不同的模样。而反应在外的印象，很难不会又反馈到人心。如《斜阳》里的直治在信中的哭诉：
“我装出一副早熟的样子，人们就谣传我早熟。我假装懒汉的模样，人们就谣传我是懒汉。我装作不会写小说，人们就谣传我不会写小说。我假装爱撒谎，人们就谣传我是说谎的人。我假装有钱的样子，人们就谣传我是富翁。我假装冷漠，人们就谣传我是个冷漠的家伙。可是当我真的痛苦呻吟时，人们却指责我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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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22日凌晨于武陵区家中
时常德万家入眠月朦胧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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