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最近盒市怎么那么多外国乞丐……
无语了，一个个都是“收2-5r白菜小卡，有瑕也收”，你咋不自己去印啊你，给你个碗就能敲起来当街乞讨了。
还有在别人的问价帖底下，理直气壮，张嘴就说一张市价四五十还收不到的热门卡“10-15r吧”，当别人不上推不知道外国市场价嘛？国外三位数以下能收到才怪，还好意思在这里装傻充愣。
还有只想捡白菜，天天在底下留言“请查看我的私人信息”，然后私信了又问价不回的。
收了好价卡转头在推上高价倒卖的……
にま的，给我滚出拆那[拜拜]
无语了，一个个都是“收2-5r白菜小卡，有瑕也收”，你咋不自己去印啊你，给你个碗就能敲起来当街乞讨了。
还有在别人的问价帖底下，理直气壮，张嘴就说一张市价四五十还收不到的热门卡“10-15r吧”，当别人不上推不知道外国市场价嘛？国外三位数以下能收到才怪，还好意思在这里装傻充愣。
还有只想捡白菜，天天在底下留言“请查看我的私人信息”，然后私信了又问价不回的。
收了好价卡转头在推上高价倒卖的……
にま的，给我滚出拆那[拜拜]
我们常常举的例子，在四川成都‘双桂堂’开山的，叫破山祖师，他是在宁波‘天童寺’跟密云圆悟禅师修法的，那是明代，正是闹张献忠的时候。
他在宁波天童寺修法，他没有开悟，虽未开悟，但他能出‘意生身’，自以为了不起了，‘哦！我都有神通了’。他年轻啊，到外面去玩耍，看见一群鸭子，就抓个鸭子偷偷玩。今天偷一只、明天偷一只，偷了四五只之后，乡下人发现：‘哎呀！我的鸭子怎么少了？一定是有人偷了。那好，我今天不出去赶河，把鸭子放到河塘去，躲在一边，看看谁来偷，就把他抓住。’
果然，破山又来偷了。‘抓贼啊，赶快抓贼啊！’破山拿起鸭子就跑，他‘意生身’跑的多快呀，怎么能追得上他。可乡下人看见破山跑到庙子里去了，那好，于是就在天童寺门口，破口大骂，这才真叫‘骂山门’：
‘唉，你们这些秃驴，说的好听啊，都是修道的，不吃荤的，守戒的，哪里知道，非但吃荤，还偷，还做贼！’就在山门这么骂，把个知客师骂出来了：‘哎呀，你这个乡里人在这里骂，太罪过了，我们寺里的清规是很严的，没有犯戒的人。（是啊，这个天童寺戒律是很严的。）你这样污辱我们，不得了啊，是要下地狱的呀！’‘
哦哟！还下地狱呢，还是你们先下地狱去吧！是你们和尚偷了我的鸭子，我看著他逃到庙里去的。这还会错吗？’‘哦，真有这种事情吗？’‘当然了，难道我还会冤枉你们吗？’知客师听乡里人这么说，就说：‘真要是这样，那我得查出来，是谁破坏了戒律。来吧，我领你去查。’（天童寺你们去过没有？答：没有。）天童寺的房间很多，说有900多间，就带他一间一间地查，连厕所都查到了，没有。‘
没有吧，你这个乡下人真是罪过哟。瞎说哟，我们这里都是修道的人，不会有这种事的。’乡里人说：‘你们这么多的房间，转来转去都转糊涂了，一定还有哪一间，我没有走到……’‘都走到了，哪里还有没走到的呀。只剩下一间禅堂是反锁的，人家正在“打七”，不好去！“打七”的人也不好出来，都在用功……’乡里人又喊叫吵著说：‘好，你不让我进去看……’‘哎呀，不是不让你看，“打七”用功的时候，不好去叫人家，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你的罪更大……’‘你不让我去，你理亏了吧。你心里有鬼……’吵著吵著，把个圆悟方丈给吵出来了。
‘你们吵什么？’知客师把事情的本来，一五一十地禀报了，方丈说：‘那好，你把钥匙拿来，我领你进去看。’禅堂里光线很暗，“打七”的人，沿著四壁坐著，禅堂当中空著，可以“经行”、兜圈子、跑香。这乡里人一个一个都看了，没有，他呆住了。‘我说没有吧！’知客师小声地说。方丈说：‘你找不到，还是我帮你找吧！’
方丈走到破山的面前：‘你拿出来吧，你袖子里的鸭子！’‘嘎、嘎’鸭子叫著从破山的袖子里出来了。圆悟禅师指著破山说：‘神通是有啊，佛法未梦见在，赶出山门！’破山原以为自己已经成道了，原来佛法还未梦见在，就祈求方丈：‘请和尚慈悲，为弟子开示。’圆悟说：‘你破坏清规，庙不能住了，出去参“父母未生你之前是什么样子！”到外面去参，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出阳神！不相干，不相干！’
破山有神通吗？有！开悟了吗？哦！不相干！开悟是悟到本体本性。本体本性是没有东西，但又能显现一切东西。大家知道，本体是本空的，是‘体若虚空勿涯岸，不离当处常湛然。’破山搞的是邪法神通，著相哦，所以说著相的人，有神通也不算开悟。
现在，人们都把悟、通摆在一块，混为一道，你说你开悟了，见性了，你要发神通，你没发神通，那你就是没有开悟。人们不知道，这是两码事。悟者，是醒悟了，不再著相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根就是境，就是尘，都是我们法身自己。
所谓神通，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能起用，都是我的本性起用，叫‘神’，也就是神用无边。通，就是通达无阻，没有妨碍，你住境，就是有妨碍，有阻。所以吃饭睡觉、运水搬柴，这都是神通，哪样不是神通啊！
人就是执著，大家都能的，不算神通，我能人家不能的，才算神通。哎！众生众生者，就是不从根本上著力，愚昧贪执，讨便宜。我们禅宗祖师骂这种追求神通的人：‘偷（贼）心不死。’真是一针见血。你修道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神通，这就障碍了自己，不承认当下一念断处就是自性，不肯承当，不敢承当，所以第一难，就难在肯承当而不疑。
———元音老人
他在宁波天童寺修法，他没有开悟，虽未开悟，但他能出‘意生身’，自以为了不起了，‘哦！我都有神通了’。他年轻啊，到外面去玩耍，看见一群鸭子，就抓个鸭子偷偷玩。今天偷一只、明天偷一只，偷了四五只之后，乡下人发现：‘哎呀！我的鸭子怎么少了？一定是有人偷了。那好，我今天不出去赶河，把鸭子放到河塘去，躲在一边，看看谁来偷，就把他抓住。’
果然，破山又来偷了。‘抓贼啊，赶快抓贼啊！’破山拿起鸭子就跑，他‘意生身’跑的多快呀，怎么能追得上他。可乡下人看见破山跑到庙子里去了，那好，于是就在天童寺门口，破口大骂，这才真叫‘骂山门’：
‘唉，你们这些秃驴，说的好听啊，都是修道的，不吃荤的，守戒的，哪里知道，非但吃荤，还偷，还做贼！’就在山门这么骂，把个知客师骂出来了：‘哎呀，你这个乡里人在这里骂，太罪过了，我们寺里的清规是很严的，没有犯戒的人。（是啊，这个天童寺戒律是很严的。）你这样污辱我们，不得了啊，是要下地狱的呀！’‘
哦哟！还下地狱呢，还是你们先下地狱去吧！是你们和尚偷了我的鸭子，我看著他逃到庙里去的。这还会错吗？’‘哦，真有这种事情吗？’‘当然了，难道我还会冤枉你们吗？’知客师听乡里人这么说，就说：‘真要是这样，那我得查出来，是谁破坏了戒律。来吧，我领你去查。’（天童寺你们去过没有？答：没有。）天童寺的房间很多，说有900多间，就带他一间一间地查，连厕所都查到了，没有。‘
没有吧，你这个乡下人真是罪过哟。瞎说哟，我们这里都是修道的人，不会有这种事的。’乡里人说：‘你们这么多的房间，转来转去都转糊涂了，一定还有哪一间，我没有走到……’‘都走到了，哪里还有没走到的呀。只剩下一间禅堂是反锁的，人家正在“打七”，不好去！“打七”的人也不好出来，都在用功……’乡里人又喊叫吵著说：‘好，你不让我进去看……’‘哎呀，不是不让你看，“打七”用功的时候，不好去叫人家，破坏人家的慧命，那你的罪更大……’‘你不让我去，你理亏了吧。你心里有鬼……’吵著吵著，把个圆悟方丈给吵出来了。
‘你们吵什么？’知客师把事情的本来，一五一十地禀报了，方丈说：‘那好，你把钥匙拿来，我领你进去看。’禅堂里光线很暗，“打七”的人，沿著四壁坐著，禅堂当中空著，可以“经行”、兜圈子、跑香。这乡里人一个一个都看了，没有，他呆住了。‘我说没有吧！’知客师小声地说。方丈说：‘你找不到，还是我帮你找吧！’
方丈走到破山的面前：‘你拿出来吧，你袖子里的鸭子！’‘嘎、嘎’鸭子叫著从破山的袖子里出来了。圆悟禅师指著破山说：‘神通是有啊，佛法未梦见在，赶出山门！’破山原以为自己已经成道了，原来佛法还未梦见在，就祈求方丈：‘请和尚慈悲，为弟子开示。’圆悟说：‘你破坏清规，庙不能住了，出去参“父母未生你之前是什么样子！”到外面去参，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还出阳神！不相干，不相干！’
破山有神通吗？有！开悟了吗？哦！不相干！开悟是悟到本体本性。本体本性是没有东西，但又能显现一切东西。大家知道，本体是本空的，是‘体若虚空勿涯岸，不离当处常湛然。’破山搞的是邪法神通，著相哦，所以说著相的人，有神通也不算开悟。
现在，人们都把悟、通摆在一块，混为一道，你说你开悟了，见性了，你要发神通，你没发神通，那你就是没有开悟。人们不知道，这是两码事。悟者，是醒悟了，不再著相了，一切都是我自己，根就是境，就是尘，都是我们法身自己。
所谓神通，就是一切时、一切处能起用，都是我的本性起用，叫‘神’，也就是神用无边。通，就是通达无阻，没有妨碍，你住境，就是有妨碍，有阻。所以吃饭睡觉、运水搬柴，这都是神通，哪样不是神通啊！
人就是执著，大家都能的，不算神通，我能人家不能的，才算神通。哎！众生众生者，就是不从根本上著力，愚昧贪执，讨便宜。我们禅宗祖师骂这种追求神通的人：‘偷（贼）心不死。’真是一针见血。你修道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神通，这就障碍了自己，不承认当下一念断处就是自性，不肯承当，不敢承当，所以第一难，就难在肯承当而不疑。
———元音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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