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受命危难求生存 锐意创新敢拍板
故事主人公：徐有泮，山东省栖霞县人。曾任沈阳电缆厂车间主任、厂长，沈阳市机械局局长。上世纪80年代，他带领企业打破“大锅饭”，通过实施划小核算单位、实行承包经营、搞活内部分配等一系列改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生机和活力。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1984年5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决定在沈阳薄板厂、沈阳中捷友谊厂、沈阳电缆厂等45户全民所有制企业，进行第一批厂长负责制试点。当时，这一重大举措在全国首开先河，打开了“两权”分离、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的突破口。同期，徐有泮出任沈阳电缆厂厂长。
能够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一把手”，又恰逢改革，很多人都认为徐有泮赶上了好时候。可只有临危受命的徐有泮自己知道，沈阳电缆厂厂长的这副担子到底有多重。
那时候，沈阳电缆厂有职工15000人，固定资产原值1.4亿元，但净值只有4700万元，还面临着设备老化严重，效益低下等诸多问题。
具有多年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的徐有泮认为，沈阳电缆厂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大刀阔斧实行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艺装备的更新。本着“要外引也要内造，该花的必花，能省的一定要省”的原则，他从瑞典、芬兰、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全塑控缆线等5条大型生产线。在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后，沈阳电缆厂又自行设计生产了18种大型关键设备，其中有5种可与国际同类设备水平比肩。
补齐了硬件的短板后，徐有泮又着手不断完善企业内部机制。通过变革原来生产车间的旧体制，把划小核算单位作为增强企业活力的突破口，将原来的8个生产车间划小为16个分厂，打破“大锅饭”，实行分级分权管理，做到权力层层有，责任层层负，利害层层担，人人有指标。在此基础上，徐有泮先后实行了产品质量升级创优承包、降低成本分成承包、经济效益承包、企业管理升级承包、新产品开发承包等多种承包形式，收到了显著成效。
为了保证完成利润和工业产值计划，他与总厂各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签订了“三包”（即包利润、包质量、包产值）、“四保”（即保品种、保企业升级、保新产品、保出口创汇）、“一挂”（即工资总额与利税挂钩）的承包合同。同时，在总厂厂长和各分厂厂长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奖罚的条款，经济效益指标完成好的，将另予嘉奖。通过层层搞承包的方式，明确了每一个层级的责、权、利关系，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热情。
在承包经营的奖金分配方面，徐有泮注意搞活内部分配，坚持不搞“大锅饭”，确定了五条原则：一是把有限的奖金用在超额劳动上，奖金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待遇。二是拉开档次，重奖轻罚。三是奖金分配要留有储备，以丰补歉。四是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五是经营者和劳动者利益兼顾。
另外，还确定了奖金分配要按四个重点进行，即把奖金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用在发展短线产品上、用在现代化管理上。同时，在奖金分配上做到区分贡献大小、责任大小、一线和二线、重体力劳动与轻体力劳动等，使分配进一步合理化。
这一套“组合拳”给沈阳电缆厂注入了满满的生机和活力。1985年至1987年的三年中，沈阳电缆厂总产值平均每年以27.9%的速度递增，实现利税平均每年递增46%，相当于3年赚回3个电缆厂。徐有泮推行的划小核算单位、目标责任制等经验也被推广到全国，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作为国有企业的掌舵人，只把目光停留在企业本身还远远不够，心中更要装着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就算是剜自己的肉，徐有泮也认。
1985年，上海电缆厂和沈阳电缆厂都卯足了劲，要在同一种产品中，竞争“国家优质产品”称号。当时，这两家电缆厂是全国百余家电线电缆企业中的佼佼者。而“国优”也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拿到它就意味着可以根据国家规定，享受加价20％的优惠待遇。
就在两家各自开足马力忙生产的时候，“上缆”前来求援生产“国优”产品的一种原料，因为当时只有“沈缆”才有这种原料。
只要不给“上缆”原料，“国优”称号就更有把握拿到手了，如此明显的优势让“沈缆”的很多人心中窃喜。然而，徐有泮的决定却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意料：宁可不拿“国优”，也要支援“上缆”。
之所以决定支持“上缆”，是因为徐有泮深信：“作为社会主义企业，既要争名、争利，也要争气——争骨气！”
只是，这一拍板结果让很多干部一时转不过弯来，都埋怨说徐有泮，说他“傻到家了，里外不分。”更有人直接找他争辩，“这是两家企业之间的事，哪有那么多风格好讲！”
面对质疑，徐有泮讲出了心里话：“只有靠正当的竞争创出来的‘国优’才是高水平的‘国优’；而靠垄断材料拿‘国优’，自己虽得了实惠，但却降低了‘国优’的水平，损害兄弟厂家的利益的同时，更是损害了国家的利益。”
听到徐有泮这样说，大家才慢慢接受了这个决定。事后，有干部坦言：“即使‘沈缆’拿不到‘国优’，徐厂长这一板也够得上‘国优’水平了。”（人民网-辽宁频道）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来我市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并调研】
7月3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二级巡视员、公路处处长张玉宏带领全处党员干部来我市开展主题党日及基层调研活动。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昌，我市市委副书记王峰陪同。
张玉宏一行先后深入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聆听先烈革命事迹、集体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并实地参观了我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乐之路•我的家”多功能展厅、信息化应急指挥中心，实地调研240国道斜向预应力混凝土路面试验段和新型路侧排水、日常养护管理工作。张玉宏还以《学百年党史 建人民满意公路》为题讲了专题党课。
编辑：段慧慧 记者：杨占忠
7月3日，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二级巡视员、公路处处长张玉宏带领全处党员干部来我市开展主题党日及基层调研活动。德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王学昌，我市市委副书记王峰陪同。
张玉宏一行先后深入冀鲁边区革命纪念园，聆听先烈革命事迹、集体重温入党誓词、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并实地参观了我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乐之路•我的家”多功能展厅、信息化应急指挥中心，实地调研240国道斜向预应力混凝土路面试验段和新型路侧排水、日常养护管理工作。张玉宏还以《学百年党史 建人民满意公路》为题讲了专题党课。
编辑：段慧慧 记者：杨占忠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故事
【穿越历史的感动】身残志坚开新路 大爱延续守初心
故事主人公：孙淑君，山东省淄博市人。辽宁省特级教师。她身残志坚，创办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填补了全省乃至全国残疾儿童特教空白，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新路，曾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章”。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60年，孙淑君在出生时因为医护人员接生不慎，造成她双腿残疾。在老师关爱下成长起来的孙淑君，对教师这个行业充满了敬意和憧憬，从小就萌生了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的想法。
每天放学后，她就把自己家附近的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做游戏。在这样当了7年的义务“小教师”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幼儿园教师。可是，工作一年后的一天，正当孙淑君在全神贯注备课时，一张调转通知书摆在了她的面前。原因是她腿有残疾，幼儿园领导怕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
回到家之后，她敲打着自己的残腿，放声痛哭。为了给女儿治病，孙淑君的父母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给她做了手术。在病床上整整躺了19个月后，就在石膏拆除的那一刻，孙淑君的梦想也破灭了，因为她的腿依然残疾。
但坚韧的孙淑君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既然当不成幼儿园教师，“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幼儿园，再不会有人解雇我了。”
1983年2月，刚刚结婚的孙淑君顾不得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拿着从亲友手里借来1600元钱买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在丈夫的帮助下，一个月后，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当年5月，“淑君幼儿园”正式成立，并接收了15个孩子入托。此时的孙淑君已经怀孕在身，可每天只用咸菜下饭，把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节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到幼儿园的建设上。一次次的维修扩建，让幼儿园的面积从20多平方米扩大到200多平方米，教具、设备应有尽有，入园幼儿也增加到100多名。
孙淑君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也因此深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比如教“猫”这个生字时，她就抱来了一只大花猫，以实物示范教学。一节课下来，小朋友们个个会写猫字，人人都能讲出猫的特性。她还先后创作了130多首儿歌，编著成《幼儿歌谣100首》，先后三次再版，发行4万多册。
早在办园之初，孙淑君就想过要接收残疾儿童入园。上世纪80年代，残疾幼儿一般都是由家人看护，到了学龄再进入各类专门的残疾人学校就读，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而身为残疾人的孙淑君，深刻地知道这些孩子和家长对幼教有多么渴望。
4岁半的小华（化名）是一名先天性聋儿，也是来到淑君幼儿园的第一个残疾幼儿，入园之前一直由奶奶看护。刚来幼儿园时，小华一直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妈妈离开后，小华没停歇地哭了一个多小时，孙淑君一直把小华搂在怀里安抚。
为了能让小华开口说话，孙淑君跑遍了图书馆查阅资料，又到聋哑学校、医院和师范学校，请教如何进行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每天，孙淑君不厌其烦地让小华看着自己的嘴型、摸着自己的喉咙尝试发音。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最初智能发出含混的呜呜声的小华，已经可以发出单个音节。当小华满面笑容，清晰地喊出“老师”时，孙淑君激动得泪流满面。
很快，沈阳有幼儿园接收残疾幼儿的消息在残疾人群体中传开了，许多家长慕名而来。从听力残疾到智力残疾，再到自闭症患儿，孙淑君的幼儿园招收的残疾孩子类型越来越多。这也促使孙淑君产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所特殊的幼儿园，让更多残障儿童得到智力的启迪和身体的康复。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4年，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的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正式开园，这是当时辽宁省唯一一所残健合一幼儿园，填补了国内幼儿特教的空白。
自成立以来，启智幼儿园招收各类残疾幼儿千余名，其中20%升入正常小学随班就读，50%进入各类残疾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高。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孙淑君以及启智幼儿园特教群体20余名教师多年来的坚守和努力。
那时的幼儿特殊教育领域往往重视身体康复，而忽视心智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建园之初，孙淑君就明确要求老师们在开展专业康复训练的同时，确保除智力残疾儿童以外的残疾孩子在认知水平、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与普通儿童保持一致，以此培养残疾儿童在幼时就自主融入社会的心理基础和行动能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启智幼儿园会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健康孩子带残疾孩子一起参加户外体育课、音乐形体课，努力消除孩子们眼中的残健差异。
孙淑君本身就是一位残疾人，自身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自卑是残疾人群体最可怕的心理藩篱，往往在幼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为此，启智幼儿园把平等作为保育工作的首要原则，在环境设施、师资配备、玩教具等方面，处处体现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的平等理念。
在孙淑君看来，健康儿童在与残疾儿童的交往中，学会了关爱他人，珍惜自己，从小就在心中种下爱的种子。而残疾儿童沐浴在这种爱的阳光下，也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让他们有勇气、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孙淑君积极履职尽责，先后提出《关于允许残疾人驾驶汽车的建议》《关于加快制定我国＜学前教育法＞的建议》等议案，并呼吁为“无障碍建设”立法，让残障人士的生活更方便。
来源：人民网-辽宁频道
【穿越历史的感动】身残志坚开新路 大爱延续守初心
故事主人公：孙淑君，山东省淄博市人。辽宁省特级教师。她身残志坚，创办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填补了全省乃至全国残疾儿童特教空白，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残疾儿童康复教育的新路，曾获“全国热爱儿童荣誉奖章”。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60年，孙淑君在出生时因为医护人员接生不慎，造成她双腿残疾。在老师关爱下成长起来的孙淑君，对教师这个行业充满了敬意和憧憬，从小就萌生了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的想法。
每天放学后，她就把自己家附近的孩子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做游戏。在这样当了7年的义务“小教师”后，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幼儿园教师。可是，工作一年后的一天，正当孙淑君在全神贯注备课时，一张调转通知书摆在了她的面前。原因是她腿有残疾，幼儿园领导怕影响到孩子们的成长。
回到家之后，她敲打着自己的残腿，放声痛哭。为了给女儿治病，孙淑君的父母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给她做了手术。在病床上整整躺了19个月后，就在石膏拆除的那一刻，孙淑君的梦想也破灭了，因为她的腿依然残疾。
但坚韧的孙淑君很快调整好了心态，既然当不成幼儿园教师，“办一个属于自己的幼儿园，再不会有人解雇我了。”
1983年2月，刚刚结婚的孙淑君顾不得经营自己的小家庭，拿着从亲友手里借来1600元钱买了一间简陋的房子，在丈夫的帮助下，一个月后，房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当年5月，“淑君幼儿园”正式成立，并接收了15个孩子入托。此时的孙淑君已经怀孕在身，可每天只用咸菜下饭，把省吃俭用、精打细算节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到幼儿园的建设上。一次次的维修扩建，让幼儿园的面积从20多平方米扩大到200多平方米，教具、设备应有尽有，入园幼儿也增加到100多名。
孙淑君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式，也因此深得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比如教“猫”这个生字时，她就抱来了一只大花猫，以实物示范教学。一节课下来，小朋友们个个会写猫字，人人都能讲出猫的特性。她还先后创作了130多首儿歌，编著成《幼儿歌谣100首》，先后三次再版，发行4万多册。
早在办园之初，孙淑君就想过要接收残疾儿童入园。上世纪80年代，残疾幼儿一般都是由家人看护，到了学龄再进入各类专门的残疾人学校就读，因为当时几乎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这些孩子。而身为残疾人的孙淑君，深刻地知道这些孩子和家长对幼教有多么渴望。
4岁半的小华（化名）是一名先天性聋儿，也是来到淑君幼儿园的第一个残疾幼儿，入园之前一直由奶奶看护。刚来幼儿园时，小华一直躲在妈妈身后不肯出来。妈妈离开后，小华没停歇地哭了一个多小时，孙淑君一直把小华搂在怀里安抚。
为了能让小华开口说话，孙淑君跑遍了图书馆查阅资料，又到聋哑学校、医院和师范学校，请教如何进行听障儿童早期干预。每天，孙淑君不厌其烦地让小华看着自己的嘴型、摸着自己的喉咙尝试发音。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最初智能发出含混的呜呜声的小华，已经可以发出单个音节。当小华满面笑容，清晰地喊出“老师”时，孙淑君激动得泪流满面。
很快，沈阳有幼儿园接收残疾幼儿的消息在残疾人群体中传开了，许多家长慕名而来。从听力残疾到智力残疾，再到自闭症患儿，孙淑君的幼儿园招收的残疾孩子类型越来越多。这也促使孙淑君产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所特殊的幼儿园，让更多残障儿童得到智力的启迪和身体的康复。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1994年，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的沈阳市皇姑区启智幼儿园正式开园，这是当时辽宁省唯一一所残健合一幼儿园，填补了国内幼儿特教的空白。
自成立以来，启智幼儿园招收各类残疾幼儿千余名，其中20%升入正常小学随班就读，50%进入各类残疾人学校，95%在原有基础上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有所提高。这份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孙淑君以及启智幼儿园特教群体20余名教师多年来的坚守和努力。
那时的幼儿特殊教育领域往往重视身体康复，而忽视心智发展。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在建园之初，孙淑君就明确要求老师们在开展专业康复训练的同时，确保除智力残疾儿童以外的残疾孩子在认知水平、社会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与普通儿童保持一致，以此培养残疾儿童在幼时就自主融入社会的心理基础和行动能力。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启智幼儿园会让大孩子带小孩子、健康孩子带残疾孩子一起参加户外体育课、音乐形体课，努力消除孩子们眼中的残健差异。
孙淑君本身就是一位残疾人，自身的经历让她深深体会到，自卑是残疾人群体最可怕的心理藩篱，往往在幼年时代就埋下了种子。为此，启智幼儿园把平等作为保育工作的首要原则，在环境设施、师资配备、玩教具等方面，处处体现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的平等理念。
在孙淑君看来，健康儿童在与残疾儿童的交往中，学会了关爱他人，珍惜自己，从小就在心中种下爱的种子。而残疾儿童沐浴在这种爱的阳光下，也有助于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让他们有勇气、有能力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孙淑君积极履职尽责，先后提出《关于允许残疾人驾驶汽车的建议》《关于加快制定我国＜学前教育法＞的建议》等议案，并呼吁为“无障碍建设”立法，让残障人士的生活更方便。
来源：人民网-辽宁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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