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沉迷“剧本杀”了吗？文｜奶盖
“剧本杀”，又叫谋杀之谜，起初它是一款流行于欧美派对中的游戏，参加派对的客人会聚集到一起，有人扮演凶手，有人扮演侦探，玩家需要通过调查和层层推理，来找出凶手是谁。大概四五年前，这项游戏开始在国内流行，经过作者们的改良，“剧本杀”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再加之社交属性，这款游戏也就渐渐地在市场上受欢迎起来了。
我正儿八经接触“剧本杀”，是在去年。起初我是有些抗拒的，因为在我的认知中，这种说话类游戏总是带有欺骗性。编瞎话能力强，赢得游戏的概率就更大。对于嘴上功夫笨拙的我来说，这并不适合。但在我的身边，总会时不时地有人讲“剧本杀”有多让人着迷。我的一位朋友在这个领域是个老手，在他的怂恿下，我决定试一试。
第一次的“剧本杀”体验出奇地好，游戏的可玩性以及参与感都很强。比起之前玩过的“狼人杀”游戏，“剧本杀”胜在了“有本可依”。玩家可以在一定的框架内去述说故事，所以也就不会出现那种“满嘴跑火车”的状况。
那次玩的剧本是一个情感本，在场的每个人之间都有着一定的瓜葛。勾心斗角的戏份在同一个场域中密集地发生着，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所捍卫的东西而竭尽全力。虽然明知道是假的，但大家仍旧很入戏。等到真相水落石出，各自又重新以一个外部视角去审视自己的剧中角色，完成复盘。
自那往后，我对这款社交游戏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线下的“剧本杀”店里，我又接连玩了几个本子。古风、校园、科幻，背景各异，体验也都大不相同。我和那位朋友讲，“我大概是上瘾了”。每次在七八个小时的游戏过后，我都意犹未尽，除了会和玩家们一起讨论故事之外，还会品评一下剧本的情节与人物设置。慢慢的，通过“剧本杀”，我还收获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小社群，也交到了一些生活圈层之外的朋友。
在社群里，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剧本杀”这款游戏是迷人的。那为什么它可以吸引到同我一样的年轻人呢？我想了想，无外乎是几个原因。首先来说，它赋予了人们一种新鲜的人生体验。就拿我来说，我在剧本里做过富翁，演过侦探，也扮过大侠。这些经验，大概是我这辈子都无法获得的。但通过剧本，我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去过上那种未曾想象过的日子。
在疲乏庸常的生活之外，“剧本杀”给予了人们一个出口，平日里难以表达和实现的东西，通过剧本的角色，完全都可以做到。同时，它也让人们的好奇心有了依托，在殊异的职业背景中，玩家可以探索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比起影视剧和文学中的人物，“剧本杀”里的角色可以说是“人人皆C位”，每个个体都是主角，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
由于“剧本杀”大多的故事内容都是源于现实，所以人们在扮演的过程中，也很少会“出戏”。再加上精心设置的配套场地和道具，那种临场感就更加明显了。在当代注意力如此分散的情况下，能让玩家沉浸在一件相当有趣的事物中，也可以算作“剧本杀”的另一重魅力了。
除此，“剧本杀”还天然地带着社交属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剧本杀”可以使陌生的人很快就熟络起来。不论什么身份，一旦进入到这场游戏中，那就意味着要在同一个时空中经历一段故事。玩家们会一同推理，一同应付各类情况。
虽然场景是虚拟的，但是人们投入的感情以及做出的沟通却是无比真实的。当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交到朋友也并不是件难事。在社会学领域，有个概念叫作“趣缘群体”，顾名思义，就是指因同样的兴趣爱好聚集到一起的人。因“剧本杀”结缘的人们无疑就是这样的群体。在人际关系疏远甚至淡漠的当下，能因此相聚，也算是件幸福的事儿。
“剧本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当中的智力元素。想在芜杂纷乱的线索中，辨别真伪，完成捉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的。这种能力，可能来自阅读悬疑小说的经验，也可能来自直觉。当然，作为一个“有本可依”的游戏，更多的还是要靠已知信息的拼凑来达到最终的结果。
所以每次“剧本杀”结束，我都会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从体力层面上看，坐六七个小时，对身体素质绝对算得上是一种考验。而至于智力方面，它的烧脑程度也不亚于创意工作中的“头脑风暴”。当然，奔着轻松目的去的人也能够如愿地得到一份惬意。因为当下的“剧本杀”市场中，类型非常多元，欢乐本、情感本完全可以作为闲时的消遣。
如果幸运地玩到了一个优秀的剧本，还能达到与读书和观影类似的效果。之前玩过一些古代背景的剧本，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历史事件和典故。如果作者足够用心，那对于玩家而言，可就算是一举两得的事了。因为不但可以化身为名人，参与到那段历史中，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吧。
有了这些特质，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剧本杀”能收获无数年轻拥趸了。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全国的剧本杀店已经由年初的2400家飙升到12000家。整体的市场规模也达到了2018年的2倍，突破了100亿元。
如此之大的市场体量，也让“剧本杀”渐渐地成了一个热门的生意。在爱上这项游戏后，我也带着好奇，和“剧本杀”的作者、线下店以及发行机构聊过一些天。他们三句话不离这个游戏，在聊起好本子的时候，他们眼睛当中会冒着光。对于他们来说，能靠剧本赚多少钱并不是最看中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份热爱，最有价值的是，让人们可以在俗世生活腻烦了的时候，有另外的人生剧本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的活法，本不应该那么单一。
“剧本杀”，又叫谋杀之谜，起初它是一款流行于欧美派对中的游戏，参加派对的客人会聚集到一起，有人扮演凶手，有人扮演侦探，玩家需要通过调查和层层推理，来找出凶手是谁。大概四五年前，这项游戏开始在国内流行，经过作者们的改良，“剧本杀”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再加之社交属性，这款游戏也就渐渐地在市场上受欢迎起来了。
我正儿八经接触“剧本杀”，是在去年。起初我是有些抗拒的，因为在我的认知中，这种说话类游戏总是带有欺骗性。编瞎话能力强，赢得游戏的概率就更大。对于嘴上功夫笨拙的我来说，这并不适合。但在我的身边，总会时不时地有人讲“剧本杀”有多让人着迷。我的一位朋友在这个领域是个老手，在他的怂恿下，我决定试一试。
第一次的“剧本杀”体验出奇地好，游戏的可玩性以及参与感都很强。比起之前玩过的“狼人杀”游戏，“剧本杀”胜在了“有本可依”。玩家可以在一定的框架内去述说故事，所以也就不会出现那种“满嘴跑火车”的状况。
那次玩的剧本是一个情感本，在场的每个人之间都有着一定的瓜葛。勾心斗角的戏份在同一个场域中密集地发生着，每个人都为了自己所捍卫的东西而竭尽全力。虽然明知道是假的，但大家仍旧很入戏。等到真相水落石出，各自又重新以一个外部视角去审视自己的剧中角色，完成复盘。
自那往后，我对这款社交游戏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线下的“剧本杀”店里，我又接连玩了几个本子。古风、校园、科幻，背景各异，体验也都大不相同。我和那位朋友讲，“我大概是上瘾了”。每次在七八个小时的游戏过后，我都意犹未尽，除了会和玩家们一起讨论故事之外，还会品评一下剧本的情节与人物设置。慢慢的，通过“剧本杀”，我还收获了一个与之相关的小社群，也交到了一些生活圈层之外的朋友。
在社群里，我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剧本杀”这款游戏是迷人的。那为什么它可以吸引到同我一样的年轻人呢？我想了想，无外乎是几个原因。首先来说，它赋予了人们一种新鲜的人生体验。就拿我来说，我在剧本里做过富翁，演过侦探，也扮过大侠。这些经验，大概是我这辈子都无法获得的。但通过剧本，我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去过上那种未曾想象过的日子。
在疲乏庸常的生活之外，“剧本杀”给予了人们一个出口，平日里难以表达和实现的东西，通过剧本的角色，完全都可以做到。同时，它也让人们的好奇心有了依托，在殊异的职业背景中，玩家可以探索人生的另外一种可能。比起影视剧和文学中的人物，“剧本杀”里的角色可以说是“人人皆C位”，每个个体都是主角，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特故事。
由于“剧本杀”大多的故事内容都是源于现实，所以人们在扮演的过程中，也很少会“出戏”。再加上精心设置的配套场地和道具，那种临场感就更加明显了。在当代注意力如此分散的情况下，能让玩家沉浸在一件相当有趣的事物中，也可以算作“剧本杀”的另一重魅力了。
除此，“剧本杀”还天然地带着社交属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剧本杀”可以使陌生的人很快就熟络起来。不论什么身份，一旦进入到这场游戏中，那就意味着要在同一个时空中经历一段故事。玩家们会一同推理，一同应付各类情况。
虽然场景是虚拟的，但是人们投入的感情以及做出的沟通却是无比真实的。当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交到朋友也并不是件难事。在社会学领域，有个概念叫作“趣缘群体”，顾名思义，就是指因同样的兴趣爱好聚集到一起的人。因“剧本杀”结缘的人们无疑就是这样的群体。在人际关系疏远甚至淡漠的当下，能因此相聚，也算是件幸福的事儿。
“剧本杀”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当中的智力元素。想在芜杂纷乱的线索中，辨别真伪，完成捉凶，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的。这种能力，可能来自阅读悬疑小说的经验，也可能来自直觉。当然，作为一个“有本可依”的游戏，更多的还是要靠已知信息的拼凑来达到最终的结果。
所以每次“剧本杀”结束，我都会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从体力层面上看，坐六七个小时，对身体素质绝对算得上是一种考验。而至于智力方面，它的烧脑程度也不亚于创意工作中的“头脑风暴”。当然，奔着轻松目的去的人也能够如愿地得到一份惬意。因为当下的“剧本杀”市场中，类型非常多元，欢乐本、情感本完全可以作为闲时的消遣。
如果幸运地玩到了一个优秀的剧本，还能达到与读书和观影类似的效果。之前玩过一些古代背景的剧本，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历史事件和典故。如果作者足够用心，那对于玩家而言，可就算是一举两得的事了。因为不但可以化身为名人，参与到那段历史中，同时还可以了解更多的相关知识。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吧。
有了这些特质，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剧本杀”能收获无数年轻拥趸了。有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全国的剧本杀店已经由年初的2400家飙升到12000家。整体的市场规模也达到了2018年的2倍，突破了100亿元。
如此之大的市场体量，也让“剧本杀”渐渐地成了一个热门的生意。在爱上这项游戏后，我也带着好奇，和“剧本杀”的作者、线下店以及发行机构聊过一些天。他们三句话不离这个游戏，在聊起好本子的时候，他们眼睛当中会冒着光。对于他们来说，能靠剧本赚多少钱并不是最看中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的这份热爱，最有价值的是，让人们可以在俗世生活腻烦了的时候，有另外的人生剧本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的活法，本不应该那么单一。
完美背后的黑暗是令人不安和不寒而栗的恐惧。当单亲母亲路易斯（ Louise ）先后遇到头脑冷静的精神科医生大卫和他美丽迷人的妻子阿黛尔（Adele）之后,秘密开始一步步被揭露。心理惊悚片总是伴随一些超自然的东西。故事一会儿由路易斯道来,一会儿是阿黛尔引领。树林枯井火焰……每个人的秘密都是一场做不完的噩梦。结尾出人意料地走回循环。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完美背后的黑暗和黑暗中那些布满血腥的辉煌。总是令人沮丧，毛骨悚然。观《Behand her eyes》后感。根据畅销书作家萨拉·平伯勒（arah Pinborough）小说改编。（《在她的眼睛背后》）#欧美电视剧##观影#
【《战狼》系列制片人：“有狼，就要有战狼去斗争”，要拍出中国军人版的超级英雄】直至今天，3年前上映的《战狼2》依然以56.8亿元人民币稳坐中国电影票房总排行榜头把交椅。在很多人看来，“战狼”一词被赋予的含义早已超出电影本身，更象征着当下中国民众民族情绪的觉醒。近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转发澳军士兵在阿富汗暴行的讽刺插画，引起澳总理莫里森强烈不满，国外媒体再次将中国外交称为“战狼外交”。在这样的背景下，《环球时报》记者本周对《战狼》系列影片制片人吕建民（如图）进行了专访。采访中，吕建民与《环球时报》记者分享了影片创作的初衷，以及对军事战争题材电影的看法。
“有狼，就要有战狼去斗争”
用《战狼》这个片名，犹豫了很长时间
环球时报：《战狼2》上映前，您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一个票房纪录？您觉得哪些因素促成这样的成绩？
吕建民：我记得上映前3天，吴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们的目标是“保8争12望15”。我当时觉得《战狼2》的票房在首周末要拿到6个亿是比较难的，但最后的结果是首周末拿到9个多亿，对于这样的成绩大家都有点意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从创作角度看，大家对这部影片真的很用心，电影质量相当不错。第二，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等各方面高速发展，老百姓对我们国家比较有信心。这部影片在这个时机出现，正好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我记得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其实柴火早就堆好了，我们只不过点了一个火柴而已。”我比较认同他这个看法。
环球时报：近些年社会上掀起一股“战狼热”，连我国外交官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捍卫中国尊严和利益的行为也会被贴上“战狼外交”标签。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吕建民：我记得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曾说过，之所以有“战狼”，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狼”。有“狼”，就必须有“战狼”去跟他们进行斗争。对于这种现象，我是挺兴奋的，《战狼2》影片团队付出很多努力。对于这种题材的电影而言，创作者一定是带着民族情怀去创作，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认可，真的让我们感到受宠若惊。我们只是创作者，能创作出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感到特别自豪。
环球时报：您觉得“战狼”这个词是否已被赋予更多超出它自身的意义？
吕建民：当然，一定是的。我们最早在创作《战狼1》时就一直为名字纠结。我记得最早的片名叫《兵锋》，后来我们觉得《兵锋》不够响亮，就想到用“战狼”，但对这个名字也有所顾忌。但同时我们又觉得，一支军队要有“狼性”，为此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们大着胆子想先报上去试试看，最后很顺利通过。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挺吃惊，这展现出我们军队的自信。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这么拍？这是双标
环球时报：对《战狼2》有赞誉也有差评，还有人认为电影展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了度，甚至衍生出“战狼PTSD”“含京量”等词汇。对此如何评价？
吕建民：《战狼》系列电影的表现形式在过去比较少见。关于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我和吴京都是军迷，喜欢看美国、欧洲各种军事题材电影。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每当人类有了灾难或者地球面临安全隐患时，你会发现都是美国军队、美国总统去拯救整个世界。而当影片中出现黄色人种军人时，细一看，这些军人佩戴的要么是日本军队臂章，要么是韩国军队臂章。我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全球安全是要负起大国责任的。所以我们中国电影人要自己把解放军版本的超级英雄展现出来。
影片上映后，我几乎隔三五分钟就在微博、贴吧上搜评价，发现观众的反馈中99%都很正面，我就觉得我们做对了，观众能接受这样一种表现形式。我印象很深的是，《战狼2》上映时，第二天就有澳大利亚的朋友给我发来当地媒体的报道，说电影上映第二天，当地华侨自发组织去电影院观影，这些观众都是挥舞着五星红旗去影院，看完电影出来还高唱国歌。这些情况我们没想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很值得，无愧于这个时代。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杂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够包容。当然，也有一些“无脑黑”。只要主流观众能接受这样的表达方式，接受这样的民族和爱国情怀，我们就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环球时报：吴京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对《战狼》争议也做出回应，“可能真的某些人自卑，被洋人欺负惯了，就觉得中国人不能强。”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吕建民：我非常同意吴京的观点。现在好莱坞大片咱们看太多了，每当灾难来临，美国总统都能驾机上天打外星人——美国这么拍一点都不丢人，如果中国人这么拍，为什么就不可以？对于这种双标，我挺不能接受的。规矩不能老是让别人来定，咱们也可以不用那么保守。
在我小时候，我们在物质上确实比较匮乏，如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些年，该有的都有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奋和智慧的民族，这种民族自豪感来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可能有的人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只有西方的月亮是圆的。我建议这些人走出去看一看，有了对比才会发现，别人能做到的其实我们也能做到。
“最近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变得不友善”
环球时报：《战狼2》被送选参加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选，当时您什么感觉？
吕建民：当年我们听到《战狼2》被送选奥斯卡这个消息时，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在奥斯卡拿奖。但我觉得，我们国家把这部影片送去奥斯卡说明我们越来越自信，这是我们国家的态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希望呐喊出来。至于能不能被接受，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会有答案。
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
环球时报：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欧美战争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反战，中国同类型题材影片没必要在“反战”这一点上跟它们看齐，因为我们的战争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战争，大都是抵御外辱、防止侵略。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吕建民：国外一些非常优秀的关于反战的电影例如《钢琴师》，这些片子非常好。我认为我们的同类型题材也是反战的。没有人喜欢战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中国人从没有主动出去侵略别人，侵略者的铁蹄已踏入我们的家园，这时如果还强调“反战”，那就没这个国家了。因此，反战也要看情况。我们不愿意把战争强加到别人国土，但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退无可退，就不能再忍。只有我们做好准备，告诉敌人我们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太平，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示弱。我们在电影中表现当下中国军人时，要更多体现出我们的斗志。
环球时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他们都会问您哪些问题？
吕建民：前些年我们跟国际媒体、同行有过很多接触，大家关心的是《战狼》的商业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票房。但最近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我感到开始有些不那么友善，越来越感觉他们是在给我们的作品定性。现在西方媒体在对我进行采访时，问的都是“你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观众会这么喜欢你的电影”“是不是强硬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了”这种问题。他们开始从你的电影中去找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甚至带着敌意。有一次，一家（外国）媒体问我，为什么《战狼》系列里的恐怖分子都是白人？这是否有所指？当时我回答说，“因为白人里有功夫巨星。如果有棕色或黑色人种的功夫巨星，我们也很愿意合作。”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只聊电影，但是西方媒体却从电影中来讨论政治，这让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说感觉不太舒服。
中国电影需要质，而不是量
环球时报：有没有拍《战狼3》的计划？
吕建民：我特别尊重吴京的意见。如果他有一天跟我说咱们一起来拍《战狼3》，我会第一时间放下所有的一切。我其实在“蠢蠢欲动”地等待着他的召唤。
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拍了不少军事电影和电视剧，未来会坚持每年拍一部军事电影，在军事这一细分类型上争取做更多尝试。当下正在拍的《我的佣兵生涯》，计划在2021年7月30日上映——选择这一天，就是想为人民解放军献礼。另外作为一家公司，还得产品多样化，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别的类型和题材的电影。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您觉得目前有哪些问题或短板？
吕建民：中国电影这两年因为高速发展，电影门槛越来越低。现在咱们电影一年的产量都一两千多部，但真正能上院线的电影，其实一年才两百多部。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其实要的不是量，而应该是高品质。大家不要去盲目地做电影，电影是轻资产、高风险的行业，越往上走，专业化程度会越高。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国电影现在需要的是好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李司坤）#独家专访战狼系列制片人#https://t.cn/A6qvXOo0
“有狼，就要有战狼去斗争”
用《战狼》这个片名，犹豫了很长时间
环球时报：《战狼2》上映前，您有没有想过这部电影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一个票房纪录？您觉得哪些因素促成这样的成绩？
吕建民：我记得上映前3天，吴京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我们的目标是“保8争12望15”。我当时觉得《战狼2》的票房在首周末要拿到6个亿是比较难的，但最后的结果是首周末拿到9个多亿，对于这样的成绩大家都有点意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从创作角度看，大家对这部影片真的很用心，电影质量相当不错。第二，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在经济等各方面高速发展，老百姓对我们国家比较有信心。这部影片在这个时机出现，正好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我记得吴京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其实柴火早就堆好了，我们只不过点了一个火柴而已。”我比较认同他这个看法。
环球时报：近些年社会上掀起一股“战狼热”，连我国外交官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捍卫中国尊严和利益的行为也会被贴上“战狼外交”标签。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吕建民：我记得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曾说过，之所以有“战狼”，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狼”。有“狼”，就必须有“战狼”去跟他们进行斗争。对于这种现象，我是挺兴奋的，《战狼2》影片团队付出很多努力。对于这种题材的电影而言，创作者一定是带着民族情怀去创作，没想到得到这么多人认可，真的让我们感到受宠若惊。我们只是创作者，能创作出这样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上升到国家层面，我们感到特别自豪。
环球时报：您觉得“战狼”这个词是否已被赋予更多超出它自身的意义？
吕建民：当然，一定是的。我们最早在创作《战狼1》时就一直为名字纠结。我记得最早的片名叫《兵锋》，后来我们觉得《兵锋》不够响亮，就想到用“战狼”，但对这个名字也有所顾忌。但同时我们又觉得，一支军队要有“狼性”，为此我们犹豫了很长时间。当时我们大着胆子想先报上去试试看，最后很顺利通过。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挺吃惊，这展现出我们军队的自信。
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这么拍？这是双标
环球时报：对《战狼2》有赞誉也有差评，还有人认为电影展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过了度，甚至衍生出“战狼PTSD”“含京量”等词汇。对此如何评价？
吕建民：《战狼》系列电影的表现形式在过去比较少见。关于这部电影的创作初衷，我和吴京都是军迷，喜欢看美国、欧洲各种军事题材电影。在许多好莱坞电影中，每当人类有了灾难或者地球面临安全隐患时，你会发现都是美国军队、美国总统去拯救整个世界。而当影片中出现黄色人种军人时，细一看，这些军人佩戴的要么是日本军队臂章，要么是韩国军队臂章。我就觉得，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对世界和平、全球安全是要负起大国责任的。所以我们中国电影人要自己把解放军版本的超级英雄展现出来。
影片上映后，我几乎隔三五分钟就在微博、贴吧上搜评价，发现观众的反馈中99%都很正面，我就觉得我们做对了，观众能接受这样一种表现形式。我印象很深的是，《战狼2》上映时，第二天就有澳大利亚的朋友给我发来当地媒体的报道，说电影上映第二天，当地华侨自发组织去电影院观影，这些观众都是挥舞着五星红旗去影院，看完电影出来还高唱国歌。这些情况我们没想到，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的一切都很值得，无愧于这个时代。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部电影的杂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足够包容。当然，也有一些“无脑黑”。只要主流观众能接受这样的表达方式，接受这样的民族和爱国情怀，我们就会继续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环球时报：吴京有一次接受采访时对《战狼》争议也做出回应，“可能真的某些人自卑，被洋人欺负惯了，就觉得中国人不能强。”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吕建民：我非常同意吴京的观点。现在好莱坞大片咱们看太多了，每当灾难来临，美国总统都能驾机上天打外星人——美国这么拍一点都不丢人，如果中国人这么拍，为什么就不可以？对于这种双标，我挺不能接受的。规矩不能老是让别人来定，咱们也可以不用那么保守。
在我小时候，我们在物质上确实比较匮乏，如今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些年，该有的都有了。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勤奋和智慧的民族，这种民族自豪感来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可能有的人还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觉得只有西方的月亮是圆的。我建议这些人走出去看一看，有了对比才会发现，别人能做到的其实我们也能做到。
“最近一些西方媒体开始变得不友善”
环球时报：《战狼2》被送选参加201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竞选，当时您什么感觉？
吕建民：当年我们听到《战狼2》被送选奥斯卡这个消息时，我们也觉得它不会在奥斯卡拿奖。但我觉得，我们国家把这部影片送去奥斯卡说明我们越来越自信，这是我们国家的态度，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们希望呐喊出来。至于能不能被接受，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会有答案。
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
环球时报：国内有种观点认为，欧美战争片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反战，中国同类型题材影片没必要在“反战”这一点上跟它们看齐，因为我们的战争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战争，大都是抵御外辱、防止侵略。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吕建民：国外一些非常优秀的关于反战的电影例如《钢琴师》，这些片子非常好。我认为我们的同类型题材也是反战的。没有人喜欢战争，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中国人从没有主动出去侵略别人，侵略者的铁蹄已踏入我们的家园，这时如果还强调“反战”，那就没这个国家了。因此，反战也要看情况。我们不愿意把战争强加到别人国土，但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退无可退，就不能再忍。只有我们做好准备，告诉敌人我们不惧怕战争，才能阻止战争。我们国家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其实并不太平，这种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示弱。我们在电影中表现当下中国军人时，要更多体现出我们的斗志。
环球时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他们都会问您哪些问题？
吕建民：前些年我们跟国际媒体、同行有过很多接触，大家关心的是《战狼》的商业性，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票房。但最近一些西方媒体的采访让我感到开始有些不那么友善，越来越感觉他们是在给我们的作品定性。现在西方媒体在对我进行采访时，问的都是“你想表达什么”“为什么观众会这么喜欢你的电影”“是不是强硬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了”这种问题。他们开始从你的电影中去找所谓意识形态的东西，甚至带着敌意。有一次，一家（外国）媒体问我，为什么《战狼》系列里的恐怖分子都是白人？这是否有所指？当时我回答说，“因为白人里有功夫巨星。如果有棕色或黑色人种的功夫巨星，我们也很愿意合作。”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只聊电影，但是西方媒体却从电影中来讨论政治，这让我作为一个电影人来说感觉不太舒服。
中国电影需要质，而不是量
环球时报：有没有拍《战狼3》的计划？
吕建民：我特别尊重吴京的意见。如果他有一天跟我说咱们一起来拍《战狼3》，我会第一时间放下所有的一切。我其实在“蠢蠢欲动”地等待着他的召唤。
这么多年来，我们公司拍了不少军事电影和电视剧，未来会坚持每年拍一部军事电影，在军事这一细分类型上争取做更多尝试。当下正在拍的《我的佣兵生涯》，计划在2021年7月30日上映——选择这一天，就是想为人民解放军献礼。另外作为一家公司，还得产品多样化，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别的类型和题材的电影。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您觉得目前有哪些问题或短板？
吕建民：中国电影这两年因为高速发展，电影门槛越来越低。现在咱们电影一年的产量都一两千多部，但真正能上院线的电影，其实一年才两百多部。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现在其实要的不是量，而应该是高品质。大家不要去盲目地做电影，电影是轻资产、高风险的行业，越往上走，专业化程度会越高。应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国电影现在需要的是好的质量，而不是数量。（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李司坤）#独家专访战狼系列制片人#https://t.cn/A6qvXO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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