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随东北、西北大片中国领土被划入俄境，一些原本属于大清的族群成为俄国人。在东北，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乌鲁都、达斡尔、札萨图克等居住在外兴安岭或者额尔古纳河以西者都已隶属俄籍，留在境内者也时有加入外籍的现象，如居住于呼伦贝尔的索伦人在清末已是半入俄籍，多操俄语。这种情况也见于西北新疆，1907～1908年，有一位在伊犁调查的日本人注意到，塔城一带多处村庄由俄籍人担任村正，其中不少是“本地土人慕俄归化者”。也有报纸说，“外蒙古人多有入俄籍者”。

这一现象出现的背景就是俄国开发远东、急需劳力，加之沙俄政府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据说中国人“若入俄籍，则享特别之利”。到1910年，俄国远东的滨海省60万人口中三分之一为华人，华人入俄籍现象严重。当人口争夺成为现代国家竞争内容之一时，这些人口流失现象引起中国各界的关注。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人口归属、人口管理常识的边疆地方官们意识到，“鄂伦春人系我属部，且居我境，以属地属人之义言，均不准私入外籍”，为“保边弥患”，建议“如有甘心向外，不肯重隶华籍者，即以俄人论，查明驱逐”。理藩部也曾特别咨请新疆巡抚等“详查蒙民姓名年岁，系何由何年何日归入外籍，及有无产业，并将已放外籍之人数若干，记载清晰，咨报到部，以备核”。

——《清末新政与边疆新政》

#蒙古史# 【先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高原”】

成吉思汗统一的“大蒙古”兴起之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东部是室韦（起源于东胡—鲜卑）诸部演化而来的各蒙古语族部落，主要有呼伦贝尔草原的弘吉剌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札答阑部、斡难河源头与肯特山的乞颜部、斡难河下游的泰赤乌部、克鲁伦河流域的塔塔儿部、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它们可合称为“原蒙古人”。

中部和西部是自隋唐时期突厥、回鹘等部西迁后留居蒙古高原故地的铁勒诸部后裔，主要分为三个共同信奉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突厥语族部落，即杭爱山与鄂尔浑河上游的克烈部（或为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留居本土的回鹘后裔，或为唐朝中期西迁的九姓鞑靼后裔）、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源于黠戛斯，即吉尔吉斯）和大漠以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主要源于回鹘，融合沙陀与契丹）。

北部是生活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林中百姓”，主要有贝加尔湖东岸的不里牙惕部（布里亚特）和巴儿忽部（即巴尔虎、拔野古）、贝加尔湖西岸的豁里—秃马惕部（曾顽强抗击成吉思汗）、东萨彦岭南北的斡亦剌部（即卫拉特、瓦剌）和兀儿速惕部、西萨彦岭南北的秃巴思部（图瓦）和吉利吉思部（即吉尔吉斯）。这些部族自东向西分布在蒙古高原以北的广大山林中，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蒙古兴起后逐渐被融合为蒙古人的一部分。

#历史云讲堂# 成吉思汗统一的“大蒙古”兴起之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东部是室韦（起源于东胡—鲜卑）诸部演化而来的各蒙古语族部落，主要有呼伦贝尔草原的弘吉剌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札答阑部、斡难河源头与肯特山的乞颜部、斡难河下游的泰赤乌部、克鲁伦河流域的塔塔儿部、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它们可合称为“原蒙古人”。

中部和西部是自隋唐时期突厥、回鹘等部西迁后留居蒙古高原故地的铁勒诸部后裔，主要分为三个共同信奉基督教聂斯脱里教派的突厥语族部落，即杭爱山与鄂尔浑河上游的克烈部（或为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留居本土的回鹘后裔，或为唐朝中期西迁的九姓鞑靼后裔）、阿尔泰山一带的乃蛮部（源于黠戛斯，即吉尔吉斯）和大漠以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主要源于回鹘，融合沙陀与契丹）。

北部是生活在西伯利亚森林中的“林中百姓”，主要有贝加尔湖东岸的不里牙惕部（布里亚特）和巴儿忽部（即巴尔虎、拔野古）、贝加尔湖西岸的豁里—秃马惕部（曾顽强抗击成吉思汗）、东萨彦岭南北的斡亦剌部（即卫拉特、瓦剌）和兀儿速惕部、西萨彦岭南北的秃巴思部（图瓦）和吉利吉思部（即吉尔吉斯）。这些部族自东向西分布在蒙古高原以北的广大山林中，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蒙古兴起后逐渐被融合为蒙古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