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亲兄弟明算账”——台北故宫博物馆把故宫博物馆告啦！
一、纠纷突起
2016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声称，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画谱：山水卷·山石》中收录的《溪山行旅图》《早春图》和《富春山居图》3幅藏品照片，系未经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自行扫描其出版物所获，并欲以侵犯台北故宫博物院著作权为由向北京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最终未能形成诉讼。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平面文物摄影的版权问题，成为了博物馆在顺应现代数字化发展潮流中所面临的真实存在且无法避免的重要难题。
二、涉案三幅画作概况
《溪山行旅图》曾被明、清两代文人墨士珍藏流传，当中不乏著名鉴赏家和多位皇室成员，1949年，《溪山行旅图》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早春图》是北宋画家郭熙的代表作，绘于宋神宗熙宁5年(1072年)，左方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并钤有“郭熙笔”长方朱印。1949年被带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1949年随中国国民党踏上了台湾省。
假设这件事不是通过神秘的政治（东方）力量来解决，而是放在台面用“台故诉北故”的诉讼方式按部就班解决的话，我们作出如下的探讨：
三、用大陆法律还是台湾法律？
我们首先来看台湾和大陆法律的不同规定。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
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适用“受请求保护地法”的原则相同，两地在一般知识产权纠纷适用法上的准据法指向的都是中国的《著作权法》和其他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所以，不论台故诉至哪个法院，最终指向的准据法都应当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四、原件所有权：不属于收藏者
这三幅画作皆是清朝宫廷收入故宫珍藏，清朝灭亡后仍在故宫内收藏，后在大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带到台湾。三幅画作原件的所有权牵扯我们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占有=所有，台北故宫收藏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它当然享有这三幅画作的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文物；
（三）国家征集、购买的文物；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保管、收藏单位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
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和《早春图》原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收藏，应属国家所有。
五、原件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已过保护期
著作权是作品作者对所创作的作品享有的权利。法律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旨在鼓励、维护人们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进行创作和传播，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著作权法律一般赋予作者享有，特定情况下其他人也享有著作权，比如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合作创作、摄影、履行职务、受托创作以及继承、转让等。
就涉案三幅画作而言，不存在改编等特定情况，享有著作权的是三幅画作的原作者北宋范宽、元代黄公望和北宋郭熙。他们作为画作的创作者，享有对作品发表、署名、修改、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一系列权利。
作者早已作古，而著作权有保护期：除了署名权等部分人身性权利外，过了保护期限作品即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受法律保护，公民可以无偿使用。
根据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公民的作品，除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外的其他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继承、转让等权利亦应在保护期内。可见，涉案三幅画作早已进入公共领域，著作权不再受法律保护。
六、台北故宫的身份：或为收藏者，甚至没有合法展览权
这三幅画的所有权是国家的、著作权是原作者的，而且已经超过保护期，进入了公有领域，台北故宫和《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和《早春图》的著作权、所有权都扯不上关系，仅是三幅画作的收藏者，因此本就无权可授。作品原件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展览权，台北故宫或没有展览权。
七、结论：台北故宫对三幅国画“图档”并不享有著作权
原作著作权属于作者，且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台北故宫主张的“出版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档”。那么，台北故宫精确扫描的“图档”有著作权吗？
台北博物馆的馆藏画作“图档”无论采用了多么高精尖的科技、使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其目的只有一个：对三幅画作进行精确复制。
复制权就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专有权利。根据上文所述的“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的基本原理，要理解复制权就必须搞清哪些行为是受复制权控制的复制行为。《著作权法》将复制权定义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所谓“从平面到平面”的复制，是指作品在被复制之时是被固定在平面载体之上的，而被复制之后，仍然被固定在同一或另一种平面载体之上，如静电复印、油印、胶印、铅印、打印、照相翻拍、录音带翻录、录像带翻录、刻录 CD 、扫描、上传和下载等。这是最为常见和人们最熟悉的一类复制行为。
照片要成为拍摄作品，当然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拍摄可以是复制的手段，如为真实再现文件或其他照片而进行的纯粹翻拍，由此形成的照片没有独创性。著作权立法是为了保护人的智慧成果，使得著作权人获益，进一步刺激再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创造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精确复制的结果不具有独创性，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因此，台北故宫对几幅作品的“图档”不享有著作权。
以上论述可能有些繁琐，简言便是：台故如果要起诉，应当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如果适用中国大陆的《著作权法》，则台故拍摄的“精准复制”的名画照片已经落入公共领域，台故并不享有著作权。因此故宫博物院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照片的使用，并不会侵犯著作权。
一、纠纷突起
2016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声称，北京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画谱：山水卷·山石》中收录的《溪山行旅图》《早春图》和《富春山居图》3幅藏品照片，系未经台北故宫博物院授权，自行扫描其出版物所获，并欲以侵犯台北故宫博物院著作权为由向北京故宫博物院提起诉讼，最终未能形成诉讼。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平面文物摄影的版权问题，成为了博物馆在顺应现代数字化发展潮流中所面临的真实存在且无法避免的重要难题。
二、涉案三幅画作概况
《溪山行旅图》曾被明、清两代文人墨士珍藏流传，当中不乏著名鉴赏家和多位皇室成员，1949年，《溪山行旅图》被国民党带到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早春图》是北宋画家郭熙的代表作，绘于宋神宗熙宁5年(1072年)，左方署款“早春，壬子年郭熙画”，并钤有“郭熙笔”长方朱印。1949年被带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1949年随中国国民党踏上了台湾省。
假设这件事不是通过神秘的政治（东方）力量来解决，而是放在台面用“台故诉北故”的诉讼方式按部就班解决的话，我们作出如下的探讨：
三、用大陆法律还是台湾法律？
我们首先来看台湾和大陆法律的不同规定。
台湾《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项：“以知识产权为标的之权利，依该权利应受保护地之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
和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适用“受请求保护地法”的原则相同，两地在一般知识产权纠纷适用法上的准据法指向的都是中国的《著作权法》和其他中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所以，不论台故诉至哪个法院，最终指向的准据法都应当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律。
四、原件所有权：不属于收藏者
这三幅画作皆是清朝宫廷收入故宫珍藏，清朝灭亡后仍在故宫内收藏，后在大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带到台湾。三幅画作原件的所有权牵扯我们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此不讨论这个问题。
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占有=所有，台北故宫收藏者的身份并不意味着它当然享有这三幅画作的所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
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
下列可移动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一）中国境内出土的文物，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的文物；
（三）国家征集、购买的文物；
（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赠给国家的文物；
（五）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其他文物。
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保管、收藏单位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
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
《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和《早春图》原为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收藏，应属国家所有。
五、原件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已过保护期
著作权是作品作者对所创作的作品享有的权利。法律保护作者的著作权旨在鼓励、维护人们在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进行创作和传播，促进文化繁荣发展。著作权法律一般赋予作者享有，特定情况下其他人也享有著作权，比如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合作创作、摄影、履行职务、受托创作以及继承、转让等。
就涉案三幅画作而言，不存在改编等特定情况，享有著作权的是三幅画作的原作者北宋范宽、元代黄公望和北宋郭熙。他们作为画作的创作者，享有对作品发表、署名、修改、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一系列权利。
作者早已作古，而著作权有保护期：除了署名权等部分人身性权利外，过了保护期限作品即进入公共领域，不再受法律保护，公民可以无偿使用。
根据我国加入的《伯尔尼公约》和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公民的作品，除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外的其他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继承、转让等权利亦应在保护期内。可见，涉案三幅画作早已进入公共领域，著作权不再受法律保护。
六、台北故宫的身份：或为收藏者，甚至没有合法展览权
这三幅画的所有权是国家的、著作权是原作者的，而且已经超过保护期，进入了公有领域，台北故宫和《溪山行旅图》、《富春山居图》和《早春图》的著作权、所有权都扯不上关系，仅是三幅画作的收藏者，因此本就无权可授。作品原件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展览权，台北故宫或没有展览权。
七、结论：台北故宫对三幅国画“图档”并不享有著作权
原作著作权属于作者，且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台北故宫主张的“出版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图档”。那么，台北故宫精确扫描的“图档”有著作权吗？
台北博物馆的馆藏画作“图档”无论采用了多么高精尖的科技、使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其目的只有一个：对三幅画作进行精确复制。
复制权就是著作权人享有的复制作品的专有权利。根据上文所述的“根据受控行为界定专有权利”的基本原理，要理解复制权就必须搞清哪些行为是受复制权控制的复制行为。《著作权法》将复制权定义为“以印刷、复印、拓印、录音、录像、翻录、翻拍等方式将作品制作一份或者多份的权利 ”
所谓“从平面到平面”的复制，是指作品在被复制之时是被固定在平面载体之上的，而被复制之后，仍然被固定在同一或另一种平面载体之上，如静电复印、油印、胶印、铅印、打印、照相翻拍、录音带翻录、录像带翻录、刻录 CD 、扫描、上传和下载等。这是最为常见和人们最熟悉的一类复制行为。
照片要成为拍摄作品，当然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拍摄可以是复制的手段，如为真实再现文件或其他照片而进行的纯粹翻拍，由此形成的照片没有独创性。著作权立法是为了保护人的智慧成果，使得著作权人获益，进一步刺激再创新，充分发挥社会创造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精确复制的结果不具有独创性，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因此，台北故宫对几幅作品的“图档”不享有著作权。
以上论述可能有些繁琐，简言便是：台故如果要起诉，应当适用中国大陆法律。如果适用中国大陆的《著作权法》，则台故拍摄的“精准复制”的名画照片已经落入公共领域，台故并不享有著作权。因此故宫博物院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照片的使用，并不会侵犯著作权。
【那些扒着飞机也要拼死逃离祖国的阿富汗人是什么人？塔利班承诺“不搞清算”做得到吗？】在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后，一些阿富汗人疯狂涌向喀布尔国际机场，导致机场陷入极度混乱，人群跟着飞机跑，飞机起飞后疑似有人摔下……惨绝人寰的画面传遍全球，这些拼死也要逃离阿富汗的人都是谁？重返喀布尔的塔利班于17日召开了首场新闻发布会，再次展现温和姿态，表示将赦免所有曾站在其对立面的阿富汗人。那么，阿富汗塔利班的执政基础到底怎样？它“不搞清算”的温和姿态是否能一直保持？相关学者17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一一作出分析。
三类人最想逃离阿富汗，但不一定都是“精英”
早前的视频显示，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在滑行时，疯狂的人群跟着奔跑，甚至有人在攀爬机身。16日，阿富汗阿斯瓦卡通讯社发布了一段两人从飞机上掉落的视频，配文 “两个人从一架自喀布尔机场起飞的飞机上掉落至居民家中”。随后，该通讯社更新消息称，确认“当地人找到了从C-17飞机上掉落的人的遗体，共有三人”。17日，美国“防务一号”网站发布的一张照片传遍国际媒体：640名阿富汗人挤在15日晚起飞的美国一架大型运输机舱内。另外一段新视频也广为流传：美军飞机起飞后，有阿富汗人似乎被起落架舱的舱门夹住，飞行过程中，遗体在空中剧烈摆动。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将这些拼命想离开祖国的阿富汗人称为当地的“精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这些想要逃离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曾经为美国人服务的，比如翻译人员，这些人可以被称为“精英”；一类可能是对20年前塔利班执政记忆深刻的一群人，这些人有可能是“精英”，也有些只是一般民众，“但是想要逃离的人，多数来讲在当地层次要高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多，能力更强。”第三类是在加尼政府框架里的受益者，比如官员、警察、商人、知识分子等。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看来，尽管这些人可能服务于美国或西方非政府组织，世俗化程度较高，但这些人倒不一定都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有办法通过边界，这些挤在机场里的，恐怕更多是下层人员。”至于想逃离的人的具体数目，张家栋认为“不好估计”，因为塔利班来得太快，逃离渠道很快就没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想要逃离的人远远多于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此前推出了“盟友避难行动”，称将为2.2万多名阿富汗人发放“特殊移民签证”。但是据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的数据，在过去20年间，至少有30万名阿富汗人协助过美国军队。而能够获得美国难民保护资格的平民，仅占极少比例。自2002年以来，美国雇佣阿富汗人协助美国军队、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由于与美国的联系，许多阿富汗人在此期间受到威胁、绑架和袭击，死亡人数不详。作为回应，美国国会制定了特殊的移民签证计划，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美国合法居留权。但签证流程极为繁琐，申请者等待签证批准的平均时长为三年。
8月2日，美国国务院又公布了一项特殊移民签证，对象是目前和曾经受雇于美方新闻等机构的阿富汗人，但申请该签证是有条件的：申请人必须自行离开阿富汗，抵达第三国后，美方才会受理签证申请；受理耗时12至14个月，其间申请人须在第三国等待。
民众争相逃跑的画面肯定不是刚刚占领首都的塔利班所希望看到的，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7日消息，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在接受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称：“我们不会惩罚他们（指那些曾与美国人合作的阿富汗人），不会逮捕他们，或扣押其财产。”他还提到，塔利班并不希望让阿富汗人因“恐惧”而离开该国。
塔利班执政的民意基础在哪里？
1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重点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在通话中表示，事实再次证明，把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水土不服，最终难以立足。一个政权没有人民支持是立不住的，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有人说阿富汗是‘帝国坟墓’，其实也可以说它是‘制度坟墓’”，刘中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纵观阿富汗历史，从英国到前苏联再到美国，相关的制度尝试都未能成功。因此阿富汗问题才会让世界困惑。
那么，该如何理解王毅所说的“一个政权没有人民支持是立不住的”？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民意基础到底如何？张家栋说，首先要搞清“塔利班是谁？”“到底是‘宗教学校的学生’，还是任意部落的老百姓扛起枪就可以算塔利班？外界现在对塔利班结构的了解还很有限，现在塔利班刚刚胜利，好像很多人都扛着枪往城市跑，但真实状态要等到尘埃落定之后才能看得见。毕竟阿富汗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很多地方甚至都没形成国家认同。”
“在阿富汗，部落身份比阶层身份更重要。”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阿富汗主要的社会结构还是族群部落，“或者说阿富汗社会更像是‘分块’，而不是‘分层’的。”
“所以，虽然还不能说塔利班有足够强大的民意基础，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前政府的民意基础很弱。”张家栋说，美国20年都没有把阿富汗前政府的民意基础在全国范围培养起来，即使在此前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一大批人接受了新的教育，但这个群体在阿富汗还不占主流，他们主要生活在喀布尔这些大城市，前政府完全是一个外力扶持下来的政府，看起来在执政，但除了在几个大城市，什么都管不了。
刘中民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民族基础在超过人口40%的普什图族，“前些年有一个民意测验，虽然在阿富汗全国支持塔利班理念的比例并不高，但在普什图人中，塔利班理念的支持率高达80%。更何况，近年来阿富汗塔利班又对境内其他民族做了一些工作，这次北方为什么垮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塔利班对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都做了工作，使其民意基础也从普什图族扩大到一些非普什图族。”
阿富汗境内第三大民族的哈扎拉人长期因什叶派信仰而被塔利班视为“异教徒”，他们未来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刘中民对记者表示，哈扎拉人主要生活在阿富汗的中部，有蒙古人种的血统，此前发生的很多针对哈扎拉人的恐怖袭击，实际上与“伊斯兰国”有关，因为在教派问题上，“伊斯兰国”比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更加激进地反什叶派，“塔利班不排除要淡化这个问题，毕竟塔利班不能漠视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伊朗，另一方面，一些阿富汗境内的逊尼派极端势力恰恰可能会把哈扎拉人问题作为是制造阿富汗矛盾的抓手，未来如何对待哈扎拉人确实是塔利班面临的一个挑战。”
塔利班“不寻求报复”的承诺能坚持多久？
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7日傍晚在位于首都喀布尔的媒体中心举行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15日进入首都之后的首次记者会。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穆贾希德表示，经过20年的艰苦战斗，塔利班组织终于重新回到喀布尔，“这不仅仅是组织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荣耀”，是阿富汗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外国军队占领之后重新拥有国家权力的象征。他说，阿富汗女性将在伊斯兰教法下享有教育等权利，私营媒体将“保持独立”，但记者从业“不得违背国家价值观”。穆贾希德强调，塔利班组织不寻求采取报复行动，此前塔利班高层已发布政令表示将对前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等实施大赦，并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阿富汗塔利班的温和承诺能坚持多久？在阿富汗境内是否还有“宿敌”，谁会是其“清算”名单上的目标？谁又是阿富汗塔利班最优先争取的力量？
“现阶段，阿富汗塔利班不需要‘敌人’。”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塔利班目前最迫切要争取的是前政府的力量，毕竟塔利班20年未曾执政，而且上一次执政时也没体现出执政能力。因此他们急需一个专业化团队，即把前政府的管理人员尽可能留下来为其服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17日的发布会上，在被问及塔利班对未来政府架构的计划时，穆贾希德重申，塔利班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伊斯兰酋长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建立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
张家栋认为，现阶段塔利班肯定要展示足够的温和，因为它还立足未稳，需要在国际上赢得支持，但其价值观基础决定了其目标仍然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的政权，这一点阿富汗塔利班从没放弃，目前还看不到它在这方面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当过渡时期过去，塔利班是否会继续持温和姿态，尚无法做出很准确的预测。”
“塔利班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区分。”刘中民认为，未来阿富汗塔利班不再作为一个“反叛组织”，而是作为一个执政者，如何处理跟各种势力的关系，“能不能切断跟极端组织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的关系，将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类人最想逃离阿富汗，但不一定都是“精英”
早前的视频显示，一架美军C-17运输机在滑行时，疯狂的人群跟着奔跑，甚至有人在攀爬机身。16日，阿富汗阿斯瓦卡通讯社发布了一段两人从飞机上掉落的视频，配文 “两个人从一架自喀布尔机场起飞的飞机上掉落至居民家中”。随后，该通讯社更新消息称，确认“当地人找到了从C-17飞机上掉落的人的遗体，共有三人”。17日，美国“防务一号”网站发布的一张照片传遍国际媒体：640名阿富汗人挤在15日晚起飞的美国一架大型运输机舱内。另外一段新视频也广为流传：美军飞机起飞后，有阿富汗人似乎被起落架舱的舱门夹住，飞行过程中，遗体在空中剧烈摆动。
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将这些拼命想离开祖国的阿富汗人称为当地的“精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这些想要逃离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曾经为美国人服务的，比如翻译人员，这些人可以被称为“精英”；一类可能是对20年前塔利班执政记忆深刻的一群人，这些人有可能是“精英”，也有些只是一般民众，“但是想要逃离的人，多数来讲在当地层次要高一些，因为他们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更多，能力更强。”第三类是在加尼政府框架里的受益者，比如官员、警察、商人、知识分子等。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看来，尽管这些人可能服务于美国或西方非政府组织，世俗化程度较高，但这些人倒不一定都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有办法通过边界，这些挤在机场里的，恐怕更多是下层人员。”至于想逃离的人的具体数目，张家栋认为“不好估计”，因为塔利班来得太快，逃离渠道很快就没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想要逃离的人远远多于我们所看到的。”
美国此前推出了“盟友避难行动”，称将为2.2万多名阿富汗人发放“特殊移民签证”。但是据国际救援委员会（IRC）的数据，在过去20年间，至少有30万名阿富汗人协助过美国军队。而能够获得美国难民保护资格的平民，仅占极少比例。自2002年以来，美国雇佣阿富汗人协助美国军队、外交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由于与美国的联系，许多阿富汗人在此期间受到威胁、绑架和袭击，死亡人数不详。作为回应，美国国会制定了特殊的移民签证计划，为这些阿富汗人提供美国合法居留权。但签证流程极为繁琐，申请者等待签证批准的平均时长为三年。
8月2日，美国国务院又公布了一项特殊移民签证，对象是目前和曾经受雇于美方新闻等机构的阿富汗人，但申请该签证是有条件的：申请人必须自行离开阿富汗，抵达第三国后，美方才会受理签证申请；受理耗时12至14个月，其间申请人须在第三国等待。
民众争相逃跑的画面肯定不是刚刚占领首都的塔利班所希望看到的，根据俄罗斯卫星网、美国“商业内幕”网站17日消息，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欣在接受美国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采访时称：“我们不会惩罚他们（指那些曾与美国人合作的阿富汗人），不会逮捕他们，或扣押其财产。”他还提到，塔利班并不希望让阿富汗人因“恐惧”而离开该国。
塔利班执政的民意基础在哪里？
1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重点就阿富汗局势及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在通话中表示，事实再次证明，把外来模式生搬硬套到历史文化及国情截然不同的国家水土不服，最终难以立足。一个政权没有人民支持是立不住的，用强权及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多。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有人说阿富汗是‘帝国坟墓’，其实也可以说它是‘制度坟墓’”，刘中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纵观阿富汗历史，从英国到前苏联再到美国，相关的制度尝试都未能成功。因此阿富汗问题才会让世界困惑。
那么，该如何理解王毅所说的“一个政权没有人民支持是立不住的”？阿富汗塔利班执政的民意基础到底如何？张家栋说，首先要搞清“塔利班是谁？”“到底是‘宗教学校的学生’，还是任意部落的老百姓扛起枪就可以算塔利班？外界现在对塔利班结构的了解还很有限，现在塔利班刚刚胜利，好像很多人都扛着枪往城市跑，但真实状态要等到尘埃落定之后才能看得见。毕竟阿富汗是一个‘前现代国家’，很多地方甚至都没形成国家认同。”
“在阿富汗，部落身份比阶层身份更重要。”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阿富汗主要的社会结构还是族群部落，“或者说阿富汗社会更像是‘分块’，而不是‘分层’的。”
“所以，虽然还不能说塔利班有足够强大的民意基础，但是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前政府的民意基础很弱。”张家栋说，美国20年都没有把阿富汗前政府的民意基础在全国范围培养起来，即使在此前的现代化进程中，有一大批人接受了新的教育，但这个群体在阿富汗还不占主流，他们主要生活在喀布尔这些大城市，前政府完全是一个外力扶持下来的政府，看起来在执政，但除了在几个大城市，什么都管不了。
刘中民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民族基础在超过人口40%的普什图族，“前些年有一个民意测验，虽然在阿富汗全国支持塔利班理念的比例并不高，但在普什图人中，塔利班理念的支持率高达80%。更何况，近年来阿富汗塔利班又对境内其他民族做了一些工作，这次北方为什么垮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塔利班对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都做了工作，使其民意基础也从普什图族扩大到一些非普什图族。”
阿富汗境内第三大民族的哈扎拉人长期因什叶派信仰而被塔利班视为“异教徒”，他们未来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刘中民对记者表示，哈扎拉人主要生活在阿富汗的中部，有蒙古人种的血统，此前发生的很多针对哈扎拉人的恐怖袭击，实际上与“伊斯兰国”有关，因为在教派问题上，“伊斯兰国”比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更加激进地反什叶派，“塔利班不排除要淡化这个问题，毕竟塔利班不能漠视地区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伊朗，另一方面，一些阿富汗境内的逊尼派极端势力恰恰可能会把哈扎拉人问题作为是制造阿富汗矛盾的抓手，未来如何对待哈扎拉人确实是塔利班面临的一个挑战。”
塔利班“不寻求报复”的承诺能坚持多久？
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7日傍晚在位于首都喀布尔的媒体中心举行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15日进入首都之后的首次记者会。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穆贾希德表示，经过20年的艰苦战斗，塔利班组织终于重新回到喀布尔，“这不仅仅是组织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荣耀”，是阿富汗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外国军队占领之后重新拥有国家权力的象征。他说，阿富汗女性将在伊斯兰教法下享有教育等权利，私营媒体将“保持独立”，但记者从业“不得违背国家价值观”。穆贾希德强调，塔利班组织不寻求采取报复行动，此前塔利班高层已发布政令表示将对前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等实施大赦，并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阿富汗塔利班的温和承诺能坚持多久？在阿富汗境内是否还有“宿敌”，谁会是其“清算”名单上的目标？谁又是阿富汗塔利班最优先争取的力量？
“现阶段，阿富汗塔利班不需要‘敌人’。”张家栋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塔利班目前最迫切要争取的是前政府的力量，毕竟塔利班20年未曾执政，而且上一次执政时也没体现出执政能力。因此他们急需一个专业化团队，即把前政府的管理人员尽可能留下来为其服务，这一点非常关键。
17日的发布会上，在被问及塔利班对未来政府架构的计划时，穆贾希德重申，塔利班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伊斯兰酋长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议题就是如何建立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
张家栋认为，现阶段塔利班肯定要展示足够的温和，因为它还立足未稳，需要在国际上赢得支持，但其价值观基础决定了其目标仍然是要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法的政权，这一点阿富汗塔利班从没放弃，目前还看不到它在这方面变化的可能性，“因此，当过渡时期过去，塔利班是否会继续持温和姿态，尚无法做出很准确的预测。”
“塔利班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强硬派、温和派的区分。”刘中民认为，未来阿富汗塔利班不再作为一个“反叛组织”，而是作为一个执政者，如何处理跟各种势力的关系，“能不能切断跟极端组织如巴基斯坦塔利班、‘基地’组织的关系，将是其面临的一大挑战。
【1918——南京城与“疫情”的生死较量】
Via：方志江苏
南京近期疫情发生以来，医护工作者火速集结，930万南京人昼夜核酸检测，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纷纷披上战袍慷慨前行，全体南京人民体现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意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也曾发生过这样一场疫情，那场疫情横行中国北方大半年，造成各地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却被南京斩断魔爪，不到一个月即被完全扑灭。
【疫情来源】
1917年末1918年初，蒙古、山西相继爆发鼠疫。这场在中国北方多省肆虐数月、夺走万人性命的鼠疫一路南下，曾波及到南京，引起多人死亡。
那次鼠疫，最早于1917年8月在绥远伊克昭盟扒字补隆（今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新安镇）的安北天主教堂爆发，当地人惊恐四逃导致疫情扩散，再由贩运皮毛的商人传至包头萨拉齐等地，两个月内便迅速传播全省，并蔓延至山西、察哈尔，形成三省的大流行。
1918年1月18日，北洋政府派伍连德前往萨拉齐等处调查，确认此疫为肺炎症，与1910年东三省疫症相仿。随后，疫情随着京绥、京汉、正太、津浦铁路沿线一路扩散，由直隶正定、山东济南、传到安徽蚌埠、凤阳，直逼江苏。这场鼠疫也逐步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灾难。
【江苏早有准备】
对这样的疫情，各地政府都提前早做准备，江苏也不例外。早在1月14日，江苏督军李纯“为预防鼠疫起见，将就商于上海工部局医官，使时疫不至侵及江苏”。18日，江苏省警厅长王桂林“特召集各警官会议预防方法”。25日，又“特设检查所，以为防疫方法，聘任医学联合会正会长王小石、副（会长）包衡村为顾问”。
江苏政府的想法，最好将鼠疫阻绝于省境之外。但鼠疫传播神速，瞬息千里，在1918年2月11日，正月初一这一天，安徽凤阳发生鼠疫，“旬日之间已毙十人”。凤阳离津浦铁路仅有3英里。疫病若顺铁路南下，可想而知会是怎样。
到了2月26日，也就是南京各学校一律开学的日子，南京“仪凤门外有自北来旅客一人正匆促入城忽然倒地而毙，未识是否鼠疫尚未可知”。这是当时报刊上记载的第一例疑似鼠疫，南京市民当时的恐慌自不待言。
【鼠疫藏身军大衣袭来】
3月21日，国内各大报纸爆出新闻，南京城发现鼠疫。
最早发现鼠疫的地点竟在城区中心，与督军公署仅咫尺之遥的珍珠桥一枝园，这里有一家成衣店——福兴机器缝衣店。3月上旬，店里一学徒在修补一批来自安徽的军服时突然患病，三日内即亡，观察其症状似为传染性肺炎（当时称为肺疫），此应为南京首例病例。两天之后，成衣铺经理也患病死去，症状与学徒相同。接着，该店又死二人。另据报道，这家店铺其中一间房间同住六人，有两位济南来宁的客人率先染病而亡，其余四人亦相继死去。
紧接着中招的竟是两位医生。曾前去一枝园为成衣店患者诊病的秦汉卿医生，回到松涛巷家后不久即染病，由畏寒转发热，仅数小时便呕血而亡。
更不幸的是，前来给秦医生诊病的另一位医生殷伯衡，回家后也死了，连帮他拉车的车夫亦同时毙命。次日，秦、殷两医生的家人多人也相继而亡。
此后，很快的，疫情在城内多点爆发，由城中传到城南、城北，纱帽巷、南市楼、五马桥、淮清桥、信府河、润德里......多处发现疫情。到3月23日，《时报》报：今日南京南门又发现患鼠疫者一人，前后共计十八人。自3月中旬鼠疫入南京城，至3月23日至，短短时间有18人染病。民众惶然。
【南京城死亡19人】
面对如此猖虐的疫情，南京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简要言之：设立临时防疫局；学校停课，到患者家中消毒，设立定点医院，赶制防疫器具，中断水陆交通等等
但是那时代的市民并不具备多少科学素养，即便如卫生局的干部潘某，在防疫过程中，也极其不信任西医，屡屡阻扰，终被撤职。
【疫情被彻底扑灭】
好在当时天气也帮忙，气候不断升温，在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来势汹汹的疫情迅速得到遏制。3月23日以后，南京地区再无因鼠肺疫致死者（据报道，此前疫死者计19（一说23）人）。
1918年3月19日，山西在经过78天奋战后宣布全境肃清鼠疫，北方局势初定，南京疫情却接踵爆发。如不遏制，疫情顺沪宁线一路南下，蔓延至上海，则更加难以收拾。因此，1918年的南京防疫战，堪称1917-1918年鼠疫大爆发的收官之战。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南京政府未能阻止鼠疫侵袭金陵，造成民众死亡，人心惶惶。此后，在南京居民的积极参与配合下，最终遏制了鼠疫的传播。#历史冷知识##历史那些事##聚焦新冠肺炎疫情#
Via：方志江苏
南京近期疫情发生以来，医护工作者火速集结，930万南京人昼夜核酸检测，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纷纷披上战袍慷慨前行，全体南京人民体现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坚强的意志。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也曾发生过这样一场疫情，那场疫情横行中国北方大半年，造成各地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却被南京斩断魔爪，不到一个月即被完全扑灭。
【疫情来源】
1917年末1918年初，蒙古、山西相继爆发鼠疫。这场在中国北方多省肆虐数月、夺走万人性命的鼠疫一路南下，曾波及到南京，引起多人死亡。
那次鼠疫，最早于1917年8月在绥远伊克昭盟扒字补隆（今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新安镇）的安北天主教堂爆发，当地人惊恐四逃导致疫情扩散，再由贩运皮毛的商人传至包头萨拉齐等地，两个月内便迅速传播全省，并蔓延至山西、察哈尔，形成三省的大流行。
1918年1月18日，北洋政府派伍连德前往萨拉齐等处调查，确认此疫为肺炎症，与1910年东三省疫症相仿。随后，疫情随着京绥、京汉、正太、津浦铁路沿线一路扩散，由直隶正定、山东济南、传到安徽蚌埠、凤阳，直逼江苏。这场鼠疫也逐步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灾难。
【江苏早有准备】
对这样的疫情，各地政府都提前早做准备，江苏也不例外。早在1月14日，江苏督军李纯“为预防鼠疫起见，将就商于上海工部局医官，使时疫不至侵及江苏”。18日，江苏省警厅长王桂林“特召集各警官会议预防方法”。25日，又“特设检查所，以为防疫方法，聘任医学联合会正会长王小石、副（会长）包衡村为顾问”。
江苏政府的想法，最好将鼠疫阻绝于省境之外。但鼠疫传播神速，瞬息千里，在1918年2月11日，正月初一这一天，安徽凤阳发生鼠疫，“旬日之间已毙十人”。凤阳离津浦铁路仅有3英里。疫病若顺铁路南下，可想而知会是怎样。
到了2月26日，也就是南京各学校一律开学的日子，南京“仪凤门外有自北来旅客一人正匆促入城忽然倒地而毙，未识是否鼠疫尚未可知”。这是当时报刊上记载的第一例疑似鼠疫，南京市民当时的恐慌自不待言。
【鼠疫藏身军大衣袭来】
3月21日，国内各大报纸爆出新闻，南京城发现鼠疫。
最早发现鼠疫的地点竟在城区中心，与督军公署仅咫尺之遥的珍珠桥一枝园，这里有一家成衣店——福兴机器缝衣店。3月上旬，店里一学徒在修补一批来自安徽的军服时突然患病，三日内即亡，观察其症状似为传染性肺炎（当时称为肺疫），此应为南京首例病例。两天之后，成衣铺经理也患病死去，症状与学徒相同。接着，该店又死二人。另据报道，这家店铺其中一间房间同住六人，有两位济南来宁的客人率先染病而亡，其余四人亦相继死去。
紧接着中招的竟是两位医生。曾前去一枝园为成衣店患者诊病的秦汉卿医生，回到松涛巷家后不久即染病，由畏寒转发热，仅数小时便呕血而亡。
更不幸的是，前来给秦医生诊病的另一位医生殷伯衡，回家后也死了，连帮他拉车的车夫亦同时毙命。次日，秦、殷两医生的家人多人也相继而亡。
此后，很快的，疫情在城内多点爆发，由城中传到城南、城北，纱帽巷、南市楼、五马桥、淮清桥、信府河、润德里......多处发现疫情。到3月23日，《时报》报：今日南京南门又发现患鼠疫者一人，前后共计十八人。自3月中旬鼠疫入南京城，至3月23日至，短短时间有18人染病。民众惶然。
【南京城死亡19人】
面对如此猖虐的疫情，南京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简要言之：设立临时防疫局；学校停课，到患者家中消毒，设立定点医院，赶制防疫器具，中断水陆交通等等
但是那时代的市民并不具备多少科学素养，即便如卫生局的干部潘某，在防疫过程中，也极其不信任西医，屡屡阻扰，终被撤职。
【疫情被彻底扑灭】
好在当时天气也帮忙，气候不断升温，在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来势汹汹的疫情迅速得到遏制。3月23日以后，南京地区再无因鼠肺疫致死者（据报道，此前疫死者计19（一说23）人）。
1918年3月19日，山西在经过78天奋战后宣布全境肃清鼠疫，北方局势初定，南京疫情却接踵爆发。如不遏制，疫情顺沪宁线一路南下，蔓延至上海，则更加难以收拾。因此，1918年的南京防疫战，堪称1917-1918年鼠疫大爆发的收官之战。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南京政府未能阻止鼠疫侵袭金陵，造成民众死亡，人心惶惶。此后，在南京居民的积极参与配合下，最终遏制了鼠疫的传播。#历史冷知识##历史那些事##聚焦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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