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回眸[超话]#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
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
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
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群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
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
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旣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
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
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
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污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
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读书笔记##历史那些事#
老子道德经 第三十八章
[原文]
上德不德①，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②，是以无德③。上德无为而无以为④；下德无为而有以为⑤。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⑦，而乱之首⑧。前识者⑨，道之华⑩，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⑾，不居其薄⑿；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译文]
具备“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的有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离失“道”，因此实际是没有“德”的。“上德”之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下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有心作为。上仁之人要有所作为却没有回应他，于是就扬着胳膊强引别人。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所谓“先知”，不过是“道”的虚华，由此愚昧开始产生。所以大丈夫立身敦厚，不居于浇薄；存心朴实，不居于虚华。所以要舍弃浇薄虚华而采取朴实敦厚。
[注释]
1、上德不德：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此句意为，具备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
2、下德不失德：下德的人恪守形式上的“德”，不失德即形式上不离开德。
3、无德：无法体现真正的德。
4、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以，心、故意。无以为，即无心作为。此句意为：上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无心作为。
5、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此句与上句相对应，即下德之人顺任自然而有意作为。
6、攘臂而扔之：攘臂，伸出手臂；扔，意为强力牵引。
7、薄：不足、衰薄。
8、首：开始、开端。
9、前识者：先知先觉者，有先见之明者。
10、华：虚华。
11、处其愿：立身敦厚、朴实。
12、薄：指礼之衰薄。
王弼《道德经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为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将明德之上下，辄举下德以对上德。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叉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真而义理之者，忿枉佑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直不能笃，则有游饰修文礼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间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岂足尊哉。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於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於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
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秽，虽竭圣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听彼所获，弃此所守，识道之华而愚之首。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诚焉，义其竞焉，礼其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秘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苏辙《老子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衛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衍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1，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桌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日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河上公【名家注解】
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流行，民德以全也。下德，谓号谥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见，其功可称也。以有名号及其身，故无德也。
谓法道安静，无所施为也。言无以名号为也。言为教令，施政事也。言以为己取名号也。
上仁谓行仁之君，其仁无上，故言上仁也。为之者，为人恩也。功成事立，无以执为。为义以断割也。动作以为己，杀人以成威，贼下以自奉也。
谓上礼之君，其礼无上，故言上礼。为之者，言为礼制度，序威仪也。言礼华盛实衰，饰伪烦多，动则离道，不可应也。言礼烦多不可应，上下忿争，故攘臂相仍引。
言道衰而德化生也。言德衰而仁爱见也。言仁衰而分义明也。言义衰则施礼聘、行玉帛也。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
不知而言知为前识，此人失道之实，得道之华。言
前识之人，愚暗之倡始也。大丈夫谓得道之君也。处其
厚者，谓处身于敦朴。不处身违道，为世烦乱也。处忠
信，不尚华言也。去彼华薄，取此厚实。
[引语]
这一章是《德经》的开头。有人认为，上篇以“道”开始，所以叫做《道经》；下篇以“德”字开始，所以叫《德经》。本章在《道德经》里比较难于理解。老子认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则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
[评析]
《道德经》一方面是谈“道”，一方面是论“德”。老子认为“上德”是完全合乎“道”的精神。二十一章曾写道：“孔德之客，唯道是从”；二十八章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五十一章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以上所讲的“孔德”、“常德”、“玄德”都是指这里所讲的“上德”。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所谓“上德”，我们认为它不同于儒家所讲的“德政”。老子批评儒家“德政”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仅凭人的主观意志加以推行，这不是“上德”，而是“不德”；而老子的“上德”则是“无以为”、“无为”，它不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施政者没有功利的意图，不单凭主观意愿办事，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无为而无不为，即把“道”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人间，所以又是“有德”。但是“下德”是“有以为”的“无为”，但却抱着功利的目的，任着主观意志办事。在本章里，老子把政治分成了两个类型、五个层次。两个类型即“无为”和“有为”。“道”和“德”属于“无为”的类型；仁、义、礼属“有为”的类型。五个层次是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层次中，德和仁是最高标准，但“德”只是指“上德”，不是“下德”。失道而后德，这是在无为的类型内部说的，失道则沦为下德，那就与上仁相差无几了。失德而后仁，这是指离开了“无为”的类型才有了仁。仁已经是“有为”、“为之”了，所以“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在“有为”范围内所显示出来的不同层次。在本章里，老子用了“大丈夫”一词，是全书唯一使用的名词，过去有人将此解释为“智慧很高的人”，原意大约相同于此，但其中也包含有豪爽、果敢、刚毅的内容。老子感受到人际关系愈来愈难以相处，所以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下使用了“大丈夫”这个词，并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本章使用了一些具体的规范把人的思想行为定着在固定的形式中，即按忠信行事，不执行浇薄的礼。所以老子对政治的最低要求是摒去“薄”和“华”，恢复“厚”和“实”。 https://t.cn/RJq0nK3
[原文]
上德不德①，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②，是以无德③。上德无为而无以为④；下德无为而有以为⑤。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⑥。故失道而后德，失德面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⑦，而乱之首⑧。前识者⑨，道之华⑩，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⑾，不居其薄⑿；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译文]
具备“上德”的人不表现为外在的有德，因此实际上是有“德”；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离失“道”，因此实际是没有“德”的。“上德”之人顺应自然无心作为，“下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有心作为。上仁之人要有所作为却没有回应他，于是就扬着胳膊强引别人。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这个东西，是忠信不足的产物，而且是祸乱的开端。所谓“先知”，不过是“道”的虚华，由此愚昧开始产生。所以大丈夫立身敦厚，不居于浇薄；存心朴实，不居于虚华。所以要舍弃浇薄虚华而采取朴实敦厚。
[注释]
1、上德不德：不德，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此句意为，具备上德的人，因任自然，不表现为形式上的德。
2、下德不失德：下德的人恪守形式上的“德”，不失德即形式上不离开德。
3、无德：无法体现真正的德。
4、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以，心、故意。无以为，即无心作为。此句意为：上德之人顺应自然而无心作为。
5、下德无为而有以为：此句与上句相对应，即下德之人顺任自然而有意作为。
6、攘臂而扔之：攘臂，伸出手臂；扔，意为强力牵引。
7、薄：不足、衰薄。
8、首：开始、开端。
9、前识者：先知先觉者，有先见之明者。
10、华：虚华。
11、处其愿：立身敦厚、朴实。
12、薄：指礼之衰薄。
王弼《道德经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为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将明德之上下，辄举下德以对上德。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下之量，上仁是也。足及於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叉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弘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真而义理之者，忿枉佑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直不能笃，则有游饰修文礼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间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岂足尊哉。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不能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德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於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於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於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前人而识也。
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德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秽，虽竭圣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听彼所获，弃此所守，识道之华而愚之首。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诚焉，义其竞焉，礼其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秘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苏辙《老子解》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無為而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衛者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仁義皆不免於為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為為勝，義以有以為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為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衍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1，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桌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日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為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河上公【名家注解】
上德，谓太古无名号之君，德大无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养人性命，其德不见，故言不德也。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气流行，民德以全也。下德，谓号谥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见，其功可称也。以有名号及其身，故无德也。
谓法道安静，无所施为也。言无以名号为也。言为教令，施政事也。言以为己取名号也。
上仁谓行仁之君，其仁无上，故言上仁也。为之者，为人恩也。功成事立，无以执为。为义以断割也。动作以为己，杀人以成威，贼下以自奉也。
谓上礼之君，其礼无上，故言上礼。为之者，言为礼制度，序威仪也。言礼华盛实衰，饰伪烦多，动则离道，不可应也。言礼烦多不可应，上下忿争，故攘臂相仍引。
言道衰而德化生也。言德衰而仁爱见也。言仁衰而分义明也。言义衰则施礼聘、行玉帛也。言礼废本治末，忠信日以衰薄。礼者贱质而贵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乱日以生。
不知而言知为前识，此人失道之实，得道之华。言
前识之人，愚暗之倡始也。大丈夫谓得道之君也。处其
厚者，谓处身于敦朴。不处身违道，为世烦乱也。处忠
信，不尚华言也。去彼华薄，取此厚实。
[引语]
这一章是《德经》的开头。有人认为，上篇以“道”开始，所以叫做《道经》；下篇以“德”字开始，所以叫《德经》。本章在《道德经》里比较难于理解。老子认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则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
[评析]
《道德经》一方面是谈“道”，一方面是论“德”。老子认为“上德”是完全合乎“道”的精神。二十一章曾写道：“孔德之客，唯道是从”；二十八章说：“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五十一章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以上所讲的“孔德”、“常德”、“玄德”都是指这里所讲的“上德”。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和理解所谓“上德”，我们认为它不同于儒家所讲的“德政”。老子批评儒家“德政”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仅凭人的主观意志加以推行，这不是“上德”，而是“不德”；而老子的“上德”则是“无以为”、“无为”，它不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施政者没有功利的意图，不单凭主观意愿办事，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无为而无不为，即把“道”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人间，所以又是“有德”。但是“下德”是“有以为”的“无为”，但却抱着功利的目的，任着主观意志办事。在本章里，老子把政治分成了两个类型、五个层次。两个类型即“无为”和“有为”。“道”和“德”属于“无为”的类型；仁、义、礼属“有为”的类型。五个层次是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层次中，德和仁是最高标准，但“德”只是指“上德”，不是“下德”。失道而后德，这是在无为的类型内部说的，失道则沦为下德，那就与上仁相差无几了。失德而后仁，这是指离开了“无为”的类型才有了仁。仁已经是“有为”、“为之”了，所以“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在“有为”范围内所显示出来的不同层次。在本章里，老子用了“大丈夫”一词，是全书唯一使用的名词，过去有人将此解释为“智慧很高的人”，原意大约相同于此，但其中也包含有豪爽、果敢、刚毅的内容。老子感受到人际关系愈来愈难以相处，所以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下使用了“大丈夫”这个词，并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本章使用了一些具体的规范把人的思想行为定着在固定的形式中，即按忠信行事，不执行浇薄的礼。所以老子对政治的最低要求是摒去“薄”和“华”，恢复“厚”和“实”。 https://t.cn/RJq0nK3
蛇形龙崇拜与二里头遗址夏都说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