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 #东京街头市民自发捡垃圾# | 为打造干净的城市，一群东京人在奥运场馆外捡垃圾】
东京奥运的“无观众模式”令观众远离了赛场，但一群东京人却以自己的方式来迎接这场体育盛事：从7月23日奥运开幕至今，一群市民自发组织的的捡垃圾队伍每天都在国立体育场周围活动，这一垃圾清理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5日东京残奥会结束。
8月9日上午8点，东京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30名东京市民聚集在国立竞技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开始收集道路上的烟头、罐头和塑料瓶。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社交距离。
虽然是早上，但这已是今天的第六次清理工作。8日晚上，很多人聚集在体育场周围观看闭幕式，所以垃圾比平时多上几倍，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扩大搜索区域。在次日早上约一小时的搜索中，垃圾装满了5个45升的垃圾袋。
该活动的发起人是涉谷区一服装公司老板上田奏。奥运开幕前两天，她在社交网站发起了奥运场馆周围垃圾清理活动，呼吁大家参加。“一开始我觉得能凑齐五个人就挺好了。”她说，但在7月23日上午，活动的第一天，就有20人参加。随后参与者数量不断增加。
20岁的津田塾大学大三学生堤菜留美在8月5日也加入了捡垃圾队伍，她告诉《每日新闻》：“运动员、官员和海外人士都能看到这条道路，它是日本的形象。我想尽我所能做一些贡献。”
事实上，东京都政府号召市民捡垃圾的历史与奥运会密切相关。半个多世纪前，当东京第一次决定举办奥运会时，城市到处都是垃圾，气味难闻。当时，东京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共卫生，迎接来自海外的运动员和官员。
为此，东京都政府于1962年11月成立了东京都美化促进总部。 从这一年12月起，每月的10日都被定为“东京都地区美化日”，公共机关和私企，各地商场和町内会（类似居委会的组织），都开始鼓励东京市民积极清洁街道。1964年9月10日，即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主要车站和体育设施周围都开展了大规模捡垃圾活动。
涩谷区是许多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的所在地，据说当年该区的居民特别积极。只是这一次，以“1000万只手清洁东京”为口号的政府主导运动，变成了上田和其他居民的自发努力。
上田告诉《每日新闻》，她其实对奥运会没有兴趣：“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会。只是如果外国人要来，我想让东京变成一个干净的城市。”上田曾在繁忙的涩谷区经营一家服装商店，她无法忍受自家店面前的街道充斥着垃圾。六年前，她独自开始了捡垃圾清洁运动。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还组建了一个定期捡垃圾的团体。
国立体育场所在的千駄谷地区离上田工作的地方很近，她也曾与千駄谷大通商店街振兴组合理事冈崎千治讨论过此事。因此，当他们开始时行动，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当地的大学生和金融机构的员工也加入进来。
附近的涩谷区立原宿外苑中学在学校网站上介绍了这一活动，一些学生在暑假期间也加入了进来。 该校校长驹崎彰一说：“由于奥运没有观众，学生也无法观赛，但我们觉得作为当地学校还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所以决定提供帮助。”
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城市清洁运动依旧持续了10年，让东京变成了整洁的城市，令不少访日游客惊讶。而推迟到今年的又一次东京奥运会在人们的复杂心情中落下帷幕，上田的公司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然而，她并不打算结束这场活动：她调整了自己的日程，以便在8月24日开始的残奥会期间工作。
“这项活动在社区中开辟了一个新圈子，为了让街道更干净，我们会继续努力清理这座城市。”她说。
东京奥运的“无观众模式”令观众远离了赛场，但一群东京人却以自己的方式来迎接这场体育盛事：从7月23日奥运开幕至今，一群市民自发组织的的捡垃圾队伍每天都在国立体育场周围活动，这一垃圾清理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5日东京残奥会结束。
8月9日上午8点，东京奥运会闭幕的第二天，30名东京市民聚集在国立竞技场附近的一条小路上，开始收集道路上的烟头、罐头和塑料瓶。他们每个人都戴着口罩，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社交距离。
虽然是早上，但这已是今天的第六次清理工作。8日晚上，很多人聚集在体育场周围观看闭幕式，所以垃圾比平时多上几倍，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扩大搜索区域。在次日早上约一小时的搜索中，垃圾装满了5个45升的垃圾袋。
该活动的发起人是涉谷区一服装公司老板上田奏。奥运开幕前两天，她在社交网站发起了奥运场馆周围垃圾清理活动，呼吁大家参加。“一开始我觉得能凑齐五个人就挺好了。”她说，但在7月23日上午，活动的第一天，就有20人参加。随后参与者数量不断增加。
20岁的津田塾大学大三学生堤菜留美在8月5日也加入了捡垃圾队伍，她告诉《每日新闻》：“运动员、官员和海外人士都能看到这条道路，它是日本的形象。我想尽我所能做一些贡献。”
事实上，东京都政府号召市民捡垃圾的历史与奥运会密切相关。半个多世纪前，当东京第一次决定举办奥运会时，城市到处都是垃圾，气味难闻。当时，东京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改善公共卫生，迎接来自海外的运动员和官员。
为此，东京都政府于1962年11月成立了东京都美化促进总部。 从这一年12月起，每月的10日都被定为“东京都地区美化日”，公共机关和私企，各地商场和町内会（类似居委会的组织），都开始鼓励东京市民积极清洁街道。1964年9月10日，即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主要车站和体育设施周围都开展了大规模捡垃圾活动。
涩谷区是许多体育场馆和运动员村的所在地，据说当年该区的居民特别积极。只是这一次，以“1000万只手清洁东京”为口号的政府主导运动，变成了上田和其他居民的自发努力。
上田告诉《每日新闻》，她其实对奥运会没有兴趣：“我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会。只是如果外国人要来，我想让东京变成一个干净的城市。”上田曾在繁忙的涩谷区经营一家服装商店，她无法忍受自家店面前的街道充斥着垃圾。六年前，她独自开始了捡垃圾清洁运动。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还组建了一个定期捡垃圾的团体。
国立体育场所在的千駄谷地区离上田工作的地方很近，她也曾与千駄谷大通商店街振兴组合理事冈崎千治讨论过此事。因此，当他们开始时行动，消息传播得相当快，当地的大学生和金融机构的员工也加入进来。
附近的涩谷区立原宿外苑中学在学校网站上介绍了这一活动，一些学生在暑假期间也加入了进来。 该校校长驹崎彰一说：“由于奥运没有观众，学生也无法观赛，但我们觉得作为当地学校还是可以做点什么的，所以决定提供帮助。”
1964年东京奥运会结束后，城市清洁运动依旧持续了10年，让东京变成了整洁的城市，令不少访日游客惊讶。而推迟到今年的又一次东京奥运会在人们的复杂心情中落下帷幕，上田的公司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然而，她并不打算结束这场活动：她调整了自己的日程，以便在8月24日开始的残奥会期间工作。
“这项活动在社区中开辟了一个新圈子，为了让街道更干净，我们会继续努力清理这座城市。”她说。
【隐秘流行！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两年后才被发现】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
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
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隐秘流行！他们感染新冠病毒，两年后才被发现】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论文中同样指出：“我们建议在病毒起源调查期间，应考虑更广泛的地理区域和更广的时间跨度。”
最初以为是皮疹，结果却是新冠？！
意大利米兰大学“压箱底”的样品“吐”出了意想不到的真相：这些样品的主人约两年前因为患了皮疹（麻疹、风疹等）去医院，两年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样品做了进一步研究，却发现其实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8月7日，这项由意大利米兰大学生物医学科学系研究者主导的研究在线发表于《柳叶刀》预印本网站上（该论文已经投稿《柳叶刀》杂志，尚未经同行评议和接收）。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2019年夏末，新冠病毒已经在意大利北部传播。”论文中写到，与武汉发现的早期毒株相比，这种毒株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
“这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证据可靠，未来有可能导致我们人类对新冠病毒认知的改变，也扩大了溯源范围。”8月10日，科技日报记者就此连线国内病毒溯源专家、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他作出上述评价。https://t.cn/A6II6TGy
被弃之不用的样本中，潜藏着真相：2019年9例样本中已有新冠病毒
2019年的一个异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们发现被诊断为非麻疹或者非风疹而弃之不用的样本，在2019年尤其多。”研究人员在论文中解释，这一丢弃率是往年的两倍。
米兰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世卫组织认证的麻疹和风疹监测机构，他们凭借着过往的经验觉察到，有一种不知名的原因导致了人们看起来患了麻疹，但到真的诊断时，却又发现不是。
那么，不知名的原因是什么呢？研究人员决定开始在遗弃样本中找答案。
样本包括口咽拭子、尿液和血清，全部保存在米兰大学生物实验室的零下80°C的样本库中。
研究对156例病例的435份样本进行了新冠病毒的感染调查，包括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显示，13例阳性，其中11例是大流行前的病例，11例阳性样本中的9例是2019年就采样的。
论文截图
论文中记录了更惊人的细节：第一个新冠病毒RNA检测呈阳性的样本是早在2019年9月12日采集的尿液样本，该样本来自一名8个月大的儿童，其血清也呈IgG和IgM阳性。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抗体检测，都证明两年前，有人在意大利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非常重要，它直观地给出了阳性的结果，同时有了抗体的佐证，证据很扎实。”童贻刚分析，更值得重视的是，这项研究不是单个病例的发现，而是大队列人群的研究，非常具有溯源的现实意义。
与武汉发现的毒株对比，带来了更多的认知冲突：家族谱系“差辈了”！
“在皮疹发作前两周内，所有阳性患者均未报告任何旅行史。”论文中特别指出，重要的是，所有确诊的病例，包括2019年的9例，都与旅行无关。
这意味着检测出来前的新冠病毒已经在欧洲开始了本地传播。
那么，在意大利传播的这支新冠病毒和被认为是“祖先”的、在武汉传播的那支一样吗？
研究团队进行了核酸序列比对，检测出了三种主要变异。
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点的主要变异，是中国疫情暴发数周后首次检测到的所有三种主要变异，即C3037T、C14408T和A23403GT，同属“贝塔变异”。
这不是巧合！因为变异并非发生在疫情之后，而是在武汉发现新冠毒株之前就有。
用一句方言来解释：差辈了！
之前以为“贝塔变异”是在武汉发现的毒株的“后代”，而事实上，带有“贝塔变异”的毒株在其他地区的传播更早，早已经升级为“爷爷辈儿”了。
研究人员认为，结果显示在中国武汉首次报告新冠病毒的病例之前，几个新冠病毒的谱系已经在全球传播了至少几个星期。基于基因序列的进化分析表明，2019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毒株中已经存在β突变，这意味着当时在意大利北部早已经存在一个与假定的祖先有很大不同的冠状病毒谱系。
资料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由于2019年9月的新冠病毒毒株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人与人的传播，研究人员将新冠病毒“鼻祖”出现的预测日期推进到2019年6月底至2019年8月底之间。
更多谜题待解，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虽然这些样本采集的时候不是为了检测新冠病毒，但是回顾性研究最终给出了问题的决定性答案。”论文研究者呼吁，其他研究团队使用储存在生物库中的样本进行额外的回顾性研究，以进一步寻找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的病例，因为这些对于更准确地确定病毒出现的时间和位置至关重要。
病毒溯源，样本是王道，因此论文研究者呼吁全球科学家共同“翻箱底”！
该项研究的过程也表明，创新技术同样是王道——
研究者坦言，这些样本对于新冠病毒的检测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它们是在出现皮疹时采集的，那时，呼吸道中的病毒载量非常低，给检测带来难度。
但研究团队用创新精神克服困难，他们完善了检测方法，完善了引物的设计，最终“抓”住了新冠病毒隐秘流行时期的“小辫子”，把它揪了出来。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以自己的实践和创新证明，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必须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推动在全球多国、多地范围内开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中间）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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