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EVA终。
14岁的夏天，当时我还是和真嗣一个年纪的时候，第一次看了EVA。
长久以来对这部作品抱有着足够复杂的情绪。无疑是我最深爱的作品，甚至某种意味上，也是改变了我随后人生轨迹的作品。但如果未来我有孩子，我一定不会让TA在少年时期接触EVA。
14岁时的我，因为EVA，获得了这个年纪所不应该有的开悟。EVA成为了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一种表达情绪的摹本。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如同钻井一般沉溺于自身，是逃离外界的捷径；并且从这种逃避之中所衍生出来的表达，反倒让我获得了更多人的肯定与共鸣。这着实极为讽刺。
而当我也终于长大，终于有勇气与世界共生，任由内心逐渐变得充盈；也有勇气去拥抱他人、拥抱世界之后，EVA也给出了在14岁时我所没有得到的答案。岁月漫长的枷锁终被打破，伴随所有的EVA一起。而我，终于能和真嗣一起，和碇司令一起，和美里一起，和明日香一起，和凌波一起，摘下“耳机”，坦诚地面对真心与世界。不再拥有AT Field的世界终究没有降临，他人仍然是地狱。但这一次，世界变得更为明亮清澈。
西西弗斯式的苦难之中，仍有登顶时短暂的喜悦。
啊，今天也是感谢痞子的一天啊。
14岁的夏天，当时我还是和真嗣一个年纪的时候，第一次看了EVA。
长久以来对这部作品抱有着足够复杂的情绪。无疑是我最深爱的作品，甚至某种意味上，也是改变了我随后人生轨迹的作品。但如果未来我有孩子，我一定不会让TA在少年时期接触EVA。
14岁时的我，因为EVA，获得了这个年纪所不应该有的开悟。EVA成为了一种观照世界的方式，一种表达情绪的摹本。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如同钻井一般沉溺于自身，是逃离外界的捷径；并且从这种逃避之中所衍生出来的表达，反倒让我获得了更多人的肯定与共鸣。这着实极为讽刺。
而当我也终于长大，终于有勇气与世界共生，任由内心逐渐变得充盈；也有勇气去拥抱他人、拥抱世界之后，EVA也给出了在14岁时我所没有得到的答案。岁月漫长的枷锁终被打破，伴随所有的EVA一起。而我，终于能和真嗣一起，和碇司令一起，和美里一起，和明日香一起，和凌波一起，摘下“耳机”，坦诚地面对真心与世界。不再拥有AT Field的世界终究没有降临，他人仍然是地狱。但这一次，世界变得更为明亮清澈。
西西弗斯式的苦难之中，仍有登顶时短暂的喜悦。
啊，今天也是感谢痞子的一天啊。
这段伊波利特关于幸福的理解，让我想到加缪的西西弗斯
#鱼鱼夜读#
——
不过还是有区别，一个是将死之人对生命的渴望，觉得能活着本身就无限美好。其实他举的例子，未发现新大陆之前，但是一直在去发现新大陆的路途上，有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加缪的西西弗斯是觉得荒谬和幸福是同一个大地的子女，尽管是痛苦地承受荒谬，但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是幸福的（感觉我要再去看一遍加缪了，几年前看的，有些印象淡了）
#鱼鱼夜读#
——
不过还是有区别，一个是将死之人对生命的渴望，觉得能活着本身就无限美好。其实他举的例子，未发现新大陆之前，但是一直在去发现新大陆的路途上，有目标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加缪的西西弗斯是觉得荒谬和幸福是同一个大地的子女，尽管是痛苦地承受荒谬，但他的命运是他自己的，所以他是幸福的（感觉我要再去看一遍加缪了，几年前看的，有些印象淡了）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1. 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2. 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
3. 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4. 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则，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5. 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6. 摘自
<哈贝马斯 ｜ 为什么“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事实判断有统一标准，而价值判断则各有各的尺度。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么样呢？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么？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么？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
我们和人说话，有时候谈得好，但有时候谈得不好，甚至谈崩了。这时候为什么会有人要求“讲道理，好好说话”？因为我们有可能做到好好说话，而且我们常常希望能好好说话。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气氛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讲道理达成得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7.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8. 人生意义就是典型的“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一般没有紧迫性，你不用天天去思考它，甚至可以忘了它。但它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你的许多选择、判断和行动，实际上都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你不自知罢了。
9. 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1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一生能保持自己的观念，做着乐在其中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需要进行“反省”，或者展开哲学思考。
这是一种质朴的“岁月静好”的人生。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恰当的态度是尊重，而且注意不要去打扰。如若是“唤醒”他，告诫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敦促他展开反思，甚至让他阅读尼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冒犯。说得轻一点，是“贩卖焦虑”；说得重一点，是“知识权利”的施暴。
但他并不是西西弗斯，他的人生并不荒谬，他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目标有意义的，虽然未必明述出来。但我相信，他能够讲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或许朴素，但很可能是有趣动人的故事。
1. 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
2. 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
3. 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4. 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即便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则，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5. 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理论始终都没有被证伪，能不能说它就是真理了呢？不能。因为没有人能保证未来不会遇到反例。所以，就算某个理论猜想碰巧是永恒正确的，我们也无法确认这一点，因为未来有待检验的案例是无限的。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永远只能获得暂时的正确性，这就是“不彻底的正确”的深层含义。
波普尔就这样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理论不是真理的代名词，只是一些尚未被证伪的假设。
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但并不是启蒙传统以为的那样，能够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并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也不是“正确”或“真理”的代名词。
6. 摘自
<哈贝马斯 ｜ 为什么“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
事实判断有统一标准，而价值判断则各有各的尺度。在人生信仰和生活理想方面，百花齐放是好事，但如果这种多样性瓦解了公共生活的客观性原则，现代社会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就失去了共同规范，那会怎么样呢？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么？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么？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
我们和人说话，有时候谈得好，但有时候谈得不好，甚至谈崩了。这时候为什么会有人要求“讲道理，好好说话”？因为我们有可能做到好好说话，而且我们常常希望能好好说话。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和别人达成共识，并不是某个人的“道理”振振有词，说得我们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气氛下，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平等尊重，大家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讲道理达成得规范共识有真正的约束力，因为这种共识有真正的理由，能够让彼此心悦诚服。
“交往理性”的运用条件，就是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谈得好，才可能达成彼此心悦诚服的共识。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言谈的有效性”，需要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其次是交谈需要的“理想言谈情景”，这个情景也有四个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地展开理性的讨论。
7. 分离的渴望，恰恰是由于我们正在彼此靠近。因此，分离并不是汇聚的根本反转，只是汇聚不良的应急症候，是因为靠得太近而产生的阵痛与焦虑。
8. 人生意义就是典型的“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一般没有紧迫性，你不用天天去思考它，甚至可以忘了它。但它很重要，日常生活中你的许多选择、判断和行动，实际上都取决于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你不自知罢了。
9. 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10.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一生能保持自己的观念，做着乐在其中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那么，他根本不需要进行“反省”，或者展开哲学思考。
这是一种质朴的“岁月静好”的人生。对于这样的生活，我们恰当的态度是尊重，而且注意不要去打扰。如若是“唤醒”他，告诫他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敦促他展开反思，甚至让他阅读尼采，这在我看来是一种冒犯。说得轻一点，是“贩卖焦虑”；说得重一点，是“知识权利”的施暴。
但他并不是西西弗斯，他的人生并不荒谬，他会感到自己的生活是有目标有意义的，虽然未必明述出来。但我相信，他能够讲出自己生命的故事，或许朴素，但很可能是有趣动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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