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正在抛弃BBA？
2019年，有朋友向大米询问要不要买智能电动车，大米的反应基本都是：“别买！”“冷静！”
而到了今年，大米开始不停地向周围朋友安利智能电动车——“试试吧”“开完真香”“入股不亏！”
山东菏泽的89年车友阿七，在试驾了小鹏P7后，一发不可收拾，把家里的几辆燃油车全都换成了电动车。
杭州90后的瑶瑶最近为了通勤购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欧拉好猫电动车。
从这些80、90后的车主身上，你或许能感觉到市场行情变了。
早些年，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几乎都是燃油车，而且但凡有点儿积蓄的人，都考虑买个BBA，实在不行也得买个合资燃油车品牌。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抛弃”燃油车，选择接触、接受电动汽车。
在挑选车辆上，年轻消费者的口味也变了。
阿七告诉深燃：“早些年买车都是看品牌和内饰，根本不考虑智能化，但是现在一辆车如果没有自动驾驶类，连碰都不想碰。”
对于不少电动车车主来说，一旦感受到了电动车的驾驶魅力，就很难再返回去开燃油车。
大米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试驾小鹏P7的场景，“加速踏板轻轻一踩，就实现了百公里加速，那种强烈的推背感太难忘了。而且还没有噪音。”
对此，上海的车主张璐也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他自己有三台车，分别是日系燃油车、德系燃油车以及特斯拉。对比完三款车的驾驶体验后，他现在出门基本上只开电动车。“这不怪燃油车，但是，智能电动车确实能够带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驾驶体验。”张璐指出。
而且，智能电动车能够带来足够的科技感，不少电动车配备了全场景语音控制。张璐平日在车内，无需双手，只要动动嘴，通过语音操控即可完成导航、听歌、发微信，甚至连车窗打开角度都可以通过语音完成，非常省心省力。
颜值也很重要。瑶瑶在买车时对比了不少车型，但都没有遇到特别满意的，直到她看到了欧拉好猫：“奶呼呼、软萌萌的，颜值真的太戳我了，很适合女生开。”开了半年了，瑶瑶依然觉得车买得值，“车上配着自动驾驶功能，开着省事儿，还能语音操控，而且充电补能也很便宜。”
科技感、全新的驾驶体验、智能化，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诉求，智能电动车稳稳地承接住了。
如今，燃油车在汽车市场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智能电动车正在抢走更多市场。
2020年10月28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特征及年轻消费者消费偏好分析》中给出论断：年轻的消费群体正逐渐成为汽车市场的“主角”，而这将带动电动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
豪华车市场变了
年轻消费者对豪华车的认知同样发生了变化。
李亮是一家特斯拉门店的销售，几年前，他在介绍自家的电动车时，总面临着消费者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一辆电动车要卖30多万，甚至更贵？同样的价格，我为什么不选BBA？”
而如今，随着特斯拉入华、电动车不断普及，李亮发现，消费者开始接受一辆电动车卖得更贵的事实。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今年7月份的豪华中级轿车销量排行榜中，突然多了造车新势力的身影。其中，Model 3在榜单中占据第3位，小鹏P7杀入排行榜TOP5，位列第4位。
长期以来，豪华车市场是传统燃油车品牌的天下。尤其是BBA，它们凭借强大的产品矩阵和品牌影响力，几乎瓜分了国内豪华车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但如今，以特斯拉、小鹏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冲进了豪华车榜单，试图改写豪华车市场格局。
“小鹏等品牌能冲进榜单，一方面是因为主力消费人群变了。90后甚至00后正在取代80后、70后成为汽车消费主力，他们更看重智能化、个性化，而传统车企还没有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图腾。”一位分析师指出。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人们评判一辆车是否为豪华车主要有这样几个标准：尺寸、发动机功率、价格、品牌。但现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认为，仅仅靠内饰、外观以及品牌不足以撑起所谓的“豪华感”。
一位购买了小鹏P7的90后就向深燃指出：“我其实不太在乎所谓的品牌。是不是足够时尚，有没有科技感，能不能给我带来全新的体验，这些很重要。”
巨量算数在《2021年豪华车人群调研》中也点明了这一点：当下消费者最关注的是产品的智能/安全配置、豪华体验感，用户对品牌的依赖度不再如以往强烈，他们往往从多个角度挑选豪华车。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同等价位的BBA面前，中高端电动车同样能打。
一些百公里加速介于3秒和4秒之间的高性能跑车，大部分售价都在百万元以上。但是电动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规则。电动车取消了传统机械传动系统，增加了电控、电机等模组。一些性能比较好的电动车，其加速能力不亚于跑车，价格却便宜很多。比如小鹏P7的入门款价格只有22.9万元，但是0-100km/h加速时间最快已经达到了4.3秒。
电动车一直被人诟病的续航里程问题，如今也已经做了极大的改善。大部分智能电动车的续航里程都达到了400km，有些已经奔着600、700km去了。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电动车在自动驾驶上进展得更快。“国产新造车在产品完成度方面次于特斯拉，但比传统主机厂要好。”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小鹏，它的传感器融合感知能力，我们通过测试发现都不错。”
还是以小鹏P7为例，今年1月，小鹏将自己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XPILOT3.0版本通过OTA交付给用户。通过XPILOT 3.0软件升级服务，小鹏P7的车主们能够获得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即NGP）、停车场记忆泊车（VPA）等功能。
自从体验完小鹏P7的VPA功能后，阿七回家停车就开启停车场记忆泊车功能。“感觉太方便太省心了，相比于自己亲手开，能省不少事儿。”
在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技术以及智能化的驾驶体验面前，传统豪华车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牌、价格似乎变得相当脆弱。
谁能抢占年轻人心智？
Z世代成为汽车的主流消费群体，让所有的燃油车品牌充满了危机感。
一个颇为残酷的事实是，跟得上时代潮流，号准了时代脉搏的玩家，能在这场变革中活下来。而依旧躺平吃老本的品牌，被时代抛弃时，有可能一声再见都听不到。
燃油车的顶尖选手也不是不想改变自己，他们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车型，想要再度吸引新世代的目光。
在今年的车展上，宝马推出了自己的纯电SUV——宝马iX，续航600公里。奥迪在国内上线了两款电动车——e-tron Sportback（进口）和一汽-大众奥迪e-tron国产纯电动车型，售价区间为54.68-71.88万元。奔驰早就推出了自己的纯电车型EQC。
但从如今的战绩来看，它们难言成功。7月份，小鹏P7单款车型的销量是这些传统豪华车品牌新能源车总和的1.95倍。
这些没被市场所接受的BBA电动车，基本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接地气。
蔚来汽车企业传播高级总监马麟就曾指出：“豪华车品牌与用户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用户和品牌之间由仰视和被仰视的关系转变为平等的朋友关系。”
而BBA们依旧选择让用户仰视自己。这些电动车的均价都在50万左右，但是在电动车的性能上却并没能带来与之匹配的驾驶体验。
究竟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抓住年轻人的心智？我们以25-30万元价位区间的中型轿车为例，简单分析一下。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实现了一定量产交付的有三款纯电车型——特斯拉Model 3、小鹏P7、比亚迪汉EV。其中，特斯拉Model 3 在7月份销量创历史新低，仅交付了6477辆，差点儿被小鹏P7、比亚迪汉EV反超。而小鹏P7在今年7月份表现不俗，交付了6054辆，创下了P7推出以来最高的月度交付量，比亚迪汉EV 7月销量达到5907辆。
特斯拉Model 3、小鹏P7以及比亚迪汉EV尽管都是定位中型轿车，但主打卖点各有不同。
特斯拉作为电动车市场的开创者，在品牌影响力、产品体验上，都有着长足的优势。特斯拉Model 3定位为亲民的、能够“走量”的大众电动轿车，瞄准的是宝马3系、奔驰C级和奥迪A4等等竞争对手。
而在特斯拉的强压下，比亚迪汉以及小鹏P7 ，反而打出了自己的影响力。比亚迪汉主打中式豪华性能轿车，搭载刀片电池，更强调电池的安全性、整车尺寸、内部空间、舒适性。至于小鹏P7，则主打智能、科技，在智能化、续航方面优势明显。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凡是销量不错的品牌，都找出了能够让消费者认可的差异点。
我们再以小鹏为例，小鹏P7的销量如今可以与Model 3掰手腕，这对于国产造车新势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不少消费者告诉深燃，自己当初选择P7，看重的就是它的智能化。其中，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以及停车场记忆泊车这两大功能，是小鹏智能化的王牌，也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认可。
小安分别体验过奔驰C级车以及小鹏P7的自动泊车系统。对比起来，小安发现，相比于奔驰，小鹏在自动泊车上做得更加智能。“我当时通过手机遥控了一下，小鹏就开始打轮泊车了，而且还很精准。”
在各家造车新势力中，小鹏算是在智能化领域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在自动驾驶硬件架构上，小鹏P7搭配了14个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及12个超声波雷达（感知）。这些装备为小鹏P7带来了环绕车身的360°感知、精准定位规划，从而能够更智能地辅助驾驶员驾驶。
在自动驾驶软硬件体系，小鹏是全球唯二具有全栈自研能力的整车厂，并在量产汽车上应用该软件的汽车公司。靠着这些智能化的软硬件配置，小鹏迎来了自己阶段性的胜利，开始在豪华中级轿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智能汽车主要是比拼智能化水平。消费者也开始对汽车智能化产生兴趣。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白皮书》显示，89%的新能源汽车用户表示在购车时会关注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而选择押宝智能化的小鹏，如今正在研发推出智能化水平更高的新车，比如搭载了激光雷达的小鹏P5即将上市。在厮杀激烈的造车江湖中，小鹏有了更多的砝码抢占Z世代的心智。
原创 深燃团队 深燃
2019年，有朋友向大米询问要不要买智能电动车，大米的反应基本都是：“别买！”“冷静！”
而到了今年，大米开始不停地向周围朋友安利智能电动车——“试试吧”“开完真香”“入股不亏！”
山东菏泽的89年车友阿七，在试驾了小鹏P7后，一发不可收拾，把家里的几辆燃油车全都换成了电动车。
杭州90后的瑶瑶最近为了通勤购买了人生中第一辆车——欧拉好猫电动车。
从这些80、90后的车主身上，你或许能感觉到市场行情变了。
早些年，年轻人的第一辆车几乎都是燃油车，而且但凡有点儿积蓄的人，都考虑买个BBA，实在不行也得买个合资燃油车品牌。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抛弃”燃油车，选择接触、接受电动汽车。
在挑选车辆上，年轻消费者的口味也变了。
阿七告诉深燃：“早些年买车都是看品牌和内饰，根本不考虑智能化，但是现在一辆车如果没有自动驾驶类，连碰都不想碰。”
对于不少电动车车主来说，一旦感受到了电动车的驾驶魅力，就很难再返回去开燃油车。
大米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试驾小鹏P7的场景，“加速踏板轻轻一踩，就实现了百公里加速，那种强烈的推背感太难忘了。而且还没有噪音。”
对此，上海的车主张璐也有非常强烈的感受，他自己有三台车，分别是日系燃油车、德系燃油车以及特斯拉。对比完三款车的驾驶体验后，他现在出门基本上只开电动车。“这不怪燃油车，但是，智能电动车确实能够带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驾驶体验。”张璐指出。
而且，智能电动车能够带来足够的科技感，不少电动车配备了全场景语音控制。张璐平日在车内，无需双手，只要动动嘴，通过语音操控即可完成导航、听歌、发微信，甚至连车窗打开角度都可以通过语音完成，非常省心省力。
颜值也很重要。瑶瑶在买车时对比了不少车型，但都没有遇到特别满意的，直到她看到了欧拉好猫：“奶呼呼、软萌萌的，颜值真的太戳我了，很适合女生开。”开了半年了，瑶瑶依然觉得车买得值，“车上配着自动驾驶功能，开着省事儿，还能语音操控，而且充电补能也很便宜。”
科技感、全新的驾驶体验、智能化，这些年轻人的消费诉求，智能电动车稳稳地承接住了。
如今，燃油车在汽车市场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智能电动车正在抢走更多市场。
2020年10月28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特征及年轻消费者消费偏好分析》中给出论断：年轻的消费群体正逐渐成为汽车市场的“主角”，而这将带动电动汽车市场的高速发展。
豪华车市场变了
年轻消费者对豪华车的认知同样发生了变化。
李亮是一家特斯拉门店的销售，几年前，他在介绍自家的电动车时，总面临着消费者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一辆电动车要卖30多万，甚至更贵？同样的价格，我为什么不选BBA？”
而如今，随着特斯拉入华、电动车不断普及，李亮发现，消费者开始接受一辆电动车卖得更贵的事实。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今年7月份的豪华中级轿车销量排行榜中，突然多了造车新势力的身影。其中，Model 3在榜单中占据第3位，小鹏P7杀入排行榜TOP5，位列第4位。
长期以来，豪华车市场是传统燃油车品牌的天下。尤其是BBA，它们凭借强大的产品矩阵和品牌影响力，几乎瓜分了国内豪华车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但如今，以特斯拉、小鹏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冲进了豪华车榜单，试图改写豪华车市场格局。
“小鹏等品牌能冲进榜单，一方面是因为主力消费人群变了。90后甚至00后正在取代80后、70后成为汽车消费主力，他们更看重智能化、个性化，而传统车企还没有在他们心中树立起图腾。”一位分析师指出。
在传统燃油车时代，人们评判一辆车是否为豪华车主要有这样几个标准：尺寸、发动机功率、价格、品牌。但现在，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认为，仅仅靠内饰、外观以及品牌不足以撑起所谓的“豪华感”。
一位购买了小鹏P7的90后就向深燃指出：“我其实不太在乎所谓的品牌。是不是足够时尚，有没有科技感，能不能给我带来全新的体验，这些很重要。”
巨量算数在《2021年豪华车人群调研》中也点明了这一点：当下消费者最关注的是产品的智能/安全配置、豪华体验感，用户对品牌的依赖度不再如以往强烈，他们往往从多个角度挑选豪华车。
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同等价位的BBA面前，中高端电动车同样能打。
一些百公里加速介于3秒和4秒之间的高性能跑车，大部分售价都在百万元以上。但是电动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规则。电动车取消了传统机械传动系统，增加了电控、电机等模组。一些性能比较好的电动车，其加速能力不亚于跑车，价格却便宜很多。比如小鹏P7的入门款价格只有22.9万元，但是0-100km/h加速时间最快已经达到了4.3秒。
电动车一直被人诟病的续航里程问题，如今也已经做了极大的改善。大部分智能电动车的续航里程都达到了400km，有些已经奔着600、700km去了。
相比于传统燃油车，电动车在自动驾驶上进展得更快。“国产新造车在产品完成度方面次于特斯拉，但比传统主机厂要好。”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小鹏，它的传感器融合感知能力，我们通过测试发现都不错。”
还是以小鹏P7为例，今年1月，小鹏将自己的自动驾驶辅助系统XPILOT3.0版本通过OTA交付给用户。通过XPILOT 3.0软件升级服务，小鹏P7的车主们能够获得自动导航辅助驾驶（即NGP）、停车场记忆泊车（VPA）等功能。
自从体验完小鹏P7的VPA功能后，阿七回家停车就开启停车场记忆泊车功能。“感觉太方便太省心了，相比于自己亲手开，能省不少事儿。”
在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技术以及智能化的驾驶体验面前，传统豪华车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牌、价格似乎变得相当脆弱。
谁能抢占年轻人心智？
Z世代成为汽车的主流消费群体，让所有的燃油车品牌充满了危机感。
一个颇为残酷的事实是，跟得上时代潮流，号准了时代脉搏的玩家，能在这场变革中活下来。而依旧躺平吃老本的品牌，被时代抛弃时，有可能一声再见都听不到。
燃油车的顶尖选手也不是不想改变自己，他们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车型，想要再度吸引新世代的目光。
在今年的车展上，宝马推出了自己的纯电SUV——宝马iX，续航600公里。奥迪在国内上线了两款电动车——e-tron Sportback（进口）和一汽-大众奥迪e-tron国产纯电动车型，售价区间为54.68-71.88万元。奔驰早就推出了自己的纯电车型EQC。
但从如今的战绩来看，它们难言成功。7月份，小鹏P7单款车型的销量是这些传统豪华车品牌新能源车总和的1.95倍。
这些没被市场所接受的BBA电动车，基本上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不接地气。
蔚来汽车企业传播高级总监马麟就曾指出：“豪华车品牌与用户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用户和品牌之间由仰视和被仰视的关系转变为平等的朋友关系。”
而BBA们依旧选择让用户仰视自己。这些电动车的均价都在50万左右，但是在电动车的性能上却并没能带来与之匹配的驾驶体验。
究竟什么样的产品能够抓住年轻人的心智？我们以25-30万元价位区间的中型轿车为例，简单分析一下。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实现了一定量产交付的有三款纯电车型——特斯拉Model 3、小鹏P7、比亚迪汉EV。其中，特斯拉Model 3 在7月份销量创历史新低，仅交付了6477辆，差点儿被小鹏P7、比亚迪汉EV反超。而小鹏P7在今年7月份表现不俗，交付了6054辆，创下了P7推出以来最高的月度交付量，比亚迪汉EV 7月销量达到5907辆。
特斯拉Model 3、小鹏P7以及比亚迪汉EV尽管都是定位中型轿车，但主打卖点各有不同。
特斯拉作为电动车市场的开创者，在品牌影响力、产品体验上，都有着长足的优势。特斯拉Model 3定位为亲民的、能够“走量”的大众电动轿车，瞄准的是宝马3系、奔驰C级和奥迪A4等等竞争对手。
而在特斯拉的强压下，比亚迪汉以及小鹏P7 ，反而打出了自己的影响力。比亚迪汉主打中式豪华性能轿车，搭载刀片电池，更强调电池的安全性、整车尺寸、内部空间、舒适性。至于小鹏P7，则主打智能、科技，在智能化、续航方面优势明显。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凡是销量不错的品牌，都找出了能够让消费者认可的差异点。
我们再以小鹏为例，小鹏P7的销量如今可以与Model 3掰手腕，这对于国产造车新势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不少消费者告诉深燃，自己当初选择P7，看重的就是它的智能化。其中，自动导航辅助驾驶以及停车场记忆泊车这两大功能，是小鹏智能化的王牌，也受到了很多年轻消费者认可。
小安分别体验过奔驰C级车以及小鹏P7的自动泊车系统。对比起来，小安发现，相比于奔驰，小鹏在自动泊车上做得更加智能。“我当时通过手机遥控了一下，小鹏就开始打轮泊车了，而且还很精准。”
在各家造车新势力中，小鹏算是在智能化领域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在自动驾驶硬件架构上，小鹏P7搭配了14个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及12个超声波雷达（感知）。这些装备为小鹏P7带来了环绕车身的360°感知、精准定位规划，从而能够更智能地辅助驾驶员驾驶。
在自动驾驶软硬件体系，小鹏是全球唯二具有全栈自研能力的整车厂，并在量产汽车上应用该软件的汽车公司。靠着这些智能化的软硬件配置，小鹏迎来了自己阶段性的胜利，开始在豪华中级轿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未来智能汽车主要是比拼智能化水平。消费者也开始对汽车智能化产生兴趣。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白皮书》显示，89%的新能源汽车用户表示在购车时会关注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而选择押宝智能化的小鹏，如今正在研发推出智能化水平更高的新车，比如搭载了激光雷达的小鹏P5即将上市。在厮杀激烈的造车江湖中，小鹏有了更多的砝码抢占Z世代的心智。
原创 深燃团队 深燃
近10个省级农信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落马，农信社缘何腐败频发？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t.cn/AijrvdpW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安徽省纪委监委专案组工作人员在一起省农商行系统案件移送审理前，讨论完善审查调查报告。许怡然 摄（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

安徽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

2021年7月26日，安徽省党风廉政教育馆正式对外开放，接受单位预约。（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https://t.cn/AijrvdpW
#河南虞城疫情瞒报始末#【虞城县曾发现核酸异常，送产妇到商丘市医院门口自行进入】河南商丘疫情涉嫌瞒报一事，引发不少网友关注。此次事件，处于漩涡中心的是最早确诊的病例尹某及家人。
此次瞒报事件到底如何发生？尹某的丈夫郭某等人称，当地早已发现核酸异常，然而在尹某需要到医院住院分娩时，虞城县人民医院派出救护车，将他们放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授意他们瞒报行程，自行走进医院。
正是交接流程的脱管，致使商丘市疫情失控。#商丘# 至8月14日24时，商丘市现有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
8月16日凌晨，商丘市纪委监委通报称，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力，包括虞城县副县长在内的多人被免职。其中提及，虞城县人民医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传魁，未按规定向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通报尹某居家隔离信息，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被动，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商丘市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 当事人称不知要报备
8月14日上午，“网信商丘”发布公告称，截至8月13日24时，商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分别为病例尹某的儿子和女儿、尹某丈夫的两个妹妹。经流调溯源确定，新增4例病例之一郭某某，7月30日到过商丘大商新玛特，与商丘市第二例确诊病例刘某某有过近距离无防护接触。
尹某是一名产妇，8月6日同丈夫郭某前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告所述的“新增4例病例之一郭某某”，即为尹某丈夫郭某的亲妹妹郭某莹，她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7月30日这天，和往常一样，郭某莹同母亲张某一起，开着私家车前往商丘的大商新玛特逛街买包。郭某莹称，当时，商丘并没有疫情，所以没有全程戴着口罩。当天下午4点左右，郭某莹驾车回到老家虞城县谷熟镇何庄。
7月31日这天，郭某驾车带着妻子尹某、女儿从商丘市前往虞城县谷熟镇何庄的父母家。
8月1日早上8点多，郭某莹在手机上看到消息称，大商新玛特可能有疫情病例在此经过。
该病例，即商丘市通报的确诊病例南某某，其在7月28日至7月30日期间在大商新玛特工作。
出于担心，8月1日这天，郭某莹开始四处打听能否在谷熟镇卫生院做核酸检测，但她听说谷熟镇卫生院不能开个人核酸证明。
8月2日，郭某莹的父亲郭某喜开车带着曾去过大商新玛特的女儿郭某莹、母亲张某，前往虞城县人民医院去做核酸检测。
8月2日下午，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再次公告称，凡2021年7月27日晚10时至7月31日到过梁园区大商新玛特（七悦城）的市民，请主动向社区（村）报备，居家隔离，不要外出，辖区疾控部门将上门开展核酸采样。
郭某莹告诉记者，她之前在商丘市居住，并不知道回老家后，因她去过大商新玛特需要向社区（村）报备，以为自己去做了核酸就可以了。
自7月31日起，从商丘市返回虞城县谷熟镇何庄的尹某、郭某，便与郭某莹、张某、郭某喜等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郭某莹称，8月4日凌晨5点多，接到虞城县人民医院的电话称，“核酸非阳性，但是和阴性有一点点波动，出了一点小问题，需要立刻再来做次核酸。”
接完电话后，父亲郭某喜便开车带着郭某莹前往虞城县人民医院。郭某莹称，她的核酸检测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各做了两次。
郭某莹称，她并不知道这次核酸的详细结果。8月4日下午5点多，郭某莹看到，救护车等3辆车停在她家门口。随后，多名工作人员进入她家，询问她的活动轨迹，并在她家进行消毒，现场给她的全家人进行核酸检测。
8月4日，郭某莹看到救护车等3辆车停在家门口
郭某莹被告知，因为她去过大商新玛特，随即便被救护车带至虞城县人民医院进行隔离。然而，同样去过大商新玛特的张某并没有被带走，仍然居家隔离。
郭某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郭某莹被救护车带走后，他们一家人被要求在家进行隔离，不能外出。
转运人员授意瞒报行程
到了8月5日，尹某血压开始不断升高，到预产期的她需要住院分娩。郭某表示，父亲郭某喜给谷熟镇的镇领导反映了尹某的情况。
当晚，郭某喜接到虞城县医院的电话称，“他们正在商量到底要怎么弄，因为毕竟也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也得想办法。”
8月13日，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曾发布尹某及其密接郭某活动轨迹的通告，通报称：8月6日凌晨2时，郭某自驾车将其妻送至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一病区住院治疗。
对此，郭某接受采访时，否认了通报的说法，“我们都在家隔离，怎么可能自己开车去医院？我的车还在老家虞城县谷熟镇何庄。”
郭某表示，8月6日凌晨1点左右，虞城县的救护车把他和妻子尹某从何庄的老家带走。他们以为救护车带去隔离点生孩子，就坐上车了。直到目的地，他们都以为救护车要带他们去隔离点。
郭某称，当救护车开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门时，这辆救护车并没有开进医院里，而是停在了路边，车内的人给了尹某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让他和妻子尹某自行走进医院。
“救护车上的人让我们不要乱说话，让我们自己进去，不让我们说从隔离的地方出来的。”郭某说。
当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询问郭某、尹某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时，他们进行了否认，并且也未告知其妹妹郭某莹、母亲张某曾去过中风险地区的大商新玛特，以及郭某、尹某与郭某莹、张某住在一起，郭某莹被救护车带走送去医院隔离这些情况。
8月6日当天，郭某、尹某两人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核酸检测为阴性。
郭某解释称，“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虞城县的救护车把我们拉到这里，他们没有直接去跟市医院去交接，意思就是让我们私下偷偷的进来。如果我们说是从中高风险的地方过来的，然后是救护车把我们带过来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要承担什么结果，我们只能听从安排。”
8月7日，尹某进行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尹某开始发烧。郭某以为这是正常的，并没有往新冠肺炎方面联想。郭某说，妻子发烧后不久，便退烧了，没有任何其它的症状。
至此，商丘市疫情的传播埋下了隐患。
8月12日这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据郭某介绍，8月12日，妻子尹某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后，被确定为阳性人员。
郭某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8月14日凌晨3点多，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突然敲房间门，让她上一辆车。她跟着上去后，在车看到自己的姐姐、侄子、侄女，随后都被带到了郑州进行隔离或治疗。
“现在的局面，不是我和妻子想看到的，我们出来的本意也就是去隔离点生孩子。目前，妻子尹某还在郑州进行治疗，问了妻子后才知道，她发烧39度。”郭某称。
郭某告诉记者，目前其妻子尹某、父亲郭某喜、母亲张某、妹妹郭某莹等11名家人，均在郑州进行隔离、治疗。H（极目新闻）
此次瞒报事件到底如何发生？尹某的丈夫郭某等人称，当地早已发现核酸异常，然而在尹某需要到医院住院分娩时，虞城县人民医院派出救护车，将他们放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门口，授意他们瞒报行程，自行走进医院。
正是交接流程的脱管，致使商丘市疫情失控。#商丘# 至8月14日24时，商丘市现有确诊病例9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
8月16日凌晨，商丘市纪委监委通报称，因疫情防控履职不力，包括虞城县副县长在内的多人被免职。其中提及，虞城县人民医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传魁，未按规定向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通报尹某居家隔离信息，给全市疫情防控带来被动，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
商丘市调整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 当事人称不知要报备
8月14日上午，“网信商丘”发布公告称，截至8月13日24时，商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分别为病例尹某的儿子和女儿、尹某丈夫的两个妹妹。经流调溯源确定，新增4例病例之一郭某某，7月30日到过商丘大商新玛特，与商丘市第二例确诊病例刘某某有过近距离无防护接触。
尹某是一名产妇，8月6日同丈夫郭某前往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告所述的“新增4例病例之一郭某某”，即为尹某丈夫郭某的亲妹妹郭某莹，她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7月30日这天，和往常一样，郭某莹同母亲张某一起，开着私家车前往商丘的大商新玛特逛街买包。郭某莹称，当时，商丘并没有疫情，所以没有全程戴着口罩。当天下午4点左右，郭某莹驾车回到老家虞城县谷熟镇何庄。
7月31日这天，郭某驾车带着妻子尹某、女儿从商丘市前往虞城县谷熟镇何庄的父母家。
8月1日早上8点多，郭某莹在手机上看到消息称，大商新玛特可能有疫情病例在此经过。
该病例，即商丘市通报的确诊病例南某某，其在7月28日至7月30日期间在大商新玛特工作。
出于担心，8月1日这天，郭某莹开始四处打听能否在谷熟镇卫生院做核酸检测，但她听说谷熟镇卫生院不能开个人核酸证明。
8月2日，郭某莹的父亲郭某喜开车带着曾去过大商新玛特的女儿郭某莹、母亲张某，前往虞城县人民医院去做核酸检测。
8月2日下午，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再次公告称，凡2021年7月27日晚10时至7月31日到过梁园区大商新玛特（七悦城）的市民，请主动向社区（村）报备，居家隔离，不要外出，辖区疾控部门将上门开展核酸采样。
郭某莹告诉记者，她之前在商丘市居住，并不知道回老家后，因她去过大商新玛特需要向社区（村）报备，以为自己去做了核酸就可以了。
自7月31日起，从商丘市返回虞城县谷熟镇何庄的尹某、郭某，便与郭某莹、张某、郭某喜等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郭某莹称，8月4日凌晨5点多，接到虞城县人民医院的电话称，“核酸非阳性，但是和阴性有一点点波动，出了一点小问题，需要立刻再来做次核酸。”
接完电话后，父亲郭某喜便开车带着郭某莹前往虞城县人民医院。郭某莹称，她的核酸检测鼻咽拭子、口咽拭子各做了两次。
郭某莹称，她并不知道这次核酸的详细结果。8月4日下午5点多，郭某莹看到，救护车等3辆车停在她家门口。随后，多名工作人员进入她家，询问她的活动轨迹，并在她家进行消毒，现场给她的全家人进行核酸检测。
8月4日，郭某莹看到救护车等3辆车停在家门口
郭某莹被告知，因为她去过大商新玛特，随即便被救护车带至虞城县人民医院进行隔离。然而，同样去过大商新玛特的张某并没有被带走，仍然居家隔离。
郭某告诉极目新闻记者，郭某莹被救护车带走后，他们一家人被要求在家进行隔离，不能外出。
转运人员授意瞒报行程
到了8月5日，尹某血压开始不断升高，到预产期的她需要住院分娩。郭某表示，父亲郭某喜给谷熟镇的镇领导反映了尹某的情况。
当晚，郭某喜接到虞城县医院的电话称，“他们正在商量到底要怎么弄，因为毕竟也是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也得想办法。”
8月13日，商丘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曾发布尹某及其密接郭某活动轨迹的通告，通报称：8月6日凌晨2时，郭某自驾车将其妻送至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一病区住院治疗。
对此，郭某接受采访时，否认了通报的说法，“我们都在家隔离，怎么可能自己开车去医院？我的车还在老家虞城县谷熟镇何庄。”
郭某表示，8月6日凌晨1点左右，虞城县的救护车把他和妻子尹某从何庄的老家带走。他们以为救护车带去隔离点生孩子，就坐上车了。直到目的地，他们都以为救护车要带他们去隔离点。
郭某称，当救护车开到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北门时，这辆救护车并没有开进医院里，而是停在了路边，车内的人给了尹某核酸检测阴性的报告，让他和妻子尹某自行走进医院。
“救护车上的人让我们不要乱说话，让我们自己进去，不让我们说从隔离的地方出来的。”郭某说。
当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生询问郭某、尹某是否去过中高风险地区时，他们进行了否认，并且也未告知其妹妹郭某莹、母亲张某曾去过中风险地区的大商新玛特，以及郭某、尹某与郭某莹、张某住在一起，郭某莹被救护车带走送去医院隔离这些情况。
8月6日当天，郭某、尹某两人在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核酸检测为阴性。
郭某解释称，“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虞城县的救护车把我们拉到这里，他们没有直接去跟市医院去交接，意思就是让我们私下偷偷的进来。如果我们说是从中高风险的地方过来的，然后是救护车把我们带过来的，当时我们不知道要承担什么结果，我们只能听从安排。”
8月7日，尹某进行剖腹产。生完孩子后，尹某开始发烧。郭某以为这是正常的，并没有往新冠肺炎方面联想。郭某说，妻子发烧后不久，便退烧了，没有任何其它的症状。
至此，商丘市疫情的传播埋下了隐患。
8月12日这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据郭某介绍，8月12日，妻子尹某做了两次核酸检测后，被确定为阳性人员。
郭某莹告诉极目新闻记者，8月14日凌晨3点多，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突然敲房间门，让她上一辆车。她跟着上去后，在车看到自己的姐姐、侄子、侄女，随后都被带到了郑州进行隔离或治疗。
“现在的局面，不是我和妻子想看到的，我们出来的本意也就是去隔离点生孩子。目前，妻子尹某还在郑州进行治疗，问了妻子后才知道，她发烧39度。”郭某称。
郭某告诉记者，目前其妻子尹某、父亲郭某喜、母亲张某、妹妹郭某莹等11名家人，均在郑州进行隔离、治疗。H（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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