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1号地铁没有终点：我妈在天上，还是地下？】在这个夏日晚高峰，郑州最长的地铁5号线上，已有12人失去生命。其中有20岁的女大学生、28岁的都市白领、35岁的年轻母亲和51岁的家庭主妇……他们早上告别家人、带上雨具、穿上凉鞋，奔赴一天生活。等到家属再次见到他们，是在医院的太平间。某种程度上，地铁暗示着一个城市的繁华程度，也被市民当成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之一。
暴雨冲击之下，地铁5号线的一趟列车卡在海滩寺站和沙口路站之间。大三学生郑旺是最后上车的一批乘客，她走入了最后一节车厢。后来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这趟列车编号为0501号。出事时，列车前高后低，最后一节车厢伤亡最惨重。郑旺说自己以“仰卧”的姿势在水里坚持了半个小时。人们的嘴在水面之下，车厢异常安静。
在这个过程中，她知道，有人已经去世了。车厢里的灯灭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郑旺感到周围的人剧烈地动着，又过了两三分钟，动静没了。一位女士一直试图维持秩序，让大家镇静，最终“死在我旁边”。一位男士临死时抓着她的腿，“我只能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松手，一松手我就也死了。”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同岁的姑娘，穿着黑色上衣，短卷发。地铁刚进水，她就开始哭。她俩一路互相安慰，但是根据事后的信息显示，短卷发姑娘死在了她身边。
在感觉快被淹死的时候，郑旺想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我才20岁怎么就死了？”经历了三四个小时后，郑旺说自己是最后一个被救出去的。她旁边的短卷发姑娘曾尝试游到前面车厢，“但她可能没有过去”。在遇难者名单里，一位女性的年龄、学校信息、外貌特征和短卷发吻合，家属几乎肯定，那就是她。郑旺的眼镜丢了，鞋丢了，扔了还在震动的手机。那部手机被短卷发姑娘递过来的塑料袋装着，现在，他们一起消失了。
根据郑州地铁官方发布的消息，在地铁员工、应急救援队、公安干警、解放军指战员、义务救援队及热心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共解救乘客500余名。
芦笛没有出现在那500人中。她35岁，大高个，一笑俩大酒窝。表妹举着她的照片，“你看我姐长得漂亮不漂亮……这么漂亮的人没有了。”她是一家公司的出纳，爱节俭，20块的打车钱舍不得花。亲戚说她是“苦大的”。出事前几天，7岁的女儿说想要一块电话手表，“可以和妈妈打电话”。她答应了，7月29日，女儿的生日就要到了。
得知即将拥有一块新手表，女儿兴奋地告诉小姨，“我妈妈开始攒钱给我买手表啦”。再后来，女孩说，“我妈妈开始‘询价’啦”。芦笛跟一位在电子产品批发市场的亲戚打听，那里有没有可以用批发价购买的电话手表。
20日那天，芦笛从中央商务区站上车，像许多上班族一样，她在东边上班，住西边，沙口路站再下一站，是她再也无法返回的家。7岁的女儿一直哭着找妈妈。20日夜里，大人点开地铁进水的视频，小女孩大哭，“我妈妈就在地铁上，我妈妈就在5号线上！”芦笛曾带着女儿坐地铁上班。女儿记得清楚，“我妈妈在中央商务区上车，在月季公园下车。”
芦笛的母亲接到消息，从信阳赶来，“一直哭，已经走不了路”。小女孩本来吵着要妈妈，看到姥姥哭，不说话了，“小妮一直跟着姥姥，不吭声。”后来，她问大姑：“我妈在天上，还是地下？”
消失在5号线的，还有魏汉的妻子张挽月。27岁的张挽月是一家药店的店员，丈夫魏汉是邮递员，两家单位挨着，过去的3年，他们几乎每天一起上下班。
魏汉是郑州本地人，当过保安和厨师。张挽月下班晚，有时要赶最后一班地铁，丈夫就一直等她。7月20日，因为大雨，她提前下班，在傍晚走入5号线。魏汉那天可以不用上班，但还是选择去接妻子，两人在5号线经开中心广场站碰了面，外面的积水已到膝盖。
他们的家在出事的沙口路站附近，出站再走5分钟就到了。在地铁上，张挽月还感慨，雨真大，要早点回家躲雨、吃饭、休息。魏汉哭着对记者说，他们夫妻二人在7月相识，7月结婚，也在7月分离。
出事时，在最后一节车厢，他和妻子冲散了。当时魏汉站在倒数一二节车厢的连接处，远远看见妻子的绿色胶鞋踩在座椅上。车厢里人挤人，魏汉过不去，对着张挽月喊“老婆老婆，有事没？”张挽月回应了几句，魏汉没听清。他后来意识到，夹杂在被困乘客呼喊声中的，是妻子留给他的最后声音。
另一名遇难者屈玉霞的家人从网络视频里认出了她。画面上，她和另一位遇难者仰躺在地上，满身泥水。屈玉霞刚出生那年经历了驻马店“75·8”大洪水，被大人抱着往高处的山上跑，躲避洪水。她后来从驻马店嫁到郑州，在一家护理公司工作十余年，已经当了经理。在最后时刻，平时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屈玉霞连续发了四条视频。
她的姐姐再看见她时，屈玉霞的身体已经冰冷。黄色心形项链和手上的镯子还在，姐姐记得年前买镯子时，屈玉霞还向她炫耀，“看，你看我自己买的镯子，以后我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她对未来的畅想止于一场罕见的暴雨。
截止24日，郑州地铁5号线仍在进行抽排水等施工作业，地铁仍然停运封闭中。5号线大门前，有市民摆上了悼念逝者的菊花。（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详情>>https://t.cn/A6f3AOVU
暴雨冲击之下，地铁5号线的一趟列车卡在海滩寺站和沙口路站之间。大三学生郑旺是最后上车的一批乘客，她走入了最后一节车厢。后来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这趟列车编号为0501号。出事时，列车前高后低，最后一节车厢伤亡最惨重。郑旺说自己以“仰卧”的姿势在水里坚持了半个小时。人们的嘴在水面之下，车厢异常安静。
在这个过程中，她知道，有人已经去世了。车厢里的灯灭了，有一两分钟的时间，郑旺感到周围的人剧烈地动着，又过了两三分钟，动静没了。一位女士一直试图维持秩序，让大家镇静，最终“死在我旁边”。一位男士临死时抓着她的腿，“我只能告诉自己千万不能松手，一松手我就也死了。”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同岁的姑娘，穿着黑色上衣，短卷发。地铁刚进水，她就开始哭。她俩一路互相安慰，但是根据事后的信息显示，短卷发姑娘死在了她身边。
在感觉快被淹死的时候，郑旺想起那天是自己的生日，“我才20岁怎么就死了？”经历了三四个小时后，郑旺说自己是最后一个被救出去的。她旁边的短卷发姑娘曾尝试游到前面车厢，“但她可能没有过去”。在遇难者名单里，一位女性的年龄、学校信息、外貌特征和短卷发吻合，家属几乎肯定，那就是她。郑旺的眼镜丢了，鞋丢了，扔了还在震动的手机。那部手机被短卷发姑娘递过来的塑料袋装着，现在，他们一起消失了。
根据郑州地铁官方发布的消息，在地铁员工、应急救援队、公安干警、解放军指战员、义务救援队及热心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共解救乘客500余名。
芦笛没有出现在那500人中。她35岁，大高个，一笑俩大酒窝。表妹举着她的照片，“你看我姐长得漂亮不漂亮……这么漂亮的人没有了。”她是一家公司的出纳，爱节俭，20块的打车钱舍不得花。亲戚说她是“苦大的”。出事前几天，7岁的女儿说想要一块电话手表，“可以和妈妈打电话”。她答应了，7月29日，女儿的生日就要到了。
得知即将拥有一块新手表，女儿兴奋地告诉小姨，“我妈妈开始攒钱给我买手表啦”。再后来，女孩说，“我妈妈开始‘询价’啦”。芦笛跟一位在电子产品批发市场的亲戚打听，那里有没有可以用批发价购买的电话手表。
20日那天，芦笛从中央商务区站上车，像许多上班族一样，她在东边上班，住西边，沙口路站再下一站，是她再也无法返回的家。7岁的女儿一直哭着找妈妈。20日夜里，大人点开地铁进水的视频，小女孩大哭，“我妈妈就在地铁上，我妈妈就在5号线上！”芦笛曾带着女儿坐地铁上班。女儿记得清楚，“我妈妈在中央商务区上车，在月季公园下车。”
芦笛的母亲接到消息，从信阳赶来，“一直哭，已经走不了路”。小女孩本来吵着要妈妈，看到姥姥哭，不说话了，“小妮一直跟着姥姥，不吭声。”后来，她问大姑：“我妈在天上，还是地下？”
消失在5号线的，还有魏汉的妻子张挽月。27岁的张挽月是一家药店的店员，丈夫魏汉是邮递员，两家单位挨着，过去的3年，他们几乎每天一起上下班。
魏汉是郑州本地人，当过保安和厨师。张挽月下班晚，有时要赶最后一班地铁，丈夫就一直等她。7月20日，因为大雨，她提前下班，在傍晚走入5号线。魏汉那天可以不用上班，但还是选择去接妻子，两人在5号线经开中心广场站碰了面，外面的积水已到膝盖。
他们的家在出事的沙口路站附近，出站再走5分钟就到了。在地铁上，张挽月还感慨，雨真大，要早点回家躲雨、吃饭、休息。魏汉哭着对记者说，他们夫妻二人在7月相识，7月结婚，也在7月分离。
出事时，在最后一节车厢，他和妻子冲散了。当时魏汉站在倒数一二节车厢的连接处，远远看见妻子的绿色胶鞋踩在座椅上。车厢里人挤人，魏汉过不去，对着张挽月喊“老婆老婆，有事没？”张挽月回应了几句，魏汉没听清。他后来意识到，夹杂在被困乘客呼喊声中的，是妻子留给他的最后声音。
另一名遇难者屈玉霞的家人从网络视频里认出了她。画面上，她和另一位遇难者仰躺在地上，满身泥水。屈玉霞刚出生那年经历了驻马店“75·8”大洪水，被大人抱着往高处的山上跑，躲避洪水。她后来从驻马店嫁到郑州，在一家护理公司工作十余年，已经当了经理。在最后时刻，平时不怎么发朋友圈的屈玉霞连续发了四条视频。
她的姐姐再看见她时，屈玉霞的身体已经冰冷。黄色心形项链和手上的镯子还在，姐姐记得年前买镯子时，屈玉霞还向她炫耀，“看，你看我自己买的镯子，以后我自己要对自己好一点。”她对未来的畅想止于一场罕见的暴雨。
截止24日，郑州地铁5号线仍在进行抽排水等施工作业，地铁仍然停运封闭中。5号线大门前，有市民摆上了悼念逝者的菊花。（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详情>>https://t.cn/A6f3AOVU
[话筒]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武汉加油]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除了公众视角外，“医学界”特邀请了一位参与过武汉一线抗疫的医生观看了这部电影，并写下了这篇一位武汉抗疫医生眼中的《中国医生》。
这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近乎纪录片写实的拍摄风格，重现疫情初期，武汉抗疫战争的惨烈。作为一个经历过早期抗疫的普通武汉医生，看完后，有些话还是想说一说。
第一波病毒来袭，就在影片中展现的春节前后，那时还不叫新冠，叫“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估计这个名字很多人已经淡忘，可当年，正因为“不明原因”，才让我们手足无措，应对不及。
影片中院长面对如潮的患者，大声宣布，防护服质量不达标，可以拒绝收治患者。这场面确实令人感动，但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也许有院领导这么说，但是一线的医生们，也没人这么做。
当时外地医疗队尚未前来支援，而重病人井喷式暴发，各家医院爆满，每家医院防护物资都极其短缺，医生们绝对不会因为防护服不达标，拒收好不容易挤进医院来的患者。我们当时甚至不知道啥叫防护服不合标，只看衣服“厚薄”。电影中主任想扔掉的不合规的那些防护服，我们当时一定会当宝贝一样留下来。好多太薄甚至透亮轻轻一拉就破个洞的防护服，那时候都舍不得扔，两件套起来当一件用，没有鞋套，就穿塑料袋。
也许，电影想表达对一线抗疫医生的关爱之意，先保护好自己，再来救治病人。但现实的惨烈，却不允许我们先保护好自己。家乡父老倒在医院门口，怎可能因为防护不足而见死不救？
第一波病毒，我们只知道和SARS类似，潜伏期却更久，传播更隐蔽，病情加重更快，对男女老少都是无差别打击。因为各种原因，很多武汉医生还未准备好铠甲（防护物品）和枪弹（治疗设备药物和经验），来不及保护自己，就冲上一线抢救生命，官方报道，全国被感染的医疗人员3389例，90%以上来自湖北，而且大多都是在措手不及的疫情初期，大多也是武汉医生。
（见图2 摄影：何峰）
影片中，全院职工大会，院长号召，全部医护人员举手，站起来报名上一线，这一幕确实也很令人震撼，可惜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武汉三级医院六十五家，三甲医院二十六家，组建起了抗击疫情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最忙碌、最危险的一道防线。任何一家医院少则大几百，多则数千职工，那时候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病毒强大而隐蔽的传播力，开全院大会“聚众”号召大家上一线的动员，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各家医院都是在工作群里线上布置任务，传达最新治疗指南和做战斗动员。群里各种积极报名的场景，虽然不如一起举手那么震撼，但时至今日，我隔着手机屏幕依然可以被同事们各种争先恐后、不畏生死、勇往直前而感动。
其实不用动员，面对突发的疫情，没有退缩，只有各种“先上”，党员先上，年轻人先上，科主任带头先上，男同事先上，小夫妻双职工，一个先上一个后上，甚至一起上，躺在了病床上，稍微好一点，就握紧拳头想再上。
电影中，有个场景，一位患者，拔了气管导管后，因为心脏并发症吧，还是走了，医生顿时情绪面临崩溃甚至相互埋怨、撕遗书等等，也许这场景令观众动容，但对于医生，都多少经历过患者生死，一个患者的不治，是很难触动我们的。
有个呼吸科同事，跟我分享过他那时几乎被击溃的几段经历。在门诊，因病房爆满得不到救治的患者家属，跪在他身前；急诊积压着潮水般的重病人，却因呼吸机不足，只能简单的吸氧，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死神搏命；特别是当他护送一个治疗数日病情却不断加重的同事转院，当他日夜守护的兄弟，上救护车前在担架上握着他的手说：兄弟，我的命，就交给你了。然后又沉沉的昏睡过去。那一刻，彻底击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见图3 摄影：何峰）
早期第一波病毒，毒性之强，致死率之高，只有武汉本土医生最能体会，那时患者不是“一个一个”的走，特别是在呼吸科监护室和ICU重病人集中的地方。很多病人进来几天后，就从“毛玻璃变”加重成“大白肺”，甚至双肺感染、呼衰。因为重病人太多，呼吸监护室和重症病房早已饱和，重症患者通常也只能在普通病房救治。各家医院呼吸科的同事们到处会诊，从疫情之初战斗到疫情收尾，疲于奔命如救火消防员一样到处指导重病人抢救。
当时我负责的病区楼层较高，有个房间的氧气无论怎么调，都很难达到需要的氧压。终于有一天，呼吸科主任把氧气都调了上来，正当我们说主任就是主任的时候，他指着病房里一张刚空出来的病床，幽幽的说：这不是我的功劳，1床走了，他呼吸机撤了，所以这个房间其他人的氧压，就上来了！
电影中还展示了这么一个场景，为了降低患者死亡率，院长和医疗队的专家开会时，直接正面对刚，医疗队的专家甚至直言不讳说这个医院综合能力差，然后帅气的转身而去。外省医疗队专家呵斥武汉小住院医，因为不敢插管让他离开ICU。这在当时其实很难见到。武汉医生对来武汉支援的医疗队兄弟们，感激之情远非常人能理解。
官方统计，全国各地来支援的外来医疗队4.2万，正当我们快撑不住的时候，兄弟们来了，让我们从战壕上撤下来，得以喘息，我们又怎会对他们恶语相向？交接初期，往往是两倍的外地医疗队呼吸、急诊、重症专业人员，换下一倍数量的本地各科医生组成的“杂牌军”。
医疗队的兄弟们，亲眼目睹武汉医生们的辛苦和付出，无不期望早期上岗，换下我们，他们对我们满怀着敬佩和心酸，我们对他们关键时候的出手相助更是满怀感激。这种感情，就像战场上的袍泽深情，哪会有啥正面冲突呢？
影片中，还有很多场景，非常真实，比如停电事件，很多医院都经历过，特别是关于要不要气管插管的争议，也比较真实。在国外疫情暴发的时候，甚至有些国家明文规定，多少岁以上的重症患者，不得插管抢救。当时确实有文献支持，认为插管不但不能明显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而且随着气管喷涌出来的病毒，会加重院内“气溶胶”交叉感染，更会让直接面对气管导管的抢救医生，面临巨大的威胁。
那时候，N95都不够，更别提需要达到防护标准的正压头罩。早期那些承担插管任务的无数麻醉医生，称之为敢死队完全不过分。但是不插管，就跟眼睁睁看着病人在面前死去却什么都不做一样。一边是冰冷的客观现实，一边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这个插管抢救和不插管抢救，当时在医生们心中，各有各自一杆秤。
我记得我的医生同学群在疫情之初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刚好有个同学在江夏一家医院ICU支援，她作为外地医疗队的一员，亲眼目睹那家医院本院的医生，面对这种危险情况，从不让他们插手，在没有足够防护的情况下，甚至没有足够呼吸机的情况下，跪在推床上给患者插管，心肺复苏，捏球囊给氧，就算没有希望，也积极的抢救。
这些医护人员的所作所为，他们面对任何一条生命时不遗余力的抢救，比各种整合出来的故事，更令人动容。
对我来说，这部电影，虽值得一看，但那段过往，实在不想再回忆！
#华晨宇[超话]# 那段时间，看到群里突现大哥的名，觉得不是好事，就看到有人辱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附和着，真是娱乐看官，只知道看戏，我气的浑身血液都开始有些冰冷，用颤抖的手打字反驳，停顿很久之后却删掉所有的话语，不作声的退群，生怕自己说的话会变成刀扎在他身上，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不过，熬过来就没什么啦，真的是比想象中更爱你呀，因为爱，所以就会害怕他受到伤害，而不是逞一时嘴快。宝贝一定要好好的呀，你永远是我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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